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本书以论胡适为首，并以《胡适时代，卷土重来——胡适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纪念演讲会讲稿之一》为第一篇，足见对胡适先生的尊重。唐德刚先生为胡适先生的门生，在纽约时还时相过从，对胡先生可说是知之甚稔的。而唐德刚先生还亲自做胡适的口述传记，并出版专书，是胡先生晚年交往最亲密的人之一，为胡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纪念做演讲，唐先生是最适当的人选。
当今，中国大陆走改革开放的经济路线，胡适思想重新抬头，受到青年一代之肯定，是必然的结果。因为，胡适所提倡的民主与科学，原是人类社会所必须达致的，不管有没有胡适都一样为人们所追求；但胡适在中国最早提出来以为建设国家所必需，是必定要肯定他的功劳的，胡适本人虽不及见这一天在大陆的来临，但他必定知道这一天终必来临的。
在各种讨论胡适的文章之中，《〈刍议〉再议——重读适之先生〈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指出，胡适之是反对五四运动的，因为胡适说这个运动是对他和一批朋友——蔡元培、陈独秀、钱玄同等人——所正在进行的新文化运动的一种“政治干扰”，这指的是1919年5月4日学生在北平天安门集会，反对巴黎和会出卖中国山东青岛权益予日本的运动。事实上这是谁都应该支持的，中国学生做出正义的举动，并且取得了胜利，致使中国代表拒绝在条约上签字。此所以胡适在当时并不能站出来反对之。
历史学家必须公正，必须敢言，否则历史学家就不能得人敬重了。唐德刚教授是一位让人敬重的历史学家，即以公正和敢言见称。像张学良得到唐先生的赞扬，即为显例。《张学良将军的赤子之心》一文，有如下的一段话：“所以我们如以‘春秋大义’来观察张学良将军，他实在是一位动机纯正、心际光明、敢作敢为、拿得起放得下而永不失其赤子之心的爱国将领。”
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副司令亲送蒋介石总司令返南京，冯玉祥闻之叹曰：“少不更事！”这句叹语应该说是正确的，因为观之后来的发展，蒋介石一直将张学良囚禁，而且随时可将他枪毙。然而就另一面看，张学良这样做正表示他以抗日战争为第一要义，个人利害是不顾及的，随蒋赴南京正表示他光明磊落，如果他不跟从蒋介石而去，他的后果恐怕是悲惨的。
唐先生认为对日抗战对于蒋介石也是有利的，如果蒋介石继续“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政策，没有西安事变，则国府对日还得继续“忍辱”，而“忍辱”又伊于胡底呢？唐先生提出了这个问题，确是令人思考的。依唐先生之见，抗战者“玉碎也”，忍辱者“瓦全”不可得也。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国民党一再忍辱而弄出“瓦碎”的结果，则蒋介石与国民党在中国历史上将奚止“身败名裂”而已哉！所以西安事变对蒋介石、对国民党，也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这一段评述，我认为是确当的。
顾维钧先生也是唐先生做“口述历史”的人物，原先由哥伦比亚大学的夏连荫小姐在做。夏小姐是“中国口述历史学部”的两位研究员之一，另一位是唐德刚先生。但夏小姐访问了顾维钧的童年事迹之后，就以太忙太累而辍工不干了，结果由唐先生承担下来，就从顾先生自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那一段开始。
顾维钧博士得到唐先生的帮助，自是喜欢不尽，并且以后亦要唐先生来做这项工作，此因唐先生对民国的历史如数家珍、熟悉得很，而且还能改正他的错误。有一次顾先生把“金佛郎案”当中一段故事张冠李戴了，唐先生便说明他错了，顾先生不服，并说“事如昨日”也。唐先生乃拿“顾总长”当年自己签署的文件来再次反证，顾先生才服输。于是，他对唐先生说：“唐博士，这一章是错了。下礼拜，我俩重行写过。”
对顾先生的外交究竟如何评价，唐先生这样评论：“他是世界上的第一流外交干才、举世闻名的国际政治家，但是他搞的却是个弱国外交——他个人在外交界所代表的分量，往往超过他所代表的政府。”“五十年中，凡他所经办的外交事件，多半可说是百分之七十的成功吧——至少他没有丧权辱国，没有在国际上丢人现眼。”这种评价是公允的，事实上，没有丧权辱国已经很难得了，所谓弱国无外交，中国是弱国，顾先生挺住了，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
唐先生有两篇文章述及他的岳丈吴开先。一篇是悼念文，吴先生住院之时唐先生适在台北，每日到医院侍奉，在吴先生弥留之际，唐先生急电太太昭文及弟妹速归，结果终于有子女婿媳五人亲侍床侧，看着吴先生咽下最后一口气。丧礼十分隆重，极尽哀荣，此因吴先生为民国之重要人物。
唐先生的另一篇文章《〈沪上往事细说从头〉迟来的导论——珊瑚坝迎候吴开先感赋诗史释》，则说明吴开先先生在民国的业绩。抗战时期，吴先生在上海租界抑制汪精卫政权之扩展，汪政权以十万现洋重赏以购其头颅。吴先生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该党组织部副部长，是重庆国民政府驻沪之最高级干部，于汪政权威胁甚大，但因格于他在上海租界，伪政权无法向他动手。然而“珍珠港事件”一发生，太平洋战争一起，日军乃冲入租界，逮捕了第一“要犯”吴开先。
何以将吴开先逮捕、关押之后，日军又终于在1943年4月以专机将其运送至广州湾释放，使之辗转逃还重庆？原来是日方想以吴开先的开释和送归谋求与蒋介石讲和。此时，抗日已经六年，日军败相已呈，才有“讲和”之说。然而蒋介石认为胜利已成定局，没有“讲和”的道理。吴开先先生实为夹缝中的人物，然亦无愧于党国。唐德刚先生称吴先生为“活烈士”，乃是因为吴先生准备做烈士而不可得，唐先生为吴先生的解说，是极有见地而又应该做的。
因为为刘绍铭先生作序而写成了《书中人语——序刘著〈渺渺唐山〉》，述说了唐德刚先生在纽约市立大学设立“亚美学”的经过，及唐先生对美国亚裔受欺凌的感受，在美华人以及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华裔居民都应一读。对于怎样能心平气和、不偏不倚地做点“综合工作”，唐先生还提出了四点意见，极为难得。而对于刘绍铭先生能把华侨文学中的各种心理状态，乃至中美两大文化中所发生的文化冲突，以最睿智的眼光来选择，并以最生动而真切的笔调译出来，唐先生深为赞赏。
此外，《陈其宽画学看记——兼论国画现代化》，以及赞誉卓以玉小姐的“个展”等文，和其他文章，都可一读。此外，本书所选文章大多都在刘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上发表，其中有几篇称赞《传记文学》的文章，都是实至名归的。在《传记文学》二十周年时，唐先生写了文章并做了演讲，在二十五周年时又写了长文，十分难得。唐先生以“壮哉绍唐！以一人而敌一国！”来称赞刘绍唐先生，“一国”者，意指大陆的“文史资料”是由全国的“战犯”所写的，数目庞大，唐先生要看也看不完；“以一人而敌一国”原是梁任公说李鸿章的话，唐先生移用来称赞刘绍唐先生确也贴切，而唐先生为《传记文学》写这么多文章，亦是难能可贵的。
2003年8月31日 温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