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国民党继承了孙中山的联德思想

德国对中国内部政治采取谨慎行事、严守中立的态度，为与国民党发展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25年5—6月以上海、香港和广州为中心的反帝爱国运动爆发后，德国海军部以保护德国侨民为由，建议派军舰来中国。德国外交部对此表示拒绝。10月30日，外交部长施特莱斯曼（Gustav Streseman）强调：德国在远东“不实行强权政治”，德国的远东政策是“从根本上重建我们的贸易并维护与东亚国家之间的文化关系”。

7月1日，国民政府的就职大典在广州举行。德国驻广州总领事塞弗勒以私人身份应邀出席大会。7月8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在外交部大厦举行了隆重的就职仪式。外长胡汉民同塞弗勒进行了15分钟的交谈。他说，国民政府十分重视同德国政府在政治、经济方面紧密合作，这不仅是指在官方的友好关系上，而且包括在外交、经济方面私下的建议和民间的资助。他要求让德国的大亨们知道，在建设方面和政府经济计划的执行方面希望得到他们的援助。胡汉民表示，真诚地欢迎德国对筹划中的交通运输建设，包括兴建广州港、完善和新铺铁路、修建远程公路进行投资。这表明国民党继承了孙中山的联德思想。

1926年1月，国民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宣言，称：“德意志帝国本亦为帝国主义之极猛烈者，而以战败的关系，受其他各个帝国主义者所排斥，而处于被抑服之地位。此亦为帝国主义之一大损失。盖不啻帝国主义家庭中之分子因减少之故而即于衰微也。”10月21日、22日，国民党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通过《本党最近政纲决议案》，规定“重新缔结尊重中国主权之新条约”。

在孙中山逝世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国民党将中国革命从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形势的飞速发展，促使德国政府考虑抛弃北京政权而承认国民党政权的问题，以便为未来的中德关系打下良好的基础，在英、美、日等列强角逐的中国市场上抢占一席之地。1926年12月9日，德国外交部在一份电报中提到，“如果我们迟迟不同广州政府建交，那么我们也许就会冒大大降低我们在中国的政治地位的风险，我们就会可能落到比所谓的帝国主义列强更凶恶的名声”。电报建议驻华公使馆派一位官员或领事同蒋介石或陈友仁取得联系，“提出德国人及半官方的新闻界对广州方面的同情态度，声明帝国政府承认为中国的统一和富强而奋斗的广州政府”。外交部还指出，德国公众一向强烈支持广州政府，因此任何对承认的迟疑都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德国驻广州领事也很赞成承认广州政府。他在12月28日的报告中指出：“对于德国来说，目前最关紧要的就是不要重新落到其他列强的后面。我们虽然在1921年的协定中放弃了我们（在中国）的权利，可我们却换得了当今中国的好感。事实上，至少在中国南部，我们比其他一切签约国家却享有更为优越的地位。”“但是，如果它（指广州政府。——引者）刚刚同别的某个列强达成了妥协，那就不会毫无回报地对我们作出让步，也不会满足我们其它可能会有的特殊愿望了。”事实正是如此，在国民革命的锋芒对准英国的情况下，德国在华商业利益反而得到广州政府的照顾。

是年初，德国的对华政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德国政府根据德国驻汉口领事关于武汉政府受到左派影响以及中国形势发展的报告，将其注意力转向了坚决具有反共、反苏倾向的国民党新右派蒋介石身上，企图与其建立良好的关系。当蒋介石拟派张治中等人去德国考察和研究德国政治和军事组织等情况时，德国驻上海总领事即致电德国外交部，“鉴于蒋介石在国民政府营垒里重新赢得了巨大影响”，应该为到访者“实现其意图提供方便”。这份报告表明，德国已将蒋介石作为未来发展德国在华利益的主要代理人。当然，在其他列强未承认国民党政权的情况下，德国的承认尚需时日，它不可能成为第一个承认国民党政权的国家。

国民党开始北伐后，注意保护德国在华利益。广州总领事对胡戈·施廷内斯（Hugo Stinnes）公司的火轮“雪尔”号由于国民政府与孙传芳部队的冲突在长江遭受炮击一事提出抗议。1926年11月26日，武汉国民政府陈友仁外长做出保证，调查此炮击事件。此外，汉口外事局通知当地的德国总领事馆，为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业已采取相应措施。据德国驻汉口总领事梯曼（Timann）报告，“雪尔”号对为避免遭受炮击而公布并且业已通知航运公司的航船鉴别规章未加重视；德国外交部要求胡戈·施廷内斯公司遵守规定，并获得保证。

1927年春，北伐军攻占上海时，列强希望德国参加其组织的共同干涉行动，遭到拒绝。1月3日，梯曼从汉口向北京公使馆报告，德国侨民卜尔马斯特（Burmeister）被反英示威游行的中国人打成重伤。据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说，中国政府原则上对德国人在汉口的安全负责，然而卜尔马斯特事件先要澄清原委，才能谈责任问题，因为德中双方彼此对事件的叙述不同。随后卜尔马斯特丧生。德国驻汉口总领事没有参加外交使团的集体抗议行动，而是单独与国民政府代表进行交涉，使事情得到解决。英国指望德国会因报复而参与反对国民党的北伐。德国驻苏大使卜洛克多夫-朗超（Brockdorff - Rantzau）和德国驻日大使索夫（Wilhelm Solf，又译索尔夫、佐尔夫）在莫斯科的一次会晤中一致指出，如果德国以卜尔马斯特事件为借口，参与列强对上海可能采取的联合行动，则对德国在远东的利益和德俄关系将非常不利。德国政府也认为，汉口德侨丧生事件并不具有政治意义。德国对于中国的事务坚持不干预原则，“吾人不想，亦从未想过参与列强在华之任何共同行动，对目前在上海发生的事件也不例外”。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德国作为帝国主义列强之一，在华享有诸多侵略权益。同其他列强一样，它担心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会危及其利益，因此采取了敌视态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败，国力受到了严重削弱。《凡尔赛和约》使德国丧失了1/8的领土和1/10的人口，规定赔款总额由一个特别委员会确定，并于1921年5月1日通告德国政府，在该日期前，德国应“偿付与200亿金马克价值相等之物”。在魏玛共和国初期，德国外交政策着眼于摆脱孤立和压制，逐步修订《凡尔赛和约》。德国和苏俄于1922年4月16日签订《拉巴洛条约》。该条约规定两国放弃战争赔偿要求，恢复两国外交关系和发展贸易经济，承认最惠国原则。德国政府试图通过发展与苏联的关系，削弱国内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影响，依靠出口的德国工业拓展有支付能力的苏联市场，以打破德国在国际上的孤立状态。1923年至1929年，施特莱斯曼（Gustav Stresemann）在不同内阁中一直担任外交部长，主导德国内政外交，使魏玛共和国从延长了的战争状态进入了和平时期，开始了“施特莱斯曼时代”。其时德国外交的核心问题是处理与法国的关系，消除德法之间的世仇。

在远东，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德国所处的地位和战胜它的协约国完全不同。它再也不是一个在不平等条约之下分享权利的帝国主义强国了。“鉴于凡尔赛条约的存在，自魏玛共和国成立以来，德国对外政策必然是 ‘修正政策’，即确保德国在国际社会中重新获得大国地位。根据施特莱斯曼的观点，德国重返大国集团，应该主要通过和平方式，在德国经济实力的帮助下实现之。德国远东政策正符合其整体外交政策中这种预先确定的重点。”“因此，在1933年纳粹分子执掌政权以前，德国远东政策的特点是：一方面克制强权政治，另一方面拓展德国在东亚，尤其是在中国的经济利益。”1914年，德国在华投资总额约合2.636亿美元，1921年减为0.4亿美元。1913年，德国在华公司有296家，到1919年只剩2家。德国急于恢复和发展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德国工商界对中国市场前景抱有极大希望，一再敦促政府就重建贸易关系主动与中国交涉，以便尽早重返中国。中国在战时已废除了同德国的一切条约和协定，在1921年5月签订《中德协约》后，德国政府在处理德中关系时是非常小心谨慎的，注意不参加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活动。因此，德国的主要目标是重建和发展昔日十分重要的商业关系。20世纪20年代初，德国国防军的活动遍及全球各地，如苏联、土耳其、阿根廷、玻利维亚、秘鲁、巴西等，它并不看重中国。但德国对华军火输出也有一些成效。据英国政府统计，1925年有价值38.1364万两白银（约合1144.6939万德国马克）的武器由德国港口运往中国。而据中国海关的统计，1925年有价值1300万马克的德国武器经海运到中国，比所有从外国进口武器的一半还要多，这些官方统计数字还没有包括猖獗的走私武器和通过第三国船只转运的武器。

1927年前，德国对华政策的决定权掌握在德国外交部手中，外交部以德国企业重返中国市场为首要任务。到1927年，德国在华公司已超过战前数目，达300余家，旅华德侨达3000余人。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德国不仅同孙中山发展关系，而且同其他军阀如奉系张作霖、直系吴佩孚、晋系阎锡山、四川的杨森、江苏的齐燮元打交道。受《凡尔赛和约》的限制，德国没有任何法理根据向中国的中央或地方政权提供枪械弹药，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对孙中山进行军事援助。由于负担了沉重的战争赔款和努力恢复战争带来的经济创伤，它也不可能对国民党政权统治的地区进行投资建设。更主要的是，孙中山缺乏一个足够强大而又稳定的政权力量来刺激德国军方和工业界对其援助并要求回报的兴趣。此外，北京政府对孙中山联德活动进行了牵制，通过正式外交途径对德国与南方的交往提出责问和抗议，使德方无法自圆其说，因此德国官方一直没有公开回复孙中山的倡议，只是以非官方的形式对其经济计划提供了一定的支持。

孙中山自开始革命生涯起，就把争取外援作为革命的重要辅助手段之一。他的联德思想渊源于对德国的认识。他赞赏德国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他认为在所有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中，德国的侵略野心最小。在大战中德国战败后，他认为德国丧失了在华一切特权，此后能够平等地对待中国，中德两国可进行互助合作。在英、美、日等列强对中国革命都不愿提供帮助甚至采取敌视态度的情况下，他就积极联络德国，希望争取德国的军援、经援。在晚年，他的联德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将中国、俄国、德国、印度划分为世界被压迫者；将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划分为压迫者。1923年底，“他预言，在十年内将要爆发的世界大战之中，印度将和中国、俄国、德国、阿富汗、波斯、美洲和非洲的黑人联合起来，为自由独立而进行伟大的斗争”，“中国将从德国取得她所需要的技术上的援助，然后转过手来再帮助印度”。

尽管孙中山联德活动收效不大，但其联德思想为国民党所继承，为未来与德国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