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消费结构

关于我国人民生活情况的一些资料

一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明显提高

（一）消费基金和消费额增长

1978年同1952年比较，我国国民收入使用额中的消费基金增长了2.9倍，平均每年递增5.4%；全国居民平均每人的年消费额增长1.29倍，平均每年递增3.2%；非农业人口平均每人的年消费额增长1.57倍，平均每年递增3.7%；农业人口平均每人的年消费额增长1.12倍，平均每年递增2.9%。以1952年的商品零售价格为基数100，则1978年全国国营商业零售物价指数为115.4，其中城市为118.5，农村为113.4。扣除物价的上涨，1978年比1952年居民消费额的实际增长是：全国居民为98.4%，平均每年递增2.7%；非农业人口为117.2%，平均每年递增3%；农业人口为86.3%，平均每年递增2.4%。

（二）大部分消费品的消费量增长

除粮食、食用植物油等消费品外，大部分消费品的每人平均消费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如表1所示。

（三）科学文化水平提高

1978年6月对科技人员的普查，我国科技人员共有514万人（不包括未从事科技工作的81万科技人员），其中科学家和工程师189万人，技术人员325万人，独立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27万人。另有一材料称，1978年全国共有科技人员434.5万人，比1952年增加9倍。

新中国成立30年来，全国共培养高等学校毕业生295万人，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520多万人。1978年，全国高等学校达到598所，在校学生85万人；中等专业学校2760所，在校学生89万人；普通中学16.2万所，在校学生6548万人；小学94.4万所，在校学生14624万人。大、中、小学在校学生数比1952年分别增长3.5倍、20倍和1.9倍。

目前全国共有艺术团体3100多个，电影放映单位11.6万个，文化馆2700多个，公共图书馆1256个，广播电台93座，全国专区以上报纸全年发行128亿份，图书出版42亿多册（张）。

（四）社会集体福利增加

据有关部门计算，1978年每个职工除工资、奖金等收入外，从国家得到的各种补贴大约为526.7元，相当于职工平均工资644元的80%以上（见表2）。

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的劳保福利费，1952年相当于当年工资总额的14.1%，1978年增至15.7%。

1978年，全国医院病床185.6万张，比1952年增长11倍，平均每万人拥有医生10人；全国农村有82%的生产队实行合作医疗，“赤脚医生”达到160多万人。1978年同1952年比较，全国人口死亡率由17‰降为6.3‰。据有关部门计算，目前全国人口平均寿命为68岁，比20世纪50年代的57岁延长11岁，比抗日战争前的35岁延长近1倍。

（五）全国城乡储蓄存款增加

全国居民的储蓄存款，1978年比1952年增长23.5倍，平均每年递增35%。其中城镇储蓄增长17倍，平均每年递增23%；农村社员储蓄增长556倍，平均每年递增68%。全国人口每人平均储蓄余额增长13.7倍。

二 1958～1976年人民生活方面存在的问题

30年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虽然有明显提高，但是1958～1976年的近20年中，生活方面也存在许多问题。

（一）按人平均的粮、油、棉布等基本消费品的消费量有所下降

全国人口平均的粮食消费量，1956年为409斤，1976年为383斤，降低26斤；城镇人口平均的粮食消费量，1956年为527斤，1976年为442斤，降低85斤；农村人口平均的粮食消费量，1956年为410斤，1976年为372斤，降低38斤。

1977年有243个县集体分配口粮在300斤以下，占全国总县数的11.3%。1978年有46.3万个生产队集体分配的口粮在300斤以下，占生产队总数的10.6%。据估计，集体分配口粮稻谷地区达不到400斤，杂粮地区达不到300斤的，全国约有1亿人，缺粮大约100亿斤。

食用植物油的消费量，1956年全国居民平均为5.1斤，1976年为3.2斤，降低1.9斤；城镇居民平均为10.2斤，1976年为9.7斤，降低0.5斤；乡村居民平均为4.2斤，1976年为2斤，降低2.2斤。

棉布的消费量，1956年全国人口平均为24.8尺，1976年为22.7尺，降低2.1尺；乡村人口1956年平均为22.3尺，1976年为18.2尺，降低4.1尺。

（二）城镇居民住房相当紧张

全国城市人口平均每人居住面积，1952年为4.5平方米，1977年为3.6平方米，降低0.9平方米。其中，百万人口以下城市的每人居住面积平均只有3.4平方米。缺房户大约有689万户，占总户数的38.6%，其中无房户达131万多户。

据1956年上海职工家计调查资料，1956年上海市工人家庭每人平均居住面积为4.78平方米。另据1934年出版的《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一书记载，1929～1930年上海市工人家庭每人平均居住面积为3.22平方米。1978年末，上海市全体居民平均每人居住面积为4.5平方米，低于20世纪50年代的水平，高于20世纪30年代的水平。上海市的缺房户，1978年末大约有87万户，占全市总户数的57.4%。重庆市每人平均居住面积仅有3平方米，缺房户达24.9万户，占全市总户数的68%。

苏联城市人口在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每人平均居住面积为4.7平方米，193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为5.4平方米。我们至今尚未达到苏联20世纪30年代的水平。

（三）职工实际工资有所下降

全国城市国营商业零售物价总指数（消费品物价总指数），1978年比1957年上升8.2%（1978年比1956年上升10.3%）。其中食品上升17.6%，日用杂品上升9.1%，燃料上升5.2%，服装上升1.1%；医药和文化用品则是下降的。在食品中，粮食上升15.3%，蔬菜上升18.4%，副食上升20.1%，烟酒茶上升18.1%，其他食品上升9.5%。就各地情况来看，北京市调查46种商品，1977年消费品物价总指数比1957年上升12.48%；江苏省调查18个县市37种商品，1978年6月消费品物价总指数比1957年上升16.5%；湖南省长沙市调查31种商品，1978年消费品物价总指数比1956年上升31.9%。各省市的调查材料表明，1977年比1957年，包括国营牌价提价和商品质量下降、商品品种结构改变等因素使生活开支增加一般达20%左右；少数省市加上集市贸易因素达30%左右。

1978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的平均货币工资是644元，比1957年的637元增长1.1%。按物价上涨8.2%计算，1978年的644元仅相当于1957年的595.2元，实际工资比1957年下降6.6%，21年间平均每年递减0.2%。按职工生活费指数上涨6.5%计算，1978年的644元相当于1957年的607.7元，实际工资比1957年下降5.1%，21年间平均每年递减0.2%。包括集市贸易因素在内的职工生活费指数上涨11.3%，按此计算，1978年的644元仅相当于1957年的578.6元，实际工资比1957年下降9.2%，21年间平均每年递减0.5%。北京市职工平均货币工资1977年比1957年下降12.8%，同期物价上升20.8%，这样，职工实际工资下降27.8%。据旅大市统计局对1700个职工家庭的调查，每人每月生活费（包括95种消费品和劳务支出），1957年需要17.68元，1977年需要22.71元，上升28.5%。其中，由于国家调整商品牌价多支出2.28元，由于消费品质量降低、使用时间缩短多支出1.51元，由于集市贸易价格上涨多支出1元左右。虽然同期收入增加17.4%，但实际工资仍然是下降的。

在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吃”的一项1978年占50.9%。食品的价格，1978年比1957年上升17.6%。按此计算，每个职工每年多支出食品费大约58元（644×50.9%×17.6%）。

（四）工农收入水平的差距有所扩大

据典型调查资料，1955年全国职工家庭中平均每人收入148元，支出138元，农民家庭中平均每人收入98元，支出93元，职工同农民相比，收支都是1.5∶1。

据1978年15个省、市、自治区的典型调查，除上海市、湖南省外，其余13个省、市、自治区的职工与农民收入差距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大。15个省、市、自治区综合计算，1965年职工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收入219元，社员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收入110元，职工收入为农民收入的1.99倍；1977年职工家庭和社员家庭的平均每人全年收入分别为260元和114元，职工收入为农民收入的2.28倍，比1965年扩大0.29倍。

如果按“文化大革命”前城乡差价30%来调整，则职工与农民的生活差距是：1965年职工收入为农民收入的1.53倍，1977年职工收入为农民收入的1.75倍，1977年比1965年也还是扩大0.22倍。

工农收入差距，1965年比1955年扩大0.03倍，1977年又比1965年扩大0.22倍。这不能不说明农民的实际收入比职工的实际收入下降得更多。

以河北省来说，1955年职工家庭中平均每人收支与农民家庭中平均每人收支的对比情况如表3所示。

对河北省9个市8978户职工和23个县1825户社员的调查显示，1965年城市职工户平均每人全年收入为207.8元，农村社员户平均每人全年收入为88.4元，职工户的收入水平为社员户的2.4倍。1975年城市职工户和农村社员户分别为260元和93.2元，职工户为社员户的2.8倍。

从河北省的情况看，工农收入差距，1965年比1955年扩大1倍，1975年又比1965年扩大0.4倍。这比全国的情况还要严重一些。

（五）职工与农民中都有相当部分困难户

1977年全国有将近40%的职工家庭每人每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武汉市买全定量供应的消费品，加上房租、水电费等生活必需的开支，每人每月需要22.74元，北京市则需要24元左右。据1978年调查，职工家庭中平均每人每月收入不足15元者，江西省占27%，吉林省占20%，河北省占16%，哈尔滨市占25%，抚顺市占8.7%。

全国农村平均每人分配收入，1965年为51.24元，1977年为65.44元，1978年为74.67元。在1978年的分配中，集体分配的口粮、食油、柴草等实物折款55.1元，占73.8%。各地收入水平相差悬殊，高者每年收入达300元以上，低者不足40元。1978年有30%的基本核算单位的每人平均收入在50元以下，其中16.5%在40元以下，每月只有3～4元。河北省涞源县全年集体分配收入平均每人只有15元，每月只有1.2元。宁夏南部山区，有的地方一户只有一条被子，有的社员春天全家到外地讨饭度荒。

1977年农村社员累计欠款74.9亿元，1978年仍有74.7亿元。超支欠款户累计达到5369万户，占社员总户数的31.5%，平均每户超支139元。1978年欠款户为5368万户，占总户数的31.7%。

（六）医疗卫生、城市生活服务和公共交通等事业不适应实际需要

医院中每一床位负担的人口数，1974年美国为149人，苏联为86人，西德为87人，英国为112人，法国为98人，罗马尼亚为110人，南斯拉夫为169人，而我国1977年为532人。每一医师负担的人口数，我国也远远超过其他发达国家。这就说明，群众就医的条件还是不够好。

经济比较发达国家的实际情况表明，从事商业、服务行业的劳动力的比重有逐渐增长的趋势。但我国则相反。据北京、广州、齐齐哈尔等10个城市的统计，工业职工由1957年占职工总数的44%上升到1977年的56%，同一时期商业、服务业职工占职工总数的比重却由14.5%下降到9.5%。1957年全国的饮食、服务、零售网点是100万个，1962年有40万个，到1978年只有17万个。现在全国平均每1000个城镇居民所占网点数不到1.5个。1977年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职工比1957年增加约1.5倍，商业部门只增加1/3左右，商业职工在国家职工总数中的比重由1957年的1/8下降为1/12，平均每个商业人员的服务人口数增加了45%。北京市的大小饭馆、饭摊，1949年有1万多个，1954年有9000多个，1964年减少到1100多个，1972年又减少到600多个，到1979年，包括商亭、流动车，才增加到1000多个，也还是很不够。1977年较之1957年，湖南省的服务行业职工在整个城镇就业人数中的比重，从22%下降到11.9%。集体所有制商业、服务行业职工人数1957年为10.75万人，而1978年只有8.11万人。

城市公共交通也很拥挤。湖南省1976年全省有城镇居民522万人，只有公共汽车477辆，平均每万人还不足1辆公共汽车。

（七）文化教育不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

1978年底我国20岁以下年龄的人口约有4.6亿人，其中1～16岁的有3.9亿人，这是要上小学和中学的；17～20岁的有6600多万人，这是要上大学的。现在因学校不足，儿童入学率仅达94%左右，有12%的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入初中，有半数以上的初中毕业生不能升入高中，而高中毕业生能上大学的仅占5%。

每万人中的大学生数，我国1977年为6.6人，美国1977年为507人，苏联1974年为188.5人，日本1974年为195.7人，西德1975年为140.6人，英国1974年为112人，法国1974年为146.2人，印度1975年为37.7人。我们比印度的水平还低得多，这是不能适应四个现代化要求的。

三 解决问题的途径

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基本的是林彪、“四人帮”的长期干扰破坏，而就我们的经济工作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第一，没有真正贯彻执行以农轻重为序的方针，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重工业挤了农业和轻工业。

生产决定消费。生活方面存在的问题，从社会再生产过程本身来说，究其原因，归根到底在于生产方面，尤其在农业生产方面。

197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吃的占50.9%，穿的占22.6%（其中化纤、涤纶布占4.1%），用的占22.2%，烧的占4.3%。据北京市1979年7月家计调查资料，在生活费支出中，吃的占65.8%，穿的占13.65%，用的占18.34%，烧的占2.21%。按收入分组来说，平均每人生活费不足15元的，吃的占75%，从35元到50元各组，吃的都占到63%以上。至于农民，吃的要占其生活费的80%以上。以上情况说明，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目前能否提高主要依靠农业。

1978年我国的农业人口有8.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84.6%；农业劳动者占社会劳动者的73.8%。虽然8亿多农民搞饭吃，但是粮、棉、油、糖等基本生活资料仍不能满足需要，还需要从国外进口。1978年净进口粮食139.2亿斤，棉花952万担，动植物油5.82亿斤，食糖132.8万吨。城市居民吃的粮食有40%要靠进口。我们要用1/5的外汇买粮、棉、油、糖等消费品。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发展速度是缓慢的。1953～1978年的25年间，粮食产量平均每年递增2.4%，棉花为2%，花生为0.1%，油菜籽为2.7%；芝麻递减1.5%。这种增长速度大体等于或低于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这当然就不能满足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要求。

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也是很低的。1978年我国每一个农业劳动力平均粮食产量为1040公斤，同年美国为95352公斤，苏联为10265公斤，英国为32609公斤，法国为20155公斤，西德为18877公斤。

我国农业的落后还表现在结构上。在1978年的农业总产值中，种植业占67.8%，林业占3%，畜牧业占13.2%，副业占14.6%，渔业占1.4%。农业的这种结构，决定了我国人民的食品构成是以粮菜等碳水化合物为主，肉蛋鱼则是很少的。

由于农业落后，轻工业也远远不能适应人民生活需要。列入国家和轻工部管理的66种轻工业品，绝大多数都供不应求，像自行车、缝纫机、木器家具、文化用纸等都很紧张。就以纸张消费量来说，1977年我国每人平均约4公斤，1976年美国为290公斤、苏联为31公斤、日本为145公斤、西德为136公斤、英国为137公斤、法国为109公斤。相比之下，我国的造纸工业太落后了。而造纸的原料只能依靠农业。农业上不去，像纸张、木器家具等问题就难以解决。

造成农业和轻工业长期落后的原因很多，重工业过分突出不能不是原因之一。我国的重工业，同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相比，还是很不发达的，某些部门甚至是相当落后的，但是从目前我国的经济力量来看，它就过分突出了，挤了农业和轻工业。

1978年比1949年，农业产量增长2.4倍，轻工业产量增长19.8倍，重工业产量增长90.6倍。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二五”期间分别为-4.3%、1.1%、6.6%；“三五”期间分别为3.9%、8.4%、14.7%；“四五”期间分别为4%、7.7%、10.2%。不难看出，农轻重三者的增长速度悬殊，尤其“二五”期间，农业年平均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而重工业却以相当快的速度上升，这就不能不使农业与重工业的矛盾尖锐化。

我国的重工业直接为农业和轻工业服务的比重太小。1978年我国钢材生产消费量中，用于农业和农业机械维修的占15.5%，用于轻工市场的占11.7%；生铁消费量中，用于农业和农业机械维修的占3.6%，用于轻工市场的占1.1%。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用电量的比重分别为11.5%、12.9%、53.6%。这些数字说明，我国的重工业还没有真正纳入为农业、轻工业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的轨道上。所以，调整农轻重比例关系，调整重工业内部的结构是很必要的。

第二，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中的比例失调，对人民生活也有很大的影响。

我国国民收入总额1978年比1949年增长7.4倍，1950～1978年每年平均递增7.3%，这个速度是相当高的。可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却远远低于这个速度，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积累过高，挤了消费。

“一五”时期我国积累率基本上稳定在24%左右，这是比较适合当时情况的。自“二五”时期起，积累率逐步提高，“二五”曾规定积累率为25%，实际达到30.8%，“三五”时期平均为26.3%，“四五”时期平均为33%，1976年为31.1%，1977年为32.3%，1978年为36.6%。积累率逐步增高，使得消费基金增长缓慢，职工工资和社员收入难以增加很多，有时甚至下降。例如，1959年积累率高达43.8%，其结果使人民生活水平下降。1959年全国农民人均消费额为65元，比1957年下降14元，按5.3亿农民计算，农民的消费额共计下降72.4亿元，下降21%以上。

在积累内部，生产性积累过高，挤了非生产性积累，从而影响了人民生活。“一五”时期，生产性积累占59.8%，非生产性积累占40.2%，二者比例大体为1.5∶1，基本上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自“二五”以后，生产性积累大幅度上升，生产性积累与非生产性积累的比例，“二五”时期分别为87.1%和12.9%，“三五”时期分别为74.5%和25.5%，“四五”时期分别为77.6%和22.4%。二者的比例变动大体是4∶1。非生产性积累所占的比重比“一五”时期下降50%以上，这是不正常的。

生产性积累过高，还表现在基本建设投资的分配使用上。“一五”时期，全部基本建设投资中，生产性投资占71.7%，非生产性投资占28.3%，二者的比例大体为2.5∶1，这个比例是比较合适的，生产发展了，生活也改善了。“二五”时期，生产性投资的比重上升到86.8%，非生产性投资下降到13.2%；1967～1976年，生产性投资的比重更上升为87.3%，非生产性投资更下降为12.7%。其结果，“骨头”与“肉”的比例不能不发生严重失调，给人民生活带来困难。例如居民住宅投资，“一五”时期占9.1%，而“二五”时期和1967～1975年分别下降为4.1%和5%，尤其是1970年仅为2.6%，这自然使住房相当紧张。至于城市交通拥挤、校舍紧张、文教卫生欠账甚多等，都同非生产性积累和非生产性投资比重下降过多有关。

在生产性积累内部，重工业使用的积累过多，挤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资金。“一五”后期，已经出现农业和轻工业相对落后于重工业的情况。进入“二五”以后，本应加快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给它们更多的资金，适当降低重工业投资的比重；但相反，却大幅度提高重工业投资的比重，由“一五”时期的46.5%增加到“二五”时期的56.1%。因此，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资金更显得不足。针对已出现的情况，1963～1965年调整时，把重工业的投资比重由“二五”时期的56.1%降低为49.8%，农业的投资比重由“二五”时期的12.3%提高为18.8%。到了“三五”时期，由于要把国防放在第一位，重工业投资比重又提高到57.4%，超过了“二五”时期的比重，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重比“二五”时期还低。“四五”时期，重工业的投资比重为54.8%，仍比“一五”时期高得多，轻工业投资比重为5.4%，比“一五”时期的5.9%还低。由此可见，长时期内，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资金被挤占，这不能不是农业和轻工业不能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线建设的投资在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一五”时期为30.6%，“二五”时期为36.9%，1963～1965年为38.2%，“三五”时期为52.7%，“四五”时期为41.1%。建设三线和国防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若要求过急，则自然就会影响国家的其他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在援外上，我国也有大手大脚的现象，超越了我国的经济能力。援外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20世纪50年代的0.5%左右，逐步增加到20世纪70年代的2%以上。全部援外资金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后30年我国居民住宅投资的总和。

第三，我国人口增长过快，是人民生活水平不能迅速提高的重要原因。

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长期保持在20‰左右，最高的1963年曾达到33.5‰，最近几年才逐渐降低到12‰左右。我国现有的9亿多人口中，有6亿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占63%。扣除死亡，在30年中增加了4.2亿人，增长率为78%。1966～1971年，6年中净增人口1.2亿人，平均每年增长26‰，净增人口2000万人，相当于一个人口中等国家。这样高的人口增长速度，确实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据有关部门计算，在我国抚养一个婴儿到16岁，农村需要1600元，中小城镇需要4800元，大城市需要6900元。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出生人数是6亿人，按上述标准计算，国家、集体和家庭共同负担的抚养费约占新中国成立后各年累计国民收入的30%左右，其中国家和集体支出约占30%，家庭负担70%。仅国家和集体支出的抚养费大约相当于30年我国积累基金总额的1/3。我国30年所创造的国民收入有1/3被16岁以下的儿童和少年消费掉了，这是十分惊人的事情。

1950～1978年的28年间，我国国民收入总额平均每年增长7.3%，而人均国民收入每年平均只递增3.7%。1952～1978年消费基金增长2.9倍，但每人平均的消费额只增加1.3倍。由于人口增长过快，每年新增消费额中有58%用于满足新增人口的需要，剩下提高原有人口生活水平的只有42%。

1957～1977年，粮食产量年均增长1.87%，人口数量年均增长1.91%，人均粮食占有量一直在600斤左右徘徊，低于世界平均800斤的水平，所以粮食一直很紧张。1977年我国粮食产量是5655亿斤，比1951年的2874亿斤增加了97%，而人均粮食占有量由510斤增加到598斤，只增加了88斤，即增加了17.3%。如果每年净增人口2000万人，每人按拥有粮食600斤计算，那么每年就需要增加粮食120亿斤。新中国成立后30年，每年平均增产的粮食也不过100亿斤左右。这就是说，每年增产的粮食几乎全部被新增人口吃掉。目前我国已有近10亿人口每人拥有的粮食从目前的600斤要提高到1000斤，需要再增产粮食大约4000亿斤，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1953～1978年的25年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平均每年增加工资总额的56%用于发放新职工的工资，而用于提高职工工资水平的，只占增加工资总额的44%。

1950～1977年，我国共建住宅4.94亿平方米，同一时期，城镇人口由6169万人增加到11495万人，净增5326万人，以每人平均3.6平方米计算，共需要住房1.9亿平方米，即1/3以上的新建住宅用于城镇人口增加的需要。按目前我国已有城镇人口11495万人计算，每人居住面积要达到现在大庆的水平（每人平均7.6平方米），尚需增加4.6亿平方米，这几乎等于过去28年所建住宅的总面积。

每万人中的在校大学生人数，1977年我国只有6.6人，还低于印度的37.7人。如果要超过印度，达到50人，那就要有约2000万在校的大学生。目前我国每年招生30万人，平均在校学生120万人。要达到2000万在校大学生的目标，就要再增加1000多所像清华大学那样规模的学校，每个省市至少也要办30～40所像清华大学那样规模的学校。如果要达到目前美国的水平，即每万人中有大学生500人，那么我国每个省、市也要办300所以上的像清华大学那样规模的学校，这是十分艰巨的事情。

我国人口增长过快，造成了严重后果，因此实在有必要控制人口的增长，否则，它将拖住四个现代化的步伐。

本文原载：《经济研究资料》1980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