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期的家难

我的父亲胡传（1841—1895）[字铁花，号钝夫，原名守珊，故一字守三]生于安徽省绩溪县北部的上庄[1]。兄弟五人，我父最长。我家历代都是以经营茶叶贸易为生的，也就是自故乡山区贩茶往上海一带自设的茶叶店中出售。上海那时已是个大商业中心。我的高祖原已在上海黄浦江对岸的川沙设有小店，祖父又在上海设一支店。父亲幼年即甚壮健。当先祖每年春季返乡收茶时，店中商务便由父亲独力管理。

父亲十六岁时便随先祖去川沙，并由先祖延聘塾师，教授诗文。父亲因为十分聪颖，早为其有志为学的伯父[星五公]所赏识。他认为有这样资质的青年子侄，实在不应该在一个小茶叶店里埋没了。所以父亲被家中长辈特地选出，让他专心读书，以便参加科举。

可是这时正值洪杨起事之后，内战的烽火已日益迫近。当洪杨于1850年在金田村发难之时，父亲才九岁。1853年太平军进占南京，建立“太平天国”，并以南京为“天京”。数年之内，太平军数度侵入皖南徽州山区，焚掠迨遍。1860年我绩溪县亦为太平军所焚掠，一连三载，父亲和邻居亲友均率领家属到高山里去避难，并据险自卫。1862年情势更为险恶，乃又迁往休宁县暂避[2]。

但是休宁亦非乐土。太平军仍不时进犯，家人也四处躲藏。1862年年底，局势稍稍好转，全家乃转返绩溪；不意翌年春初和夏季，太平军又两度进犯。就在太平军第二度入侵时，父亲在1860年（清咸丰十年）结婚的原配妻子[冯夫人]，便不幸死难了。她是那时我家二十余口——多半是妇孺——中唯一的死难者。当时父亲是我家中唯一年轻力壮的成员，帮助那比他大过二十多岁而颇有名望的乡绅伯父，度此大难。

在1860年至1864年（清咸丰十年至同治三年）四年之间，皖南真糜烂不堪。对这四年的焚掠、屠杀、饥荒等灾情，父亲在他遗留下来的自述里都有极详尽的记载。事实上他这段记述，远较当时其他任何[类似]的记述更为翔实[3]。

在父亲的回忆录里，他曾做一概括的统计：我上庄村内的胡氏宗祠原完工于1840年（道光二十年），亦即洪杨起事前十年，也是太平军犯境前二十年。宗祠毁于1861年（咸丰十一年）。太平乱前数百年我乡皆太平无事。地方殷实，人丁兴旺。我族那时曾做过一次丁口总计，以便按口派捐，建造祠堂。当时全族男女老幼约六千人。太平军覆灭后的第二年（1865），我族再做第二次的人口调查，拟再按口派捐，重建宗祠。调查所得，乱后剩余丁口不过一千二百人左右，人口减少了百分之八十[4]。

父亲所做的统计还有其他方面的记录，颇饶历史趣味。在这群大难不死的劫后余生中，竟有二百人染有烟癖！鸦片鬼的堕落，实有甚于一般游手好闲的懒汉。他们终年耕耘所获，还不足以偿付烟债。父亲那时便自问，这种人在生活上何能自给呢？！他的结论则是这整个胡氏一族都仰赖于四百几十个经商在外的父兄子侄的接济。他们的汇款也救活了家人，并助其重建家园于大难之后[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