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再议
重读适之先生《文学改良刍议》
胡适之先生是反对五四运动的。他反对的当然不是他小友周策纵的五四运动，而是他的及门弟子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一干人，于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的大街之上摇旗呐喊的那个五四运动。
纽约华美协进社已退休的社长、前辈老朋友孟治先生是位美国名人。《全美名人录》里面为他所列举的多条光荣履历之一便是“曾在中国五四运动中被捕坐牢”，胡适之先生所反对的便是这个“孟治坐牢”的五四运动。
胡适为什么反对五四运动呢？他说因为这个“运动”是对他和一批朋友们——蔡元培、陈独秀、钱玄同等人——所正在进行中的新文化运动的一种“政治干扰”! [编按：参见胡适口述、唐德刚撰稿，《胡适的自传》第八章：《从文学革命到文艺复兴》, 《传记文学》第三十四卷第四期（1979年4月1日），页45—55]据他说，新文化运动才是那害了两千年瘫痪病的中国固有文明的对症良药，是当前救国救民的唯一道路。不幸的是，罗家伦把宣言一贴，傅斯年大旗一摇，孟治坐起牢来，“新文化运动”这部列车，被这批小伙计扳错了方向盘，就横冲直撞起来，结果“目的热，方向盲”，列车出了轨、翻了车，弄得伤亡遍野，新文化运动前功尽弃。可怜的老胡适也被弄得教授当不成，而跑到纽约来“落草”。所以他反对五四运动。
在胡适之先生看来，这个真能为中华民族“再造文明”、但是却被迫半途而废的新文化运动，事实上便是他在纽约当学生时代所策动的“新文学运动”的扩大和延伸。而新文学运动又是他那《文学改良刍议》一篇文章“刍”出来的，因而中国近数十年来深入群众的各项激进文化和政治运动，归根结底都与他这篇文章有关。这些运动对国家、民族、人类是祸是福，这篇文章也是个总根，他老胡适都负有责任的。
不管胡先生这一逻辑能不能为历史学家和大众所接受，读中国近代文化史的人，大概没有什么人能否定他这篇文章对近代中国文化运动的重大影响。
1956年6月2日，也就是《刍议》开始起草的四十周年，纽约市中国知识分子所组织的“白马文艺社”在胡氏当年写这篇文章的公寓九条街之外开讨论会之时，胡氏又把四十年前的故事详细地叙述了一遍。白马社其后也曾对中国现代文学里“传统与创造”这一问题，由鹿桥主讲，作过很长的讨论。笔者那时也是参加讨论者之一，会后也曾在自己的日记上写上了些节要和私评。
最近因为要翻译胡先生的英语口述自传中有关文学改良这一章，所以我把二十多年前的旧日记也拿出来翻翻以作参考。读了旧时的日记，我才觉得自己没有长进，二十多年前的意见和我现在的意见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就在这个时候我忽然收到汪荣祖教授的来信，他在主编一本有关纪念“五四”六十周年的书，要我写一篇关于“胡适与‘五四’”的纪念文章。笔者糊口异邦，实在没空，然汪公盛意坚约，他又是适之先生和在下的小老乡，后来居上，盛情难却，因而把旧日记上我们讨论适之先生——《文学改良刍议》——的节略抄一段下来，略加修改补充，滥竽充数，以就正于高明。拙文虽与“五四”无直接关系，但也算是一点点有关“五四”背景的讨论吧。
下面一段便是笔者当年在鹿桥、艾山两兄有关“传统与创造”的长篇讲演之后，艾山且点名说我“唱梅派”（梅光迪派）的时候，我自己的发言，和其后一些零星私评的节要和增补：
我认为古往今来，任何哲学家、思想家，他们的思想和理论的价值，我们都应该把它们三七开或二八开，甚或一九开。他们的理论至多只有三分有永恒或较长时期的价值，其余的则只有些临时性的价值；时代一过，剩下的七分、八分，乃至九分都会变成糟粕，没有价值了。我们对任何至圣大贤的看法，我认为都应该如此。例如老子、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程朱陆王、休谟、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康梁、杜威、胡适、鹿桥、艾山——尤其是艾山（全场大笑），都应该三七开。我们祖国这些年来把文化思想弄僵了的缘故，就是把一些权威大师们“全开”了的结果……
我们对胡适之先生的看法，也应该如此。胡先生的《文学改良刍议》这篇文章，在1917年确是应该“全开”的，因为它具备七分的时代价值和三分的永恒价值。但是如今事隔整整四十年了，那三分“永恒价值”虽然还可继续存在，它那七分的“时代价值”就七、六、五、四、三地随时代的延长而递减了。它将来是否会递减到零，那只有等到四十年后再看了……
以上是我发言的要点。在大家讨论之后，我后来在日记里也把我自己的一些零星的意见总结了一下，写了个大纲。我认为胡先生在《文学改良刍议》那篇文章里所列举的“八条”项目，在清末民初，真可谓“切中时弊”。因为我国有清三百年里的“官样文章”，都被我们安徽的老乡垄断了。说我们好的简直把敝老乡捧成“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 ”；说我们坏话的，则把咱老乡骂成“桐城谬种”，说他们根本不会写文章，涂鸦满纸，只是一套“桐城壳子”。
说良心话，那一套恭维话，实在是腐儒之见；骂“桐城谬种”是重了一点，“壳子”倒是真的。写起“桐城壳子”来，也真是“八弊皆全”：其一，言之无物；二、专仿古人；三、不讲求清晰的文法，却偏要吹“文成法立”；四、无病呻吟；五、专用滥调套语；六、有话不直说，遇事转弯抹角，用他个“典故”；七、有时还要耍花枪、做对句；八、绝不用大家都懂的俗字俗语。
青年胡适针对时弊，造他桐城老乡一个反，从徽州府炮轰安庆府，打他个安徽内战，把安庆府桐城县内的大小方刘姚都打得落荒而走。胡适之在这场“文改”里所策动的“八反运动”和后来在“土改”时期所搞的“三反”“五反”，真有异曲同工之妙！
可是四十年过去了，徽州胡传的儿子，把桐城方东美的祖宗，早已打得灰溜溜见不得人。但是胡博士从此以后就能取方刘姚而代之，来他个“天下文章其在绩溪乎”了吗？四十年河东转河西，这个文艺界“徽州帮”“黑线专政”也该到了被造反的时候了吧！
第一，做文章一定要“言之有物”吗？屈原的《九歌》，就没有哪一“歌”里面是有物的，你能说屈原的文章不好？屈原是中国文学作家中第一个出个人文集的呢！——三千年来第一人！
写文章不应“模仿古人”吗？近四十年来，我的同学之中就不知出了多少小鲁迅、小胡适、小巴金。不模仿鲁迅、胡适，白话文就作不好。鲁迅早已做了“古人”，胡适那时虽然还未“作古”，但也已“生前原作古人看”了。不模仿古人还行？
写诗文“要讲求文法”？闻一多大师生前所最赏识的那种“看不懂、念不出”的艾山体新诗，就一点文法也没有，它硬是顶呱呱的好诗。今天时代已快进入80年代了，白话诗愈写愈好，也是我有见必读的“现代派”诸大诗翁的“新诗”也就愈不讲求文法了，还不是一样直承胡适之第三、四代衣钵的好诗！
“无病呻吟”不应该吗？萧伯纳说，情书就是美丽的谎言，情书写得愈好，谎也扯得愈大。写情书时，足下如有病，千万不可呻吟！无病，则务必大哼特哼！否则感动不了她，她就说你不是“情感中人”，和你绝交，那你就真要自杀了。我的朋友何灵琰的干爹的名著《爱眉小札》，就是惹得千万痴男情女着意模仿的最好的一本“无病呻吟”的“谎言书”。鲁迅那本读来不像“说谎”的《两地书》，也是一本最高明的无病呻吟的“谎言书”，比徐志摩的“谎”说得高明万倍。总之，如果只是有病才许呻吟的话，则李义山的千把来首诗都要真的被吴稚晖甩到茅坑里去了。
写文章用“滥调套语”也是个少不得的坏事（necessary evil），因为语言文字是个活东西，它也有生老病死，永远生存在新陈代谢之中。三十年代的“左联”，苍天！真是满口新名词，现在再说起来，则无一不是滥调套语。胡适之二十几岁所说的话，句句都新鲜，六十一岁在台大礼堂所说的，有哪一句不是滥调套语！红卫兵小将造反之初，也是句句新腔，三个月后，则没有一句不是霉烘烘的。当今在中国文学批评上作为胡适接棒人的夏志清教授告诉我，他只希望他的书“流传五十年”，第五十一年之后，如果不出个“冬志清”，则中国文学批评里的巨著，所剩的也只是些滥调套语了。
对对对子，也不是天大的坏事。事实上笔者本人就深受其惠，夏志清教授最近谬奖拙作，就是说我会写“三字经”、对对子。
本来嘛，中国的方块字就是与蟹行文不同。我们的文章在方格子里写出来，整整齐齐，就像国庆阅兵的仪仗队，不像番语写出来那样头齐脚不齐的。我们的声调，平平仄仄，读起来也可摇头摆尾，铿锵有致。番文番语怎能同我们比？可是这个秘密自周文王到魏武帝，都未被人发现，直到江东二陆以后，才被一些江南才子找到了。且看他们搞的什么“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你胡适之能说这不是好文章？老实说，我们在海外待久了，同洋人吵架也不算稀奇，抱两本洋书也吓唬不了老几，我就觉得西洋文学里突出的“纯文学”（belles-letters）就不一定比我们的“暮春三月”更美。我们能念得头动尾巴摇，他们能不能？只是我们六朝金粉里的兔子姑娘，在那些花花公子的俱乐部里捞久了，纵是野花也不香了。纽约的“无线电城”内那些“拉克”（rockettes）女郎还不是一样，那一百多条修长的大腿，踢起来多美！可是她们踢了四十年——从重孙女踢到曾祖母，就再没有人要看了，只好破产关门。
我们专门讲求对仗的“六朝文”还不是和这“拉克”差不多，不是她不美，只是“踢”腻了罢了，最后“踢”出个“诽韩案”的主角，要关她们的门。事实上韩退之的“文学改良刍议”里，也有其“七不主义”：不许脚高于顶，不许三点泳装，不许……只有胡适之的“不避俗字俗语”那一“不”，退老未想到而已。
胡适之先生要人家作文“不用典”，更办不到。因为他教人不用典的那篇《逼上梁山》的大文，文题本身就是大典故！正因为他用典，他那篇文章才有劲。不信？且看我把它换成个不用典的题目：“我本不要做呀，他们硬逼着我做啊！”写了这样一个题目不用典的文章，那胡适还能成其为胡适吗？
记得抗战胜利之后，在野党的领袖们想入阁做官，但面子上又不大好意思，弄得扭扭捏捏的。那时那个俏皮的《文汇报》就替他们做了篇社论，叫《袭人出嫁》。读者不用读内容，一看题目就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读文学史的人，如不以报废文，那笔者就主张打它个一百分，理由就是它用典用得好。“袭人出嫁”不是个典故？后来笔者在海外教书，教了些台大、政大毕业的高材生，我就一反我自己的老师对我“不用典”的教导，劝我的学生作文要用典——用像“袭人出嫁”那样的“典”。不用典的文章怎能（让我用句“滥调套语”）掷地有声？
俗字俗语，胡适之先生一直要我们“不避”。可是他老人家说话作文却避之唯恐不及。笔者在美国做学生工时，学了许多“四字真言”（four-letter words）。土包子当初不懂，去查《韦氏大辞典》也查不着，最后还是请教了一些同工同酬的活字典，才得其真义。这可算是真正的俗语俗字了，但是这些字我就未听见胡老师用过一个。笔者做了教书匠以后，在书桌抽屉内也贴了一张违反师训的座右铭：“教书时千万不可用俗语俗字。慎之！慎之！”自制“语录”以为警惕，否则便有被大学解聘的危险。
对胡老师“不避俗字俗语”这一教导，最忠实执行的，据我所知，只有胡公在北大的及门弟子——老友艾山诗人一人。且看艾山的《山居小草》这首诗里“植树”的那一节：
归一呐，一句话：
“妈的苗×，
老子的事，用着你管？
多嘴，给你吃卫生丸！”（《暗草集》，页19）
在原文里，艾山没有避“×”这个“俗字”，那是我抄诗时把它“避”掉了的。那时我就和艾山抬杠，我劝他不要让胡老师“牵着鼻子走”，俗字俗语还是避一避的好。
总之，话说回头，任何至圣大贤、哲学家、思想家，他们自己的时代一旦过去了，我们学习他们的“遗教”，就只能三七开，因为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时过境迁，一切口号、教条、真理……往往也就意义全非，我们只顾盲目地跟着他们跑就不对了。问良心，这句话也是我老师胡适先生生前告诉我的，这也该是纪念“五四”六十周年，我们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应该有的警惕吧。
1979年1月23日于北美洲
原载《联合报》,1979年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