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与德国的关系(1912~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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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革命党人、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争取德国的“中立”和承认

中国近代,开端是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此后,中国被迫进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逐步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为受制于列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就在近代中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之时,德国紧随英、法、俄、美之后东侵。1861年9月,尚未统一的德国与中国签订了两国间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通商条约》。1862年俾斯麦任普鲁士王国首相,通过三次王朝战争(1864年普丹战争,1866年普奥战争,1870年普法战争),于1871年统一了德国。此后,德国资本主义工业大发展,从1870年代起,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已超过英、法,仅次于美国。19世纪末德国走上帝国主义道路,1888年威廉二世继承皇位。在威廉二世“世界政策”——取得幅员辽阔的殖民地——的鼓舞下,德国将目光瞄向远东,外交政策极富扩张性。“德国对中国施以政治压迫的起步却主要依靠军事技术的输入来逐步实现的。德国虽然来华较晚,但它对中国军事方面的渗透和影响之大,其他列强望尘莫及。19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逐渐成为清政府最重要的军火供应国。”“自70年代后,清政府所购买的德国装备和数量,明显地超出同一时期从英、法、美、奥、俄、日等国购入的装备和数量。随着德制武器装备的引进,德国军事教官和技术顾问百余人应清政府之聘来到中国,一些德国军事著作也被译成中文。”刘善章:《如何评价近代中德关系》,刘善章、周荃主编《中德关系史文丛》第2辑,青岛出版社,1991,第2~3页。伴随着军事技术的输入,德国对华大力倾销工业制成品和获取工业原料。进而德国对中国军事的渗透日益绵密,力图控制清政府海军力量,占据一个侵略基地。1895年借口“干涉还辽”有功,攫取汉口和天津租界。中日甲午战争后,德国开始对华资本输出,修铁路,开矿山,设银行。1898年3月6日,德国逼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该条约规定中国把胶州湾周围包括南北两岸陆地及湾内各岛租让给德国,为期99年;德国有权在山东修筑和经营铁路;德商有权在铁路两旁开矿。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第738~740页。山东由此成为其势力范围。德国侵占胶州湾,开瓜分中国之先河,拉开了19世纪末列强在中国争抢势力范围的序幕。1900年德国加入八国联军,德将瓦德西出任联军总司令,对义和团进行镇压。1901年德国又成为逼签《辛丑条约》的11个帝国主义国家之一,取得了赔款总数4.5亿两白银(约合14亿马克)中的20%。丁建弘、陆世澄主编《德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91,第491页。由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成为侵华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之一。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的矛头对准了清王朝的统治。德国作为列强之一,对中国革命抱敌视的态度。由于德国等列强在中国的地位和巨大侵略权益都是从清政府那里取得的,所以它们进行了种种活动去影响中国革命的进程。到10月16日,汉口已集结了德舰2艘、英舰5艘、美舰3艘、法舰1艘、日舰2艘,共13艘;20日增加到16艘。丁名楠、张振鹍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326页。17日,3艘德国军舰一度向革命军开火。德国等列强控制了中国的海关收入,希望从经济上扼杀革命。11月17日,各国驻华公使团擅自议决,将中国海关税收全部置于总税务司之下,指定德华银行、汇丰银行、道胜银行联合组成一个非常委员会,专门负责中国关税收入的分配事宜,以防征收的款项落入革命党之手。

革命者在涉外事务上非常谨慎,注意不使革命带有排外性质。10月12日,中华民国军政府鄂省都督黎元洪照会各国驻汉口领事,涉及革命当局对外政策的七条原则,主要内容是:①所有清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②赔款外债照旧担任,仍由各省如数摊还;③居留军政府占领地域内之各国人民财产一律保护;④所有各国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⑤清政府与各国所立条约所许之权利,所供之国债,其事件成立于此次知照后者,军政府概不承认;⑥各国如有助清政府以妨害军政府者,概以敌人视之;⑦各国如有接济清政府以可为战事用之物品者,搜获一概没收等。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152~153页。鉴于革命者注重保护列强利益的软弱态度,17日,各国驻汉口领事团复照军政府:“现值中国政府与中国国民军互起战争”,各国将“严守中立”。李廉方:《辛亥革命首义记》,湖北通志馆,1947,第129页。18日,黎元洪再次照会外国领事,开列战时禁制品清单,要求严禁外国官、商、民等将这些物品卖给敌军。总之,革命者的意图是以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既有权益来换取它们保持中立及承认革命当局为交战团体,但这是一种幻想。

包括德国在内的列强声称对辛亥革命采取“中立”态度。所谓“中立”,是指“继续保持与清政府的一切既有关系,仅避免卷入它对革命的武力镇压;适时与革命当局建立事务联系,而拒绝承认革命方面为交战团体”。丁名楠、张振鹍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2卷,第330页。德、英、法、美四国银行团承诺不向清政府和孙中山革命力量双方借款。

但德国政府担心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损害其在华利益,实际上采取了敌视的态度。德商向清政府提供军火;德军参与了北京至山海关之间的铁路保护工作;在南北和谈中,驻上海的德国总领事同英、美、日、俄、法五国总领事一道,不断对南方革命政府施压,为被列强视为在华代理人的袁世凯夺取政权创造条件。正是在列强的压迫下,再加上革命党内部的涣散和混乱,孙中山被迫表示:“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黄季陆编《总理全集》下册,成都近芬书屋,1944,第8页。可以说,德国等列强在帮助袁世凯同孙中山争夺政权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为减少革命的阻力,力图与包括德国在内的列强各国建立友好关系,为此宣布对革命前清政府所缔结的条约一律承认其有效,所借的外债和赔款负责偿还,所让与外国的利权一律尊重,对自己管辖区内各国人民的生命财产一律保护。《对外宣言书》(1912年1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第10页。这实际上是中华民国军政府鄂省都督黎元洪宣布的对外政策七条原则的继续。但德国等列强对中华民国和临时政府十分冷淡。临时政府的外交总长王宠惠连续要求国际社会承认民国,均遭到德、法、美、英等列强的冷遇。2月2日,孙中山照会各国,声明以后与中国交涉事,宜向南京新政府磋商办理。但新政府的这些要求未被列强理睬。13日,包括德国在内的各国驻华公使团在北京开会,相约在中国统一的政府未成立前,不做承认的表示。

德国还直接伤害了革命党人。1月,革命党人光复了青岛附近的即墨县。胶济租借地的德国当局借口该地为《胶澳租界条约》规定的设防区,要求革命党人立即退出,并向山东巡抚通告即墨近况。清政府立即派军队突袭即墨,杀死30余名革命党人。即墨革命党人请求南京临时政府对德国政府交涉,但临时政府因承认清政府同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无法干预,只得于2月10日令革命军自即墨撤退。

得到德国等列强支持的袁世凯加紧了夺权步伐。2月12日,清廷颁发皇帝退位诏书。13日,孙中山辞职。15日,南京参议院选举袁为临时大总统。革命果实落入德国等列强中意的代理人袁世凯手中。

德国对窃取革命果实的袁世凯提供经济援助。它率先于1912年单方面给予袁政府600万德国马克的贷款。1913年2月,又同袁政府签订了一项有关铁路建设的条约。1914年承担了袁世凯为镇压国民党人筹措的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中的24%。〔美〕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陈谦平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第16页。以下凡涉译者信息,均只在第一次引用时标注。当然,出于商业的考虑,德商也向南京临时政府所属的地方军政府借款。如德商克志葡军器公司向浙江军政府军器借款500万马克;德商捷成洋行给予湖北军政府军器借款300万两白银。刘秉鳞:《近代中国外债史稿》,三联书店,1962,第89页。

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德国等列强的帝国主义本质缺乏深刻的认识,认为既然中国革命以西方为师,德国等西方列强就会慷慨施以援手,因此,南京临时政府发表种种“承认旧约” “睦邻”“保护洋人”之类的宣言、法令等,正是为了换取德国等列强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对新政府的承认。但这些愿望都落空了。

尽管德国对中国革命抱敌视的态度,但孙中山本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信念,仍坚持联德思想。1913年,孙中山提出创建“大陆同盟”区域组织的构想——以中、俄、德、奥、土(耳其)、波(兰)六国为核心成立联盟,树立国际上另一新兴势力。1913年2月至3月,孙中山在滞留日本期间,为同北京政府及其支持者英国抗衡,曾与日本前首相桂太郎在关于瓦解英日同盟、以日德中三国同盟取而代之的构想方面达成一致。〔日〕田岛信雄:《孙中山与德国——兼论“中德苏联盟”的构想》,《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都是不切合实际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