殖民暴力与顺民旗下的灰色生存

在殖民暴力统治之下，侵略/反抗并非被殖民者生存状态的全部历史。就如一八九三年四月，年轻的甘地乘上了从南非德班到比勒陀利亚的头等卧铺车厢。途中一位才上车的白人乘客毫不客气地命令他搬到行李车厢去，手持该车厢厢位票的甘地断然拒绝了对方的要求。当火车抵达下一站时，白人把警察叫来，甘地被强行赶下。在茫茫黑夜中他孤身一人，冻得浑身发抖，直到晚年时还说，这是他一生中最痛苦难熬的一夜。不过，此前他曾努力融入这个社会。伦敦留学期间，甘地脱下从孟买带来的又宽又大的印度民族服装，换上时髦的礼服、丝织礼帽、皮鞋、白手套和一支镶有银球饰物的手杖。为了梳整又乱又硬的头发，他特意买了一瓶美发油，每天用几个钟头的时间，站在大镜子前面连续不断地练习打领带，甚至他还买了一把小提琴，报名学习舞蹈课程，聘请一位法语教员讲授法语，同时还聘请一位讲授演讲艺术的教员，以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就如那个时代的斯洛伐克人被马扎尔化，印度人被英国化，朝鲜人被日本化，却不被允许能够与马扎尔、英国或者日本上层统治者们平起平坐，就像被邀请至《一千零一夜》中那个专喜愚弄穷人的波斯王子（Barmecide）举行的宴会，却注定得不到食物的人一样。

介于侵略/反抗之间的灰色生存，要比单向意义上的侵略/反抗有着更为复杂的种族和文化的缠绕。中国也发生过与甘地类似的事件。一九〇五年夏，复旦公学教员李登辉等三人由上海搭乘二等车出行，忽有美国士兵数十人陆续登上列车，将华人驱令下车。李某等人虽操英语与之理论，但最终还是被武力强行驱逐下车。本来，近代中国除香港、澳门、台湾之外，此时是半殖民地社会，殖民暴力应当不如在印度、南非那样恣意横行；然同样的事件发生在主权尚属中国的上海，表明殖民扩张作为一种结构性的权力压迫，对殖民地、半殖民地普通民众本无多大差别。这也就是说，“每一个十字路口的耻辱”（humiliation showed up at every crossroad），以及“警察的残暴”（brutality of a policeman）和“白肤碧眼金发小男孩的鬼脸”（grimace of a blond child），不论在孟买、开普敦、首尔、新加坡，抑或在开罗和上海，都是被殖民者的共同境遇和经验。或许，近代中国没有成为殖民地，致使吾人搁置了殖民统治下的那些历史感受；再加上现今中国的历史记忆中，长期以来的主流叙事范式是侵略/反抗，黑、白二元的简单对立，介于侵略/反抗之间的灰色生存则被有意或无意地遗忘或遮蔽。这里且不论对近代以来渐次沦入殖民统治的香港、澳门、台湾，以及一九三〇年代东北和抗战时期沦陷区普通民众与殖民关系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几为空白，就连长期以来被认为较成熟的义和团运动研究，对北京失陷后民众纷纷悬挂顺民旗的情形也很少实事求是地论及。常见的是一笔带过，或干脆斥之为封建统治阶级的软弱怯懦，如一九六〇年代的典型表达：“充分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仇恨人民，美化和讨好帝国主义的丑恶面貌。”

不过，翻阅现存在场者的记述，顺民旗下的灰色生存是北京失陷后之生活常态。联军进城之际，人们冒雨而行，泥水过膝，衣衫湿透，搀老怀幼，扶掖而行，哭喊之声，远闻数里。居住在宣武门外椿树胡同二巷早已心慌意乱的仲芳氏未能出逃。因为他考虑到上有七旬老母，下有兄弟妻室儿女，举家逃难，所费不赀；再说远无亲族，近无挚友，逃出之后如何安身；还有其时秩序已乱，遍地土匪贼兵，即使逃出，不死于洋人，也死于土匪；再说一旦弃家而逃，家中一切势必为人所抢，得有回归之日，四壁皆空，何以聊生；最后则是父子兄弟，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毫无一技之长，在外何以谋食。他左思右想，“只可将死生付之度外，生则合家聚守，死则合家殉节。惟有形色镇定，意见不移，听天由命而已”。时任翰林院侍讲学士的恽毓鼎备足两个月的口粮，城破后市肆虽皆不开，但仍可免于饥馁，是夜篝灯静坐看书，几乎不知世外事，唯其后两天洋兵乱入附近民居，搜索财物，才感到担心。他“整天至心虔诵玉皇本行集经，叩礼关圣吕祖，求免罪灾”。联军进城之时，在五城公司当差的王大点仍在门道上同众人说话，听说石头胡同北口外路北小碓房被抢，即至其处得一小口袋土麦子，然后回家食饭，午觉。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除了旁观头戴黑盔金顶，吹打铜鼓大号的过往之洋兵，就是跟在抢劫的乱民、洋兵后面趁机发国难财。所得包括旧书数十本，皮衣二件，现钱数十吊以及被褥等若干物品。

被征服者自然必须遵从殖民暴力的统治秩序。就在北京失陷最初几天完全失控的屠戮、焚烧、抢劫和奸淫之后，联军迅速恢复了秩序。他们参照上海、天津租界的统治模式，对各街区进行了接管，规定各国分管界内居民，不论贫富，须在门前插白布旗一面。惊魂未定的民众遂不得不在门前插上用洋文书写的“大某国顺民”大旗；有的再加一张用中文书写的“不晓语言，平心恭敬”的帖子；还有的按照某国旗号样式，再仿做小旗，插于门前。不久，占领者又规定各家将门口道路修垫平坦，打扫干净，各铺户、住户每日晚上七点必须在门前悬灯一盏，至十一点钟熄灭。每至傍晚各家只得张罗点灯，为防止灯火熄灭，又须时时加以照看，无论风雨寒冷，未敢一日偷闲。再就是占领者规定，炉灰秽土街前不准堆积，由于无处可倒，家家只有将之存积院中。此外，占领者还规定不许居民在街巷出大小恭、泼倒净桶。“大街以南美界内，各巷口皆设茅厕，任人方便，并设立除粪公司，挨户捐钱，专司其事。德界无人倡办，家家颇甚受难。男人出恭，或借空房，或在数里之外，或半夜乘隙方便，赶紧扫除干净。女眷脏秽多在房中存积，无可如何，真所谓谚语活人被溺憋死也。”

联军发起镇压义和团之役的借口是义和团运动期间日本、德国外交官被杀。作为惩罚和报复，德皇威廉二世给德军下发敕令，声称：“无须宽恕，也不留俘虏，那些不愿意低头者将斩于你们的剑下！就像一千多年前的蒙古汗让自己的英名到今天仍然受到尊重一样，你们应该让中国人在下一个千年也牢牢记住德国人的名字。除非闭住双眼，否则谁都不敢正视任何一个德国人。”当时在场者的记述是：“洋人勒催，有不遵行者，毒打治罪。铺户住户谁不畏祸，只得按款遵办。”对于平日散漫悠闲的普通民众来说，暴力之下确也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门前打扫卫生，洋巡捕动辄挨户踹门而入，勒令泼水扫街，人声鼎沸，举巷不安；每晚门前点灯，洋兵数名，身背洋枪，手执马棒，昼夜沿巷巡查。偶有未点之家，或灯被风吹灭，洋人踢撞大门，无论男妇揪出痛打。最苦者乃是不准在街上出恭的规定，盖自北京大乱之后，淘茅厕、净便桶之人，均无形影，居民不得不将粪溺泼于街市。联军攻占北京之后规定不准沿街出恭，一些区域设立茅厕，很多区域则没有设立公共厕所。时人说，居民“凡出大小恭或往别界，或在家中，偶有在街上出恭，一经洋人撞见，百般毒打，近日受此凌辱者，不可计数”。

为尽可能地减少伤害，大多数人还是选择矮檐之下不得不低头的策略。北京失陷之初，未能及时出逃的居民，无论仕庶商贾，都将门前标识的官衔、堂名、门对尽行刮洗干净。有刮之不及者，用青灰刷抹。后来，经历一日数次的搜寻，居民们公议集资，每家二三金不等，购办羊酒瓜果茶糖等物，送往占领军兵营。送礼之家，各给洋文护照一张，以使洋兵不来搅掠。仲芳氏一行就于九月五日、十日、十二日分别给驻扎在附近的善果寺、长椿寺、安徽会馆的德国占领军送去了犒赏品，并得到了相关护照。九月十七日下午，当五名洋人闯进来时，由于有此护照，洋兵即时而行，并未进院。少顷，又来洋人二名，一在门前等候，另一进入院内，也是因为看了护照，“伊亦点首会意，仍进各屋略为看视，幸未开箱柜，亦未携失物件”。这里之所以加了个“幸”字，是因为“他处护照，间有不灵，洋人佯作不识，仍进房搜掳财物”。十月初，各界官绅倡议设立安民公所，由华人自己组织丁勇保护街巷，缉捕盗贼。仲芳氏所在处的华人管理公所名曰“华捕局”，各户按上中下三等，每月捐资，招募练勇巡街查夜。再由于洋人经常随街拉夫，充当苦力，有头面的官绅又倡议设立苦力局，每逢洋人需要差役，俱由局中捐资雇人前往应役，不令其挨家扣拿人口，还可以工代赈，养赡一些失业之人。此外，华捕局会董与洋人商议，对于住户每日洒扫街道，门前点灯，由局中华人练勇负责督催经理，以使民众“免受洋人之扰，是以各街巷家家欢悦”。

值得注意的是，被征服者并非总是忍气吞声、逆来顺受。英、美、日三国最初攻入北京之时，挨家搜掠，进入十月以后，见街市萧条，无可劫掠，故为沽名钓誉，竭力保护。三界商民，只求目下稍安，商议集资向占领军送万民伞，以示感谢。据说，那天德国占领军见美界绅民鼓吹将万民伞送至美提督各官，也到魏染胡同广源银号问其执事，言美界绅民既将旗伞送与美官，德界亦宜如是，尔应首倡此举，得到的回答却是：“德界百姓因劫掠骚扰，均迁徙出境，街巷竟不见一人，万名伞一家一名，今家家逃避，何从得其名乎？”此外，在场者的记述还有太多对殖民占领的抵触和怨怼情绪。一九〇一年二月六日，作为差役的王大点颇为愤恨地记下了“晚有德界洋兵查灯，轮我屋该点，椿出，被洋兵抽打两下。此记”。十月中旬，日本占领军将占领的旧太仓之米发粜，每老米一石，易银二两五钱。接着他们又将占领的京、通各仓粮食，悉数以轻价发粜，客观上使兵燹之后的北京，米粮无所匮乏，市价亦得到平抑。杨典诰认为此举不过是“于兹既市美名，又得沽价，京、通十七仓之粮食，所得不赀，可满其欲壑矣”。在此之前他记下了日本士兵在东城戛戛胡同某高官府第水井之中起出三十万两白银，该家人遂托人婉言向占领军商议，请以十五万两为报效而遭到拒绝，银两悉数运往东瀛。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被征服者对民族认同的更深感受。以门前悬旗点灯为例，义和团运动在北京风起云涌之时，各户也被传知每晚门首各点红灯一个，以助神道灭洋之举。此后，义和团还传令各户悬挂红旗。不久，由于清廷大办团练的饬命下达，各户又被要求更悬黄旗。虽然这也是一扰民之举，但对经历殖民暴力之后的在场者比较而言，其时满街红灯照耀，民间尚无苦楚之事，“迨七月洋兵进城，令家家点灯时，乃真苦也”。同样，到了一九〇一年六月初，占领军大部分撤离，城内城外各段地面归步军统领衙门五城巡缉，华官仍遵章派调练勇，分两班日夜巡逻街巷，各守段落，夜间亦闻巡更鸣锣，并奉庆亲王谕，扫除街道，昼则泼水，夜则点灯。目的仍然是去污秽而便行人，然中国旧典，听应为者。深受占领军之扰的仲芳氏说：“各街巷扫街、泼水、点灯、倒土、出恭、夜行等事，暂多松懈，不甚严查究责，究竟我兵同气连枝，互相怜悯，不比洋人横暴耳。”

尤其是在患难之中，更显邻里相扶之谊，血浓于水的族群之情，以及在恐惧和匮乏中的人间忠义。对家里有老有小的仲芳氏来说，占领军屡次上门骚扰，所幸同巷邻居程少棠精习德文，帮助书写洋文贴于门首，稍借保护。再以友人冯秀亭饮食起居俱在其家前厅，时刻相伴，“洋人来到尤蒙其迎面周旋，实予全家之所倚赖也”。曾授翰林院编修的华学澜则在联军入城最混乱的日子里，巷内米堆房被抢，家人拾得若干什物，其得知后急令拿出，并申斥之。友人在城破后自尽殉国，他四处张罗购买棺木，将自家不多的米送去五十斤。后来，他得知对门书吏薛某家断粮，“送其米一小袋”。身处下层的王大点虽曾帮助作为占领军的印度兵、德国巡捕寻找妓馆，并带领美国兵至同春楼傍买酒，却从来没有举报或出卖义和团民——尽管征服者对此有重奖。一九〇一年春节，他在向院邻东室陈家拜年时，见到因习拳而逃避抓捕的陈家女婿，并与之“坐谈多时”。此前，他听说朋友张三被怀疑是义和团民而被英界巡丁抓走，急忙找人打听消息，并同众人一起找到华人王姓巡丁处说情，折腾了四五天终使此事免予追究。据说，这一年的年关之际，各铺户业主对于所欠账目，虽间有开贴取讨者，但“尚不十分勒索”。

在这个意义上，介于侵略/反抗之间的灰色生存，虽在顺民旗下没有太多惊天动地的壮举，却也并非全然微不足道。毕竟，殖民征服者处心积虑地用屠戮、抢劫，以及后来的悬旗、张灯、打扫门前卫生等各种方式胁迫被征服者，使其蒙羞含辱，就是要将属于中国人的那份尊严彻底清除和抹杀；而吾人岂能再将自己刻意矮化或有意冷落？再说，如果需要谴责，应受到谴责的也不是受难者，而是作为侵略者的殖民暴力，何必再与自己同胞过不去。所以，当发行于日本横滨、由梁启超主持的《清议报》屡发评论，斥责北京市民在联军占领期间送万民伞、德政牌及自称顺民，乃支那人的奇耻大辱。他的结论是盖生成奴隶性质，甘心服人者也。时居上海同样主张维新变法的孙宝瑄读后则大不以为然，说：“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古之常理，何足为耻。且当时力既屈矣，北京市民如果仍不服的话，惟有尽受西人之屠割而已。”在孙宝瑄看来，未闻不忍其为奴隶者，反忍其受锋刃也。人谁不爱其死，世固有以死拒人者，而其发源仍出于救死之心，冀幸未必死耳。若绝无可望，而始终不屈，以为高者，此梨州所讥宦官宫妾之所为，臣犹不可，何况于民？孙宝瑄反讽道：“吾不意海外新人，而犹守此陋见，殊可怪也！”再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当吾人设身处地感受这些被征服者的无奈和不得已时，或许还需解构以往那种与殖民暴力相似的思想方式，顺民旗下的灰色生存也应作为近代华人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被重新述说和铭记。

原载《读书》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