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此时此刻就是你最年轻的一刻
瑞秋
1
我的好朋友罗兹·霍洛维茨与她的新任丈夫是通过交友网站相识的。罗兹比我大三岁，比我重二十二公斤，在外人看来算不得风韵犹存，因此我也打算试试看——尽管平时我尽量避免上网。罗兹的上一任丈夫患结肠癌去世，而她则开始享受生活了。倒不是说她现任丈夫是什么人中龙凤——他名叫托尼，以前在新泽西州做汽车玻璃生意——而是说是罗兹把他好好打扮了一番，又带他到布鲁明黛商场买了几件衬衫，现在他们经常一起到犹太社区活动中心参加各种兴趣班——西班牙语会话、交际舞、情侣按摩、手工皂制作、蜡烛制作，等等。我倒不急于找个丈夫，因为再结婚会徒增很多麻烦。可我也不想一个人孤独终老，再说，能有个人陪我参加兴趣班也不错。我总觉得网络交友是年轻人才玩的东西，可是罗兹说并非如此。“即便如此，”她说，“瑞秋，此时此刻就是你最年轻的一刻啊。”
我问她有哪些建议，她告诉我，不要用看上去比本人更年轻的照片。在网上人人都会撒谎，可讽刺的是，在网上最不应该做的事就是撒谎。于是我说：“罗兹，亲爱的，真实生活跟这又有什么两样呢？”
我约见的第一个男人叫哈罗德，我半开玩笑地问他是不是生来就叫这个名字，因为这名字听起来像个老头。不过哈罗德没有领会我的幽默感，他略带恼火地说：“你没听说过《哈罗德与紫色蜡笔》[2]吗？哈罗德是个小孩啊，瑞秋。”总之，这场约会没了后文。
我约见的第二个男人叫安德鲁，他的指甲很脏，搞得我没心思注意他的人品。点的黄油红糖可丽饼我也吃不下，因为——天啊，他的指甲实在太让人分心了。我真想知道他来赴约之前都干了些什么，是参加园艺竞赛吗？还是把上一个跟他约会的女人埋掉？他说：“瑞秋·夏皮罗，你吃得太少了！”我考虑过把可丽饼打包带走，可是真的有这个必要吗？可丽饼不经放，重新加热后就变得黏糊糊、软绵绵的，就算硬着头皮吃下去也是糟糕的经历——因为你会一直想，可丽饼本来多好吃啊！
又过了几个星期，安德鲁打电话来问我想不想再约会一次，我赶快说：不必了，谢谢你。他问我为什么，我不希望自己显得过于斤斤计较，所以并不想把手指甲的事告诉他。或许我对这件事的确有心结，因为我前夫的指甲一向干净整齐，可他仍然是个烂人。就在我思考该怎么和他说的时候，他说：“算了，我明白了，你不必扯谎来唬我。”
我说：“说实话，我觉得我们之间没有擦出火花，而且以我们的年龄，”我六十四岁，“实在经不起再浪费时间了。”
于是他说：“告诉你吧，你本人比照片上老十岁。”给了我临别的最后一击。
我知道他是故意把话说得这么难听，不过保险起见，我还是把照片拿给罗兹看了。在我印象里，这张照片是近期照的，但仔细回忆后，我想起这是布什第二届总统任期结束时照的。罗兹说照片上的我的确显得年轻一些，但这样正适合我，不至于年龄悬殊得过分。她说如果我选对了餐厅，再配上合适的灯光，就能跟照片上一模一样。我说那跟布兰奇·杜波依斯[3]往台灯上罩围巾有什么两样。后来罗兹在我家阳台上用手机帮我重拍了一张照片，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我约见的第三个男人叫路易斯，他戴着精致的钛合金镜框眼镜，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哇，你比照片上更漂亮。”这不禁让我怀疑自己在选照片这件事上是不是矫枉过正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快便对他产生了好感。他是一位美国犹太文学教授，在迈阿密大学任教，他说他以前常跑马拉松，后来髋骨出了毛病，所以现在只跑半程马拉松。他问我平时做不做运动，我说做，我教老年人做普拉提，说到这里——说不定我可以帮他缓解屈肌的病痛？我记得他说了句“我相信你一定可以”之类的话。再后来，为了证明我并不是绣花枕头，我们谈到了读书。我说我非常喜欢菲利普·罗斯[4]。恐怕所有跟我背景相似、年龄相仿的女人都会有这种陈腔滥调。可他却说，不，菲利普·罗斯非常优秀。他曾经做过一场关于菲利普·罗斯作品的公开课，结果菲利普·罗斯本人也来了，而且还坐在第一排！菲利普·罗斯听完了整堂课，中间还不时点头，两条长腿交叉，又分开，又再次交叉。下课后，他一言未发，直接起身离开了。
“他觉得怎么样？”我问，“他生气了吗？”
路易斯说他也不知道，这件事将永远是他心中的未解谜团。
我说：“菲利普·罗斯的腿很长吗？”
他说：“不如我的腿长，小瑞。”
偶尔调调情，倒也不失为一件乐事。
接着他问起我有没有孩子。我说有个女儿，叫阿维娃。他说在希伯来语中阿维娃的含义好像是春天，或者是纯洁，真是个美好的名字。我说我知道，正因如此，我和前夫才选了这个名字。他又说，这个名字不常见，我不认识叫阿维娃的人，只听说过那个给国会议员莱文惹麻烦的女孩。你还记得那件闹得沸沸扬扬的丑事吗？
“嗯。”我说。
他说：“那件事不仅败坏了南佛罗里达和整个犹太裔人群的名声，还抹黑了政治人物，对整个文明社会来说都是一件丑事。”
他说：“你真的不记得了吗？2001年那会儿这里的新闻节目整天都在播这件事，直到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人们才把她淡忘了。”
他说：“我实在想不起她姓什么了。你真的不记得她了吗？告诉你，小瑞，她就跟莫妮卡·莱温斯基[5]没两样。那个女孩明知他有家室还要勾引他。依我看，她要么为了权，要么为了名，或者是缺乏安全感。她长得就是一副风流样，身材丰满——就是那种人人都会夸她长了一张漂亮脸蛋的人——勾搭上莱文这样的男人让她觉得自己很神气。我对这种人一点也不同情，她到底姓什么来着？”
他说：“真是太可惜了，莱文一直是个不错的国会议员。要不是那个小姑娘坏了事，他说不定会成为第一位犹太裔总统。”
他说：“你知道我最同情谁吗？她的家长。”
他说：“不知道那个女孩后来怎么了。你说，谁还愿意雇用她？谁还愿意娶她呢？”
他说：“格罗斯曼！阿维娃·格罗斯曼！就是这个名字！”
于是我说：“就是这个名字。”
我找借口去了趟卫生间，回来后，我让服务生把没吃完的海鲜饭打了包——这里的海鲜饭很好吃，一人份又实在太大了。有些餐厅会在藏红花上偷工减料，但是大虾餐厅不会这样做。海鲜饭不能用微波炉加热，但放在炉灶上热一下还是很不错的。我说，我们平摊饭钱吧，路易斯说他正要付账。但我的态度十分坚决，因为只有当我打算跟一个男人再次约会时，我才会让他请客。罗兹常说我这种做法不知该算女权主义，还是与女权主义背道而驰。不过在我看来，这只是基本的礼节。
我们一起往停车场走，他说：“刚才在饭店里是怎么了？是我说错话了吗？我感觉气氛一直很融洽，可是突然就变了样。”
我说：“我只是不喜欢你而已。”说完便上了车。
2
我住的公寓位于海滩地带，有三间卧室。我在家里就能听见海浪的声音，对家中的一切都很满意——这就是独居最大的好处。即便你嫁给一位常常不在家的人，比如医生，他也会插手诸如家居装饰的事。而他的意见通常是“我想要一张更有男子汉气概的床”，或者“一定要装遮光窗帘，你知道我的工作日程很不规律”，还有“这个的确很漂亮，可它不耐脏啊”。而现在，我的沙发是白色的，窗帘是白色的，羽绒被是白色的，厨房台面是白色的，衣服是白色的，一切都是白色的。而且，不，它不会脏，因为我用得很小心。我买房子的时候房价临近低谷——尽管生活有诸多不顺意，但在房地产这方面我运气总是很好——如今这套公寓的价格已是我买下时的三倍。倘若我把它卖掉，可以赚上一大笔，不过说实话，卖掉了我又能去哪儿呢？你倒是说说，我还能去哪儿？
阿维娃小时候，我还没离婚，那时我们住在城市另一头，在一幢意式托斯卡纳风格的小别墅里。别墅位于茂林会所——一个封闭式的社区。如今我不在那里居住，我终于可以直言相告，那几扇大门一直让我心里不舒服——住在博卡拉顿，我们该提防谁呢？不管怎么做，茂林会所里还是时常有人遭抢劫。那些大门就是用来招贼的。越是门禁森严，外人就越觉得里面有东西值得这样大费周章地防护。不过我正是在茂林会所结识了罗兹，可以说不论我经历了什么样的波折，她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也是在那里与莱文一家相识的。他们搬进来的时候阿维娃十四岁，在读高一。
我们与亚伦·莱文相识的时候，他还是个声望不高的州众议员。他的妻子艾伯丝才是家里的经济支柱——她是南佛罗里达医疗集团的内部法律顾问。罗兹给亚伦·莱文起了个绰号——“犹太超人”。说实话，他长得的确很像超人。他只穿着运动鞋身高就有两米，一头黑色卷发，蓝绿色的眼睛，脸上总带着开朗、和善又憨厚的笑容。他是个能文能武的男人，既穿得起礼服衬衫，也穿得起安纳波利斯的海军制服——那副肩膀足以胜任这样的角色。他比我和罗兹小几岁，但年龄差距不大，所以罗兹常开玩笑，说我们两人中至少有一个应该试试勾引他。
他的妻子艾伯丝则总是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她上半身清瘦，下半身却很粗壮——小腿和屁股很粗，膝盖也肉乎乎的。不知她要花费多少精力才能让那一头棕色卷发长期保持笔直的金色“波波头”发型。罗兹总是说：“气候这么潮湿，哎哟，梳那个发型简直是疯了。”
说实话，我也曾试着跟艾伯丝交朋友，可她就是不为所动（不仅我如此，罗兹也试过）。我和迈克请他们到家里吃过两次晚饭。第一次我忙了一整天，做了牛胸肉。尽管开着空调，穿着DKNY露肩连衣裙，我还是汗湿了衣衫。第二次我做了枫糖浆烤三文鱼。这道菜不难做，先腌十五分钟，再烤三十分钟就大功告成了。可艾伯丝从来没有回请过我们，我也就领会了她的意思。再后来，阿维娃读高三时，亚伦·莱文要参加国会竞选，他们一家便搬去了迈阿密，我以为自己从此不会再与他们有瓜葛。人这一辈子会遇到很多个邻居，但只有少数几个才能成为罗兹·霍洛维茨那样的朋友。
然而在我脑海萦绕了一整天的并不是罗兹，而是莱文夫妇，直到电话铃响的那一刻，我还在想着他们。打电话的是公立学校的一位历史老师，问我是不是艾斯德尔·夏皮罗的女儿。她一直想联系妈妈，问她能否到她所在的高中为幸存者纪念日致辞，可是妈妈既没回短信也不接电话。我向她解释，大约六个月前，妈妈患上了严重的中风，所以不行，艾斯德尔·夏皮罗没法出席幸存者纪念日。今年他们只能找其他的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了。
历史老师哭了起来——那副唯唯诺诺的样子让人心生厌烦——她说要把幸存者聚齐越来越难了，即使在博卡拉顿也不例外——这里百分之九十二的居民都是犹太人，除了以色列以外，这里是全世界犹太民族气氛最浓的地方。她说，二十年前她发起幸存者纪念日活动时，幸存者还很好找，可是现在还剩下多少人呢？就算你躲得过癌症，躲得过犹太人大屠杀，死神早晚也会追上你。
这天下午，我到疗养院去探望妈妈，那里总是弥漫着一股学校食堂与死亡的混合气味。妈妈的手绵软无力，左半边面孔耷拉着。依我看，没什么好遮掩的，她就是一副中了风的样子。
我告诉她，有个唯唯诺诺的中学老师在找她，妈妈努力地想说话，但只发出了几个元音，没有辅音——或许是我这个女儿不称职，反正我没听懂。我告诉她，这次约会原本非常愉快，可那个男人突然开始对阿维娃说三道四，结果不欢而散。妈妈的表情让人难以捉摸。我说，我很想念阿维娃。我知道母亲无法回答我，所以才这样说。
我正要离开疗养院的时候，妈妈的妹妹梅米来了。梅米是我见过最乐观开朗的人，但有时候她这个人不太可信。这么说其实有点不公平。与其说是梅米不可信，倒不如说是我不相信所有的乐天派和所谓的幸福感。梅米张开胖乎乎、松垮垮的手臂抱住我（小时候，我和弟弟把这样的手臂称作“哈达萨臂”[6]），告诉我母亲曾问起过阿维娃。
我问：“她究竟是怎么问的，梅米？”因为妈妈根本不能说话。
“她说了她的名字。她说‘啊——喂——哇’。”梅米坚定地说。
“整整说了三个字？”我不太相信。再说，妈妈说的词听着全都像“阿维娃”。
梅米说她不想跟我争论这些，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为八十五岁的妈妈策划生日聚会。梅米还没想好在哪里举办聚会。在这里？尽管妈妈住在这儿，但这里并不是她的家。去别处？妈妈的身体不知能否经得起折腾。梅米自然觉得换个环境聚会更好，找个风景好的地方——去博卡拉顿艺术博物馆，或者去米兹纳公园那个有早午餐的饭店，或者去我的公寓。“你的公寓实在太美了。”梅米说。
我说：“梅米阿姨，你真的觉得妈妈想要办聚会吗？”
梅米说：“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你母亲更喜欢聚会的人了。”
我不禁怀疑梅米和我说的是不是同一个人。我曾经问过母亲，她和爸爸过得幸不幸福。“他很会赚钱，对你和你弟弟也很好。至于幸福，”母亲说，“那是什么？”可以说，这是我第一百万次意识到，做一个女人的妹妹与做她的女儿是完全不同的经历。
我说：“梅米，你真的认为现在是办聚会的好时候吗？”
梅米看着我的神情，仿佛我是她见过最可怜的人。“瑞秋·夏皮罗，”她说，“任何时候都是办聚会的好时候。”
3
我和迈克还没离婚的时候，曾有一次开车到迈阿密大学跟阿维娃一起吃晚饭，她说她有件大事要告诉我们。拖延了好几个学期之后，她终于决定了要修什么专业：西班牙语文学和政治学。
迈克说，这个专业听上去很了不起。不过他对阿维娃总是一味宠溺，只有我才会问她毕业以后打算干什么，因为这个专业听着像是个花架子。在我脑海中，女儿仿佛永远住在她儿时的房间，不会长大。
阿维娃说：“我想从政。”她解释说，选修西班牙语文学是因为我们这一带赢得选举的人都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至于政治学，她觉得这是明摆着的事。
“政坛可不是个清净之地。”迈克说。
“我知道，爸爸。”阿维娃说着在他脸颊上亲了一口。接着她问迈克跟莱文议员还有没有联系。虽然莱文一家搬离我们隔壁已经有段日子了，但大约一年前，迈克为议员的母亲做了心脏手术。阿维娃希望能借这层交情谋得一份入门的工作或实习机会。
迈克说他明天就给议员打个电话，他也的确是这样做的。凡是与阿维娃有关的事，迈克都会记在心上——她是爸爸的心肝宝贝。我总觉得“美籍犹太裔小公主”这样的称呼十分刺耳，但事实的确如此。总之，迈克与莱文通话之后，莱文把一位同事的联系方式给了迈克，于是阿维娃就去为议员先生工作了。
那段时间，我在博卡拉顿犹太学校担任副校长，这所学校招收从幼儿园到十二年级的学生。这个职位我已经做了十年，而那年秋天，我没有时常开车到迈阿密看望阿维娃，原因之一是有人发现我的上司——校长费舍先生与一名毕业班的女生有染。尽管那个女孩已经年满十八周岁，但是校长作为一名成年人，又是教育行业的从业者，还是应该管住自己的下半身。伊莱·费舍决意要保住自己的工作，信心坚定到了愚蠢的程度，他想让我在董事会面前为他求情。“你了解我的，”费舍说，“求你了，瑞秋。”
我的确很了解他，正因如此我才告诉董事会，他们应该立即解雇费舍。在他们寻觅继任者的同时，我成了博卡拉顿犹太学校的校长——第一个担任这个职位的女性，不过这其实也没什么。
费舍回来收拾东西的那天，我送给他一个奶油巧克力双色派。这既是一份请求和解的礼物，也是我用来探查他离职进展的借口，因为我想让他尽快离开我未来的办公室。他打开白色塑料袋，端起奶油巧克力双色派，扔飞盘一样朝我的脑袋砸过来。“叛徒！”他大声吼道。我及时躲开了。那个派是我在国王糕饼店买的——六寸大，口感很像法式小蛋糕。他可真是个傻子。
等我在复活节时见到阿维娃，她瘦了不少，但是气色很好，心情也不错，所以我推测她工作得很顺心。或许阿维娃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说不定政坛真的就是她的舞台？我不禁幻想自己参加她的就职典礼，用一块红白蓝相间的爱马仕丝绸手帕擦拭眼角的情形。阿维娃从小就是个聪明伶俐、精力充沛的女孩，但她的聪慧和精力总是很分散，像四射的阳光，又像散落满地的玻璃球——难不成年轻人就是这样的？我问她：“看来你很喜欢在议员先生手下工作？”
阿维娃笑了：“我不是直接在他手下工作，算不上。”
“那你平时都做什么？”
“很无聊。”她说。
“我不觉得无聊！这可是你第一份正式工作！”
“我没有工资可拿，”她说，“所以这不算正式工作。”
“不管怎么说，还是很激动人心，”我说，“跟我说说，好女儿，你平时都干什么？”
“我负责买百吉饼。”她说。
“好吧，还有呢？”
“他们派我去打印店。”
“那你都学到了什么？”我说。
“学了怎么双面复印，”她说，“怎么煮咖啡。”
“阿维娃，别闹了，至少跟我说件正经的新鲜事，我好讲给罗兹听。”
“我做这份工作可不是为了让你给罗兹·霍洛维茨讲故事的。”
“给我讲讲议员先生吧。”
“妈妈，”她不耐烦地说，“没什么可讲的。他在华盛顿，而我基本都跟竞选团队一起工作。一切工作都是为了筹集经费，而每个人都烦透了筹集经费。不过大家对竞选充满信心，也对议员先生充满信心，所以我觉得这也没什么问题。”
“那你喜欢吗？”
她深吸了一口气：“妈妈，”她说，“我爱他。”
起初，我还以为她说的是工作，说她爱上了政治。但我很快便发觉，她说的不是这个。
“才刚开始没多久，”她说，“但我想我爱上他了，真的。”
“他是谁？”我问。
她摇摇头：“他很英俊，是个犹太人，我不想说太多。”
“你们是在学校认识的吗？”
“我不想说太多。”
“好吧，”我说，“那你至少告诉我，他是不是也爱你？”
阿维娃脸红的样子很可爱，像她婴儿时期发烧的样子：“也许爱吧。”
她对我有所隐瞒。她想隐瞒的事情其实很明显，可我当时并没往那个方向想。她只有二十岁，还是个孩子，父母的乖乖女。我并不相信我的阿维娃会卷入那样不堪的事件。我对她十分信任。
“他多大了？”我问。我最糟糕的设想只是他年龄大而已。
“比我大。”她说。
“大多少？”
“没有爸爸年纪大。”
“好吧，这也算是一点安慰。”我说。
“妈妈，他已经结婚了。”阿维娃说。
天啊，我心想。
“可是他并不幸福。”她说。
“亲爱的，我郑重地提醒你——求求你，不要掺和到别人的婚姻当中。”
“我知道，”她说，“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你最重要的资本就是清白的名誉。”
阿维娃哭了：“所以我才想告诉你。我实在太惭愧了。”
“你必须跟他做个了断，阿维娃。绝不能继续下去了。”
“我知道。”她说。
“别再跟我说‘我知道’！‘知道’一点儿用也没有。你得说‘我会这么做’，然后就开始行动。趁现在事情还没闹大，除了我没人知道。”
“好吧，妈妈。我会这么做的。请你保证不要告诉爸爸。”
进入光明节的第四五天，我开车到迈阿密，想确认阿维娃已经跟那个已婚男人一刀两断了。我心事重重，往阿维娃的寝室带了太多东西。我带了一个光明节的电烛台、一网袋的巧克力金币、在布鲁明黛买的擦脸毛巾（每条毛巾额外付了七美元，在店里绣了字），还有国王糕饼店的两块奶油巧克力双色派——她小时候最喜欢吃这个。
“怎么样了？”我说。
“妈妈，”她说，“他的婚姻早就名存实亡，只是他暂时还不能跟妻子分手。现在的时机不对。”
“唉，阿维娃，”我说，“有家室的男人都这么说。他绝对不会跟妻子分手的，永远都不会。”
“不，”阿维娃说，“我说的是实话。他现在不能离婚，真的有个重要的理由。”
“是吗，”我说，“什么理由？”
“我不能告诉你。”她说。
“为什么？我也想听听这个重要的理由。”
“妈妈。”她说。
“我一点具体情况都不知道，怎么帮你出主意？”
“要是我把理由告诉你，你就知道他是谁了。”阿维娃说。
“那可不一定。”我说。
“你肯定知道。”她说。
“你倒是说说，就算我知道他是谁又能怎样？我谁也不会说的。只要是与你有关的事，我一向守口如瓶。”
“理由就是——”她顿了顿，“理由就是他现在正忙着连任竞选。”
“天啊，”我说，“求求你赶快跟他做个了断。阿维娃，你不能这样下去。你为他妻子考虑——”
“她特别差劲，”阿维娃说，“你自己也常常这么说。”
“那你也该为他那几个儿子考虑。为他的选民，为那些给他投了票的人考虑。为他的前途考虑。也该为你自己考虑，为你的名声考虑啊！要是这些还不够，也该为爸爸、我和你的外婆考虑一下！”
“别小题大做了。谁也不会发现的。我们会保持秘密来往，直到他可以离婚为止。”阿维娃说。
“求你了，阿维娃，听妈妈的话。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哪怕你狠不下心与他分手，最起码先冷静一段时间，等他离婚后再说。如果你们的感情是真的，就算等到明年也不会淡的。”
阿维娃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我想自己可能终于说动她了。她在我面颊上亲了一口：“别担心，我会小心的。”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加入邪教团体恐怕就是这样的感受。
那天夜里我难以入眠。第二天请了病假没去上班——我从不生病，所以也从不请病假，尽管我当时已经四十八岁。我去看望妈妈，想征询她的意见。
“妈妈，”我说，“阿维娃出事了。”我把形势向母亲描述了一番。
“阿维娃是个聪明人，”过了许久，妈妈说道，“但她还年轻，有些事情是她难以预料的。你去找莱文的妻子。你认识那个女人，有过交情，可以约她见面。让议员的妻子跟他讲讲道理。”
“可是，这样我不就辜负了阿维娃的信任吗？”
“长痛不如短痛，现在痛是为她好。”
“那要把我的打算告诉阿维娃吗？”
“这完全由你决定，但换作是我就不会告诉她。她现在听不进道理，也不可能从你的角度看问题。再说，不论你这样做算不算出卖她，在她看来都算是出卖。要是你不告诉她，也许她永远都不会发现。”
我即将与迈克结婚时，母亲陪我去买婚鞋。我记得自己当时在想，为什么要这样大费周章？我必须要穿白色的鞋子吗？不过后来我看见了一双鞋，鞋面镶满水钻，三英寸的细高跟。“妈妈，”我说，“你看这双鞋多漂亮。”
“嗯。”她说。
“怎么了？”我说，“多美啊。”
“好看归好看，”她说，“但你的裙子一直拖到地面，谁也看不见你的鞋，还不如穿一双舒服的。”
“可我自己心里清楚穿的是什么鞋啊。”我说。
她撇撇嘴，那是她的标志性表情。
“我穿七号半。”我对售货员说。
我穿上鞋子，脚的确有点痛，但是还可以接受。
“你的腿美极了。”售货员说。
“没人能看见她的腿，”妈妈说，“你还能走路吗？”
我走了几步。
“瞧你那颤颤巍巍的步子，像个瘸子一样。”她说。
“我觉得自己像变身的灰姑娘一样，”我说，“我要买这双鞋。”
“这双鞋是一笔不错的投资。”售货员说。
母亲哼了一声。
“这双鞋你能穿一辈子。”售货员又说。
“这双鞋会在你的鞋柜里待一辈子，”妈妈说，“你保证不会再穿第二次。”
“买了这双鞋，就会有穿它的机会。”售货员说。
“不用你付钱。”我对母亲说着，把自己的信用卡放在柜台上。
回到车上，我母亲说：“瑞秋——”
“别再揪住鞋子不放了。已经完事了。我已经买下了。”我说。
“不，不是这件事。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双鞋这样反感。你若是喜欢，就应该买下。我想说的是——”她顿了顿，很快又说道，“你不是非嫁给他不可。”
“什么？”
“你知道的，我是想说，你可以嫁给他，也可以不嫁给他。”她的语气轻描淡写，像是在说晚饭可以吃三明治，也可以喝汤，她都无所谓。
“你的意思是你不喜欢他？”我问。
“不，我对他没意见，”她说，“但我越想越觉得，应该让你知道，取消一场婚礼并不比办一场婚礼更难。”
“什么？”
“我想说，这件事的确很吸引人，”她说，“事情一旦开了头，再停下来就很难。想想希特勒，瑞秋。”
这世上没有任何人能比希特勒更让妈妈不齿的人了。她极少提起他，但凡真的提起他，那一定事关重大。“我不明白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妈妈。”
“或许在某一时刻，那个人渣也曾经对‘最终解决方案’产生过怀疑。倒也不一定，因为他不是个善于自省的人，总之谁也无法确定。可是当犹太人被屠杀了一两百万的时候，在他病态的内心深处，或许也曾偷偷地想过：‘够了。这样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反而制造了更多问题！真不知我当初为什么会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可当时他的计划已经开始实施，于是就……”
“你真的要把迈克与希特勒相提并论吗？”
“不，在这个比喻里，你才是希特勒，你的婚礼就是‘最终解决方案’，而我则是有良心的德国人，不愿意袖手旁观。”
“妈妈！”
“别这么较真。我只是打个比方。大家讲故事都是为了讲道理。”
“你可不是！你不会这么做，起码不会拿希特勒讲道理！”
“你冷静一点，瑞秋。”
“你为什么要说这些？你是不是知道什么跟迈克有关的事？”毕竟这个女人曾经说过，她不知道什么是幸福。我实在想不出这是怎么回事。
“我什么也不知道。”她说。
“看你的样子就是知道。”
“我什么也不知道，”她说着从包里拿出一个装有柠檬硬糖的铁皮盒——母亲身上永远都带着糖，“你要一块吗？”
“不要。”
她耸耸肩，把盒子放回包里，“我什么也不知道，”她重复了一遍，“但我觉得，他并没有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你身上。”
我的手直发抖：“那他把心思放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她说，“但你是自由之身，我的女儿，你还有别的选择。你的确买了那双鞋，但你可以穿着它去听歌剧，而不是参加婚礼。这双鞋穿到剧院会非常出彩。我想说的就这么多，”她微微一笑，拍拍我的大腿，“那双鞋非常漂亮。”
我婚礼上穿的正是那双鞋，结果在走出教堂的时候扭伤了脚踝。整场婚宴上我都一瘸一拐，根本没法跳舞。
母亲的建议总是十分可靠。
4
我给艾伯丝的答录机留了一条啰里啰唆的语音留言：“艾伯丝，我是你以前的邻居，瑞秋·格罗斯曼——”那时候我还叫瑞秋·格罗斯曼，“茂林乡村会所的瑞秋·格罗斯曼，住在普林斯顿路，博卡拉顿，佛罗里达州，地球，哈哈！说正经的，我近来想起你，还有孩子们——”天啊，这可怎么说，“还有孩子们小时候的情景，所以我想约你吃个午饭，叙叙旧。”
过了一个星期，她也没给我回电话。她为什么要回电话呢？牛胸肉她吃了，三文鱼她也吃了，我们还是没能成为朋友。我决定往她的工作单位打电话。她的秘书让我等了一会儿，听筒里的彩铃是《三大男高音圣诞演唱会》专辑，我记得自己至少听完了两首不同版本的《圣母颂》，她的秘书才来回话：“艾伯丝在开会。”
“她真的在开会吗？”我问。
“当然了。”他说。
我开始盘算，是不是应该给她递张匿名字条，把婚外情的事情告诉她。可我怎样才能保证字条只有她一个人看见，而不会落在秘书或其他外人手里呢？
我正在琢磨要不要直接开车到她办公室去——她工作的地方在棕榈滩镇，车程四十五分钟——艾伯丝忽然回了电话。
“瑞秋，你好，”艾伯丝说，“接到你的电话我太惊讶了。你过得怎么样？迈克医生还好吗？阿丽莎呢？”
放在平时，这样的错误准会让我心生芥蒂（我们可是邻居！阿维娃举办成年礼时还邀请了他们家！），不过此时我心里却松了口气，她连阿维娃的名字都不知道，说明她对这场婚外情一无所知。“阿维娃很好，”我说，“她如今在众议员的竞选团队里实习。”
“我竟然不知道，”艾伯丝说，“真是太好了。”
“是啊。”我说。
我知道事不宜迟。
可我总不能只用一通电话就毁掉一个女人的婚姻啊。
“要不要一起吃午饭呢？”我说。
“哦，瑞秋，”她说，“我非常想去！但我实在太忙了，工作的事情很多，议员换届选举也很忙。”
“用不了多长时间，”我说，“哪怕只喝杯饮料也好。”
“我最早也要等到今年夏天才有时间。”艾伯丝说。
我必须得找个借口跟她见面，一个让她无法拒绝的借口。我想起阿维娃说竞选需要筹钱。那就谈钱，我心想。
“是这样的，我给你打电话不只是为了叙旧，而是想跟你讨论举办一次筹款活动，”我说，“不知你听说没有，我最近当上了博卡拉顿犹太学校的校长，我一直在找机会，把犹太民族的杰出人士介绍给我们的学生。所以我想，假如学校举办一次购票入场的夜间演讲会，由议员先生主讲，这样不是很好吗？让我们的学生了解议员先生，家长也可以参加，好好办一场活动，这对我们和议员先生都有好处。由博卡拉顿犹太学校举办的犹太裔领导人之夜，我们能不能谈一谈呢？”
她大笑起来。“只有事关竞选，这些‘饲养员’才肯放我出来，”她语气有些难为情，“下个星期四一起吃午饭怎么样？”她说。
为了这个重要的场合，我在洛曼百货买了一身盛蔷的西装。衣服是黑色的，带有金色的纽扣，镶了白边。衣服的折扣很大——在佛罗里达穿这种布料太厚重了——还算合身。
洛曼百货的试衣间是敞开的，也就是说，其他人也能看见你试穿衣服，并对你的衣服发表意见。
“你穿这件衣服非常漂亮，”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比现在的我要年轻）对我说，她只穿着内衣、内裤，颈上戴一条粗重的绿松石项链，“非常苗条。”
“这个风格不太适合我，”我说，“你的项链很漂亮。”
“这是我去新墨西哥州的陶斯镇看望儿子时买的。”她说。
“我听说那里很漂亮。”
“就是一片荒漠，”她说，“要是你喜欢沙漠的话，还不错。”
我挥了挥手臂，感觉自己好像穿了一身盔甲。
“这件西装简直是为你量身定做的。”那位上了年纪的女士说道。
我望着镜子中的自己。一个穿西装的女人，土里土气，神情严肃，像是监狱里的女狱管。她跟我一点也不像，这正是我所要的效果。
我赶到饭店时，艾伯丝已经到了，同来的还有一位负责为莱文议员筹款的主管，具体头衔我记不清了。他叫乔治，十分面善，可我却恨不得拿起叉子戳他。她居然带了外人来！我只好虚情假意地开始讨论那场子虚乌有的筹款活动。这顿苦不堪言的午饭吃了四十五分钟之后，艾伯丝说她有事，得先走，让乔治跟我继续讨论筹款事宜。“真是太好了，瑞秋，多亏了你，我才能从办公室出来透透气。”
“你这就要走了？”我说。
“有机会我们一定要再聚。”她的语气再清楚不过，我们不会再见面的。
我望着她离开，等她走过门口的迎宾台时，我站起身，说：“乔治。”
“怎么了？”他说。
“不好意思。我得去一趟卫生间！”我意识到这样详细地说有些反常，但我不想让他猜到我真正的动机。
“好啊，你不用等我批准。”他轻快地说。
我按捺着步伐向卫生间走去，然而刚过迎宾台，脱离了乔治的视线，我立刻向停车场飞奔而去。谢天谢地，她走得不远。我像疯子似的一边跑一边大声叫她的名字：“艾伯丝！艾伯丝！”
滚烫的路面几乎融化成了沥青，我的鞋跟陷进了地面，我跌倒在地，擦破了膝盖。
“瑞秋，”她说，“天啊，你没事吧？”
我连忙站起身：“没事。只是……地面太黏了，”我说，“我真是笨手笨脚的。”
“你真的没事吗？我看好像流血了。”她说。
“是吗？”我笑了起来，好像我的血是个有趣的笑话。
她对我微笑：“我说，这次见面真开心。能跟你相聚我很高兴。我们应该……没错，你真的流血了。我好像有个创可贴。”她在手提包里翻找起来，那个亮面皮包呈五边形，边角包着黄铜，约摸有一个小行李箱那么大。总之，这个皮包可以当武器用。
“你随身还带着创可贴？”我没想到她这种人会随身携带创可贴。
“我有好几个儿子，”她说，“几乎算半个护士。”她继续在包里翻找。
“没事，”我说，“正好应该让伤口透透气。这样血凝结得更快。”
“不，”她说，“这种说法只是以讹传讹。受伤的前五天，应该让伤口保持潮湿，这样愈合得快，又不容易留下疤痕。找到了！”她递给我一个印着恐龙图案的创可贴，“你应该先把伤口清洗一下。”
“我会的。”我说。
“我好像还带了抗菌药膏。”她又开始在包里翻找。
“你这个包简直是魔术师的帽子。”我说。
“哈。”她说。
“好了！”我说，“你不必费心了。”
“好吧，”她说，“我们有空应该再聚。”
于是我说：“是的，的确应该再聚。”
于是她说：“你还有什么事吗？”
我知道，若现在不说，就再也没机会了，可我就是张不开口。这种事情实在没法说得委婉动听，我只好直接说：“你的丈夫跟我的女儿有婚外情，我很抱歉。”
“哦。”她说。短短一个字，那音调让我想起了心脏监测仪上的那条横线：高亢而决绝，透出死亡的意味。她抚平自己身上那套西装——深蓝色，跟我身上这件几乎一模一样，又整理了一下稻草人似的直发——在这片地狱一样的停车场站得越久，她的头发似乎就越蓬乱：“你为什么不去找他呢？”
“因为……”因为我母亲让我来找你？我究竟为什么没有去找他呢？“因为我觉得这是女人之间的事。”我说。
“因为你觉得，假如我不施加压力，他就不会分手。”
“对。”
“因为你不想让你女儿知道你出卖了她，”艾伯丝继续说，“因为你想让她爱戴你，把你当成她最好的朋友。”
“对。”
“因为她是个荡妇——”
“拜托，”我说，“她只是个犯了错的孩子。”
“因为她是个荡妇，”她说，“而你是个懦夫。”
“对。”
“因为你想制止这件事，你觉得我知道应该怎么做。”
“对。”
“因为你看看我丈夫，再看看我，你觉得我早就经历过这种事。是不是？”
“我真的很抱歉。”
“抱歉有什么用。我会处理的，”艾伯丝说，“我会告诉乔治压根就没有什么筹款活动。狗屁犹太裔领导人之夜！下次你再想把别人的婚姻搞砸，在他妈的电话里说就行了。”
我满心愧疚，但却轻松了不少。我把自己的负担转移到了别人身上。我回到饭店跟乔治喝了一杯伏特加汤力水。我问他，在莱文夫妇手下工作是什么感觉。
“他们人非常好，”他说，“才貌双全，真是再好不过了。大家都觉得他们是天生一对。相信你也看得出来，对吧？”
5
在遇见那个浑蛋路易斯之后，我决定把网上交友这件事先放一放，安心地给罗兹和卖玻璃的托尼当电灯泡。这位玻璃商人说他很乐意与两位女士相伴，而且说实话，他才是真正的电灯泡，因为我和罗兹的友谊比他们的恋情开始得更早。
罗兹和托尼打算在克拉维斯演艺中心订购百老汇剧目套票，罗兹想让我也一起订。三张联排座位？我说，那我可真成了你们俩的电灯泡了。她说，那又怎样？托尼说他愿意坐在中间。
于是我们每个月都会一起看场剧，托尼和罗兹来接我，先找个地方吃晚饭，然后再去剧院。看完第一场剧——《歌舞线上》以后，托尼就开始叫我“腿女士”。他说我长了两条舞蹈演员的腿。我说我长的是跳普拉提的腿。罗兹则说自己长了两条火鸡腿，脖子也像火鸡一样松松垮垮，大家笑得前仰后合。我们三个人的关系就是这样。或许算不得深情厚谊，但也可谓其乐融融，正适合打发时间。
第三场剧是《卡美洛》，罗兹有点咳嗽，不能去看。罗兹说她不想整场剧都咳个不停。我说这里可是南佛罗里达，音乐剧场里的咳嗽声比音符还多。话虽如此，罗兹还是说，她可不想加入南佛罗里达的老年咳嗽合唱团。
于是托尼单独跟我去看剧，吃晚饭时我们谈起了罗兹。他说自己能遇到她实在是太幸运了，她填补了他生命中的空缺。我则说，这世上找不到比罗兹·霍洛维茨更好的人了。他又说，他很高兴能与罗兹的朋友也成为朋友。
音乐剧唱到一半，当桂妮薇儿[7]唱《爱欲洋溢的五月》时，他的胳膊肘越过了座位之间的扶手。我把它顶了回去。到了第二幕，桂妮薇儿演唱《我曾在沉默中爱恋你》时，那只胳膊肘又回来了。这次我把它一下推回了他的座位。他对我笑笑：“抱歉，”他耳语道，“我块头太大，剧院都装不下了。”
往停车位走时，他说：“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你长得非常像伊冯娜·德·卡洛[8]？”
“你是说吸血鬼夫人？”我说，“她还在世吗？”
他说在那部剧之前，她还演过许多其他角色：“《十诫》里面扮演蛾摩拉[9]的不正是她吗？”
“蛾摩拉不是个角色，”我说，“是座城市。”
“我很确定她演的就是蛾摩拉，”他说，“那部电影我看一千遍了。”
“那是个城市，”我说，“一座充满暴力、令人作呕的城市，里面的居民对人满怀恶意，大行淫荡之事。”
“什么样的淫荡事？”他说。
我才不会上他的当。“好吧，”我说，“随便。”
“你怎么就不能对我和蔼一些呢，瑞秋？”他说，“我喜欢你对我和颜悦色的样子。”
送我回家时，这位玻璃商人费了好一番口舌，坚持要把我送到门口。“不必了，”我说，“我知道家门口的路该怎么走。”
“对你，就应该提供全套服务。”他说。
“我没事。”我说。
“我答应过罗兹要送你回家。”他说。
我们往家门口走，到了以后我说：“晚安，托尼。替我向罗兹问好。”
他抓住我的手腕，把我拉到他身边。他通红肥厚的嘴唇紧紧吸住我的嘴唇不放：“你不想邀请我进屋吗？”
“不，”我扭开嘴唇，挣脱手腕，说，“你会错意了。罗兹是我最好的朋友。”
“别装了，”他说，“你跟我眉来眼去已经好几个月了。别抵赖。”
“我绝对没有！”
“女人对我暗送秋波，我觉得我还是看得出来的。对于这种事情我很少出错。”
“这次你真的大错特错了，托尼。”我从包里翻出了钥匙，但手却抖个不停——因为愤怒，而不是恐惧——一直打不开门。
“那你总说要教我普拉提是怎么回事？”他说。
“那是我的工作，”我说，“而且我确实认为，只要加强腹部锻炼就能帮你缓解坐骨神经痛。”
“今晚你就可以帮我锻炼腹部。”他说。
“你该走了。”我说。
“好了，放轻松。”托尼说着，开始用他那凹凸不平的厚手掌摩挲我的肩膀，感觉很不错，但我并不想让他把手放在那儿，“别这么不解风情。对这种事，我跟罗兹早有共识。”
“不可能。她不是那种人。”
“你并不了解罗兹。”玻璃商人说。
“对于罗兹，我一清二楚。即便你们‘有约在先’——且不管我信不信——我也不要你！”
我把钥匙插进锁孔，他想跟在我身后闯进房间。我一把推开他，把他的脚从门槛上踢下去，关上门，插上了插销。
我听见他直喘粗气，过了一会儿，他说：“我希望你不要太幼稚，瑞秋。”他的意思是，他不想让我把这件事告诉罗兹，而且他希望百老汇戏剧之夜能够照常进行。
玻璃商人终于走了，我想给罗兹打电话，把这件事告诉她，但我没有这样做。毕竟没有真的发生什么事。要想生活没烦恼，该管住嘴的时候就得管住嘴。
六十四岁的我仿佛再次回到了高中。
尽管托尼的不忠让人备感压抑，并且让我为朋友感到悲哀，但是我想讲给罗兹听的并不是他的不忠，而是想把这个故事告诉她。
我盯着电话，竭力遏制自己给罗兹打电话的冲动，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
“罗兹？”我说。
原来是那个浑蛋路易斯。“我反思了很长时间，”他说，“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我说错话了，对不起。我不该那样评价你的照片。”
“什么评价？”我说。
“我不想再重复一次了。”他说。
“恐怕你必须得重复一次。”我说。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我说，你本人比照片漂亮多了。我那样说真是太蠢了，”他说，“你说，你听到这样的话该怎么回应？你是不是觉得我在诋毁你的判断力？还是你觉得我是在说你的照片难看？你的照片一点儿也不难看，瑞秋，你的照片非常迷人。”
我告诉他，并不是因为这个。
“那是怎么回事？”他很想知道，“一定有问题，我知道一定有问题。”
我对他说：“可能我只是不喜欢你。”
“不可能。”他说。
“晚安，路易斯。”我说。
“等一等，”他说，“不论我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你能不能试着原谅我？”
“晚安，路易斯。”我说。
我还以为文学教授都是聪明人呢。
依我看，他说出那番有关阿维娃的话是件值得庆幸的事。早点搞清一个人的真实面目是件好事。
6
我一直在等阿维娃的电话，等她向我哭诉议员的妻子发现了这段地下情，议员跟她分了手。
但她一直没有打电话来，我想，也许她想独自处理这件事，或许这就是成熟的标志吧。我知道犹太母亲素有专断的名声——正如前文所说，我是菲利普·罗斯的忠实读者——或许我身上的确带有这样的特征。不过说实话，我过去不是那样的人，现在也不是。我有一份充实的工作，也有朋友。我固然深爱我的女儿，但她并不是我生活的全部。
所以我决定交由她自己处理。我买了些瑰珀翠的薰衣草味护手霜寄给她——她最喜欢薰衣草，别的就再没什么了。
我一直没有阿维娃的消息，连一句谢谢也没听见。不过那件事过去一个星期之后，我倒是接到了乔治的电话。“好了，瑞秋，”他说，“夏天就要到了。如果我们想在这个学年结束之前办活动，就应该尽快开始。”
“艾伯丝没跟你说吗？”我说。
“哎呀，”他说，“你该不会是反悔了吧？”
“不是这样的，”我说，“而是……唉，有可能是我理解错了，我以为艾伯丝觉得这次筹款活动并不是个好主意。”
“不会的，我今天早晨刚跟她谈过，”乔治说，“她完全赞成。她说她对这次活动干劲十足。”
“干劲十足？”我说，“艾伯丝说她干劲十足？”
“我不确定她原话是不是这么说的。等一下，瑞秋——好的，我马上就打完了，”乔治对另一个房间的人高声说，“今天这里乱哄哄的。”他向我道歉。
“有什么新鲜事吗？”
“这里总是乱哄哄的。那么，瑞秋，只要你还想办，我们一定全力配合。”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拒绝。从我的角度来说，我当时糊涂了。这就像你在跟人通电话，信号突然变差了，一开始，你假装自己还能听见，指望手机信号能够自己变好，不要让对方发现他在过去五分钟里说的话你一句也没听见。为什么不直接说“我听不见你说什么”呢？有什么好难为情的？
“我想办，”我说，“但我必须跟董事会请示一下。”当然了，我压根没打算请示董事会。他们绝不可能同意我在学校举办政治筹款活动。在博卡拉顿犹太学校，政治就是颗地雷。老天保佑，莱文可千万别提起总理拉宾遇刺之类的事情！
“好，当然可以。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四怎么样？五月十一日。”
“五月十一日。”我重复了一遍，假装在日历上做了个标记。过几天我会给乔治打电话，就说董事会不愿意批准政治性的筹款活动，事情也就了结了。
让我感到不安的是艾伯丝的所作所为和阿维娃的沉默。
我给阿维娃打了个电话，问她最近怎么样，有没有收到我的护手霜。
“有点稀，”她说，“那支护手霜。我猜你上次买完以后他们把配方改了。”
“不是，”我说，“我上次买的是护手霜，那个比较浓稠。这次我买的是身体乳。”
“我们还没分手，”她说，“我知道你真正想问的是这件事。”
我的确想问这件事，但我也想知道艾伯丝究竟有没有跟议员沟通过：“阿维娃，要是他妻子发现了，你该怎么办呢？”
“她怎么可能发现？”阿维娃说，“谁会告诉她？”
“人们的眼睛可都盯着国会议员呢，”我说，“他可是公众人物。”
“我很谨慎，”阿维娃说，“我们两个都很谨慎。”
“我想让你跟不需要谨慎相处的男人在一起。”我说。
“妈妈，他和别人不一样。为了他，即便这么做也值得。他——”
“他年龄比你大太多了，阿维娃。他有家室。他有孩子。我没想到把你养这么大，你竟然这么缺乏判断力。”
“这些话我们还要重复多少次？”阿维娃说。
“我想不通他是怎么看上你的。”我说。
“好啊，妈妈。他这样的男人看上我这样的女孩，难道让人很难以置信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他是个成年人，阿维娃。他跟我同龄。你们两个能有什么共同语言呢？”
“就是因为这个，我才不想给你打电话。”
“万一她真的发现了呢？你会结束这段感情吗？他会吗？”
“我不知道，”她说，“再见，妈妈。”
“阿维娃，我——”我听见了她挂断电话的声音。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学校董事会的主席——巴尼拉比门也没敲就冲进了我的办公室。
“我们为国会众议员莱文举办的筹款活动究竟是怎么回事？一个叫乔治·罗德里格斯的人说他跟你沟通过了。”
过去的一个星期里，乔治给我留了三通留言，我都没睬他——这的确是我的错。做乔治这一行的人对于被人放鸽子早已经见怪不怪，也习惯了竭尽所能争取他人的注意力，所以他自然会越过我，直接去找我的上司。
我笑了笑，想为自己争取一点时间：“嗨，没什么。你也知道那些政客有多缠人，他们永远在筹钱。我跟艾伯丝·莱文见面只是为了给她面子——她住在茂林会所时和我是邻居，所以实在推脱不掉——我好像没和你说过，阿维娃现在在议员手下工作。”
“乔治·罗德里格斯可不是这么说的。乔治说是你给他们出了犹太裔领导人之夜的点子，现在这件事已经被排进议员先生的公众日程表了。”
“不可能，”我说，“我特地没有给他们任何明确的答复。我跟他们讨论这件事，完全是出于客气。”
“这些政治人物，”巴尼拉比叹了口气，“唉，媒体已经听说了这件事。依我看，我们是不能脱身了。”
有什么不能的？“为什么不能？”我说。
“要是我们取消活动，在外人看来就是：我们过去支持莱文，而现在不再支持他了。我们既不想表露出对他的支持，也不想表露出不支持他的态度。现在的境地进退两难，瑞秋。这件事我不怪你，但是你跟人见面千万要小心，你现在毕竟是博卡拉顿犹太学校的校长。”
他分明就是在怪我。我多少有些不服气。按照我的描述，这件事并不是我的错。当然了，事实并不像我的描述那样——而且这件事千真万确是我的错——可是他并不知情啊。
巴尼拉比吩咐我筹备这件事，但是要尽量低调。“我们尽量都保住自己的饭碗，瑞秋。”他这样说。
巴尼拉比一走，我马上给乔治打了个电话。
“我都有点伤心了。我还以为你是故意避着我不见呢。”他说。
当天晚上，阿维娃给我打了个电话。“你到底想干什么？”她对我大喊。
“我从小是怎么教育你的，你眼里怎么只有自己？”我说，“地球不是围着你转的。议员他搞出这档事来，你以为我想在自己的学校办这场筹款吗？这件事与我无关。”
“那你为什么要给议员办公室打电话？”
“不是这样的，阿维娃，”我真希望老天能一个炸雷劈死我，我这辈子从没撒过这么大的谎，“我几个月以前给他们打过电话，那时你还没开始为莱文工作。学校里有人出了个主意，要举办一个犹太裔领导人之夜，是校方让我给莱文打电话的，因为我认识他，因为你爸爸给他母亲做过手术，因为莱文是我认识的最有前途的犹太人。这仅仅是个巧合而已，亲爱的。或许把它办成筹款活动是艾伯丝的主意？总之不是我起的头。”
“那你就叫停，”她说，“你是校长，你有叫停的权力。没有你的批准，学校什么活动也办不成。”
“事情没那么简单，”我说，“他的团队已经把这项活动排进了他的日程，听说是个叫乔治的人？”
“对，乔治·罗德里格斯。他负责筹款。”
“看来你认识他，这样正好。这个叫乔治的家伙越过我，直接联系了巴尼拉比。我看现在整个活动已经跟政治挂上了钩，我也无能为力了。”
我能听见阿维娃的呼吸声，但她没有挂断电话。
“那好，妈妈，”她说，“我相信你。但你要向我保证，你不会把——”她压低了声音，“把我谈恋爱的事情告诉任何人。请你向我保证你不会跟议员或是他妻子说话。”
“阿维娃，天啊，我当然不会。我绝不会提起你的地下恋情，但我必须得跟他们说话。不让我和他们说话，这不现实，我们以前毕竟是邻居。”
阿维娃开始抽泣。
“阿维娃，怎么了？”
“对不起，”她语气中的强悍消失了，说道，“我好累……我很想你……我才二十岁，可我感觉自己苍老极了……妈妈……我可能应该做个了断了。我知道你说得有道理，可我就是不知该怎么开口。”
我不由得心花怒放，若能有这样的结局，我之前说过的种种谎言也算值了。哪怕我为这个破筹款活动丢了饭碗，只要能让女儿回心转意，保全她的名声，也算值了。“你是想听听我的建议吗？”我不想惊动她，含蓄地问道。
“是，”她说，“求求你了。”
“跟他心平气和地谈一谈。告诉他，你们共处的这段日子你觉得很幸福，但以你们当下的处境，并不适合继续发展这桩地下恋情。”
“对。”她说。
“告诉他他的生活很复杂，你可以理解。告诉他你还年轻，不能就这样被一个人拴牢。告诉他这个学年的末尾正是你们重新考虑这件事的好机会。事实的确如此，阿维娃。”
阿维娃又抽泣了起来。
“怎么了，亲爱的？”
“我再也不会遇到像他一样优秀的男人了。”
我用力咬住自己的舌尖，直到嘴里漫出鲜血的味道。我对她隐瞒了那么多！
倘若我撰写一部回忆录，那么书名一定是《瑞秋·夏皮罗：我所隐瞒的那些事！》。
7
我上一次见到亚伦·莱文已是六年前的事，我发现他的黑色卷发中间已经有一小块变秃了。
阿维娃自然也在。博卡拉顿犹太学校举办的犹太裔领导人之夜——这次活动备受关注，而她既为议员先生工作，又是我的女儿，她怎么可能不参加呢？她身上的盛蔷西装正是我跟艾伯丝见面时买的那一套——她从我衣柜里拿走了，我竟然毫无察觉。西装穿在她身上，胸部绷得有些紧，尽管如此，她看上去依旧像个小女孩。我不知道她究竟有没有跟他分手，抑或是他向她提出分手。
议员先生热情地向我打招呼：“瑞秋·格罗斯曼，你气色真好。多谢你组织了这次活动，今晚的活动一定会非常成功。”都是些政客说的废话。
“我很乐意帮忙。”我说。有教养的人都是这样处事的。
看他的举止，丝毫看不出他和我的女儿有一腿。不过，其实我也不知道他应该有怎样的举止。他怎么做才能让我不反感呢？我带着他和他的一名助手来到礼堂后面的更衣室。几名学生要致辞，谈谈犹太裔领导人对于他们的意义，然后由议员登台演讲，并为最具领导人潜力的毕业生颁发一小笔奖金。一个星期前，我想出了这个发奖金的法子，好让整个活动看起来更加逼真。
议员的助手出去接了个电话，因此我和议员有了一段独处的时间。他与我四目相对——他的目光清澈、柔和而真诚，他说：“阿维娃真是太棒了。”
我环顾了一下四周：“不好意思，我没听清。”
“阿维娃真是太棒了。”他重复了一遍。
我想到了几种可能性。
1.他并不知道我知道他的地下恋情。
2.他明知我知道他的地下恋情，而这句话是个令人作呕的性暗示。
3.他的确知道我知道他的地下恋情，但阿维娃的工作真的很出色。
或许还有其他的可能，但当时我只想到了这些。这三种可能无一例外地都让我很想抽他一个耳光，但我并没有那样做。如果阿维娃已经跟他分手了，我抽他又有什么用呢？
“是吗。”我说。我知道自己不冷不热的回答让他有些泄气。他这种人的性格很需要别人的喜爱。
“迈克医生还好吗？”他问。
“很好。”我说。
“我以为今晚能够见到他。”议员说道。
“哦，他医院里事情很多，”我说，接着又补了一句，连我自己都想不通为什么要说这句话，“他的社交生活也很丰富。”
“他的社交生活？”议员笑着问，“迈克·格罗斯曼有什么社交生活？”
“他出轨了，”我说，“我知道他在外面有个女人，不过可能还有其他我不知道的女人。我觉得非常丢人，不知阿维娃知不知道这件事。我尽量瞒着她，因为我希望她能爱戴、尊敬她父亲。但我总觉得，即便你对孩子有所隐瞒，他们冥冥之中也感觉得到。总之我很担心，亚伦，这样的父亲会对她的品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真的很抱歉。”议员说。
“事实就是如此。”说完我便离开去组织学生了。
议员先生演讲的内容与他的成长经历有关，作为安纳波利斯全城仅有的几个犹太裔小孩之一，难免会产生“孤家寡人”的感觉，这其实并不是件坏事。议员先生说，做个“孤家寡人”可以帮助你理解弱势群体或贫困人群的处境。对政府来说，最危险的做法就是目光短浅，以自我为中心。要成为优秀的领导、善良的公民，就要顾及那些与自己不同的人群的需求。
他这种傻瓜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还真不赖。
我带领大家走进礼堂门厅与议员先生见面，却到处都找不到他。我走到后台的更衣室，正要敲门，忽然有只手拍了拍我的肩膀。乔治摇摇头，脸上的笑容进退两难，像是个听国王讲荤笑话的农民。
“不必担心，瑞秋。我去叫他，”乔治低声对我说，“我一会就带他去找你。”
议员打开门，阿维娃的口红模糊一片，下巴也蹭得通红。房间里弥漫着肉欲的腥味。哼，还有什么好遮掩的？这分明就是云雨之后的味道。
“阿维娃，”我说，“你过来。”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面巾纸递给她。
“议员先生，”我说，“你该去礼堂门厅了。”
议员让乔治和阿维娃先走一步。
“瑞秋，”他压低声音说，“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假如有人告诉你一件事“不是你想象的那样”，那件事几乎百分之百就是你想象的那样。“你太无耻了。”我说。
议员点点头，说：“是的。”可他的赞同并没让我觉得舒心。
“她才二十岁，”我说，“要是你想做件善事……只要你还有点人性，你就应该马上了结这件事。”
“你说得对……”他说，“真奇怪，这些东西……衣物柜、棒球棒、长凳……学生们今年要表演什么？”
“《失魂记》。”我怀疑他根本没听见我说话。
“《失魂记》，”他说，“是关于什么的剧？”
“好吧，有一个棒球运动员……”
不过就在这时，我们走到了接待处，议员挤出了一个微笑，我也是。
大约凌晨一点，阿维娃回到了我们家，我事先就知道她要来，因为大门口的保安给我打了电话——多亏了茂林会所的门卫系统。
她眼睛肿得像樱桃，像法律题材电影中的法官一样用手指着我：“我知道你肯定背地里说了什么，妈妈！”
“怎么了？”我问。
“别演戏了，”她说，“我知道这件事都怪你。”
“我没演戏。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说。
“他跟我分手了，”她嘴唇颤抖，抽泣起来，“全都结束了。”
天啊，这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就像饱吸了一口氧气，像是在严冬经历了漫长而颠簸的飞行之后走下飞机，走出机场，置身于热带气候之中。我彻底卸下了重负，仿佛整个人都舒展开来，我想笑，想大笑，想尖叫，想痛哭，想双膝跪地感谢上天。我走上前，想拉住她的手。“我很抱歉。”我说。
“别碰我！”她挣脱手，说道。
“我很同情你，”我说，“但我也为你松了口气。”
“你根本不在乎我幸福不幸福！”她说。
“我当然在乎。”
“我想不通。你是不是说了什么？你肯定说了。你告诉我，你到底对他说了什么？”
“我什么也没说，”我告诉她，“我和议员几乎没怎么说话。”
“你给我纸巾之后呢？在那之后你说了什么？你那副表情好像把一切都看穿了。”
“我没有。”我说。
“你们到底说了什么？”
“阿维娃，我都记不清了。只不过是闲聊，没什么。我们聊到了你爸爸！聊到了《失魂记》。”
“《失魂记》？你是说那场演出？”
“就是毕业生表演的那场音乐剧。”
“我错了，”她说，“我不应该……”但她没说她不应该做什么。
阿维娃在迈克挑选的那张深色皮沙发上猛地坐下，我把她的行为看作是放弃抵抗的标志。她的西装外套——其实是我的西装外套——上面有一块浅色的污迹。我想，身为人母大概就是如此，女儿弄脏了你的外套，却要由你来清理。“把外套脱了，阿维娃，”我说，“我好把它送去干洗。”
她脱掉外套，我把它挂在了门厅的衣橱里。
“或许这其实是件好事，亲爱的，”我说，“你自己不是也在考虑分手吗？”
“是的，”她说，“可是我永远都不会跟他说的。”
“我给你做点吃的，”我说，“你一定饿坏了。”
阿维娃站起身，我吃东西的建议再次勾起了她的怒气。“你一边说我胖，一边又像喂猪一样让我吃这吃那！”她喊道。
“阿维娃。”我说。
“不对，你很会说话。你从来不会直接说我胖，而是隔三岔五就把话题引到我的体重上，问我吃得健康不健康，水喝得够不够多，说哪条裙子看着有点紧。”
“没有的事儿。”
“你说我不应该把头发剪得太短，因为这样显得我脸太圆。”阿维娃说。
“阿维娃，你哪里来的这些怪念头？”我说，“你是个漂亮姑娘。你生来是什么样，我就爱你原本的样子。”
“别撒谎了！”
“怎么了？你就是留长发更好看。我是你妈妈，我想让你展示出最美的样子，这有什么错？”我说。
“只有你才会一刻不停地想着自己的外表，吃甜点从来超不过三口，健起身来像疯了一样，别以为你这么做，我就要向你看齐！”她说。
“你当然不用向我看齐。”我说。
“究竟哪件事让你更嫉妒？是我能够迷倒亚伦·莱文那样的男人，还是你没法迷倒他那样的男人？”
“阿维娃！”我说，“够了。这种刻薄的话简直是无稽之谈。”
“而且我知道你背地里肯定说过什么！你要么就是说了话，要么就是捣了鬼！承认吧，妈妈！别再撒谎了！求求你别撒谎了！我必须知道真相，不然我会发疯的！”
“为什么原因非要在我？难道就不可能是学校的环境让他想起你年纪还小，他跟你保持这种关系很不恰当吗？这难道就不可能吗，阿维娃？”
“我恨你，”她说，“我永远不会再跟你说话了。”她走出家门，关上了门。
“永远”只持续到了八月。
夏末时节，我和迈克在缅因州波特兰附近的一个小镇租了一幢房子。我给阿维娃打电话说：“我们这么长时间没有说话，难道还不够吗？无论我做了什么，或者你觉得我做过什么，我都非常抱歉。到缅因州来看看我和你爸爸吧，我非常想你，爸爸也很想你。我们可以每天都去吃龙虾卷和巧克力派。”
“龙虾？妈妈，你怎么了？”阿维娃说。
“不要告诉你外婆，不过我拒绝信奉不许我吃龙虾的神。”我说。
她笑了：“好吧，好，我会过来的。”
我们在一起住了大约四天，她忽然说：“过去的一年就像一场梦，好像是我着了魔，而现在这个魔咒终于解除了。”
“我为你感到高兴。”我说。
“不过，”她说，“有时我依然会怀念着魔的感觉。”
“但你不再和他见面了吧？”
“不，”她说，“当然不见，”她更正道，“我是说，我不再私下和他见面，只在工作上和他打交道。”
她仍然在为国会议员工作，这不禁让我对她刮目相看。“你会不会很为难？”我问，“经常与他见面，但却不再和他交往？”
“我很少见到他，”她说，“我的地位没那么高，何况如今我在他心里的地位也没那么高了。”
8
《卡美洛》事件过去几天以后，罗兹给我打了个电话，问我可不可以把《艾德温·德鲁德之谜》的票转让给她。她妹妹要来看望她，他们三人同去，岂不正好？我说好，因为没人想看音乐剧版的《艾德温·德鲁德之谜》，剧场的套票总免不了混进几部并不好看的剧目。她说要把票钱给我，我说我不会要你的钱，罗兹·霍洛维茨，我正巴不得自己不用去看《艾德温·德鲁德之谜》呢！
罗兹干笑几声，然后说：“唉，瑞秋，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
她还没开口，我已经知道她要说什么了。我知道，那位胳膊肘先生一定颠倒了黑白，告诉她是我想向他献吻。他这么做是想先下手为强。我本该给她打个电话，可是站在我的角度说话，谁会想到别人的婚姻里去蹚浑水呢？尽管已经猜到他的招数，我仍然不知该如何应对。她不是全世界第一个嫁给出轨浑蛋的女人，这种事情任何人都有可能撞上。难道我想让好朋友在这个年纪离婚？难道我希望她继续为网络头像发愁，梳妆打扮，把自己硬挤进塑形内衣，去跟一个又一个老男人相亲？不，我不希望她那样。
“罗兹，”我说，“罗兹，亲爱的，我想你误会了。”
“他说你想给他——”她压低声音，愤怒地低声说，“打手枪，瑞秋。”
“打手枪？罗兹，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我向她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他究竟为什么要编出打手枪这回事？这人到底有什么毛病？
“我知道你很寂寞，瑞秋，”罗兹说，“可是从1992年起你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而我了解你这个人。你很寂寞，而且你自以为是，爱管闲事，所以我相信他。”
我说：“我绝不会为了他而背叛你——我们同甘共苦，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为了区区一个玻璃经销商？永远不可能。”
罗兹说：“瑞秋，别说了。”
于是我没有再说。
我已经六十四岁了，我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不该说话。
9
到了那年秋天，阿维娃回到迈阿密大学，决定不在学校里住，而是搬进了位于椰林区的一幢小公寓。我们一起布置她的小窝，其乐融融。我们选的是“清新复古风”，从慈善商店买来木制家具，用砂纸打磨做旧，涂成奶油色，买来带有花卉图案的褪色床单，又从旧货店买了一床米色的被子。我们找来一个青绿色的大碗，往里面装满贝壳，还准备了栀子花和薰衣草味的大豆蜡烛。我们把墙壁刷成白色，挂上半透明的薄纱窗帘，又歪打正着买到了一把韦格纳设计的法式Y椅，是白桦木的真品——那时五十年代的家居风格尚未风靡，我记得我们只花35美金就买下了它。我最后买的一件东西是一株白色的兰花。
“妈妈，”她说，“我会把它养死的。”
“只要别浇太多水就好了。”我说。
“我养不好花草。”她说。
“你才二十一岁，”我说，“还不知道自己什么能做好、什么做不好呢。”
这个小房子太美好了，一切都很完美，留白也恰到好处，我还记得自己暗地希望能搬去和她同住。我甚至有点嫉妒阿维娃，她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设想布置公寓。
那是我们母女关系中的一段快乐时光，那段时间我自己的生活也很舒心。董事会最终决定不再另寻新校长，于是我成了博卡拉顿犹太学校的正式校长。大家为我举办了一场鸡尾酒会，准备的点心是烟熏三文鱼吐司，不巧的是三文鱼不新鲜，我当时没吃三文鱼，可吃了的人后来都恶心反胃。我当时并没把这当作一个兆头。
罗兹请我吃饭，庆祝我的四十九岁生日。她说我看上去气色非常好，问我最近在忙什么。
我说：“我最近很开心。”
“有空我也要试一试。”她说。
不知为什么——或许是红酒喝得太多的缘故——我哭了起来。
“瑞秋，”罗兹说，“我的天啊，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正相反，”我说，“我以为会出事，结果什么事也没发生，我现在终于可以松口气，我太庆幸了。”
“你不用强迫自己全都告诉我，”罗兹一边说，一边给我又倒了一杯红酒，“是你身体出了问题吗，还是迈克的身体？是不是你发现了肿块什么的？”
“不，不是那些事。”
“是阿维娃？”罗兹说。
“对，是跟阿维娃有关。”
“你想和我说说吗？要是你不想说也没关系。”她说。
“罗兹，”我说，“之前她跟一个有妇之夫有染，现在终于结束了。全都结束了，谢天谢地。”
“嗨，瑞秋，这不是什么大事。她还年轻，年轻人就是有做错事的特权嘛。”
我垂下目光：“这不仅仅是婚外情的问题，重点是对方是谁。”
“是谁，瑞秋？”她说，“要是你不想说也没关系。”
我附在她耳边悄悄说出了那个名字。
“阿维娃真是好样的！”
“罗兹！”我说，“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他有家室，年纪跟我们差不多大，而且还是她的上司！”
“起码他长得不难看，”罗兹说，“再说我们过去也常开玩笑，说他是我们会纵情约会的对象，你还记得吗？”
我怎么可能忘记呢？
“你说阿维娃会不会是听见了我们的谈话？”罗兹说。
“我也不知道。”我说。
“他那个老婆啊，”罗兹这时已经微醺，“我要更正一下，他才是捡了大便宜。阿维娃是个可人儿，他们俩在一起会生出多么漂亮的宝宝啊！”
“好了，都过去了，”我说，“谢天谢地，没有宝宝。”
10
我想首先说明，这起事故既不怪阿维娃，也不怪莱文议员。
一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八旬老太拿着失效的驾照开车上路，左转时没仔细看，一头撞上了议员的雷克萨斯轿车。老妇人不幸死亡，于是人们对车祸展开了调查。调查不仅查出了老妇人是过错方，也查出了我的女儿与国会众议员有染——出事时她正坐在副驾驶的位置。这就是阿维娃·格罗斯曼在南佛罗里达被推上风口浪尖的缘起——阿维娃门。
不过我扯远了。
在阿维娃门爆发前，这件事还没有名字的时候，我们都在静待事态进展。我们等的是这件事最终会不会酝酿成型，或者更确切地说，阿维娃会不会成为这故事当中的一个人物。当时有过一段短暂而美好的时期，她只是与众议员同乘一辆车的“不知名女实习生”。我们不知道她的名字会不会被公之于众，我相信莱文议员也曾努力不让阿维娃牵涉其中——尽管这个人德行有失，但是心肠不坏。不幸的是，公众对这件事的关注愈演愈烈，对我女儿的保护远非议员力所能及。不把当晚与议员同行之人的身份查清，公众决不罢休。
阿维娃不敢把这件事告诉她父亲，一直拖到了警察把她的名字公之于众的前一天。那天议员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说警察即将公布她的身份。我说我可以替她告诉迈克，但她说想亲自告诉他——她的勇气值得称赞。
我们带迈克去了一家清静的饭店，那里过去是大桥宾馆，如今变成了一家希尔顿酒店。我和罗兹常开玩笑，说世间万物最后都会变成希尔顿酒店。那是我们全家最爱去的饭店之一，主要是为了欣赏近岸内航道的景致和来往船只，食物倒是平平无奇，无非是游泳池畔的常见点心，聚会吃的三明治、薯条，诸如此类。
阿维娃点了一份科布沙拉，一口没动。后来为了把这顿饭拖得更长，她又点了一杯咖啡，仍然一口没动。我们漫天闲聊：我的工作、阿维娃的课业、迈克的工作，我们没有谈到莱文议员，不过那个事件早已微妙地悬浮在我们之间——阿维娃的名字尚未卷入其中，但迈克对那些街谈巷议本就不感兴趣。所以我们聊的都是些无关痛痒的话题，时间也过得飞快。我知道迈克打算回办公室，我考虑过要不要催促阿维娃，最终还是决定按兵不动。这毕竟不是我的秘密。
迈克核对账单时给我们讲了个故事，与他几年前做过心脏手术的一位女患者有关。“六十一岁，四处冠脉搭桥，”他说，“没有并发症，但是康复花了很长时间。总之手术大约一年以后，她正在陪孙女玩，忽然随手用橡皮泥给家里的腊肠狗捏了个惟妙惟肖的泥像。”
“橡皮泥！”阿维娃的语气热情得有点假。
“是啊！谁能想到呢？然后她孙女说：‘多蒂，再做一个。’于是多蒂又给孙女捏了个像，又捏了自己小时候住的房子——那栋房子在扬克斯，她已经很多年没见过了。到这会儿，全家人都围过来看她捏东西，多蒂的儿子说：‘或许我们应该把你送到雕塑工作室去，妈妈。’得心脏病之前她从来不是搞艺术的料，不懂透视法，连火柴人也画不好，现在她却能做出栩栩如生的立体半身像，大理石、陶土，什么材料她都能做。她为所有亲朋好友都做了塑像，还做了几尊名人塑像。她做得特别好，这件事很快就被当地媒体知道了，大家都管她叫雕塑界的摩西奶奶。现在多蒂已经开始接受委托创作了，为城市、公众场地和庆典活动做雕像，每件作品都能赚几千美元。”
“你应该抽些提成，”我说，“这可多亏了你。”
“我倒不会狮子大开口，不过现在她正在为我做一尊半身像，”迈克说，“免费的。”
“你可以把它放在办公室接待处，”我说，“就叫‘伟人的头像’。”
“依你看，为什么会这样？”阿维娃问。
“疏通了心脏，增进血液流动，大脑的机能就会提升。说不定是大脑机能提升以后创造出了新的神经通路，发掘出前所未有的才能。谁知道呢？”迈克说。
“人心真是神秘。”我说。
“那纯属胡说，瑞秋，”迈克说，“人心可以解释得一清二楚，要我说，真正神秘的是大脑。”
“你能把人心解释得一清二楚，”我说，“我们可是什么都不懂。”
迈克在收据上签了字。
“爸爸。”阿维娃说。
“嗯？”迈克抬起头。
她在他脸上亲了一口，说：“我爱你。”
“我也爱你。”迈克说。
“对不起。”阿维娃哭了起来。
“阿维娃，怎么了？”迈克坐回桌边，“出什么事了？”
“我闯祸了。”她说。
“不论出了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补救。”他说。
“这件事没法补救。”她说。
“任何事情都能补救。”
阿维娃回到了迈阿密，迈克取消了那天剩下的所有日程安排，跟我开车回家进行无谓的争吵。
“我猜你早就知道这件事了。”他说。
我叹了口气：“我有过疑心，我的确有所怀疑。”
“既然你有所怀疑，”迈克说，“那你为什么没有采取行动？”
“我试过了。”我说。
“光是试过根本不够！”
“她是个大人了，迈克。我又不能把她锁在房间里。”
“我一直以为，你再不济还算是个称职的母亲。”迈克说。
他吵起架来一向是浑蛋，这也是我对这段婚姻毫无留恋的原因之一。
“你怎么能纵容她做这种伤风败俗的事？”迈克说。
“说得好像你自己是个道德模范似的！”我轻声说。
“什么？你说什么？”
“我说，我们两个互相攻击一点儿用也没有。得赶紧想个对策才行。”
“除了给她找个律师，等这件事平息，还能怎么办？”迈克说。
“我们必须支持女儿。”我说。
“这不是废话吗，”迈克双手拄着头说，“她怎么能这么对我们呢？”
“我猜她当时并没考虑到我们。”我说。
“你在她这个年纪会做出这种事吗？”
“不会，”我说，“而且我在议员那个年纪也不会做出他那样的事。我绝对不会跟与我女儿年龄相仿的下属睡在一起。你呢？”
他没回答，而是在翻电话本：“我给无数个律师做过手术，这其中怎么也该有一个厉害的。”
阿维娃和议员先生都宣称这段婚外情早已经结束，阿维娃对我也是这么说的，但我并不确定这是不是真的。可能事情的确如他所说，他当时只是顺路捎实习生回家（但我要说，车祸发生时他们行驶的路线既不通往她在椰林区的公寓，也不通往我们在茂林会所的房子），那位老妇人左转弯时阿维娃也在车里，这不过是个巧合。
有时候，一则新闻就能激发一整片地区居民的想象力，国会众议员和我女儿的花边新闻也是如此。我可以向你详细解说这件事愈演愈烈的过程，不过，即便你不住在南佛罗里达，相信你也会对类似的事情有所耳闻。这件事的发展跟其他花边新闻别无二致。
议员和艾伯丝参加了一档电视新闻节目，他们说，这桩婚外情发生恰逢他们婚姻危机。他们说，如今他们已经度过了那段危机。他们手拉着手，他眼含泪水，但并没有哭；她则说自己已经抛却前嫌，说婚姻终究是人间烟火，而非童话故事，凡此种种。我记得她穿了一件不合身的紫色粗呢外套——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
由于这一年要参加竞选，议员的竞选团队不遗余力地想把他跟阿维娃划清界限。她被刻画成了洛丽塔似的实习生、莱温斯基第二，被人扣上各种帽子，都是“荡妇”的同义词。
阿维娃的博客更帮了倒忙，因为里面详细记录了那几个月她为国会议员工作的经历。当时是2000年，当我得知阿维娃在写博客的时候，我连“博客”是什么都不知道。“博客？”我对阿维娃吐出这个陌生的词，“那是什么？”
“就是网络日志，妈妈。”阿维娃说。
“网络日志，”我重复道，“什么是网络日志？”
“就是日记，”阿维娃说，“是写在网上的日记。”
“为什么有人要这样写日记？”我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写日记？”
“都是匿名的。我从不用真名，而且没出事以前我只有两三个读者。我想把自己的经历记录下来，好理清头绪。”她说。
“那你倒是买个日记本啊，阿维娃！”
“我喜欢打字，”她说，“而且我写字不好看。”
“那你就在电脑里建个文件夹，存一份文档，起个名字叫‘阿维娃的日记本.doc’。”
“我知道，妈妈。我知道。”
阿维娃的博客叫“只是个普通国会实习生的博客”。正如她所说，她没有用他或是自己的真名，可即便这样，人们还是猜到了作者。一时间，破译阿维娃的博客成了风靡南佛罗里达的消遣方式。她也曾试过删除博文，却删不干净。这个博客就像个杀不死的僵尸，她这边删掉了博文，它们又在那边冒了出来。时至今日，若你仔细搜寻，兴许还能在互联网的某个角落发现它。说实话，我也读了她的博客——至少是其中的绝大部分。有些内容我只是一扫而过，不过说实话，除了那些香艳的部分以外，这其实是个很乏味的博客，即使是那些香艳的内容，也并未给我带来丝毫欢愉，那感觉就像我和罗兹所在的读书会组织阅读《O的故事》一样。
由于媒体时常骚扰她的同学，阿维娃不得不暂时从迈阿密大学休学。
她搬回家中，默默等待事情平息的那一天。
回想起那段时间，我必须承认，茂林会所的门禁系统功不可没。媒体没法在我家门口的草坪上设伏，便只好在大门外蹲守，等着我们出门。罗兹一直给我们送吃的，餐食之丰富，仿佛我家有病重或过世的亲友一般——面丸子汤、或甜或咸的糕点、黑麦面包做的牛舌三明治、整条的哈拉面包、百吉圈、冷熏三文鱼、鲱鱼和节日时才吃的三角糕。
说起三角糕，我还有一个小故事要讲。离学年结束还有一个星期时，巴尼拉比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递给我一个无花果馅的三角糕。“瑞秋，吃块三角糕吧。”他说。
“不用了，谢谢。”我说。我一向不爱吃三角糕，因为我总觉得里面的水果馅料不够足，饼干的部分又太干。
“别客气，瑞秋，拿着吧。我母亲每年会烤两次三角糕，她为这件事总要忙前忙后。她有独家食谱，而且她现在得了肺癌，这很可能是哈莉特·格林鲍姆做的最后一批拿手三角糕了。”
我向他慷慨的馈赠表示感谢，但我说这块三角糕送给我就是浪费，并且把自己对三角糕的看法告诉了他。但他还是坚持要我收下，于是我接过来咬了一口，说实话，它真的非常美味。水果馅料很足，而且一点也不干。她肯定用掉了一整块黄油。三角糕又香又甜，我几乎忍不住快要呻吟出声了。
“瑞秋，”他说，“我们希望你能主动辞职。”
我嘴里正嚼着三角糕，急需要一杯饮料，但是并没人给我递饮料。我嚼了差不多二十下，才把三角糕咽下去。“为什么？”我问。其实我心知肚明这是为什么，不过看在老天的份上，我一定要听他亲口说出来。
“阿维娃的丑闻，这对我们影响不好。”
“可是，拉比，”我说，“卷进丑闻的人又不是我，是我女儿。她已经成年了，是个独立于我存在的成人。我没法控制她的行为。”
“我很抱歉，瑞秋。我同意你的意见。问题不在于阿维娃的桃色新闻，而是那次筹款活动。董事会觉得你在去年为议员先生举办的筹款活动有损你的声誉，看上去不太恰当。”
“我当时对这件事并不知情！”我说，“再说筹款活动又不是我牵的头。你要记住，我当时并不想牵扯进去。”
“我记得，而且我也相信你，瑞秋。我相信你，但在外人看来就是这样。”
“我为这所学校奉献了十二年的人生。”我说。
“我知道，”拉比说，“这件事很倒霉。我们希望你的离开不会兴师动众，你可以说自己想辞职是为了多陪伴家人，你今年经历了这么多事，换成谁都会理解的。”
“我才不说！”我说，“我不会撒谎的！”我手里还剩下半块三角糕，我在考虑要不要把它扔在拉比脸上。费舍那个傻瓜去年朝我扔了一个奶油巧克力双色派，我突然在想，学校是不是有这样的传统，每一任校长离职时都会气得扔糕点。
“有什么好笑的吗？”拉比问。
“一切都很滑稽可笑。”我说。
“好吧，你回去睡一觉，好好考虑一下。”
“我不需要考虑。”
“好好考虑一下，瑞秋。我们不想主动解雇你，因为谁也不想引起更多的丑闻。要是你主动辞职，起码还可以在别处找到工作。”
考虑了一夜，我辞职了。
我收拾完办公桌，开车穿过城区，来到国王大道上一幢低矮的粉红色公寓楼，按响了M.崔的门铃。一个女人的声音问我是谁，我说是送货员，那女人说她没有什么货要收，我说送来的是花，那女人问是谁送的花，我说是格罗斯曼医生，那女人便开门让我进去。
我爬上楼梯，M.崔已经打开了门。她穿着护士服——不是性感的护士服套装，而是带荧光色几何图案的蓝色工作服。
我丈夫的情人说：“你好，瑞秋。我猜迈克并没有给我送花。”
我说：“迈克不是那种会送花的男人。”
“对。”她说。
我说：“我今天被炒了。”
她说：“真抱歉。”
我说：“今年过得很糟糕。”
她说：“我对一切都感到很抱歉。阿维娃的事，还有其他的事情。”
“我不需要你的道歉，”我说，“我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到这儿来。”
“你想喝杯茶吗？”她说。
“不想。”我说。
“我正好在沏茶，水已经烧上了，用不了多长时间。请坐。”她说。她走进厨房，我在她的客厅里四处闲看。她摆了几张家人的照片、一只猫的照片、另一只猫的照片。她只有一张迈克的照片，不过那是她和迈克所在医院的其他工作人员的合影，迈克甚至都没站在她身边。她端着茶走回房间时，我还在端详那张照片。我把相框放回壁炉上，但我知道她看见了我在看那张照片。
“你要加糖吗？”她问，“牛奶？”
“不，”我说，“什么都不加。”
“我喜欢茶里带一点甜味。”她说。
“我喜欢甜品里含糖，”我说，“不过在其他时候我都尽量不吃糖。”
“你可真苗条。”她说。
“我一直努力保持身材，”我说，“但我内心深处其实有个怒火中烧的胖女人。”
“你是怎么把她装进去的？”这位第三者问我。
“你真幽默。”我说，“我没想到你是个幽默的人。”
“为什么？”她说。
“因为我也很幽默。”我说，“假如他需要幽默感，他完全可以留在家里。”
“我不是一直都这么幽默的。”她说，“过去我对他满心敬畏，不敢太幽默。”
“敬畏迈克？真有意思。”我说。
“这件事刚开始的时候我只有二十五岁，而他威信过人、事业有成。我自己也没想到他竟然会看中我。”
“你现在多大？”我问。
“今年三月刚满四十岁，”她说，“把茶包拿出来吧，茶叶泡太久会变苦的。”
我照做了。“十五年了。”我说。
“泡了十五年的茶叶，肯定会变苦的。”她说。
“我是说，你和迈克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其中有一半的时间我都感觉很糟糕，而另一半时间，我在纳闷自己的人生都去哪儿了。”她说。
“我明白，”我说，“不过你还年轻。”
“对，”她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至少处在中游，”她长长地望了我一眼，“你也是。”
“你不必故作体贴。”我说。
“我不是在故作体贴。我是想说，尽管表面看上去不太像，但阿维娃其实很幸运，这件事现在就公之于众，而不是十五年以后才曝光。她还有别的选择。”
我打了个喷嚏。
“上帝保佑，”她说，“你感冒了吗。”
“我不生病，”我说，“从不生病。”
我又打了个喷嚏。
“不过我很累。”我说。
她说她冰箱里还有些丸子鸡汤。“是我自己做的，”她说，“你在沙发上躺一会儿。”
我并不确定自己想不想让丈夫的情人给我做鸡汤，但我突然觉得疲惫不堪。她的公寓很小，不过温馨整洁。我心想，不知她在这里住了多长时间。我想象她梳洗打扮，准备跟我丈夫约会的情形，为了他涂上口红，擦脂抹粉。我想象她年轻时一直盼着阿维娃长大，这样迈克就可以跟我离婚了。我为我们每个人都感到悲哀。
她端来的汤盛在一个漂亮的代尔夫特蓝陶[10]碗。
我喝了汤，立刻觉得有所好转。鼻子通了，喉咙也不再肿痛得厉害。
“你看，”她说，“鸡汤可不仅仅是老女人的鬼扯[11]。”
“我讨厌这种说法，”我说，“老女人的鬼扯。”
“不好意思。”她说。
“没事，不怪你。我只是觉得仔细想想，这句话不仅尖刻，还充满了性别歧视和年龄歧视。难道‘老女人的鬼扯’就一定不可信，就没有科学根据吗？‘老女人的鬼扯’其实是在说，不必理会那个愚蠢的老女人说的话。”
“我从前没想到这层含义。”她说。
“我从前也没想到这层含义，直到后来自己变成了老女人。”
三个月之后，恐怖分子将两架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阿维娃门就这样结束了。人们不再谈论这桩丑闻，新闻的车轮滚滚向前。
那年冬天，阿维娃大学毕业了。她在一间连窗户都没有的大学办公室里接过了毕业证书。
那年春天，她申请了几份工作。她想继续在政府部门或者政治领域工作，可是在南佛罗里达，人人都对她有所耳闻，并且不是什么好名声。即便是没有听说过她的人，只要在谷歌一搜，这事也就泡汤了。她转变择业方向，在公关、市场营销领域找工作，以为这些行业的雇主不会像政府部门那么——我认为比较合适的说法是“把道德奉为圭臬”。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得承认，对于她当时的处境，现在的我比当时的我更有同情心。那时候我一心只想让她从家里搬出去，重整旗鼓，开始新的生活。
到了那年夏末，她彻底放弃了。我看见她的时候，她总是漂在家里的游泳池里，任由皮肤晒成深棕色。
“阿维娃，”我说，“你涂防晒霜了吗？”
“没有，妈妈，没事。”
“阿维娃，你这样会把皮肤晒坏的。”
“我不在乎。”她说。
“你应该在乎！”我说，“你只有这一身皮肤。”
“我不在乎。”她说。
她在读《哈利·波特》。我记得当时出版了四册，但我不太确定。我知道成人也会读《哈利·波特》，但我把这看成一种不好的预兆。那些书封面上画着卡通小巫师，在我看来太过幼稚。
“阿维娃，”我说，“既然你这么喜欢看书，要不要考虑申请读研究生？”
“哦，是吗？”她说，“谁愿意给我写推荐信呢？哪所学校不会到网上搜索我的背景呢？”
“那你可以申请法学院。很多背景复杂的人都去读法学院。我看过一个电视节目，一个被判了刑的杀人犯通过函授学习法学课程，想为自己翻案。”
“我又不是杀人犯。”她说，“我是个荡妇，这种罪名没法翻案。”
“你不能永远泡在游泳池里。”
“我不会永远泡在游泳池里，我要漂在游泳池里，而且等我读完第四遍《哈利·波特与密室》，就去洗个澡，然后读第四遍《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
“阿维娃。”我说。
“你自己的工作找得怎么样了？”阿维娃说。
我接下来做的事很不光彩。
真的很不光彩。
我之前从没打过孩子。我走进泳池，用腰带系住的夏季羊绒薄开衫沾了水，在我身边的池水里翻腾。我把浮床从她身下抽出来，《哈利·波特》和阿维娃一起掉进了游泳池。
“妈！”她尖叫起来。
“给我从这个该死的游泳池里出来！”我大喊。
《哈利·波特》沉到了水底，她手脚并用爬回浮床上，于是我再次把它从她身下抽开了。
“妈！你能不能别这么贱！”
我给了她一记耳光。
阿维娃的表情坚如磐石，但紧接着鼻头开始泛红，她哭了起来。
“对不起。”我说。我的确感到很抱歉，我想抱住她，她先是挣扎，但很快便任由我抱住她。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疯了，妈妈，”她说，“他真的爱过我，是不是？”
“是，”我说，“我想他可能真的爱过你。”
如今回想起来，我觉得她那时患上了抑郁症。
我到自己的母亲那里去寻求建议。
“你对待她更像是朋友，而不像个母亲。”妈妈说。
“好吧，”我说，“我怎么才能改变呢？”
“让她从家里搬出去。”她说。
“我不能那样做，”我说，“她到处受排挤。她没有钱，也没有工作。她靠什么生活？”
“她有手、有脚、有头脑。她会想出办法的，我向你保证。”
我不忍心那样对待阿维娃。
“别再为阿维娃担心了，”妈妈说，“多为你自己的生活留点心。总会有出路的，我向你保证，我的女儿。”
不过几个月以后，阿维娃真的搬走了。
她没有征求我的意见，也没有给我留下地址。我只有一个手机号码，她每年会给我打一两次电话。我好像有了一个外孙女。没错，在我看来这是件伤心事。
我怎么能怪她不辞而别呢？她对南佛罗里达已经无可留恋。这里的人想法都跟那个糟糕的约会对象路易斯一样。他们听说过几则小报标题，毫未察觉自己津津乐道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也没想过自己嚼舌根的对象是别人的宝贝女儿。
阿维娃离开几个月以后，我和迈克离了婚。这倒不代表我们是为了阿维娃才在一起的，不过少了阿维娃，我感觉不到自己与他有任何紧密的联系。身为阿维娃的父母，我不得不说，有机会改回自己的姓氏并不是坏事。
我时不时还会遇见迈克。他再婚了。不过，我必须补充一点，他没有跟那个第三者结婚。那个可怜的女人等啊等，却只等来了他跟别人结婚的消息，我为她抱不平甚至超过了自己。那位新妻子——我还能怎么说呢？她比我年轻，不过比我女儿年纪大，谢天谢地。
我该把莱文的事情告诉你吗？他还在国会里。我想他终于学会了如何在别人的女儿面前管好自己的下半身。真是个圣人君子啊！
11
妈妈八十五岁生日前一个月，疗养院给我打了个电话。妈妈被转移到了医院。她得了肺炎，可能连那一夜都挺不过去了。
我拨打了阿维娃的手机号码。她从不接听，但我还是拨了，一个机械的声音重复着她的号码。
“我是妈妈，”我说，“要是你还想在外婆去世前见她一面，那你最好赶紧乘飞机回南佛罗里达。给我回个电话。”
我坐在大厅里等她回电话。等着等着就睡着了，醒来时梅米正坐在我身边。
“我有个好消息！”她说，“我们可以在博卡拉顿艺术博物馆举办生日宴会。原本租用他们的花园办婚礼的那伙人取消了！”
我说：“梅米，你是在开玩笑吗？妈妈现在全靠仪器维持生命，她可能会死的。”
“她能挺过来，”梅米说，“她总是能挺过来。”
“不，梅米，”我说，“她可能挺不过来了。她八十四岁了，总有一天她会挺不过来的。”
“你可真犟，瑞秋·夏皮罗。”梅米说。
“如果你想说我是个务实的人，没错，我猜我的确很‘犟’。”我说。
“做好最坏的打算，并不代表最坏的事情就一定会发生。”梅米说。
神奇的是，居然被梅米说中了。妈妈的确挺过了这一关，我们在博卡拉顿艺术博物馆举办了生日宴会。八十五岁生日会上的妈妈高兴得像个五岁的孩子。
“博物馆。”她说。
“艺术。”她说。
“太好了。”她说。
“瑞秋。”她说。
“阿维娃。”她说。
我觉得她说的是这些词。
我把妈妈送上疗养院的小货车，正在往停车场走，忽然有人叫我的名字。原来是糟糕的约会对象路易斯，他带着儿子和儿媳一起参观艺术馆。
“瑞秋·夏皮罗，”他说，“我一直希望能再次遇见你。我想对你说：倘若我知道那个阿维娃就是你的女儿，我绝不会说出那样的话。”
“你终于开窍了。”我说。
“我没有，”他说，“我是个傻瓜。我到教堂参加妥拉节的庆典，在那里遇到了罗兹·霍洛维茨，我们聊天时发现她和你是好朋友，所以我问她知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是她告诉我的。”
“罗兹和我已经不再是好朋友了。”我说。
“哼，我不太相信，”他说，“朋友之间有些小波折是常事。”
“罗兹去教堂了？”
“她过得不太好，”他说，“她丈夫去世了。”
“那个玻璃商人死了？”我说。
“突发心脏病。”他说。
“可怜的罗兹，”我说，“我一定得给她打个电话。”
他说：“我喜欢上一个人就会紧张，一紧张我就会说个不停。我当时是想在你面前卖弄一下见识，显得自己风趣幽默、脑筋灵活。真不好意思，我弄巧成拙了。我知道我这个人看上去挺健谈的，但我其实是个害羞的人。”
我才不在乎。
“很显然，”他说，“我并不认识你女儿。我只知道电视上的故事，但我并不了解她。我们谈起那个话题纯属倒霉，就是这么简单。”
“那不是碰巧倒霉，”我说，“是你问起了我的孩子。”
他无法反驳。
我接着说：“假如阿维娃不是我的女儿呢？你难道就可以那样议论别人的女儿吗？莱文当时是个成年人，又是参加竞选的公众人物，而我女儿只是个坠入爱河的傻丫头。结果他逍遥自在，我女儿却成了街头巷尾的话柄。即便这件事过去了十五年，凭什么她就活该成为一个老头儿相亲时的谈资？”
“真对不起，”他说，“我知道现在是越描越黑。我真希望能时光倒流，回到我们约会那天，倒带重来。”
“早就没什么磁带了，路易斯。如今只有二进制的电子数据，而这些东西永远都不会消失。”
“你思维敏捷，又很有锐气，”路易斯说，“我喜欢有锐气的女人。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年纪，难道不应该再试一次，再给彼此一个机会吗？”
“我一个人生活已经很长时间了，”我说，“继续一个人生活也很好。”
“即便是这样，”他说，“我觉得我们可以比‘很好’更好。”
“我觉得‘很好’就很好。”
“你可真犟。”他说。
我告诉他，我的阿姨也说过一样的话。
“我喜欢倔强的人，”他说，“拜托，我们再试一次。”
仅仅因为我是个六十四岁的女人，人们就觉得我随便跟什么人在一起都应该知足。可我宁愿独居，也不愿委身于那个浑蛋玻璃商人——愿他安息——或者那个侮辱我女儿的话痨。
有一件事很有趣。妈妈把一只耳环落在了艺术馆。妈妈自己都没发现丢了耳环，不过生日会结束几个星期以后，艺术馆的一位解说员打来电话说，我好像捡到了你母亲的耳环。她描述了耳环的样子——绿宝石、蛋白石、玉石和钻石，切割镶嵌成葡萄和叶子的样式。我问她怎么知道那是妈妈的耳环，解说员说：“你知道吗？你母亲过去常在幸存者纪念日到我的高中做演讲。她曾说过她的父亲是一位珠宝匠人，我记得他姓贝恩海姆，这枚耳环背面就写着贝恩海姆。”
“这样的小事，你竟然还记得！”我说。
“我很喜欢你母亲来演讲。她的演讲让人印象很深。”她说。
普拉提课程结束后，我开车到艺术馆去，却到处都找不到那位解说员，于是我就在艺术馆里闲逛了一阵，正好遇到一群高年级小学生正在上课。一位老人——其实就是我的同龄人——正在教孩子们自制雕版印刷。他教他们在木头上雕刻简单的图案，再把木头放在装满油墨的托盘里蘸一蘸，然后用滚轮在纸上滚。整个过程十分凌乱，而我一向不喜欢邋邋遢遢的事物。那个人没戴手套——在我看来简直是疯了——所以他手上沾满了油墨。他长着一双绿眼睛，铁锈色的络腮胡，头上一根头发也没有，非常有耐心。那人抬头看了我一眼，说：“我能帮你吗？”
“不，”我说，“我来见一个人，但是找不到她。我只是想看看你工作。”
他耸耸肩：“你喜欢就留下看吧。”
于是我在最后一排坐下，说实话，看那个人陪孩子们印油墨的过程非常舒缓。油墨散发出好闻的药味。我喜欢木版在托盘里发出有节奏的唰唰声，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孩子们聚精会神完成作品时的轻声哼唱。在我仍是教育工作者的时候，这就是我最喜欢的事物之一。
孩子们离开后，那个人说：“你想试试吗？”
我说：“我穿了白衣服，不该弄这个。”
他说：“那就以后再试。”
他在水池里洗了手，但是油墨没法完全洗净。就在这时，我忽然想起了他是谁——那个指甲脏兮兮的安德鲁。他竟然是个艺术家！他说过他是艺术家吗？我也说不上来，因为我当时被他的指甲搞得太分心了。不过如今知道那些污渍其实是油墨，它们给人的感受就完全不同了。
“安德鲁。”我说。
“瑞秋。”他说。
“我之前没认出你。”
“我一下就认出你了。”
“你想起了我的照片，然后又加了十岁。”我开玩笑说。
“我那样说太过分了。”他说。
“嗨，没事，我脸皮厚着呢，”我说，“而且，我不是故意要做表面功夫的。而是，唉，这么说有些难为情，但我是真的没留意那张照片有多老。你知道的，有时2004年给人的感觉并不像是很久以前。”
“说真的，我太过分了。在那之前我约见过不少人，但是都没了下文，所以我最后把气撒在了你身上，”他说，“不过我明白你的意思。一旦孩子长大成人，自己对时间就没什么概念了。你有孩子吗？我不记得你说起过。”
“有一个，”我说，“我女儿，叫阿维娃。”
“阿维娃，”他说，“真是个美丽的名字，给我讲讲阿维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