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毫无疑问，世界正处在巨大的变革之中。从世界经济、战略格局、国际社会转型直至区域组合、国家发展等多个方面，世界变革之翼正在扇动起阵阵波浪。在这一波世界巨变中，中国蓬勃复兴和美国开始感到力不从心，是当前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今天，全球化已经是被用得最滥的名词了；但即使关注“去全球化”的人们也不得不承认它的世界属性。因为我们处在一个世界体系之中，我们面临的问题无法脱离世界的视角而仅仅从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领域来考量。因此，我们对问题的研究是具有世界视角的。也正是在这一视角下，我们在本书中研究中国和美国的发展及其相互关系问题，以及其他对世界变化具有重要影响的问题。
2016年是中国实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期第一年。环顾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我们看到，中国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如何应对挑战、抓住机遇，变不利局势为有利局面，是2016年度中国发展战略的首要问题。
从国际环境来看，世界经济形势继续动荡，正处在大调整、大分化和大转变的阶段，有可能是世界性货币危机、银行危机和政治危机高频率发生时期。国际贸易、世界金融以及制造业等领域均存在萎缩和风险增大及产能过剩等问题。
首先，世界贸易萎缩造成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同时造成经济增长缺乏动力。2015年世界GDP增长率是3.5%，低于2002～2008年的年均4.5%。世界经济潜在产出没有提升，而且世界贸易和投资逆开放趋势变得越来越明显。全球化高涨时期，外贸一直是经济增长的引擎。美国奥巴马政府倡导的TTP、TTIP明显地具有排他性、集团化和本地化特征。这表明全球化在原有轨迹上的急速飞驰过程中被踩了刹车；全球化不会逆转，但有可能发生变轨，出现新的形态和规则。
其次，世界金融体系脆弱，尤其欧洲金融存在很大潜在风险。德意志银行的严重亏损引人关注，它每年拥有几十万亿欧元交易量，且交易对象很大一部分是美国的银行。虽然现在能看到的损失可能只有5000亿欧元左右，但几十万亿欧元产生连锁反应的后果将十分恐怖。由于德意志银行对欧元有着极为重要的支撑作用，如果其出现问题势必引发欧元区的危机。最终美国一定会被带进去，后果便是美元汇率上升趋势很难持续。
因此，“十三五”时期，甚至在更长一个时期内，中国的国际环境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形势相比有很大变化。2015年，中国外贸出口增长在三个方面表现得比较好，第一是对新兴市场国家的贸易，第二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第三是对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的贸易。但是，由于中国的劳动力和土地都贵了，出口加工贸易表现不好，特别是以低端加工业为主的贸易。
从国内形势来看，中国经济结构转型面临着三大挑战。第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带来的挑战；第二，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挑战；第三，经济发展如何与生态、人文和社会发展协调的挑战。
2015年，中国股市暴涨又暴跌。2016年年初，一线城市楼市突然暴涨，首付竟然可以从一些所谓互联网金融公司获得贷款，这是典型的美国次级贷款模式在中国的翻版。如果不进行根本性的结构性改革，只着眼于某些金融手段，就长期而言不可能从根本上化解风险。
目前我国急需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是：提供更加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提供起码的支付结算工具，尤其是安全、高效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和工具。中国要在境外提供足够的人民币资产，要建立多种高效、稳定的回流机制，而建立稳定的、多渠道的、可供选择的回流机制，就要大幅增加对外人民币计价债务，促进其作为储备资产的使用。发展人民币在岸和离岸的债券市场，特别是在香港发展离岸的人民币债券市场，将其作为区域性市场来建设。要建立区域性的汇率协调机制，避免日元国际化的教训。长期而言，在亚洲区域内建立金融一体化的机制，可以避免单独面对欧元和美元的冲击。推动区域的金融合作机制的建设，在亚洲地区建立“人民币经济圈”应该成为中国金融战略的重要内容。
人民币正在加快国际化步伐，对其风险管理的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对原有管理货币的理念、体系、手段等各种工具都要进行深刻的调整和提升。想推行人民币的周边化、区域化、亚洲化，就要维持人民币的相对稳定。
中国在产权、土地、人力资本、资金等这些要素和配置上出现了问题，主要是经济配置机制问题，既包括微观制度，也包括产权制度。微观制度要做根本性调整，放松管制，不仅包括教育、医疗这些领域，也包括国防领域；除了高度敏感的行业外。只要不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稳定的，理论上都应该放开，增加竞争供给，减少或部分取消管制。
中国应逐步、适时地调整产权制度。土地产权制度完全不动，就会造成贫富分化、城乡差别等问题。农村土地制度可以做微调，增强流动性。林权改革步子应该放开一点，更大一点，但要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对农村土地，建议采取一些措施增加改变的幅度和力度，但由于条件不成熟，目前不宜进行全面制度改革。
目前，中国发展对外贸易最大的问题是成本上升。其中既有经济发展的必然性，也有很多政策性的因素，我们需要做出必要调整，放慢成本上升速度。中国在对外开放的问题上做了很多事情，如FTA发展很快；但总的来看，速度还不够快，力度还不够，真正关键性的谈判还没有取得太大突破。如RCEP、东盟10+6，还有中美、中欧的BIT谈判。这些谈判不能取得进展，就不能实现开放促改革的效果。
经济增长速度对我们国家仍是极其重要的。“十三五”期间要求经济年均增长速度在6.5%以上，难度非常大。要保证6.5%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就需要做到该放弃的一定要放弃，比如，与东南亚相比已经失去竞争力的那些产业。我国已经不再具备过去那种劳动力的优势；未来劳动力成本很难再降下来；再加上能源成本、土地成本降不下来，税费、利息、运输成本也降不下来，那么，这些产业就很难发展。用大量投资去挽救房地产、煤炭、石油这类产业是不明智的。我们需要做“战略性放弃”，特别要放弃那些可能要被新技术颠覆的产业。
人口问题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人口下行与中国这一次经济下行关系紧密，需要给予极大的重视。日本现在面临的也是这个问题，人口负增长、经济下滑。对于日本安倍政府的政策，有一句很经典的评论，“你可以印出票子来，但是你印不出花票子的人来”。
技术创新是关键。技术创新是可以替代人口红利的。未来10年、20年、30年，只有创新和技术能够救中国。从美国来看，尽管经济经历几次低迷，但技术领先发挥了很关键的作用。
从战略上来考量，短时期内我国上升的产业首先是旅游。人到60岁后相继退休，预计可以带动15～30年的旅游热。随之带动的是航空运输、航空燃油等行业，此外还有医疗、养老、火葬场、墓地等行业也将受惠。因此，经济结构的转型，实际上会朝着这些行业方向发展。
根据2014年数字计算，我国服务贸易逆差仅教育方面就有1000亿美元，旅游方面逆差也达1000亿美元。现在，服务业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大，尤其在教育、医疗、健康领域，很多人到外国去请私人医生，养老都跑到国外去，导致服务业需求也都流到国外，这是需要重视的。根本原因是这些行业没有放开准入，结果导致需求外流很大。这些阶段性产业一定要保住，因为这些产业可能有30年的发展。
国家越来越重视生态发展的问题，我们要把生态环境变成增长的一部分。把生态环境，比如湿地，和旅游发展结合起来，把原本认为的负担变成增长的部分。
中国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实际上是传统工业向现代工业体系的转型升级，是工具、方法和手段。未来，中国的工业体系必须按照“中国制造2025”的思想进行升级改造。制造业是国家的命脉，工业产品是国家发展的支柱。
由于经济增长疲软，国家应对政策的出台更加密集，但是传统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中期内不足以推动经济加速发展。为了缓解经济通缩风险，我们应鼓励央企和地方国企通过合并、改制、重组上市甚至破产来加速有序地去杠杆化，进一步推动产权多元化和新一轮的“债权换股权”。
展望“十三五”时期中国内外经济环境，我们面临的变化是巨大的，挑战是严峻的，但是中国并未失去重要的窗口机遇期。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是中国的破局之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所谓“破局”必然伴随着巨大的风险。我们必须提高对“一带一路”的风险认识。“一带一路”的实施，不仅包括带动对外投资增长，以增长国外需求来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同时也包括破解国际贸易新变化对中国形成的制约。在国际贸易的新变化中，最为典型的是美国主导的TPP贸易谈判。TPP是一个充满地缘政治算计的贸易协定，尽管其前景尚难预料，但其所代表的世界贸易规则变化的趋势，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TPP对中国短期内影响不大，长期来看会对中国外贸和投资产生一定影响，但是由此倒逼中国的企业改革，提高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同时加快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我们完全有能力应对这个挑战。
分析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美国的战略动向无疑是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事实上，美国和中国一样，也正处在世界变革的风口浪尖。
2016年适逢美国大选，美国国内政治风波迭起，选情扑朔迷离。但是迷雾中仍然可以看到其政治发展的大体轮廓，特别是特朗普现象与桑德斯现象的凸显，表明美国的政治生态已经受到强烈冲击。此次大选期间，特朗普在共和党内异军突起，桑德斯在民主党内上升势头迅猛，背后是美国中产阶级和白人蓝领阶层的衰落、经济不平等的加剧、民主制度的困境、美国社会面临经济全球化感到的烦躁以及美国国际地位的变化。特朗普主要表达了白人蓝领阶层对美国现状与共和党建制派的不满，桑德斯则主要表达了美国年轻人和中下层白人对民主党建制派的不满。透过对特朗普现象与桑德斯现象的解读，以及对美国大选阶段性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民粹主义思潮的崛起。无论此次大选鹿死谁手，美国的变化都势在必行。本书定稿时，美国大选结束，特朗普成为下届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将拉开美国变革的序幕。
实质上，美国的变化早已在多个方面表现出来。我们注意到，2010年以来，美国国防支出无论是名义还是实际数额都在明显减少，而且占联邦政府支出和GDP的比重也在下降。究其原因，巨额政府债务和财政赤字、经济衰退和增长乏力具有根本性的影响。本书中《军费削减对美国军事力量的影响》一文指出，2011年从伊拉克撤军和2014年从阿富汗撤军是过去几年里美国军费削减的直接原因，而巨额政府债务和财政赤字、经济衰退和增长乏力则是美国军费减少的长期性和根本性原因，同时社会支出的不断膨胀进一步挤压了国防支出。在对国防预算的削减中，陆军幅度最大，海军陆战队次之，空军削减幅度很小，海军基本上没有变化，但是国防部用于采购和研发的预算今后将会有较快的增长。这表明美国希望用数量换质量的方法来建立一支依靠高新技术的更敏捷、更灵活、更易部署的军队。然而，目前技术的进步并不足以对冲规模的减小。军费削减对美国常规军事力量产生严重不利影响，除了若干年内将不可避免地影响美国军事力量、军事战略和作战方式，而且势必进而影响美国的全球战略。
美国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政策与历届美国政府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提出了把美国战略重点转到亚太地区的“再平衡”战略。尽管美国“再平衡”战略的提出，具有美国的经济、军事、外交以及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因素，但无法掩饰近十年来美国国际影响力正在下降的趋势。本书中《美国推行“再平衡”战略的措施与阻力》一文认为，军事方面的“再平衡”比其他方面进展得更快、计划更周密：TPP成为奥巴马政府“再平衡”战略在经济方面的重要支柱；在亚太地区内也进行了战略重点的“再平衡”，从过去更重视东北亚转变为加大了对东南亚的重视。然而，美国政府的“再平衡”战略并非没有遇到阻力和挑战。“再平衡”战略招致中国对美国意图的猜疑，给美国所期望的在全球重大问题上同中国的合作造成障碍；非军事方面进展缓慢导致“再平衡”战略被主要视为一个安全战略；国防预算的大幅度削减使美国军事力量被削弱；中东乱局和乌克兰危机牵制了美国的全球关注力，也使奥巴马政府在实施该战略时显得力不从心。
2015年是世界的战争纪念年，中国和国际社会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对20世纪重大战争灾难进行深刻反思。我们纪念战争，不仅是为了缅怀历史，更是对现实的危险提高警觉，战争有卷土重来之势，和平发展的历史潮流正面临战争风险的威胁。《警惕战争危机卷土重来》一文回顾了历史上战争的起因，分析了当前战争的潜在因素，提出防止战争风险、继续和平发展的应对之策。该文在分析战争危机加剧的时代背景和具体因素时指出，根据历史长周期的规律，今天的世界已经走过了国际秩序的平衡阶段，正处于不平衡日益加剧的阶段，已经越过了稳定的常态期，进入了动乱的常态期。第一，深重的经济社会危机毒化政治气氛，加剧可能导致战争的紧张局势。第二，国际乱局的扩大推动战争冲突规模的扩大。自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国际性的地区动荡和战乱逐年加剧，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第三，军备竞赛由减转增，战争武器大量堆积。与安全环境的恶化趋势相同步，作为冷战红利的裁军和军备缩减的进程已告结束，世界转而开始新一轮军备竞赛。此外，国际极端主义势力的猖獗、传统的防止核扩散机制日益失效等都成为诱发战争的危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