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童年(2)

他们还邀请道：“走，和我们一起去吃晚饭！”

晚餐时，他们请外婆品尝伏特加酒，给我吃西瓜和香瓜。不过，这些水果都是偷偷给的，因为船上有人专管人们吃水果，如果让那个人看到谁吃水果，他会一把夺过水果扔到河里。那个人穿的衣服和站岗的士兵很像，上面也钉着铜纽扣，他整天醉醺醺的，人们都躲着他。

母亲极少到甲板上来，她总是避开我们。

母亲始终沉默不语。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她高挑的个子，匀称的身材，铁青的面孔，还有高高盘在头顶、像王冠似的辫子。虽然这些记忆似乎总是笼罩着一层薄薄的云雾，不甚清晰，但即使时隔多年，我还是常常能感觉到她那双和外婆一样的灰色大眼睛，似乎一直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冷冷地观察着这个世界。

有一次，她严厉地说：“妈，你可成了人家的笑柄了！”

“让他们去笑好了，”外婆一点都不在乎，“尽管笑吧，笑个痛快！”

当我们终于看到尼日尼的时候，我记得，外婆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

“你看，快看，多美呀！”她把我拽到船舷边，兴奋地嚷着。

“这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尼日尼！哦，简直就是人间仙境！”

“看那些教堂的圆顶，它们多像是在空中翱翔！”

她转过身来，几乎是满含着泪水央求我母亲：“瓦留莎，你看一眼吧！我想你多半不记得这地方了。不过你看了会高兴的！”

母亲勉强地笑了笑。

我们的汽船就停在了这座可爱的城市面前。

它泊在河中央，河面上挤满了船只，上百根桅杆直耸天空，蔚为壮观。

一只载满了人的大船朝我们靠过来，船上缓缓放下一块踏板，牢牢钩到了汽船的甲板上，大船上的人开始顺着踏板走上我们的甲板。

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干瘦的小个子老头儿，他穿着一件黑褂子，绿眼睛，鹰钩鼻，红胡子微微泛着金光。

“父亲！”

母亲大叫一声，扑向他的怀抱。

他用干瘪通红的双手搂着母亲的头，抚摸她的脸，兴奋地尖声喊着：“噢，噢，傻丫头！终于等到你们了！哎呀呀，你们哪……”

外婆则像个打转儿的陀螺，一会儿工夫就已经和所有的人拥抱，亲吻，打过招呼了。

她把我推到大家面前：“嗨，快来！这是米哈伊洛舅舅，雅科夫舅舅，这位是纳塔利娅舅妈；这两个是表哥，都叫萨沙，这是卡捷琳娜表姐！都是一家人，瞧瞧，是个大家子吧？”

外公问外婆：“孩子他妈，身子骨还好吧？”他们相互吻了三下。

接着，外公把我从人堆里拉了出来，一只手摸着我的头，问：“你是谁呀？”

“我从阿斯特拉罕来，是从船舱里出来的……”

“他在说些什么呀！”外公回头问我母亲。可还没等她回答，他就一把推开了我。

“颧骨跟他父亲的一模一样。”这是他的结论，“都下船吧！”

我们上了岸，沿着一条铺着鹅卵石的路往斜坡上走，路边满是被踩平了的枯草。

外公和母亲走在最前面。外公迈着急急的碎步，他的个子只到母亲的肩膀；而母亲走路更像是在空中飘移，时而俯下头去看看外公。

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两个舅舅：米哈伊尔[6]舅舅的黑头发梳得溜光，他和外公一样清瘦；雅科夫舅舅的头发是金色的，还打着卷儿。

他们后面是几个穿着鲜艳的胖女人，还有大概五六个小孩，年纪全都比我大，走在后面一声不吭的。

和我走在一起的是外婆和纳塔利娅舅妈。

这位舅妈个子矮小，脸色苍白，长着一双蓝眼睛，挺着个老大的肚子。她每走一小段路，就要停下来，气喘吁吁地念叨：“哎哟，我再也走不动了！”

“他们为什么把你也拖来呀？真是愚蠢到家！”外婆低声骂道。

这些小孩、大人我全都不喜欢，我觉得自己孤立无援，连外婆也变得陌生，离我很远了。

我特别不喜欢外公，甚至立刻感到了他的敌意。他让我觉得提心吊胆的，但出于好奇，我一直注意着他。

我们终于爬上了坡顶。

一条大街映入了眼帘。街口有一幢低矮的平房，房子外墙的粉色油漆已经又脏又旧，窗户是凸出来的，屋檐很低，伸出来挡住了窗户的光线。从外面看起来，屋子应该很大；可走进去才知道，里面被分成了很多个小房间，光线昏暗，非常拥挤。

房子里的人怒气冲冲地挤来挤去，那情形就像是船刚靠岸；孩子们像群正在偷食的麻雀，到处乱窜，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难闻的味道。

我走到院子里，院子也好不到哪里去。到处晾着大块的湿布，地上摆满了水桶，里面是五颜六色的浆水。

院子的角落里有一间很矮的破屋子，里面的柴炉烧得正旺，不知道在煮什么东西，正开了锅，咕嘟咕嘟地冒着泡；看不到人影，却听到一个声音在低声说着一些陌生的词语：“紫檀——品红——硫酸盐……”

二

这是一段短暂却离奇得难以言表的生活经历，在我身上发生了许多事情。如今回想起来，它就像是一个阴森恐怖的童话故事，而它居然真实地发生了。有时候，我真觉得难以置信。

这个“愚蠢的家族”里充满了阴暗和残酷，我不愿意认可它们，我抵触它们。

我要讲的并非是我自己的故事，而是要讲俄国的老百姓如何在这样可怕得让人窒息的环境中生活，繁衍。

外公家里弥漫着仇恨的气息——人人都对他人充满敌意。大人之间是这样，孩子们也免不了受到感染。

后来我从外婆那儿听说，母亲回到娘家的这个时候，她的两个弟弟正闹着要他们的父亲分家。

母亲的意外归来使他们闹得更凶，他们分家的愿望愈发迫切了，因为他们怕母亲会向外公讨回她的嫁妆。因为母亲的婚姻违背了父命，外公曾一怒之下扣下了她的嫁妆。两位舅舅一致认为那份嫁妆也应该归他们平分。事实上，他们俩一直吵得不可开交：诸如由谁在城里开染坊，由谁到奥卡河[7]对岸的库纳维诺去，等等。

我们刚到没几天，就目睹了一场争吵，那天大家正在厨房吃饭。

两位舅舅唰地从座位上弹起来，扑到饭桌上，对着外公狂吼乱叫，像狗一样龇牙咧嘴，来回摇晃着身体。

外公恼火地拿勺子敲打桌面，脸涨得通红，声嘶力竭地喊道：“都给我滚出去，看你们除了要饭还能干什么！”

外婆一脸痛苦：“孩子他爸，都分给他们吧。分了干净，你也好落个清净！”

“你给我闭嘴，这还不都是你给惯的！”外公两眼冒火，很难想象一个个子那么小的人可以发出如此振聋发聩的声音。

母亲站起来，慢慢走到窗前，背对着大家，静静地站在那里。

突然，米哈伊尔舅舅给了他弟弟一个耳光！

于是他弟弟大吼一声，一把揪住他，两人便在地上扭打起来，喘着粗气，又叫又骂，打得不可开交。

孩子们吓得哇哇大哭。大肚子的纳塔利娅舅妈绝望无助地哭着哀求，母亲架着她，把她拖了出去。麻脸保姆叶夫根尼娅把孩子们赶出了厨房。椅子被打翻了。舅舅们终于被制服了：学徒工小茨冈人[8]骑在了米哈伊尔舅舅的背上，秃顶的大胡子师傅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镇定地用毛巾捆住了他的手。

舅舅在地上挣扎，他呼哧呼哧喘着粗气，稀稀拉拉的几根黑胡子在地板上蹭来蹭去。

“亲兄弟，你们可是亲兄弟呀！咳，什么人！”外公绕着桌子疾走，痛心地哀叹。

争吵一开始，我就吓得跳到了炉炕上，在那里我看到了事情的全过程。接着，我还看到外婆给雅科夫舅舅擦拭脸上的血迹、伤口。舅舅一边哭，一边还在生气地跺脚。外婆痛心地说：“该死的，还那么神志不清！还有没有人性！”

外公把撕破的衬衫往上扯了扯，冲着外婆大喊：“老太婆，看看你生的这群畜生！”

雅科夫舅舅出去之后，外婆一个人躲到了角落里，号啕大哭：“圣母啊，请你给我的孩子们一点理智吧！”

外公呆呆地站在那里，瞪着饭桌上的一片狼藉，低声说：“孩子他妈，你可看着他们点，恐怕他们会对瓦尔瓦拉[9]下手……”

“哦，上帝呀，你说什么呢！来，把衬衫脱下来，我给你缝一缝！”她双手捧起外公的脸在他额头上吻了一下；外公的个子比她小，只够把头贴到她的肩膀上。

“哎，孩子他妈，看来不分家不行了！”

“分了吧，孩子他爸！”

他俩合计了很久，起先还和和气气的，可到后来，外公就像只被激怒的公鸡一样，拿脚不停地蹭地。他指着外婆，压低嗓门骂道：“得了，我就知道你疼他们！什么时候想过我！”

“你应该知道你那两个儿子没一个好东西。米哈伊尔是个没心没肺的家伙，雅科夫是个共济会[10]分子！他们会把我的家产吃光喝光的，败家子呀！”

我在炉炕上动了动身子，不小心碰翻了熨斗，一阵叮叮咣咣，它滚下炉炕，掉进了泔水桶。

外公闻声，一个箭步冲了过来，一把把我扯到他的面前，死死盯着我，好像从没见过我似的：“谁把你弄到炉炕上去的？是你妈？”

“是我自己爬上来的。”

“撒谎。”

“我没有。刚才我吓坏了。”

他狠狠戳了一下我的额头，把我推开了。

“活像你爹！滚出去！”

我求之不得，飞也似的逃出了厨房。我总觉得外公那双绿色的眼睛始终跟着我，犀利的目光紧盯着我不放，让我害怕。

记得我总是想方设法避开这双怕人的眼睛。我觉得外公凶巴巴的，喜欢挖苦人、嘲笑人、惹人生气。

“咳，什么人！”是他老挂在嘴边的话；他喜欢把“咳”这个音拖得很长，令我浑身发冷，很不舒服。每到傍晚的下午茶时间，外公、舅舅和其他几个伙计便拖着疲惫的身子从染坊回到家，走进厨房。他们的头发用带子扎在脑后；手被酸灼伤了，手上还残留着染色剂的颜色，他们的模样活像是供在厨房角落里的那些黑乎乎的圣像。这个时间对我来说是最危险的时候。外公会坐在我的对面，他和我谈话要比和其他几个孩子多，这让他的孙子们特别羡慕。

外公长得不错，皮肤光洁，身材匀称。虽然他的绣花绸背心已经有些破旧，棉衬衫皱巴巴的，裤子的膝盖上还打着补丁，但他看上去仍然比他那两个西装笔挺，打着绸领带的儿子更整洁得体。几天之后，他便开始让我学习祷告。

其他孩子都比我大，早就跟着圣母升天教堂的一个辅祭开始学习读书写字了。我从家里的窗口就可以望到这座教堂的金顶。负责教我念祷告词的是文静的纳塔利娅舅妈，她长着一张娃娃脸，眼睛清澈明亮，似乎可以透过它们洞悉她内心的一切。

我特别喜欢坐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她会觉得很不自在，会眯起眼睛，扭过头去，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求我：“来，跟着我念吧：‘我们的主哇……'”

“这是什么意思呀？”

“别问为什么。”她怯生生地朝四下里张望一下，回答道，“会越问越糊涂的。你跟着我念就可以了。‘我们的主……’念哪？”

怎么会越问越糊涂呢？我不明白。祷告词里的词句似乎都有神秘的含义，既然弄不明白，我就故意念错。可我这位柔弱苍白的舅妈一点也不生气，仍然不厌其烦地一遍一遍纠正我的发音：“不对，是这样，很简单，应该念成……”

可这些词一点都不简单，她也很不简单。这让我很懊恼，更加记不住祷告文了。

有一天，外公问我：“阿列克赛，你今天干了些什么呀？贪玩了吧？看看你额头上撞起的包就知道了。撞个包可不算什么能耐。我问你，主的祷告词学得怎么样了？”

“他记性不大好。”舅妈轻声说。

外公扬起红眉毛，冷笑起来。

“如果是那样，那他就得挨抽了！”

他又转过来问我：“你爸抽过你吗？”

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所以没有回答。

“马克西姆从来没打过他，也不让我打。”母亲回答道。

“这是为什么？”

“他说拳头是没法教会人任何东西的。”

“这个马克西姆，真是个傻子！哦，保佑他的灵魂得到安息吧！”外公气呼呼地骂道。

他的话让我不高兴，他看出来了。

“你噘着个嘴干什么？小心点！萨沙星期六就要挨抽了，因为顶针的事。”外公捋了捋红白相间的头发警告我。

“什么是‘抽’哇？”我问。

大家都笑了，外公回答我：“等着吧，你会明白的！”

我躲在角落里，暗自琢磨，终于想出了个大概：“抽”是指把要染色的布撕开，可“揍”和“打”显然是一回事。人们打马，打猫，打狗；阿斯特拉罕的警察还打波斯人——这可是我亲眼所见。可我还没见有人打小孩。

当然，舅舅们有时会给他们的孩子吃几个栗暴。但小孩子们对此习以为常，摸摸被打疼了的额头或者后脑勺，马上就把这事儿忘得一干二净了。有几次我问他们疼不疼，他们会勇敢地回答：“一点都不疼！”

我知道那个顶针事件。

下午茶过后到晚饭前的这段时间，两个舅舅和格里戈里通常要把染好的布料缝成一整匹一整匹的布，然后在上面贴上硬纸标签。

那天，米哈伊尔舅舅想和眼睛不好使的格里戈里开个玩笑。他叫九岁的侄子把师傅的顶针在蜡烛火上烧热。

萨沙听话地钳着顶针直把它烧得发了红，然后他偷偷把顶针放在格里戈里的手边，自己则躲了起来。

就在这时候，外公进来了，他坐下来想帮帮忙，他的手伸向了那只烫红的顶针。

我记得，我在听到吵闹声后便跑进了厨房。我看到外公正疼得嗷嗷直叫，乱蹦乱跳，他的手指头捏着耳朵，一边还吼着：“这是谁干的？你们这帮浑蛋！”

米哈伊尔舅舅趴在桌上，对着顶针吹气，一边还用手指头拨弄着它。

格里戈里仍然在缝布料，丝毫不动声色，他的秃头上映出房间里晃来晃去的人影子。雅科夫舅舅一跑进来，便躲到炉子后面偷笑去了。外婆找出一个生马铃薯，要把它磨碎做药膏。

“这是雅科夫的儿子萨沙干的！”米哈伊尔舅舅突然发话。

“他胡说！”雅科夫大吼一声从炉子后面跳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