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问题·概念·理论·方法

第一章 一个“兄弟”的故事

保安族是从青海同仁迁移到甘肃大河家的移民，全民信仰伊斯兰教。2000年夏天，我第一次到保安族聚居区做调查。为了说明保安族的来历，一位保安族朋友给我讲了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这是当时的谈话记录：

 

以前老人们说我们大墩人原来是上面的尕沙日，我们走的时候把庄廓、田产都给了邻居，我们在那里还有亲戚。刚解放的时候，保安那里来的马帮还在我们大墩过夜，我们就像过节一样地迎接和招待我们的亲戚。老的们都叫着“保安兄弟”，一个说“来看我们的保安兄弟”，一个说“我们的保安兄弟来了”。客人们拿出珍贵的礼性，阿爷们忙着安顿好牲口，宰羊宰鸡，招呼客人上炕拉肝胆（说话、聊天）；阿奶们唤着媳妇们在灶屋里忙活，把家里最好的吃食端出来；尕娃们在院子里面准备柴火堆，天黑了要唱花儿跳舞哩……

1980年代初，也就是82年吧，积石山县刚成立，县里组织了一班人马，到我们的老根子出来的地方做过调查，为的是把我们保安族的历史整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到了尕沙日，十几个人在庄子里走着，没想到碰上了我们大墩的一个阿嘎（姑姑）。她的阿嘎奶奶病倒了，阿爷要她过来服侍。为了服侍阿姑奶奶，她一个人在院子里生了个尕炉子，带了一个尕铁锅，自己做饭自己吃。已经待了一个多月了，阿奶的病没有好，还不能回去。

从大墩阿嘎亲戚家出来没有走几步，就听到一起来的个老马叫迎面过来的一个老妇人“阿嘎”。后来才知道那是他的亲阿嘎（姑姑）。他的声音都颤巍巍的，那个阿奶怔了一会儿，就哭着把老马抱进怀里，用我们的话说：“尕娃啊，你咋来了！”

我们那时候在尕沙日给人家招待的，就像我们的阿爷招待自己的“保安兄弟”。那时候大家都还认的。

 

故事中提到的尕沙日的那些居民，现在是土族，信仰藏传佛教。他们中的一些人怎么会与信仰伊斯兰教的保安族有“亲戚”关系？这种关系又是怎样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还被人们默默地保持着？这位朋友说到“我们的保安兄弟”时，他的表情和语气表现出意味丰富的情绪，让人禁不住想要探究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兄弟”关系。

时隔一年多，我又一次到保安族中间为本项研究做实地调查。我的第51位访谈对象是一位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参加工作的69岁的退休干部，他对我谈道：

 

我家的老根子是青海保安城里的。我的外爷逃到阳洼后做活还到同仁去。每年去做七八个月的事情，冬日里回来，带着干肠子、酥油和肉。有一个做买卖的问题，不多说保安话。保安现在还有三个庄子，信佛，是土族。“我们的保安人”的意识都有呢，到现在都还互相叫“兄弟”呢。我小的时候，同仁的人做生意，没有住的地方，就在我们保安人家里住。他们一来，我们都跟过节一样。如果没有关系，绝对不会这么亲近。梅坡人下来以后与上面的人来往多，亲戚都还在上面呢。大墩也有亲戚在上面。要我说，上面的保安人和下面的保安人都是兄弟。

 

这位老人又勾起了我对“我们的保安兄弟”的好奇。而在我的整个访谈过程中，不少老人在回忆保安族的历史时不由自主地谈到这个话题。这些老人的话里，都有对另外一部分人的牵挂，甚至是一种包含着亲情的认同。在我保安族聚居区实地调查的最后一站大墩，几位老人在我问到“保安族的老根子是从哪里来的”时，也很自然地说起了这些故事。

第268位受访者是一位86岁的农民，他说：

 

我们是从保安来的，什么缘由迁，我知不道。太爷们来的，我们都是在这里生养的。我们在保安有亲戚，是藏族，（属于）多数的，很欢迎我们，吃、喝、住给呢，说是“我们的人来了”。（我家的）亲戚一部分是爷爷的阿妈的家人，是阿舅。爷爷早时候跑些小营生，（有一次）用骡子驮了枣，在郎加沟被抢了，他人跑到阿舅家去了。阿舅传话去，说：“被抢的不是中原人，是我们的外甥，乖乖地把东西还来。”结果骡子和枣子没多少日子就回来了。我们保安人，一半回民，一半藏民。听说别的藏民反了，把回民赶了下来。

 

第297位受访者，一位74岁的老人，青壮年时期曾长期在青海同仁谋生。大概是因为刚刚出了穆斯林的斋月，老人的话说得很谨慎、很犹豫。说起保安的花儿，老人提了一句“在上面，我们唱得很是痛快”，便不多说了。说起老人收藏的小玩意儿，老人说：“那是上面的小花花。”说起一些已经不明白什么意思的保安话，老人感慨很多，说：“十几二十年前，我在上面跟他们说得干散（好、精神、能干、流利）得很，啥话都能弄懂它，加些藏话、中原话来说，明白得很是。要是有上面的保安兄弟在这儿，这些都不是个什么事。”访谈做得断断续续，每一个话题都没有展开。老人端坐在炕上，注视着前方，若有所思。我能感觉到老人在回忆着什么，但他就是不理会我试图打开他话匣子的努力。最后，老人像要给我一些补偿，说：“你呀，还是去一趟上面吧。去一趟，什么都清楚了。我在这里说，阿拉扒拉（含含糊糊，半懂不懂）地，没有卡码（分寸）。”老人说的上面，就是青海省同仁县。他还介绍了我到同仁后该去找的人。说完后，他长叹一声：“唉……也不知他们咋么着？还在不？那都是我们的兄弟啊！”这一声“我们的兄弟”简直就是一声深情的呼唤，似乎包含了很多压抑和无奈。

出了保安族聚居区，我在大河家镇还待了几天。我非常想确定老人们表达出来的那种让人心动的情感在年轻一些的人中间是否还存在。我与他们讨论这个话题，结果话题总是被扯到回民的认同问题上，他们用各种方式提醒我，他们是回民，我也是回民。在我准备西进黄南的当天中午，一位一直关注着我的访谈的撒拉族阿达，语重心长地提醒我：“他们现在一部分是回民，一部分是多数。保安族是虔诚的穆斯林，女娃呀，扯到他们的老根子，要小心啊！”

十天以后，我到了同仁。到了那里，我才发现，上面根本没有大河家的保安族说的“保安人”，有的是土族、藏族和回族。而我接触到的土族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他们是“保安人”。老人提到的人没有找到。县里的向导带我去了一户正在念尼玛的人家，村里的老人都坐在炕上，会念一些佛经的年轻一些的人们围着地上的炉子坐着，女人们忙着做吃的。

在我向老人们请教保安人来历的时候，围坐在地上的人们断断续续地念着经，使得这次访谈的气氛很特别。问过各村的分支和一些词汇问题之后，话题转到了“下面的保安人”那里。这时，老人们都沉默了。那一刻，年轻的人们也停止了念经，给老人们的沉默增添了一种比较严重的意味。我换着法儿追问，一位老人告诉我这些问题只有他们的鸿保（头人）才可以回答，他们的鸿保在西宁，我应该到西宁去请教他们的头人。我说我只想知道老人们自己知道些什么，怎么想这些事情。沉默了很久，最年长的老人望着我，艰难地寻找着合适的汉语词：

 

你看，我们现在正在念尼玛。……再早以前，我们不念。现在我们要念。我们在别人的地方上，什么都要跟着人家走。……不念不行……

……我们跟了人家。他们下面的跟了回民。……我们不能乱说。……他们来了，我们可以说自己的话。

……马仲英过来杀过很多人，下面的人来上坟，我们现在还害怕着呢。

……我们要跟这里的人走，他们要跟下面的人走，……要是在其他地方，我们的话说上，或许我们还是一起的，……那是……我们的兄弟……

 

老人的话犹犹豫豫、断断续续，不知什么时候又伴进了念经声。在老人的沉默中，这声音显得随随便便、有气无力。

我注意到老人的目光，在他的脑海里一定放映着很多故事。那时候，他，还有坐在他旁边的其他老人，他们的表情、气质，甚至语气，都几乎和大墩的那些老人一模一样。他们都在说“我们的兄弟”。看着他们，一股深深的感动包围了我。

显然，在一部分老人中间，“上面的保安人”和“下面的保安人”都有着对彼此的认同，都在说“我们的兄弟”这句话。话语间能够体会到他们中间曾经有过的那份亲情，体会到一种古老、质朴而又深沉的认同，体会到某种力量对这种情感的压制。

在那样的气氛中，我既感动，又困惑。为什么会是这样？是什么力量，把“兄弟”分成了两个“民族”？“民族”究竟是什么？那些压制人们“兄弟”认同情感的究竟是些什么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