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速增长常态论”和“高增长论”的缺陷

“中速增长常态论”和未来15～20年中国经济还会以8%以上速度增长的“高增长论”是当前中国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界的主流观点。但是，这些论点均存在着解释乏力和论据不足的缺陷。

（一）“中速增长常态论”解释的乏力

“中速增长常态论”认为，中国经济未来会保持中速增长的常态，其政策含义是：中国已经到了中速增长阶段，不必强行刺激，关键是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

“中速增长常态论”的代表者认为，按照其他先发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规律，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高速增长，自然会进入中低速发展阶段。德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就是按照这种轨迹发展起来的。因而，大多数国家在人均GDP达到11000美元（以购买力平价计算）时，基本上都从8%的增长速度进入中低速度。目前，中国经济正处在由高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期。这个中高速增长的“底”在何处，还没有被探明。从国际经验看，日本、韩国在从高增长期回落时，增速下降幅度接近50%。中国是一个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高速增长回落后的均衡点可能会高一些，比如在7%左右，或者6%～7%。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规模已经比较大了，基数大速度就会下降，劳动力成本就会很高，资源、环境、土地等要素约束会不断增强。目前，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已经达到11000美元，正是从高速到中高速，甚至中速的转折时期，8%以上的高速增长将难以维持。其政策含义是，从未来长期来看，国民经济不会再回到高速增长的水平上来。所以，宏观经济政策要“淡定”，要保持这种7%及7%以下的中速度增长；这一增速水平将常态化。

“中速增长常态论”的论据是：第一，中国与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同阶段发展相比较，已进入速度下降期。第二，中国GDP规模基数已经较大，而基数大会使得速度下行，这是个规律。但是，这些论据是值得怀疑的。

首先，中国经济的发展轨迹不能与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做简单比较。

2011年，中国高增长阶段结束。它是以汇率美元计，是在人均GDP从5500美元向13000美元冲刺时，从8%的速度跌落下来的，并非如韩国和台湾地区一样，在12000～14000美元的区间跌落下来；与同为东亚模式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比，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增长从1979年开始到2011年从8%的速度跌落，只持续了33年，比韩国和台湾地区要短10～15年。33年，正是中国的发展进入从中高收入向高收入关键阶段冲刺的节点，但中国增长的推动力却在此时减弱了。

事实上，早在1998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就达到总人口的10.2%，进入老年化社会，当时人均GDP只有869美元，远低于世界其他老年化国家（以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10%为准），已经呈现“未富先老”的状态。只不过1978～1988年农村公社解散和农户承包，以及知识青年集中返城结婚生育形成人口增长，加上放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使中国经济在1998年之后的10年中仍然能保持高增长，未出现未强先乏力的征兆。

与韩国和台湾地区相比较，中国经济从8%的增速跌落，再未回返的年份是2011年，当时的发展水平（以汇率美元计算）是人均GDP为5447美元；而韩国是2002年，人均GDP为12094美元；台湾地区是1997年，人均GDP为14048美元。韩国从2002年往前推到1961年，高增长期间为42年；台湾地区自1997年推到1950年，高增长期间为48年。中国大陆1978年人均GDP不到150美元，从此开始市场经济条件下和二元结构转型过程的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到2011年增长速度下降到8%以下，其间仅有34年。

“中速增长常态论”的问题在于：（1）中国在从8%的速度跌落时，人均GDP无论是按实际汇率，还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只是韩国和台湾地区的45%和39%，称其发展轨迹与韩国和台湾地区相同，与事实不符；（2）如果中国经济以后不能回到8%以上的增速，从高增长起步到结束的时间看，中国比韩国短了9年，比台湾地区短15年。韩国和台湾地区，从人均GDP为5500美元的中等收入水平到12000美元和14000美元的高收入发展阶段，正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冲刺时期，中国大陆与韩国和台湾地区有相似的东亚发展结构和模式，因此对比起来，无论怎么说，中国经济增长也不应该现在就进入中低发展速度的区间。

从表1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增长率高于8%的期间比韩国和台湾地区短8～16年；在从8%的增速跌落的年份，中国的人均GDP比韩国和台湾地区少一半多，人口生育率低于韩国和台湾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低于台湾地区，略高于韩国，人口老化程度高于台湾地区和韩国。其经济含义是：未富先老，未强先衰；经济增长失去了在人口增长和人口具有年轻活力时的动力；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中国失去了10～15年的高增长时间。

其次，“中国经济总规模基数大而使增长速度下降”的观点论据不足。经济总规模基数与人均经济规模基数应当有所区别。虽然中国经济总规模已经排在世界第二，但是，2011年人均GDP水平却排在全球第89位。从地理面积密度来看，中国比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都要小得多，也无法支持基数已经很大而速度下降的论点。

中国经济“中速增长常态论”并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中国经济在人均GDP为5500美元的向高收入冲刺阶段就进入了中低速增长？为什么中国经济8%的高增长的期间比韩国和台湾地区大体短了8～16年？因此，“中速增长常态论”没有解释清楚中国经济下行特殊的、内在的和根本的症结是什么。

（二）“高增长论”存在的盲目性

与“高增长论”相关联的还有“外因说”，即认为中国经济下行主要受世界经济下行的影响，中国经济本身还有较大的上升空间。其政策含义是：政府不能对经济下行坐视不管，而要以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增长回升。虽然这一派观点对保持中国未来经济的信心有利，但是在政策操作上，也给是否用财政和货币手段进行强刺激，政策力量应该运作到什么程度，提出了一个预期不明的两难选择。

这一派的代表学者认为，根据世界银行近年公布的数据，无论全世界的、发达国家的，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都比往年有所下降，这是世界各国共同的趋势。国际周期性波动可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行。持该派论点的学者特别强调城市化对中国经济长期高增长具有推动力。他们认为，到2049年，中国人均GDP水平将达到4万～5万美元；城市化率达到75%，未来人口达到2000万的城市会日益增多。因此，中国经济还会以8%的速度增长15～20年。从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地区等东亚经济体来看，它们利用后发优势，在人均收入仅达到美国的21%的时候，实现了20年的7.6%～9.2%的增长速度。中国人均GDP为美国的15%左右，所以中国国民经济还具有长期高增长的潜力。

但是，“高增长论”存在着盲目性。

首先，“高增长论”没有看到中国经济下行的首要原因是内需萎缩。

（1）中国投资和消费内需不足是自身的问题，而不是国际经济状况所致。中国经济波动与世界经济动荡之间的确互为影响；目前，中国需求不足对世界经济下行的影响越来越大。从表面上看，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和欧洲2011年主权债务危机使全球发达国家进口需求萎缩，造成中国出口困难。在欧美经济陷入最低谷时，似乎可以说中国出口的下降与欧美经济的不景气有关。但是，如果说中国经济主要是受世界经济不景气造成的，那么，在欧美经济近几年复苏和好转时，中国经济也应当同步回升。但是，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起伏实际上是反向的，即在欧美经济复苏时，中国经济反而下行。这说明，将这次时间较长的中国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归结于欧美日等国和世界经济不景气，是不成立的。

（2）中国出口竞争力下降的重要原因是自身劳动力成本（工资加社保等）的上升。中国人口的少子化和老龄化，导致要素供给方面劳动力成本进一步上升，抑制了出口增长；各种消费需求增长速度也因此放慢，特别是住宅需求趋于饱和和过剩。由此而来的是建材、房地产、家具家电等产能过剩。相当多的产品需求下行，导致对其生产能力的投资增速也因此下行。2014年，中国作为占全球贸易总量12.2%的贸易大国，因内需不足，对进口需求放缓，特别是对世界主要大宗商品需求疲软，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重要因素。中国进出口的变动亦影响了世界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变动。

其次，“高增长论”没有看到中国迁移人口进城并市民化的比率很低；2008年政府就对此进行了强刺激，但其结果是产能和住宅存量过剩更加凸显。

（1）中国迁移人口市民化存在着障碍。中国农村人口城市化流向的特点是“青出老回”。由于城镇户籍、住房、教育、社保等体制存在“半歧视”因素，进入城镇的农民并没有从此定居下来，而是在年老后失去工作能力时又从城镇回到农村，或者终身在城镇中漂泊，居无定所，没有完全和平等的教育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这样的人约占进城农民的85%。中国城市化特有的流程和过程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同样不能与德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做简单比较，两者在人口流动管制政策、土地制度、地方财政体制方面存在很大差别。中国人口规模巨大，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从1950年起有两段截然不同的变动过程，一是计划经济、“一大二公”的经济模式和人口迁移管制及户籍城乡分割体制，严重约束了人口流动；二是从过去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农村人口可以到城镇务工和暂住。今天中国经济运行、结构和增长之后果，带有以往体制和政策的深刻历史烙印。

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逐步放开了人口流动、允许农村劳动力到城镇务工并实行临时居住制度，特别是最近通过了居住证暂行条例，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但迄今为止，中国与德国、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仍然不一样的是：第一，没有彻底放开户籍管制，还存在城乡户籍分割，这是一种半管制的人口流动和迁移制度。第二，存在教育等公共服务的不平等。农民和进城农民工的子女不能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教育。第三，社会保障方面，进城农民工在异地的养老金划转和接续上存在障碍，许多企业没有给农民工缴纳各种社会保险金；农村合作医疗体制不能与城市的医疗保障体制接轨；农村养老标准和城市养老标准存在巨大差距，农村老年人口无法在城市生存。第四，虽然土地制度改革不断推进，但复杂的集体土地承包体制，使想进入或者已进入城市的农民，无法通过简单和易操作的产权交易或者其他流转的方式，退出土地和农业；政府强制的和不平等的土地征用，使农民无法获得土地交易的合理收益，加上多年以来对农村超生子女越来越沉重的罚款，相当多的农民在城镇中创办小企业和购买房屋的支付能力低下。

由于城镇房价太高，而农村农民和进城农民工收入水平较低，他们之中在务工城市或家乡周边城镇购房的人口所占比例较低。农民虽然已经进入城镇，但以住宅建设和销售为主要内容的城市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与韩国和台湾地区相比仍然大打折扣。让80%以上进入城镇的农民拥有自己持有产权的住宅，不再租房漂泊，是他们得以成为市民的基础。然而从农村农民，包括进城农民及其家庭来看，想进入城市，到城镇买房，特别是在工作地买房，至少从购买能力上看，大部分人几无希望。2014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为9892元，农民每户年收入为34683元。如果直接到城镇买房，其房价收入比为17.29，即农民即使不吃不喝，也要积攒17年才能买得起城镇住房。而在城镇工作的农民工，以其两口人就业年收入约为6万元计，房价收入比为10，同样不具备购房能力。即使农民工在城镇租住，成本也相当高昂。根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的统计调查，全国进城农民工月均生活消费支出为892元，其中，453元用于房租，占消费支出的50.78%，高出国际一般水平20个百分点。

（2）作为城市化核心推动力，住宅供给已经严重过剩。由于大量农民买不起城镇住宅，同时城镇人口呈少子化、老龄化和低生育、低增长的现象，城镇住宅建设和供给规模出现严重过剩。

从1991年到2015年年底（其中2015年预计商品房竣工400万套，保障房竣工480万套），我国城镇商品和保障住宅竣工累计套数（加上住房体制改革前原有存量，再加上7000万套小产权房），规模为34781万～37781万套，减去估计拆除的2000万套，到2015年年底，城镇住宅存量为32881万～35881万套。截至2015年8月底，正在施工的商品住宅面积还有46.62亿平方米，新开工的近6.6亿平方米，共计53.22亿平方米。除去上述数字，从2015年9月到年底还会有约1亿平方米商品房竣工。2016年之后即使没有任何一个新楼盘开工，也还将增加5222万套房屋供给，届时，城镇全部住宅供给将达到38103万～41103万套。全部竣工后，按每套3.5人计，城镇住宅可容纳13.33亿～14.38亿人口居住。预计到2015年年底，我国城镇已被购买和竣工住宅的空置率为20%～25%，城镇地区空置住房为6576万～8970万套，其中开发商未售出的库存住宅在700万套左右。

去除伪城市化因素，城镇常住人口户数大体为1.38亿。住宅全部竣工后，扣除部分外出农民工和一部分老人在城镇购买的大约1500万套住房，城镇常住居民，每户平均可拥有2.27～2.49套。按照城镇居民人口中21%有多套房，66%平均一套房，13%无房租住计算，2015年如果扣除开发商没有售出的库存住宅，减去1500万套被农民工买去的住宅，城镇居民中拥有1套房的有9108万户，租房住的有1794万户，多套房的有2898万户。

根据上述两大主流观点的判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中国将进入中速增长的常态化，只有通过提高效率来推动增长速度；第二，由于这次下行是外部需求不足引起的，是周期性的，中国未来还会因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能够以8%的速度高增长15～20年。因此，政府还要实行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通过扩大投资来提高增长速度，填平波谷。但是，基于我们的上述分析，产生了如下问题：提高效率、增加供给，能抑制消费的萎缩吗？还能以大力发展房地产业推进城市化吗？一般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能刺激消费使其不陷入下行吗？以这样的思路和政策，能维持经济增长速度吗？这里显然存在着理论与实践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