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你为什么要强势？
无论你做什么，别人都会给你带来一个又一个的问题、矛盾和困扰。很多人都会不切实际地认为，与问题共存，是不健康的。但事实并非如此！生活总会给人带来问题，这才符合自然规律。真正的问题在于，人们总是无能应对问题。在很多时候，你不够强势！
Chapter 1 强势：面对矛盾与困扰时，最好的应对之道
大约20年前，我刚从部队退役回来上大学，遇到了一位正直、精力充沛的人，他就是乔。那时，乔还是年轻的教授，而我则是他的学生。他一直教授心理学。他的讲课方式强硬、武断又坦率。他根本不让学生对心理学这一学科留有任何幼稚的观念。他不会迎合学生的期望，来对病态而有趣的精神失常进行阐释，甚至也不会解释人类心灵、行为或积极精神等方面的普通常态。他并不强调那些说明为何我们会按某种方式行事的复杂理论，而是强调简单性。对他来说，利用简单的假设，描述出事物在心理学上的运作原理、描述出它们的确有效，就已足够，然后他会要求我们就此打住，不再深究。他有着一种坚定的、学究式的观点，那就是：95%被人们迎合为科学心理学理论的东西，纯属垃圾，而要真正了解基本的心理机制，彻底解释大多数人类的行为，仍然任重而道远。
现在看来，乔这一观点仍跟20年前一样具有说服力……而我也非常认同！诚然，冗长、专业或深奥的解释常常引人入胜，甚至颇具文学色彩，但这往往毫无必要，还会将问题复杂化，并不方便人们理解。倘若想要运用心理学实实在在的原理，那么，了解“是什么原理有效”要比了解“原理为何有效”更重要。
比方说，在治疗病人的过程中，我发现，将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病人为什么患病”这一点上，通常是徒劳的，这往往只是学术自慰，可能数年后也得不到什么结果，甚至有可能贻害无穷。关注病人“如何应对其行为问题”要有益得多。
乔甚至彻底根除了我们心中对于心理学家的固有观念，即认为心理学家是新兴的、对于人类行为无所不晓的权威。他曾在课堂上发牢骚说：“我可不喜欢学生提我回答不了的问题。”你不难猜到，乔在课堂之外的性格是怎样的。尽管他是人类行为学的专家，但他也有着与普通人一样多的问题，我也会给他带来一些问题，使他每学期给学生评分之后，都会在我面前饶有兴致地抱怨：“学生总是埋怨个人问题太多，没法好好学习。难道他们不会处理问题？要是你没有碰到问题，那说明你根本没生活过。”
在那几年中，我逐渐熟知了乔，并把他看作密友和人类行为学的专家、同行，我最终发现，他和别人打交道时，有着跟我相同的问题，而问题的严重程度也大致相当。后来，随着我在心理学和精神病学领域里认识的人类行为学专家越来越多，我又发现，他们也有着各自需要应对的问题。“医生”这一身份，并未让我们免于遇到问题，这些相同的问题，我们在亲戚、邻居、朋友甚至病人身上（无论从事何种职业、受过何种教育）都曾看过。跟乔一样，跟其他心理学家或非心理学家一样，所有的人在与他人打交道时，都存在问题。
只要与人打交道，就一定会存在矛盾
当我们的丈夫、妻子、恋人因为某件事情不高兴，他们都有那种甚至不用提到这事儿，就能让你感到内疚的本领。摆脸色、关门声音大一点、声称1小时不说话或是冷冷地要求换个电视频道，都能达到目的。有一次乔跟我诉苦：“天哪，要是我明白他们怎么能那样做，或我为什么那样回答的话就好了。可不知怎么，我最后总是感到内疚，哪怕根本就没有内疚的理由！”
并非只是配偶才会给我们带来问题。假如父母或岳父母想要什么东西，他们就有那种本领，让成年子女感觉像焦虑的小孩一样，哪怕子女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你我都清楚得很，电话那头母亲的沉默不语，或岳父母脸上的不悦之色，或父母的提示，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直觉反应，比如说“最近你一定很忙吧，我们老是见不到你”，或说“我们附近有一套不错的公寓出租。要不明晚你过来，咱们一起去看看吧”，都是如此。
在与家人之外的其他人交往时，我们也面临问题。比如，如果机修工将你的汽车修得不好，经理就会滔滔不绝地跟你解释，为什么在你支付56美元的修理费用后，汽车散热器仍然过热。尽管他有本事让你觉得你对汽车一无所知，并且让你因为没有爱惜好汽车而感到不爽，但你仍会烦恼不安：我付了钱，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呀！
即便是朋友也会带来问题。假如一个朋友建议晚上出去搞点娱乐活动，而你对此却不感兴趣，你下意识的反应就是找托辞。你得撒谎，这样才能不伤感情，可与此同时，你会为自己这样做而内疚，觉得就像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无论你我做什么，别人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又一个的问题。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存在那种不切实际的观念，认为日复一日地与问题共存，是一种既不健康又不自然的生活方式。可事实并非如此。生活会给每个人都带来问题，这才是完全符合自然规律的。更常见的是，由于存在“健康人没有问题”这种不实际的观念，你可能会觉得，所有人都深陷其中的这种生活方式，过起来毫无意义。在心理辅导课上，我深入了解的大多数人，都形成了这种消极的观念。然而，这并不是“有问题”所导致的结果，而是“觉得无能应对问题、无能应对带来这些问题的人”所导致的结果。
尽管应对不佳时，我自己也会有同感，但作为心理学家，我的总体经验使我并不赞同这样的观念——认为人类是一种基因退化的物种，只适于生存在万事万物较为简单的早期社会。这简直是胡说八道！我并不认同下述说法：我们是失败者，在这个工业化、城市化、空间净化的时代，无法幸福地生活下去，无法充分应对面临的问题。相反，我的观点截然不同，更为乐观，这种观点源自我的亲身经历，源自我的专业阅读，源自我所学的知识以及自己的教学阅历，源自我的实验室研究和临床研究，源自我培训人们应对生活问题的过程，源自我深入社区并且收治成百上千位病人的事实（这种收治会违背他们的意愿，原因只是他们不知道如何与他人打交道），还源自我对那些病情从最轻微到最离奇、最危险的精神疾病患者所进行的临床治疗。恰当地将这些经历，跟我对一生中所碰到的其他成千上万人的自然观察所得结合起来，就产生了一个更合理、更现实的结论：我们在生活中都会碰到问题，这是正常的，我们都拥有充分应对这些问题的能力，这也是正常的。
祖先留下三种解决矛盾的能力：
争斗、逃避、用语言解决问题
若是我们没有与生俱来可以应对问题的本领，人类早就灭绝了。与一些悲观主义先知告诉我们的正相反，迄今为止，人类是自然进化版图上最成功、最具适应性、最聪明和最坚强的生物。假如相信人类学家、动物学家以及其他科学家呈现的证据和普遍结论，我们就会明白，远古以来，人类和动物的始祖家族，就在大自然的生态力量设定的苛刻条件下，为了生存竞争着。我们的祖先不但在激烈的环境中生存下来，而且日渐繁荣兴旺。我们生存下来了，并且取得了胜利，而其他物种则要么灭绝，要么濒于灭绝。这是因为，人类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更适合在任何环境生存。
我们的始祖并不是没有碰到问题，而恰恰是因为存在问题才得以生存。虽然很多动物都进化出了这种本领，可以在艰难时期和严酷环境中成功地解决问题，但我们却脱颖而出，逐渐进化成了人类。有了这种本领，我们不但征服了地球和环境，而且还开始为了后代的生存而保护地球，保护地球上的其他物种。所以，从解决问题这种杰出本领的角度来看，世间再也找不出与人类匹敌的其他生命形式了。
那么，使人类成功生存下来的应对本领都有哪些呢？你、我与那些濒危物种之间，有什么样的共同点，又是什么让我们成为独一无二的人类呢？假如观察那些类人物种，尤其是脊椎动物主要的应对行为，我们常常会看到，一旦同种的两只动物间发生冲突，那么这两只动物中，至少有一只会表现出争斗反应或逃跑反应。对动物来说，争斗或逃跑，都是相当有效的应对办法。这两种应对类型，好像都是下意识、先天性的反应。作为人类，你我也会相互争斗或逃避，有时这并非是我们的选择，是自动的，偶尔还会在公开场合发生，但更常见的还是彼此掩饰的方式。不论是争斗还是逃避，都是人类始祖进化而来的结果，从目前的人类形态来看，我们没有尖牙，没有利爪，也没有专门的肌肉做争斗或逃跑的后盾，所以在应对时，我们无法首选这两种方式。你我甚至无法体面地发出一声吼叫，来吓走抢劫的人。而我呢，尽管相信自己在紧要关头的逃跑能力，却也并不想常这样做。
虽然拥有与低等动物（如今，它们只在人类的容忍下才能生存了）相同的争斗和逃跑反应，但让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拥有一个了不起的、新型的、具有语言能力并能解决问题的大脑。人们认为，约100万年以前，进化和生存竞争淘汰了我们的一些始祖近亲，因为它们没能在原始的争斗或逃跑反应这种组合策略之中，增添更有效的应对手段。与此同时，进化也在基因上强化了人类每一代先祖的语言能力，强化了他们解决问题的本领，使他们生存下来，并繁衍后代。这种新型的、能够解决问题的大脑，使人类在产生矛盾的时候，还能相互交流和合作。这种言语交际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正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并能生存下来的关键。其他物种要么已经灭绝，要么正面临灭绝，或情况更糟——已经被人类驯化了。
多亏了那些成功生存下来的祖先，人类才拥有了三种主要的生存性应对行为，即争斗、逃跑和用语言解决问题的能力。争斗和逃离危险，是我们从尚未进化成为人类的始祖那里遗传的两种应对反应。而用言语上的强势来解决问题，却是我们在进化过程中，从早期的人类祖先那里遗传来的本领。简而言之，虽然你拥有争斗或逃跑这两种天生的生存本领，但要解决问题，你并不是非得采取这两种方法。相反，你拥有一种人性化的选择，可以与他人交谈，并通过交谈来处理那些令你烦恼的问题。
现代社会，比争斗与逃避更好的，是语言上的强势
在这个现代化的文明世界，当你我试图运用攻击或逃避性行为来应对矛盾时，通常都不会明目张胆地干。用行为公开发泄情绪，几乎没有回报可言。在孩童时代，大人就教孩子不要打架，他们还教导说，应当勇敢，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逃跑。西方社会里大多数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都被这样教导过。因此，我们都习惯于被动地应对矛盾。“不要还手”，“站在那儿，忍着”，这都是被动、消极的方式。即便有人气得我们七窍生烟，我们也很少当众表露。相反，我们会默默地咬牙切齿，毫无意义地发誓说日后要报复。这正是我的一位病人表现出来的典型方式。
这位病人叫黛安，是一名29岁的打字员。黛安试图用自己消极的敌视态度，来应对老板提出的令她反感的要求。她既没有跟老板谈过她的反感，也没有用行动发泄出怒气（比如跳起来对老板大喊“见鬼去吧”），而是在老板要求她干的一些事情上故意拖拖拉拉。上班时，只要轮到她去给大家冲咖啡，她总会干砸点什么——不是把咖啡洒了，就是冲得太淡或太浓——总之，就是跟其他进行消极抗议的人一样，表现得相当糟糕。假如遇到突发性的急活儿要加班，她打字时就会错误百出，故意用两倍的时间才干完工作。尽管老板说不出她有什么对抗行为，但她仍在尽可能地坏老板的事儿。可想而知，黛安的这种消极态度给自己带来的麻烦，肯定要多过给她老板带来的麻烦。
倘若你我也像黛安那样，那么，我们就会一直被安排去清理咖啡污渍，去重新冲泡咖啡，或磨磨蹭蹭地更晚下班！更糟糕的是，如果你消极敌视，老板可能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你去干同一件事，这样一来，你每天的心情都会很沮丧。消极敌视不会有什么用处，也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
跟许多人一样，黛安也用消极逃避的方法，来应对其他问题。假如有人给她带来问题，她就会尽可能回避此人。黛安前来接受治疗，是因为婚姻面临破裂：夫妻分居的时候，她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丈夫，因为他俩在同一栋办公楼上班。可上班时偶然碰面，丈夫总会很冷漠。其实他的这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将婚姻问题的大部分责任都归咎于她。黛安很难应对他的冷漠，尤其是在公开场合。她说自己还喜欢鲍勃，看到他那样对她，她都想哭。在鲍勃冷面相对时，黛安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她便费尽心思地躲着他，试图以此来应对。当鲍勃打电话给她，想讨论一下如何处置两人的共同财产时，她好几周都没接电话。黛安把这种逃避行为简直发挥到了极致，以至于只要办公桌上的电话铃一响，哪怕不知道是谁打来的，她也会走开不接。就算是待在自己的公寓里，她也很不安，害怕鲍勃会打电话过来。黛安把这个问题跟我说了之后，我们便制定了一套培训课程，来教她不再像以前那样消极逃避，而是强势地去应对鲍勃。经过练习，黛安能够给鲍勃打电话，商量财产分配的问题了，更重要的是，最后她终于能够约鲍勃一起午餐，讨论在他们偶然相遇时她所不喜欢的一些事情了。
但是，倘若黛安继续消极逃避下去，那么这种方法就会失效，因为它并非有效的应对办法，就跟她应对老板时采取的消极敌视方法一样。最终，她要么仍然得面对财产处置问题，要么就只能真正逃避鲍勃以及整个离婚的过程。在后来的治疗中，黛安发现，自己婚姻中出现的许多问题，都跟她消极逃避的处理方式有关。正如黛安历经了痛苦才走对路子一样，倘若你我在与他人产生矛盾时，不断消极逃避，那么，他人很可能就会逐渐厌烦，并不再对你抱有希望，进而与你断绝关系。
如果只采取敌视或逃避的方式来与他人打交道，我们自己也会难受。因为一些令人不快的情绪（比如生气或害怕），也会随着这两种行为模式而来。如果消极应对，我们往往还会在与他人的斗争中一败涂地——人生当中，还真有这样的斗争，胜则生，败则死。于是，我们便会沮丧不安，最终抑郁消沉。愤怒、恐惧和沮丧这3种情感，是人类最根本的、遗传得来的生存性情绪组合，也是导致病人寻求专业心理治疗的常见情绪指征。
我在诊疗过程中见到的病人，经常会因为自己的喜好而对他人发火或敌视他人，有的因为害怕而对别人退避三舍，有的则厌倦了失败，终日郁郁寡欢。临床医师所看的大多数病人，都属于是过度依赖形形色色的、甚至很怪异的争斗或逃跑反应，才来寻求帮助的。不过，感到愤怒、恐惧或沮丧，决定来寻求心理帮助，也不意味着你的心理就是病态的。你我之所以都会愤怒、恐惧或沮丧，是因为人类的生理构造和心理机制生而如此，正因为人体的神经组织、肌肉、血液和骨骼具有独特的组合，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行为，才让人类的祖先在严酷的环境下生存下来。
消极情绪对于生存的意义，正如肌体的疼痛对于生存的意义一样重要。碰到滚烫的东西时，你的手会不由自主地缩回来。神经系统生来如此，你会下意识产生反应，并不需要思考。当你感受到不悦情绪时，实际上你感受到的是一些生理和化学变化，它们是按照大脑中原始的“兽性”部分所发的指令产生的，目的是让整个身体为产生某种行为反应作好准备。愤怒时你会感到，身体准备发起攻击。我们不但能感到这种攻击准备，还可以从他人的行为中看到这种准备的结果。
比方说，在重大的橄榄球比赛中，本该大胜的冠军队却失利了，仅仅因为弱队教练在更衣室里狠狠辱骂了队员，就使队员们爆发出了大大超过了冠军队的体力。就体格上的自我保护能力来说，我们并不是大自然的宠儿。即便如此，倘若我们发怒，在没有机会逃走或通过交流脱离险境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可以通过攻击性的自卫手段得以生存。
另一方面，当你觉得害怕，你感受到的是一种生理变化，它由大脑所发的指令而产生，下意识地让身体为逃离危险作好准备。假设在一条灯光幽暗的巷子里，有一名劫匪手握弹簧刀向你逼近，那么，此时你通过自己的呼吸、内心和四肢所感受到的那种惊慌失措，并非是怯懦，而是一种自然的兴奋感，它是被大脑中枢无意识地激发出来的，从而让身体做好准备，逃离险境。
尽管拥有属于人类的第3种应对之策，即用语言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有时不论怎样做，我们还是会愤怒、紧张或恐惧。当一名冒冒失失的司机，在高速路上以每小时70公里的车速抢我的道时，不管我保持强势也好，不让双手发抖也好，都无济于事，如此接近灾难，我肯定会浑身发抖，因为我根本没法阻止灾难发生；当发现我的新车挡泥板上莫名其妙出现一道凹痕时，我对那个划车的人即使保持强势也毫无用处，无论怎样安慰自己，我都会气得暴跳如雷；倘若妻子哭丧着脸回家，踹了我一脚来发泄怒气的话，我们也免不了会大干一架。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人类那种天生的心理生理学机制让我们别无选择。不过，倘若能够强势地与他人打交道，才有机会去实现你的一部分心愿，那么你就不太可能失控、发火或惧怕了。反之，倘若因为某件无法改变的事情而受挫，或没法运用那种天生的语言能力来处理某件本可改变的事情，那么我们就很有可能沮丧。
在当下，沮丧感对生存没有多大意义，但是，假如看一看你我在沮丧时的典型行为，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它对于我们祖先的意义了。沮丧时，我们几乎什么行为也没有。除了维持一些基本的生理功能外，我们很少行动，甚至什么也不干。我们通常不会做爱，不会饶有兴致地去看电影、学习新东西、做家务、拼命工作……感到轻微沮丧或伤感时，我们通常会怀念一些旧事物，而在特别沮丧时，我们会极为泄气、失意。沮丧时你所感受到的，是大脑中的原始区域所发出的信息而产生的反应，这种反应的目的，是让维持日常活动所需的大部分生理机能缓慢下来。
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说，当他们不得不长期忍受严酷的环境时，沮丧就成了一种有益的心理状态。在生活艰难之际，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节衣缩食。情绪低落、无所事事的祖先，更有可能保存下财力和精力。这样，他们就增加了生存的几率，以待好日子到来。我们可以在下面这种情形中，看到自己身上这种原始情绪的残余迹象：比如，在冬季一个寒冷而阴郁的星期六，除了吃零食、打盹和在家里拖地之外，我们别的什么也不想干。你我经常体味到的那种常见的沮丧情绪，可以持续几个小时到几天。我们会感到痛苦，但随着时光流逝，在经历积极的事情后，沮丧感便会渐渐消失。
如今，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相对富裕的社会里，沮丧和隐居对于生存并没什么明显的益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现在的物质生存条件并不严酷，因此沮丧这种生理上的“冬眠”机制，对我们来说却毫无用处。如今，我们的挫折感并非来自环境，而是来自他人的行为。我和其他临床医师治疗过的那些长期抑郁症患者，都曾有过不断受挫的经历。
治疗暂时性抑郁患者或长期抑郁症患者的临床经验表明，帮助抑郁症患者重新站起来，重新获得积极的人生体验，要比袖手旁观、坐等抑郁症消失更有益。33岁的唐是一名离了婚的会计，患有复发性长期抑郁症。唐由父母抚养长大，对于他想干的事情，父亲总是百般阻挠。在他小时候，唐与父母相处的典型方式就是，他在家里干完家务，很少得到父母的感谢和表扬，可他有什么事情做得不好，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这会让他深感内疚。比如，当唐想要自己的第一辆自行车时，父母给了他各种理由，说年纪小骑车很危险、自行车很贵，父母还提醒说，假如给他一辆自行车，粗心的他是保管不好的。于是，他从来就没有得到过一辆自行车。当他想学开车的时候，父母又说，青少年开车开得不好，他得再等等。所以，他是在离开家上了大学后，才学会开车的。
后来，唐跟一个女人结了婚。据他说，这个女人跟他的母亲很相似。妻子从不表扬他，总能找出由头来埋怨、唠叨。后来，唐跟妻子离了婚。分手不久，唐便患上间歇性抑郁症，而且发作时间越来越长。在治疗期间，医生们对唐采取了抗抑郁的“情绪激励”药物疗法，但几个月过去，效果甚微。对唐来说，首选疗法应当是终止药物治疗，因为药物治疗非但无效，反而带来副作用，让他变得紧张易怒。因此我没有再用药物疗法，而是让唐在不抑郁的时候，把喜欢干的事情记下来，列成一张表。另外，不管有多抑郁，在所列的活动中，工作上的事情每周至少要占到两项才行，如果有必要，他必须强迫自己去干这些事。还有，在工作或社会交往过程中，无论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某件事情做得不好，他也不能重复过去那种逃避现实的习惯，不能重现抑郁情绪、离群独处或径直回家。就算他的即时情绪是不想做，也应当完成手头的工作，将所参与的活动继续下去。采用这一有效的治疗方案后，唐患了5个月的慢性抑郁症，在4周后就根除了。
尽管“愤怒——敌视”“恐惧——逃避”和“沮丧——退缩”这些神经生理学应对机制本身并不是病，但它们也没有多大用处。我们的大多数矛盾和问题，都源自他人，而在与他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原生反应相对于我们那种独特的、用语言上的强势解决问题的能力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愤怒——争斗”和“恐惧——逃避”这两种机制，有时还会妨碍你的语言应对能力。
感到愤怒或惧怕时，你那原始、低级的大脑中枢部分，就会关闭你那新型、具有人性的大脑的许多功能。此时，全身的供血系统就会下意识地变更、分配，使血液从大脑、内脏涌向骨骼肌，从而让骨骼肌准备好采取身体行动。你那属于人类的、能够解决问题的大脑部分受到了抑制，无法参与信息处理。在感到愤怒或惧怕时，你绝对是没法清醒地考虑问题的，所以你会犯错。对于一个怒火中烧或胆颤心惊的人来说，2加2并不等于4。
我们大多数人，都只有在受到挫折、变得恼怒的时候，才会对他人用言语坚持自己的权利或意见。可怒气只会让你处理问题不那么有效。在你怒气冲冲时，他人往往会将你的不平归结为：“他不过是发发脾气罢了。等他平静下来就没事儿了。”所以，这两种原生的应对反应通常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问题。
当别人给我们带来问题时，为什么还会有人愤怒、惧怕，进而敌视和逃避呢？假如那种人性化的、用语言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于我们的生存真的非常重要，那为什么还有人运用不好呢？本章引言，目的就是要给这个困惑的问题提供答案。这个答案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生来就有这种强势的能力，可在人生路上却常常将它丢弃。
强势与生俱来，但你在成长中渐渐丢失了它
婴儿时期的我们，天生就是强势的。你出生后的第一个自主动作，就是抗议你所受到的待遇！有什么不喜欢的事情，你马上就会表达出来，而且你还很固执。你又闹又吵，想让别人知道你不高兴，直到他们采取措施你才罢手。一旦你会爬了，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想，你就会坚持不懈、强势地去干想干的事情。若是你对东西好奇，你就会进进出出、爬上爬下地查看。除非婴儿有生理缺陷或正在睡觉，否则他们总是不让周围的人安生。正因如此，人们才发明了婴儿床、围栏、围脖这些东西和保姆这种职业，好让父母不用总是追着宝宝到处跑，可以自由地去干点儿别的事。
这些设施可以控制婴儿的自主行为。不过婴儿很快就会长大，变成小孩，变得会走会说，也能理解父母的话。此时，再从身体上限制你的行为就不合适了，于是，父母对你的控制便从生理控制变成了心理操控。一旦学会说话，你最强势地脱口而出的一个词，就是有力的“不（要）”。有时你甚至会为了说“不（要）”，而放弃自己喜欢的事情。虽然这种固执会让妈妈生气，但这不过是你那天生的强势在语言领域的一种延伸罢了。在你学习和探究魅力无穷的语言技能的同时，为了从心理上来控制你的行为，父母就会开始训练你感受焦虑、无知和内疚感。
这些感受，是由恐惧这种基本的生存性情绪变化而来。一旦习得焦虑、无知或内疚感，我们就会不遗余力地去避免经历这些感受。父母之所以训练我们感受这些消极情绪，有两个重要的原因。其一，利用消极情绪，能够有效地控制我们幼稚的强势感，这种强势感虽说自然，却令人不快，有时甚至会招来敌意。其二，父母采用这种心理控制的方法，是从祖父母那里继承下来的。
父母是用一种简单的方式来完成这种情感训练的。他们把观念和信条灌输给我们，教导我们如何看待自己。你可以设身处地地站在小孩（也许是你的孩子，或小时候的你）的角度，来看一看他所经历的训练。父母双方都会进行这种训练，但由于妈妈跟你相处的时间要远远超过爸爸，所以她不得不承担起大部分的“卑鄙勾当”。当你整理好房间、收拾好玩具后，妈妈通常会说：“真是乖孩子。”假如她不喜欢你做的事，她就说：“只有不听话的孩子，才不整理房间！”你很快就会明白，“不听话”这个词，无论它是什么意思，都是属于你的。每当说起这个词，妈妈的话音和语气就会告诉你，某种令你提心吊胆和不舒服的事，就要降临到你的身上。
她还会用“坏、糟糕、难看、脏、任性、管不了、淘气、可恶”之类的字眼儿，它们形容的都是同一个对象：你！可你还是一个孩子啊，幼小、无助，什么都不懂。所以，你感受到的只是哑口无言、紧张不安、害怕、内疚。
在训练你把承载着情感的观念（比如“好”和“坏”），跟一些行为联系起来的过程中，妈妈实际上是在否认这一点：她有责任让你按照她的意愿行事（比如说让你整理你的房间）。用“好”“坏”“是”“非”这样别有用意的观念来控制你的行为，就好像在说：“别用那种讨厌的脸色看我。不是我要你整理房间，是上帝要你整理房间！”利用这种说辞，妈妈把按照她的意愿行事而让你感到不快的责任，归咎到了某种外部权威上。我们“应当”服从的所有规则，都是由这种外部权威制定的。
这是一种非自我肯定型的方式。这种操控他人行为的方式，即“真是好孩子”之类的话语，虽然极为有效，但属于一种带有操控性的隐蔽控制，并不是一种诚实的互动关系。在诚实坦率的母子关系中，妈妈会强势地根据自己的威信，告诉你她想要你做什么，并且始终坚持这一点。妈妈可以说“谢谢你。你把房间收拾好了，我很高兴”，或更进一步说“我叫你去收拾房间，这肯定让你很烦，不过我就是想要你收拾”，这样妈妈就是在教导你，她要你做的事都很重要，原因只是她想要你这样做。
这是一种何等幸福的情形啊：能够在爸爸妈妈面前发发牢骚、诉诉苦，并且直抒胸臆，一吐不快，同时明白他们依然爱你。谢天谢地，当父母强势地认为自己就是权威，能决定孩子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时，他们也将强势这一概念教给了孩子：你长大成人后，不但可以做自己想做的，就像爸爸妈妈这样，而且也得去做一些你不喜欢做的，就像爸爸妈妈这样。
遗憾的是，在童年时期，很多大人都会对孩子习得的焦虑、无知和内疚感进行心理操控，并让孩子们做出回应。
比方说，你正在客厅里跟小狗玩耍，而妈妈想在沙发上打个盹，此时她就会说：“你为啥总是跟狗狗玩？”然后，你就必须想一个答案，来解释为什么这样。除了你喜欢跟狗狗玩、狗狗很有意思之外，你并不知道什么其他原因。于是你感到无知，因为既然妈妈问了，那就一定有原因。她不会问没有答案的问题，对不对？倘若你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不知道”，妈妈就会反驳：“为啥你不去姐姐房间，跟她一块玩呢？”由于找不出一个不想跟姐姐玩的“好”理由，你就会再一次受到诱导，产生无知感。就在你窘迫地寻找理由、怯懦地回答时，妈妈又会打断你：“你好像根本就不想跟姐姐玩。她可想跟你玩呢。”这时你无比内疚，只好沉默不语，妈妈这时使出杀手锏：“要是你根本不想跟姐姐玩，她就会不喜欢你，不想跟你玩。”这时你不但会觉得无知、内疚，还会感到焦虑，想知道姐姐的真实态度。于是你就会起身，带狗狗离开客厅，到姐姐身边去，因为那才是你应该做的——这样，妈妈就听不到玩闹声，可以安心打盹了。
颇具讽刺的是，妈妈转弯抹角地哄骗你，与实事求是地发脾气说“真见鬼，滚出客厅，我想睡一会儿。把那只脏狗狗也带走！”相比，对你那种天生的强势力更加有害。恶言恶语会让你置身于跟他人相处时的残酷现实，有时你所爱的、在意的人会对你不好，这是因为他们也是人。他们可能爱你、关心你，同时也有可能对你大发雷霆。与人相处，绝不会始终都圆满。偶尔发发火，然后用日常之爱加以调和，这样的小插曲，反而能让你从情感上做好准备，以应对人性的矛盾。
当你渐渐长大离开家门，这种针对消极情绪的操控训练就会被强化，并且继续下去。那些已经被这样训练的大龄孩子，会利用情感控制手段让别的孩子按照意愿行事。学校里的老师会接过母亲的接力棒，把操控性的情感控制当作有效手段来保持课堂秩序，让自己少费点儿神。最后，当你被训练得服服帖帖，实质上已经无法强势之后，你就会开始采取消极的敌视、逃避或反操控态度，想多多少少掌控一些自己的行为了。
你自己早期的操控行为，有点像这样的话：“妈妈，为啥姐姐总是在屋里玩，我却得打扫院子呢？”这种话语带有批评的口吻，暗示妈妈偏心。等长到十几岁，你想在约会时晚回家，或自由地做其他事情时，你才能灵巧地运用操控手段。那时你已经变得足够狡猾，可以利用父母的焦虑和负疚感，对他们冷嘲热讽，比如说：“罗恩的爸爸给他买了车，您难道没他那么有钱么？”或说：“珍妮弗的妈妈雇了一个女仆。您为啥不雇一个来收拾屋子呢？”在此期间，你的企图会让妈妈警惕起来，并采取自我保护措施。你的指责暗示出她处事不公，没有坚守她教给你的某些外部规则。
妈妈会采取相同的操控态度，这样回答你：“姐姐帮我干了家务活。她不该再打扫院子，这样才公平。你该帮家里干点事！女孩应该收拾屋子，男孩就该打扫院子。”这样，妈妈再一次安全地隐身于操控手段背后，她不但巧妙地暗示你快要变成懒汉了，而且还表明，并不是她希望你去干活，她不过是遵循规则罢了，这套规则并不是她定的，而你对这些规则还没有完全理解（顺便说一句，日后你也会用到这些规则，但你永远都不会完全理解它们，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跟妈妈一样，在运用规则时会即兴发挥，加入自己的内容，并且还会带有选择性，时机合适就运用，不合适就随便忽略）。在面对这种令人难以招架的语言时你发现，就算是退回院子打扫，也比从言语上应对妈妈要轻松。妈妈这种带有操控性的情感和行为控制，不但会进一步训练你日后武断地去使用诸如“对”“错”或“公平”的概念，而且她还会用相同的话语，让你习惯于按照含糊不清的“应当”遵循的规则进行思考。
那些抽象的规则太笼统了，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理解它们。这些规则，跟你对于喜欢或嫌恶的事所做出的判断并不相干。它们指出了人们“应当”如何感受，彼此“应当”有何种举止，而不管这些人是什么关系。人们常常教条地理解它们，但这种生活方式其实跟生存或性别毫无关系——为什么打扫院子的就该是男孩而不该是姐姐或妹妹呢？
其实，妈妈有着更好的选择，来强势地应对孩子带有操控性的话语。比如，在回应你指责家务分配不公的时候，她可以强势、设身处地地回答：“我能看出，你觉得让你收拾院子而让姐姐玩很不公平。这肯定让你不舒服，不过，我还是要你现在就去打扫院子。”在应对你来操控她这件令人不快的事情时，妈妈强势的回答，其实是告诉你，即使你做了不喜欢的事，你也有权利认为那样不公平，而她对你并不是漠不关心。尽管在你看来，你那个有序而公平的世界会分崩离析，但事情仍然应当按妈妈的意愿来进行。下次再碰到这种情况，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大不了，因为妈妈很精明，不会被你或姐姐这样微不足道的小家伙“欺骗”。
我在授课中见到的那些母亲，都在应对小孩子时产生过相同的不舒服感。她们烦恼的根源主要有两个。首先，她们对多年来养育孩子的不同方法感到困惑。斯波[3]跟她们说要这样，格赛[4]跟她们说要那样，而帕特[5]说的又是另外一套。其次，所有母亲都错误地认为，她们如果强势地负起责任来，就只有两种选择：在孩子面前，要么是一个专横不讲理的讨厌鬼，要么就是一个溺爱迁就的面瓜。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她们找不到一种富有意义的折中办法。所以她们常常退回到老路上，去求助于父母教她们的那种有效的情感操控法，而不是坦率、诚实地承担起威信和责任，说：“我要你去……”
承担威信并加以利用，使母亲和孩子都能更好地感受成长的压力，这说起来很简单，但从心理上看并非易事。例如，有一位母亲曾带着一丝敌意问我：“你怎么能对孩子食言呢？”与这个问题相伴的情感基调表明，这位母亲跟其他许多母亲一样，都觉得自己必须掌控一切，最起码也必须在女儿面前保持一个超能母亲的假象：比方说，做一个从不食言的母亲。她被这样一种心理所束缚，那就是：自己必须完美，不能犯错，尤其是在他人面前，不能显得木讷、无知。我喜欢这样来形容：她让自己陷入了一个“傻瓜游戏”。虽然竭力在女儿面前保持完美，但她很难一直坚持下去。最终，她一定会食言，要么是因为她办不到，要么是因为她不想办。
倘若能放弃这种心理需求，不再假装完美，她就可以用强势的方式，在食言的同时，把不快感降到最低。她可以说：“我知道自己笨，答应了又无法兑现。不过，我们周六还是去不了迪斯尼乐园。你没有做错什么，这不是你的错。我们来看看什么时候可以再去，好不好？”用这种强势、自信的否定性话语，她把下述信息传达给女儿：即便是妈妈，偶尔也会干蠢事。而更重要的是，她为女儿树立了榜样，表明了这样一种观念：既然妈妈不一定完美，那么女儿也不用毫无缺点。她向女儿示范出了“不完美。”
这一人类特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现实清晰地呈现在女儿眼前：不论是什么原因，妈妈都决定了这次不去，所以她们就不会去。
总而言之，一旦学会说话，能够理解他人所说的话语，你我和绝大多数人就会受到训练，来对他人带有操控性的情感控制做出回应。父母给我们拴上了心理上的木偶提线，从而掌控着我们幼稚的强势之心。这些木偶提线效果显著，让小时候的我们远离了种种现实或想象的危险，也使大人的生活变得轻松。可是，这些情感提线也会带来令人遗憾的负面影响，在我们长大成人，能够自主掌控自己的幸福之后，它们并不会奇迹般地消失。我们仍然会感到焦虑、无知和内疚，他人往往就会有效地利用这些情感，来让我们按照他们的意愿行事，而根本不管我们想要的是什么。
本书会一步步地引导和教会你，减少、消除在日常生活中与他人打交道时的负面感受，让你获得强势的快乐人生。
后续几章我将会一一介绍：
1.我们因焦虑、无知和内疚感而习得的一些消极观念，以及这些观念是如何让他人利用，从而对我们的生活进行摆布；
2.作为人类，我们拥有语言能力，可以强势、自信地阻止他人对我们的行为进行操控；
3.教你掌握很容易学会的一些强势的语言技能，这些语言技能可以让我们与家人、亲戚、父母、孩子、朋友、同事、雇主、维修人员、园丁、售货员、经理……不管是什么人打交道时，行使你内心真正的意愿。
Chapter 2 他人对你的隐形操控无处不在，你必须强势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碰到困惑不解的情形。比如一个朋友请你帮忙，下午6点钟替他去接从帕斯卡古[6]飞来的姑妈。你最不乐意干的就是这个：在交通高峰，披荆斩棘地来到机场，然后竭力与一个素昧平生的人有一搭没一搭地交谈，还不能让她有那种印象。你希望她根本没来，而是待在密西西比州的家中。你为自己寻找理由：“嗯，朋友总归是朋友。我要有这事儿，他也会替我去干的。”但转念一想，不免又烦躁起来：“可我从来都没有让他帮我接过人啊。我总是自己去接。他自己为什么不能去接？他老婆也可以呀！”
这种时候，每个人都会想：“要是说‘不行’，我就会很内疚；可要是说‘行’，我又会恨自己。”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的真正意愿正在与童年时代受到的训练发生矛盾，而且你还发现，自己根本就找不到应对的办法。你还能说什么？倘若说“不行”，朋友会不会觉得伤心？他会不会再也不喜欢我？他会不会觉得我自私？可要是我说“行”，那么以后总要干这种事怎么办？我是不是笨蛋？还是说，这就是与他人相处必须付出的代价？
我们如何应对他人的各种问题，都是由自己与他人之间的某种外部矛盾引发的。我们想做某件事，可朋友、邻居或亲戚却想当然地以为、期待、渴望甚至操控我们去干别的事。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内心的危机感，是因为——
你虽然想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可又担心朋友会觉得你的意愿不对；
担心你也许正在犯错；
担心你的我行我素没准会伤害到他的感情，而他则有可能离你而去；
担心按照自己意愿行事的理由并不那么“合理”（你的腿并没有断，也不忙，为什么就不能去机场呢）。
……
结果就是，你在试图按照自己意愿行事的同时，容许了别人让你感到无知、焦虑或内疚的做法。这种极为糟糕的情感状态，就是你在小时候不按他人意愿行事时习得的感受。从小我们的内心就习惯了被人操控，儿时受到的训练，压制了天生强势的自我，于是我们便会利用反操控，来应对自己的沮丧。然而，带有操控性的应对，是徒劳、反复的。带有操控性地去与成年人打交道，跟应对小孩子并不一样。假如你通过情感和观念来摆布成年人，他们可能用同样的方式反控你。要是你再一次反控他们，他们仍然可以再反控你，如此类推，周而复始。在竭力推托去接朋友的姑姑时，尽管你说出的话可能会比平时要微妙得多，但它们仍然显得很纠结，就像下面这段对话那样：
你：天哪，哈利！那时我都要累死了。
（试图让哈利产生内疚，言下之意是：“谁会让一个疲惫不堪的朋友去交通拥堵的路上受苦呢。”）
哈利：老太太来到一个陌生机场，又没人接，真的会害怕。
（试图让你产生负疚，言下之意是：“仅仅因为自己累，就让一个老太太去经历害怕，这是什么人哪……”而你心里则想：“这个老太太究竟来干什么？她都跟帕斯卡古拉的蚊子一起生活50年了，所以她的耐力一定比得上马！”）
你：唔，我真得排除万难才行啊……
（试图让哈利产生负疚，言下之意是：“要是你让我去，我身体吃不消。”而哈利则想：“不过就是脖子疼嘛，以前你也疼过，又不会要了你的命！”）
哈利：如果我去接她，起码要七点半才能到。
（暗示你对实际情况不了解，言下之意是：“我到那里的路程比你要远得多，也困难得多。”而你则想：“谁知道他在哪儿，在干什么？很可能现在他离机场比我近呢！”）
这种“操控——反控”式的拉锯战很滑稽，因为不管谁去机场，都不取决于你的意愿，而取决于谁能让对方感到更内疚。与他人进行这种交流的结果，往往以你的沮丧、生气或焦虑收场，尽管你曾竭尽全力避免去经历这些感受。假如没有成熟的强势的宣泄途径，最终你就会通过语言争吵或避而远之的方式，将情绪发泄出来。这种未加解决的、内在的应对矛盾，介于我们的正常需求、儿时观念和习惯训练之间，它的最终结果就是给我们带来真正痛苦的抉择——
1.我们得按别人的意愿行事，让自己沮丧、郁闷、失去自尊；
2.我们一气之下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使人们疏远自己；
3.我们避开冲突，在制造冲突的人面前逃之夭夭，但那样也会失去自尊。
首先要认识到——只要你不允许，就没人能操控你
变得强势的第一步，就是你必须认识到，假如你不容许，就没有人能够操控你。为了防止他人操控，你需要明白人们是怎样试图操控的。他们说的什么话，做的什么行为，持有的什么观念，会操控到你的情感和行为呢？在防止他人操控时，为了尽可能让自己变得强大有力，对于在成长过程中形成的幼稚看法和观念，你还需要问上几个“为什么”——正是因为这些，才让我们容易被操控。
尽管人们操控的言语和方式无穷无尽，但在对非自我肯定者进行治疗的临床经历中，我还是观察到一系列最常见的操控性期望，许多人对于自己和他人，都有这样的期望。在普通的非临床治疗人群中，也能见到由这些期望所引发的操控行为。这些幼稚的期望，以及由此导致的行为，否定了我们作为人类所独具的大部分品格和自尊。倘若跟那些操控我们的人一样，我们对自己也有相同的期望，那么就等于自动放弃了品格和自尊，放弃了决定自己人生的责任，放弃了掌控自己行为的权利，而听任他人摆布。
这些想当然的观念，说明的都是一个问题：“应当”如何去做，才能不依赖于“愤怒——敌视”和“惧怕——逃避”的原始应对办法。他人操控我们的大多数伎俩，都是以这些观念为基础的。这些观念，跟我们作为健康、情感稳定的个体所拥有的权利，直接产生了抵触。在本章和下一章，我将说明这些观念，以及我们所具有的每一项权利：跟他人一样，我们每天都在侵犯着自己的权利。
我们所拥有的自身权利，是让每一个个体都能健康地参与任何人际关系的一种基本框架。这些个体权利，也是人与人之间建立信任、同情、热情、亲密和爱的积极关系的基础。倘若人们不能向彼此表达出个性化的自我，那么信任就会被怀疑替代，同情就会演变成冷嘲热讽，热情和亲密就会消失，而我们所称的爱就会变得酸不溜秋。许多人都不敢表露爱和亲密，是因为他们认为真情会被别人践踏，而他们也没办法去应对别人的拒绝。我喜欢这样想：所谓的强势，指的就是对你的能力充满信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能处理好。”
本书所列举的十条“强势法则”，就是为了说明我们对于自身幸福负有责任，说明了我们对于自身人性的接纳——正是这种人性，限定了别人对于我们可以有怎样的期望。首先，让我们来仔细看一看最首要的一项强势法则：最终评判自己为人和行为的权利。其他各项强势法则，都是由此项衍生而成。然后再来看一看，在不同的人际关系中，我们是如何允许他人带有操控性地侵犯这一权利的。
强势法则一：你有权坚持自己的行为、想法和情感，并对产生的一切后果负责
你有权做自己的最终评判者：这句话看起来简单，听上去很像常识。然而，它也是一种权利——每个人都可以充分掌控自己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可我们越是习惯被人操控，越是不强势，越有可能不把它当成自己的一种权利，而将其抛弃。
为什么会这样？究竟是为什么，一句简单的话，实际用起来却那么难？倘若你行使这一法则，那么，你承担的就是自己的生存责任，这种责任与任何人无关。
有一些人，他们对别人的行为心存忧惧，并进而认为应当将人们控制起来。在这种人看来，你这种不为他们所动的自主性，会令他们极为不安。
这种对控制他人无能为力的感觉，源自他们采取不强势的态度、观念和行为所导致的失败经历。要是与之相处的人不受某种外部行为准则的约束，他们就会觉得，自己的目标乃至幸福，都会受制于这个不受约束的人，会任由此人玩弄于股掌之间。
假如因为没有准则而感到烦恼，我们就会创造出许多武断的准则，让这些准则带来安心和安全感。
在公共卫生间，跟蹲在隔壁的人交谈合不合适呢？要是这样做，那人会怎么想呢？
我不知道答案，不过我猜想他会觉得我是傻子。站在公共小便池边，可不可以对身边那个家伙正在干什么好奇呢？要是他发觉你正在看他，他会怎么想？如果说这些小事都没有准则，那么厕所里的人，为什么做法都完全一样呢？上厕所的人，肯定创造出了一整套武断性准则，规定自己在排泄时“应当”或“不应当”做什么。这个例子，尽管说的是无关紧要的行为模式，但其中包含的道理却极为典型。
个人的不安全感，促使我们创造出控制行为的准则，在更重要的事上尤其如此。什么才是“恰当”的性爱方式？是标准的传教士体[7]吗？《爱经》[8]中描述的那些事又怎么样呢？要是那些事都没问题，为什么大家都比较忌讳谈呢？还有，怎样跟你的母亲说，让她不要再烦你的妻子？你妻子为什么不注意与婆婆的语气呢？……
所有这些武断、“恰当”的行事方式都是哪里来的？答案只有一个——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用儿时大人教我们的观念为纲，创造出这样的准则。然后，我们就会带有操控性地把准则运用到他人身上，侵犯他们的权利，操控他们，减轻我们个人的不安全感。之所以有这种不安全感，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该做什么，不知道如何应对。
作为一种自我保护措施，人们会从心理上对你进行操控，会利用“对错”“公平”“道理”和“逻辑”等方面的准则和标准，来控制你那些可能与他们的个人需求和好恶相矛盾的行为。操控者会创造出一种似乎已经公认的外部规则，以便操控你的行为。
是不是所有的外部规则都带有操控性呢？假如你想借助这些准则和结构，使你和他人的关系变得简单、轻松，你会不会可能让别人操控呢？这些问题，是无法用简单的“是”或“不是”回答的。现实中，无论进行交流的两个人是什么关系，这种关系中的所有结构或准则往往是武断性的。
比如说，你跟生意合伙人制订了一个方案，规定你处理内部事务，他处理对外事务，可并不是只有这样，才能把生意做好。其实，你们可能可以共同承担财务，或雇用一个兼职会计，也能产生同样的效果。也就是说，多做一些本职外的工作，说不定会让你们的生意更成功。再比如，丈夫和妻子商议，丈夫上班，妻子在家照料孩子，这往往也是一种武断性安排。照料孩子的任务不一定要交给一个人，可以由夫妻分摊，也可以雇保姆，可以把孩子送到托儿所……等等，采取其中的任何一种，都不会有问题。
从你与他人的三种关系，解读他人对你的操控
为了更好地理解他人会怎样利用这种外部规则来侵犯你，可以简单地将你和他人的关系分为三类：
1.商务式或正式关系。
2.权威式关系。
3.平等关系。
把你和他人之间特定的相互关系进行归类，取决于一开始你们两人的相互关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准则的制约。
在第一类关系中，不管你如何考虑，商业交易行为中已经植入了大量外部规则。这种结构的表现形式，大多是法律条款或合同。这样，买卖双方都能清楚地说明，彼此之间商业行为的性质。在商业关系中，假如一方（通常是卖方）将某种带有操控性的外部规则带入，而这种结构又未经双方事先确认，就会妨碍到你“做自己的未来行为的最终评判者”这一权利。比如，“我只是经销商，散热器好不好跟我们没关系，你要联系厂家。”（言下之意是：“你这个笨蛋！难道你不知道我们瑞波[9]汽车店是怎么做生意的不成？”）
第二类关系，涉及到与某种权威人物的关系，它属于事先只植入了部分结构的一类。在这种关系中，双方的所有行为，并非像商务式关系那样，受到共同认可的规则所约束。一个例子，就是老板与员工的关系。跟老板打交道的时候，并不是所有准则都会事先明确地说出来，并经过双方认可。你也许知道上班时应当如何应对他，可下班聚会时，你又该怎样应对呢？买饮料该由谁来付账呢？该由谁来选择酒吧？即便是上班时间，当老板提出某种过分的要求，像让你承担更多职责、让你临时加班或不付加班工资的话，你又该怎么办呢？
在这种互动关系中你可以看到，如果将操控性结构武断地强加于某些领域，没有双方共同认可的规则进行约束，你就不能成为自己行为的最终评判者。
到了网球场，你上班时的老板便不再是老板（谢天谢地！），可为什么一起去打网球的时候，总是你在张罗一切？6点你下班回家，你上班时的老板就不再是老板，那为什么回家路上你还要下车，把他的西服拿去洗衣店清洗呢？尽管你讨厌做他的仆从，可在这个问题上你仍然不会跟他说什么。
权威式关系的另一个例子，就是小孩与父母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父母一开始都是专制的权威：他们是生你养你的人、帮助你的人，你的老师、护士、保护者，你的模范，执行纪律的人、决策者以及裁判员。而孩子一开始都是被抚养者、学生、病人、请求者等角色。随着孩子渐渐长大，开始为自己的幸福承担起越来越多的个人责任，那么，最初现实所赋予的这种“父母——孩子”式的结构就需要加以改变。要想让孩子主动承担起管理人生的责任，就必须给予孩子越来越多的自由抉择权。
你肯定记得自己的经历，当父母和子女的角色变得更加平等，双方就能分享彼此的个人情感、目标以及遇到的问题。通常来说，这种分享还不够平等、亲密。父母往往会因为无知、不放心而固守着过时的习惯，虽然给子女部分成年人的自由，却不放弃原有结构赋予他们的那种全能父母的角色，所以会侵犯到子女们的自身权利。这样，子女会产生抗拒心理，导致父母和孩子之间渐渐疏远。
这种不幸的情形，在一位母亲和她40岁女儿的案例中，表现得很明显。这位不强势的女儿在生活中经常受挫，为了应对，她只好不断地吃东西，以此来获得最起码的满足。接着，她就不得不严格控制饮食。有一回她跟母亲一起去购物，之后，她们在一家咖啡店坐下来休息。这时，母亲马上就用一种“妈妈最清楚”的态度，说服女儿再吃点儿什么。尽管女儿辩解说她不想吃东西，可最终她还是吃了。
那位母亲通过引入旧时母女关系的结构，来操控女儿（谁知道是为什么呢？），但这种结构在这样两个女性之间——一个60岁，另一个40岁——根本就没有现实基础。与此同时，那位母亲本身的家庭生活也有严重的问题。丈夫身体残疾，可她还去干那些并不适合她的的事情，把家庭财务搞得一团糟。女儿想要帮她，可她知道母亲很可能不会相信她的判断，接纳她的建议。她也受够了母亲一贯的操控伎俩，不想围着母亲转。这样的母亲，根本没有找到一种新的、成人对成人的角色关系来与子女相处。
在这个案例中，40岁的孩子在父母面前依然是孩子，60岁的父母在孩子面前依然是父母。与这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相当了解的另一对母女。这两位女性，在生活中也存在着严重分歧。女儿进入青春期后，父亲过世了。一个家庭自然会碰到许多问题，但通过多年的反复尝试，这对母女逐渐形成了彼此平等的关系，相互都尊重对方的选择和决定。目前，这位母亲已经56岁，独自生活着，而女儿也已经31岁，结了婚并有了两个孩子。她们彼此都能为对方带来美好的感觉和积极的心理支持。最近，这位母亲跟女儿谈到了独自生活所带来的问题，说：“我真喜欢跟你说说我的麻烦。你不会对我的男友挑三拣四，不会抨击他们，不会指手画脚告诉我该怎么做。你只是聆听，让我有一抒心中不快的机会。我真的很喜欢这样。”这位母亲，不但能接受女儿的帮助和建议，也能尊重女儿为了约束她的行为而设下的一些限制。
在第3类关系（即平等关系）中，事先并没有什么初始结构来约束双方行为。所有结构都是随关系发展，通过达成有效的折中办法形成的。这些双方认可的折中办法都讲求实效，让关系得以保持，而不必每天协商，谁在什么时候该干什么。那些为了变得更加强势而接受培训的人，总是天真地认为，这些折中办法都应当公平。我对他们说：“折中办法不一定非得公平，只要有效就行！谁说人生是公平的？你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愚蠢的想法？如果人生公平，你我就该轮流和洛克菲勒家族去南太平洋、加勒比海和法国里维拉旅游，而不该待在这里，想着学会强势。”
平等关系的例子很多，比如朋友、邻里、同屋、同事、情侣、成年家庭成员、堂/表兄妹、姻亲、兄弟、姐妹之间。这些关系中，你既可以随心所欲行事，同时也最有可能受到伤害。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夫妻。大家都听说过相敬如宾的婚姻关系，夫妻双方会通过交流，表明心中所想，说明能够给予对方什么，来共同达到所需要的那种折中结构，并且很可能会一再修订这种结构。他们并不担心在别人看来有多古怪或自私，也不担心会违背某种夫妻“应当”怎样行事的神圣准则。有了这种强势的分担能力，夫妻双方就定下了底线，使他们的婚姻结构保持合理的灵活性，以应对人生的各种问题。
在这种平等关系中，倘若一方（或双方）因为不安全感或出于无知，而带着先入为主的观念（比如朋友、室友或夫妻“应当”如何行事），进入到关系当中，就会出现问题。在出了问题的婚姻中，往往夫妻的一方或双方对于夫妻角色都早有明确的看法，这些强加的准则在现实生活中很多行不通。齐心协力、创造幸福生活的夫妻角色，只能在共同生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
婚姻关系中，任何一方的个人不安全感越强，这一方试图强加于配偶或自己身上的结构就越武断，操控性就越强。感到不安全的丈夫，可能会把武断性的结构强加到妻子身上，目的只是为了应对自己的担心（担心对妻子束手无策）。他可能会坚持说妻子不应当工作，应当待在家里照料孩子，或不允许妻子管钱。他甚至觉得，妻子对于这种人为强加的处理方式如果有异议，就应当受到惩罚，至少应当让她内疚才行。他会一边装腔作势地说着公平、谦让的陈词滥调，一边却干着这样的事。
有一对已婚男女来就医。这对不幸的夫妇在结婚前，没有跟其他人发生过性关系。他们唯一有过的亲密而平等的关系，就是婚姻关系。从一开始，丈夫的武断结构就在关系中占了上风，而这个年轻的女人呢，则不够强势和独立，无法与丈夫抗衡。她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消极、逃避，或采用稍逊于丈夫的操控办法。
结婚6年后他们来就诊，此时问题已经堆积如山，都可以压扁一台独轮车的轮胎了，可她却还在艰难地推着独轮车，并把问题归结为“我的性问题”。在日常生活中，她无法强势地应对丈夫的操控，所以她开始从各方面疏远他，包括性生活。在4年失败的性生活后，她开始抱怨说自己有性冷淡、阴道炎、阴道痉挛（阴道口非自主性收缩，妨碍性交）、性交疼痛（深度阴道疼痛，常见于假性性交困[10]）等问题，无法获得快感。她并不承认不自信，坚持说除了性生活，婚姻的其他方面都令人满意，所以她一开始接受的是性功能障碍治疗。阴道痉挛通常只需要3个星期就可以克服，可她却治疗了3个月。
数次治疗无果，医生又开始采用一般的探索性心理治疗，但也没有用。夫妇二人都无法理解这才是最终的答案：表面上的性问题，其实与他们相互的普通行为有关。当医生问她为什么要治疗性障碍时，她深信不疑地回答“这样查克就会幸福”，可对她自己的性满意度却只字不提。她没有意识到，性生活的失败，不过是她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让丈夫难受，并让自己发泄沮丧——嫁给了他，并没有获得幸福的婚姻。后来，这对夫妇中断了治疗，据最后的报告称，他们正在考虑离婚。
从妻子这一方来说，没有安全感的妻子，也可能会把操控性结构强加于婚姻中，以此缓解担忧的心理。她也许会侵犯丈夫的权利，巧妙地、甚至用屈尊俯就的态度来对待他，仿佛他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小男孩。她会容许他有为谋生而工作的自由，但由于不信任，她会试图掌控他的其他行为。要是丈夫对这种严格的处理方式心存不满，她就会让他产生内疚感。在这种情况下，丈夫也必须先相信妻子可以这样对他，才会受操控。他必须相信，他不是自己行为的评判者。假如他不信，妻子是没有办法强加于他的。
我有一名男患者，他与妻子之间就是这种关系。接受治疗前，他升职为一家连锁商店的经理。升职后他承受着各种压力，既有来自公众的，也有来自公司管理层的。由于有着一种不强势的观念体系，他并没有严格限定自己应当为顾客提供什么服务，也没有坚持让公司明确承诺给予支持。结果，他没干多久就卸任了。在失业的时间里，他觉得必须瞒着妻子，于是谎称有工作。当一家单位提供了一份压力很小的临时工作，让他去当仓库管理员时，因为害怕跟妻子冲突，害怕她的亲戚会知道自己是蓝领工人，所以他没有接受那份工作。很显然，这个可怜的家伙并不认为他是自己行为的最终评判者，所以他表现出的，是那种原始的、消极逃避的应对方式，而不是言语上的强势。
在与他人交往的这3种方式，即商务式、权威式和平等相待的关系当中，出现问题的共同原因是：你与同一个人之间，存在着一种以上的相互关系。比方说，当你和一个朋友建立起商务关系后，双方都很难做到不让商务行为干扰到你们之间平等、友好的朋友关系，反过来也是这样。你的朋友也许会通过强加某些行事方式来操控你，但这种方式与你们之间的商务行为却毫无关系。
例如，他可能会开始向你借车去跑业务，因为你们以前都向彼此借过车。他也许会试图向你借大笔钱款，因为以前向你借小笔钱款时也没出什么问题。倘若你和朋友尚未达成一种真正平等、没有操控性结构的相互关系，那么，你的朋友就很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在你与他的商务关系中，也“应当”这样对待彼此，他会说：“一个朋友，怎么能仅仅为了还钱而逼我呢？”
这就是混合了关系而导致相互操控的例子。常言说得好：“朋友和生意难两全。”你可能会发现，有时你根本没有选择余地，只能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对待同一个人。
在混合关系中，只有强势地我行我素，自主决断你想要什么，认真研究每一阶段你愿意接受的折中办法，以此应对别人的操控，你才能与一个朋友又做生意，又做朋友。
强势是不道德或不合法的吗？
我们常常有这样一种原始而幼稚的观念，换成我的话来说就是：你不应当对自己和自己的行为做出独立自主的评判。而应当由一些外部准则以及比你聪明、伟大的权威来评判。
从根本上说，这种观念引发的任何行为，都是操控。不论用什么方式，只要有人限制你决断自己行事的权利，那么他就是在操控你。
在一个85人的强势法则培训班上，当我问到“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真正相信这一观点”时，只有3个人举了手。可是当我问：“你们有多少人表现得似乎相信这一观点呢？”全班学员都举起了手。
我行我素这一权利，是不让任何人对你进行操控的首要强势法则。正是由这一强势法则，衍生出了其他的强势法则。其他的强势法则，只是这一权利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应用而已。在后文所述的各种具体的强势法则中，我都会给出例子，说明他人是怎样通过种种伎俩，试图把他们自己武断性的标准，树立成对你的行为进行评判的最终准则的。现在先让我们简要地看一看，行使这一基本的强势法则所带来的结果吧。
成为自身行为的评判者后，你就能学会各种独立自主评判自身行为的方式。通过自己反复尝试后做出的判断，不太像“是与非”的体系，而更像是“这个对我有用，那个没有用”的体系。独立自主做出的判断，是一种并不严格的“我喜欢——我不喜欢”的体系，而不是“我应当——我不应当”“你应当——你不应当”式的严格体系。
我们每个人对于自身所做的特定判断，可能并不有条有理、符合逻辑、始终一贯、恒久不变，对于他人来说，可能也并不都是通情达理的。然而，它却是适合我们独特个性和生活方式的判断。
许多人往往会害怕成为自己的评判者。做自己的最终评判者，没有准则约束，就像是独自在陌生的异国旅游，没有导游来介绍应该看哪些景点一样。更令人担心的是，我们手头还没有指点迷津的地图。在人生路上为自己制定准则并不容易，但要是允许他人操控我们的情感，而让我们面临沮丧、敌意和逃避，肯定更糟。我们要依赖于自己的判断，因为事实——无论我们是否愿意面对这一事实——就是：只有我们，才对自己负有责任。
我们无法通过否认或忽视责任的存在，而逃避自己必须承担的责任。这是你的人生，其中发生的一切都由你本人负责，而不是由其他任何人负责。许多人都不承认他们是自己行为的最终评判者，因为不愿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他们常常找借口、寻理由。这种否认自己责任的态度，很像纽伦[11]审判中那句经典的辩护词：“我只是服从命令而已。”
最后，我们需要弄清楚，行为上的强势，是如何涉及到道德规范、法律体系这样的外部权威的。道德规范是人们用于评判自身或他人行为的武断性准则。说到道德规范对人的操控，我很喜欢下面这个故事：
一群人背着包在谢拉山[12]徒步旅行，步履稳健的向导突然被一根木头绊倒，折断了脖子。此时每个人面临的，都是“找到回家的路”这一艰巨的任务。人们心存恐惧，害怕在荒野中迷路，一旦找到一丝生存的迹象，恐惧也会得到缓解。这时，每个人都找到了一条小路，纷纷对自己和其他人说：“这条路是对的。”他们都不愿考虑其他小径的可能性，死板地坚持自己的选择。后来，大家终于选择了一条路，而没有走上自己选择的路的人，就会卸下“回家的责任”这个包袱，把它放到那条别人武断选定的道路上。要是这条路没能领着众人回家，人们就可以去责怪那个选路的笨蛋，而不会责怪自己。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世界上并没有什么道德上绝对“正确”或“错误”的方式，没有什么严格意义上的做事准则。有的只是个人自己选择的行事方式。它们要么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有意义，要么让我们的人生堕落下去。
在上面的故事中，如果有一名强势的背包客，他可能不会选择其他任何人所选的道路，而是凭着直觉，利用太阳和星星的轨迹、光敏感植物的生长位置、他所记得的路标、手中那张标准石油公[13]所出的地图，来判断99号公路在哪里。
法律规范是社会采用的另外一种武断性准则，目的是惩罚全社会都认为应当禁止的那些行为。与道德体系一样，法律法规跟绝对的“是非”并没有关系。是非体系是用于心理操控人们的情感和行为的，而制定法律法规的目的，则是限制人们的行为，解决人们的争端。
不过，你永远都有违犯法律并面对违法后果的自主决断权。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敢说，从来没有违反过交通法规呢？要是被逮住，不过就是乖乖地扣分、交罚款罢了。对于我们的选择，后果都是由自己来承担的。然而，许多人都混淆了是非体系与法律体系，在控制人们的是非行为上出现的一些立法和司法问题，正好说明了这种困惑。将法律条款与是非体系结合起来，就会将法律法规变成操控性的情感工具。
是非的概念，还有可能被当成法律的外衣，给试图惩治街头巷尾“错误”行为的警官们所利用。最近，洛杉矶警察局的一名交警，就试图对我使用这种“合法”的操控手段。这位穿着卡其布制服、大腹便便的中年大胡子队长在高速公路上把我拦下来，说我在限速65英里的区域以63英里的时速驾驶。他给我开了罚单，还认为我应该感到内疚：“要是你想像个傻蛋（在意第绪语中，“傻蛋”指的是男性生殖器）[14]一样在慢车道磨蹭，没问题。可是在快车道上也像个傻蛋，那就不对了。下次别这样！”他不但想要我付罚款，还想要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傻蛋”（并感到内疚）。看到我不为所动，他似乎有点失落，不过他还是保持风度，骑上雅马哈摩托车走了。
一旦利用了是非体系，就会让人们在心理上产生负疚感。当法律被用于诱导人们产生负疚心理后，执行法律的人，就会侵犯你评判自己的这一自主权利。人们都会觉得，因为违犯了某一条法律，你就应该感到内疚。一个虽然极端但却很明显地利用了情感法律的例子，就是拒服兵役。很多不喜欢战争而拒服兵役的人，常常被法庭判处数年苦役，比如在医院里刷洗便盆以取代狱中服刑，当一位法官在做出这种判决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告诉拒服兵役的人：“判处你给别人拍若干年的马屁，好让你不进监狱。你可不是自己的评判者，我要让他们来做你行为的评判者。”对于这个拒服兵役的人来说，他可做的选择很明显：要么进监狱，要么就放弃自己我行我素的权利。这种判决，就算没能成功地使这个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感到内疚，至少也是对他自主决定不“保卫”国家这一行为进行了惩处。这样，就迫使他不得不在好几年中，放弃自己在其他领域进行自主决断的权利。
我在阅读美国《宪法》和《独立宣言》时，找不到任何章节，允许美国政府利用控制违法者情感的手段来惩处违法行为。不过，我倒的确读到过这样的内容：我们被赋予了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所以，假如不能行使你的强势法则，不能做自己行为的最终评判者，那么生存权、自由权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不过是一纸空话。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其他的强势法则，我也会详细介绍，他人带有操控性地侵犯这些权利时，最常用的一些伎俩。
Chapter 3 我们在哪些方面必须强势
我行我素，对于你的行为举止，对于你如何看待自身和他人，意义都非常重大。然而，如何才能把这种关于自己的总体评价，转变成跟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普通话语呢？你又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被人操纵了，什么时候又过于我行我素了呢？遗憾得很，我们众所周知的一种形式，就是事后诸葛亮，此时，你往往只能跟自己说：“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我感受到了曾经有过的那种不舒服、不自在的感觉。”而更遗憾的是，这种事后感受对于应对事情没什么帮助，除非你故意避开那些总让我们“出现这种不好感觉”的人。
为了帮助你在受到别人操控时能够意识到自己受到了操控，本章会列举他人操控你的一些最常用的伎俩，以及你在这些情形下所拥有的日常强势法则。
强势法则二：坚持你要做的，不必解释
与本章所列的其他强势法则一样，“坚持你要做的，不必解释”这一权利，源于你的基本自主权——只有你，才有权最终评判自己的为人和行为。假如你是自己的最终评判者，那么，你就无需向别人解释，无需让他们来评判你的行为是否恰当、是对是错，也无需他们进行其他什么评价。
当然，别人也有自己的权利，他们有权对你说不喜欢你那样做。这时你就可以选择：不理会他们的喜好，或想出折中办法，或尊重他们的喜好而完全改变你自己的行为。然而，假如你是自己的最终评判者，他人就无权操控你的行为和感受，让你相信自己做错了。这种类型的操控背后，隐藏的其实是一种幼稚的想法：你应当向别人解释这样做的理由，因为你的行为要对他们负责。
生活中有很多运用这种操控性观念的例子，比如售货员询问一位打算退鞋的顾客：“您为什么不喜欢这双鞋子呢？”（言外之意是：不喜欢这种鞋子的人不正常。）这时，售货员其实是在对顾客进行评判，认为她应当有不喜欢这双鞋子的理由，因为售货员自己觉得鞋子很满意。如果这位顾客任凭售货员评判，那么她就会感到很无知。感到无知后，顾客可能就会被迫去解释为什么不喜欢。假如她确实给出了理由，那么她就是允许售货员说出她同样站得住脚的、应当喜欢鞋子的理由。接着，就取决于谁能想出更多的理由了。结局很可能是，这位顾客会留下那双她不喜欢的鞋子，就像下述带有操控性的对话所揭示的那样：
售货员：您为什么不喜欢这双鞋子呢？
顾客：它们的红色深浅不正。
售货员：乱说，亲爱的！这种颜色与您趾甲油的颜色简直是绝配！
顾客：可鞋子太大了，跟带老往下掉。
售货员：咱们可以给鞋带加上弧形衬垫啊！只要3.95美元。
顾客：可脚背那儿太紧了。
售货员：很简单，修一下就行！现在我就拿到后面去，把它们撑一撑。
如果这位顾客能够自己决定，不理会售货员提出的“为什么”，她就更可能简单地进行回答，只需指出事实就行：“没有原因，我就是不喜欢。”
接受自主培训的人总是问我：“当朋友要求我给出理由，我怎么能拒绝呢？他会不高兴的。”我的回答，则是一连串的启发性问题：“你的朋友凭什么要求你对行为做出解释呢？”“是不是因为和他的友谊，你才允许他来评判你的行为是否恰当呢？”“要是你不说出不借汽车给他的理由，是不是仅凭这个，就做不成朋友呢？”“这样脆弱的友谊，又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朋友拒绝承认你有这种我行我素、不让他人操控的自主权利，恐怕这些朋友除了操控你之外，也没有别的理由来和你交往了。选择朋友和选择其他东西一样，完全取决于你自己。
强势法则三：帮不到别人，也不用内疚
每个人，最终都得承担起确保自己一生的心理健康、幸福以及成功的责任。尽管我们彼此可能有许多良好的祝愿，但我们并没有为他人创造精神平稳、健康或幸福的能力。
你可以按照别人的要求去做，暂时性地取悦他/她，但那个人自己必须经历所有的辛劳、汗水、苦痛，以及失败带来的恐惧，才能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健康、幸福。尽管你可能对别人麻烦缠身深表同情，但人生的现实就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并学会自己解决这些问题。
现代心理治疗术的基本原理中，就包含了对这一现实的反映。这种治疗术的从业者们已经认识到，治疗并不能替病人解决问题，只是帮助病人获得解决问题的能力。医生可以提出一时的忠告，但面临问题的人仍须自己解决问题。你自己的行动，或许还是导致问题的直接或间接原因呢。
不论问题是谁导致的，或问题出现的原因是什么，他人解决自己问题的最终责任，仍在于他们自身。假如你没有认识到你有“只为自己负责”的权利，那么他人就可能、并且事实上也会来操控你，把他们的问题摆到你面前，让你按照他们的想法去做，好像那是你的问题一样。
这种操控方式下，隐藏着一种幼稚的想法：对那些由他人建立、用以管理人生的事物和机构，你所负有的义务，比你对自己负有的义务更大。你应当牺牲自己的价值观，以免这制度分崩离析。如果制度平常运行得不好，那么你应当屈从于它们，改变自我，而不是去改变制度。假如在涉及制度的过程中出现问题，那么就是你的问题，而不是制度的责任。
由这种幼稚观念所导致的操控行为，在我们日常与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比比皆是。你可以看到，夫妻在进行彼此操控的时候，常常说：“你要是再让我生气，咱们就离婚。”这种说法会让对方产生负疚感，因为言下之意是，婚约和两人之间的关系，要比夫妻双方的个人意愿和幸福更重要。如果配偶正好也持有这种幼稚的观念，那么他们的选择就是——
1.各行其是，但会因为将个人意愿凌驾于婚姻之上而感到内疚；
2.按照配偶的想法去做，可这样就会感到失意、生气，并且会进一步制造矛盾，或会因为心情沮丧而变得冷淡疏远。
若是夫妻中受到离婚威胁的一方，没有采用自我保护的态度，没有认识到离婚并不是可选的解决之道，没有强势地进行回应的话，他或她就可能被对方操控，按照对方的想法来行事，就像下述对话体现的那样：
配偶甲：如果你总让我生气，找借口什么也不干的话，干脆离婚算了。
配偶乙：（气急败坏）别傻了！你不会真的想离婚的。
配偶甲：我会！难道你不在乎我们的婚姻，不在乎离婚后我会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吗？
配偶乙：（感到内疚）我当然在乎。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为我们做的也不少了。
配偶甲：你只做你自己在乎的事情。你为啥这样顽固呢？要是你真的在乎我们的婚姻，你就会尽力让我过得舒坦一点儿的！所有事情都是我在干，你又干了什么？
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受到离婚威胁的一方强势地做出自己的判断，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找出解决问题的责任所在，他会这么回答：“要是你确实觉得受不了，可能你是对的。如果我们没法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也许咱们是该考虑离婚。”
在生意往来中，还可以看到种种惯常的伎俩：人们会试图操控你，让你负一些奇怪的责任，并凌驾于自身的幸福之上。店员们经常会试图让一位有主见的顾客（比如你）不再投诉，他们会说：“您挡住其他顾客啦，其他人也要买东西呀。”店员这么说，是在操控性地诱使你内疚，言下之意是：你负有责任，应确保该商店能招待其他顾客，不让其他顾客等待。店员针对你的评判，实际上是说：如果在处理你的投诉中，该店的生意受到了影响，那么造成这一问题的责任就在你，而不在于该店。
可是，假如你能够自主判断，确定了责任所在的话，你只要说明事实即可：“确实，我挡住了其他顾客。不过，我认为你们会很快处理好我的投诉，让我满意，否则他们就得等更久了。”
当你买到了不合格商品，试图获得补偿或退款时，你常常听到店员或商店经理这样说：“您的这个问题，不是我们的责任。问题在于生产厂商（或车身修理厂、工厂、总公司、进口商、运输公司、保险公司等）。生产商不会因为不合格商品给我们退款，所以我们也没法给您退款。”这种说法，就是一种带有操控性的、逃避责任的托辞。如果允许店员或商店经理替你做出这样的判断，你就会陷入荒唐的境地：
1.不再坚持索要已付货款；
2.接受这种幼稚观念——你不应当给员工或商店带来麻烦；
3.不知道怎样既不给别人带来麻烦，又得到自己想要的，从而产生受挫感。
但如果你自主做出判断，确定自己并不需要为该店跟生产商之间的问题负责时，那么，你就可以强势地回答：“我对贵方与生产商之间的问题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只是得到我可以接受的补偿。”
我最喜欢的一个概念，是用开玩笑的方式总结出来的，可以很好地解释什么是他人的责任——被10000名虎视眈眈的印第安人包围之后，独行[15]转过身来，对通图说：“我想这就是了，奇摩·萨[16]。咱们似乎有麻烦了。”而通图则一边审视着即将到来的灾难，一边转过脸答道：“你说‘咱们’是什么意思，白种人？”
强势法则四：你有权改变想法
作为人类，没有人是一成不变、僵硬死板的。我们会改变想法，会选择更好的办法做事，自己想要做的也会变来变去。而我们的兴趣，也会随着情况不同和时间的推移而改变。每个人都必须认识到，我们的选择在某种情形下可能有利，而在另一情形下却有可能对我们不利。要想不与现实脱节，想使自己更健康、幸福，我们就得接受这种可能性：一个人改变想法，既是合理的，也是正常的。
不过，要是你确实想改变想法，别人也许会不愿接受你的新选择，而用我们见过的那些幼稚观念来操控你。最为常见的一种就是：一旦做出承诺，你就不该再改变主意。如果你改变主意，就会犯错。你要么证明新选择是合理、正当的，要么就应当承认你错了。假如你错了，那就表明你不负责任，表明你很有可能再错。所以——你没有能力自己做出决定。
再说个买东西的例子。前不久，我把9加仑的建筑涂料（每桶1加仑）退回了一家百货商店，那家店是全国最大的零售店之一。在填写完退货凭单之后，店员指着标有“退货原因”的那一栏，问我为什么要退回涂料。我回答说：“我买的时候，你们告诉我，只要漆桶没开封，想退多少就可以退多少。我试用了1加仑之后，觉得不喜欢，就改变主意，不用了。”尽管商店有正式的政策，但那个店员还是没有勇气在这一栏填上“改变主意”或“不喜欢”，坚持要一个退漆的理由，比如说缺损、颜色不正、浓度不够啊等等。实际上，那名店员是在要求我捏造一个令他或他的上司满意的理由，要我撒谎，要我找到可以进行指责的地方，来代替我不负责任改变主意的这种做法。
那时我差点想说，这种漆干扰了我的狗狗温[17]的性生活——让他想去吧！但我并没有那样做，而是耐着性子告诉店员，说漆一点儿问题也没有。我只是决定不用这种漆而已。既然经营者说过，我可以退回没开封的漆，那我现在就来退，要求退还货款啰。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大男人——的想法说变就变，并且还觉得心安理得，对此那名店员显然觉得不可理喻，只得去请示上司。我差点儿就让那名店员替我做出“我不该改变想法”的判断了。要是那样，既找不出可以指责的地方，以此表明我的决定正当有理，我要么不得不撒谎，要么就得留着那些漆。而最终结果是，我自己做出了“我改变主意是正当的”判断，并告诉店员说我只想退款，于是便得到了退款。
强势法则五：犯错不可怕，但要承担后果
“让那无罪之人扔第一块石头[18]。”我引用耶稣这句特别的至理名言，并不是因为他劝导说，对犯错的他人要心存怜悯和容忍之心，而是因为他说出了一种更为现实的经验：没有人是完美无缺的。
犯错是人类特征的一部分。我们犯错的权利，以及承担所犯错误的后果，只是描述了作为人类的部分现实。然而，要是没有认识到过错——只是过错而已——这一点，我们就很容易被他人操控，来达到他们的目的。许多人都认为，过错就是“做得不对的事情”，必须加以弥补。并且，还必须用“正确”的行为来弥补。这种弥补过错的要求，是在我们犯错之后他人所附加的，也是他人利用我们以前所犯的错，来操控我们未来行为的基础。
这种操控方式下，隐藏了一种幼稚的观念：你不准犯错。过错是不对的，会给他人带来麻烦。如果犯下了过错，你应当感到内疚。你很可能会犯下更多的过错，引发更多的麻烦，因此，你没有能力做出正确的决定。他人应当控制你的行为和决定，这样你就不会惹麻烦了。只有这样，才能弥补你的不当行为给他人带来的麻烦。
以夫妻为例，这种观念导致的结果就是，夫妻之间常常会试图去操控彼此，尽管那些行为与过错毫不相干。这种操控，是通过暗示配偶的“不对”，必须加以弥补（通常是去做“被冒犯”的一方想要做的其他事）来实现的。比如，在核算家庭收支时，一位非自我肯定型的丈夫可能会略带情绪地跟妻子说，她又忘了把上月事项记到账单上了。这位丈夫没有强势地说“我不喜欢这样，我想要你更仔细一点儿”，而是用带有情绪的口吻，暗示妻子做得“不对”，并因此亏欠了他什么——这种情形下，也许日后需要弥补的，不过是某种象征了丈夫内疚感的、本能的不安罢了！
如果那位妻子也属于非自我肯定型，任由丈夫评判自己，她很可能就会：
1.否认过错；
2.说明她没有记账的理由；
3.对过错嗤之以鼻，迫使丈夫要么压制自己的反感，以及随之而来的不满情绪，要么使矛盾激化，演变成争吵，让丈夫发怒；
4.因为自己的过错给丈夫带来了不便而道歉，但会因为被迫要做出弥补而感到不满。
从另一方面来看，假如妻子很有主见，可以自主判断自己的过错性质的话，那么在丈夫质问后，她可以这样回答：“你说得对。我又犯了低级的错误，使你受累，要多干点活儿啦。”话虽简单，但不会引发更多的后续问题，而且表达出了很多意思：我的确犯了错，这一过错给你带来了麻烦，我并不害怕承认这一点。跟其他人一样，我也是会犯错的。
为了帮助人们减轻犯错后经历的那种习惯性的内疚、焦虑或无知感，我常常指导学员，教他们从不说“抱歉”（至少在课堂上不要说，日后在现实生活中，只要学会强势敢，他们就可以决定是否要“礼貌”了）。相反，我鼓励他们就事论事。比如说“您说得对，我迟到了”，而不用为“迟到”这种行为道歉。这种教学方法唯一的问题是，大多数学员，包括那些60多岁的老者，在课堂上向我说明过错时，一个个都兴高采烈、笑意盈盈的。不过，这种方法的确有用，因为在课堂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开始理性而自主地看待过错，不会因过错而感到不安了。
强势法则六：你有权说“我不知道”
你有权自主决断心中的想法，不需要在行动前了解一切。你有权说“我不知道”，无需直接回答人们提出的问题。如果事情还没做，就考虑每一种可能的结果，那么，你很可能什么也干不成，而这正是那些操控你的人乐意看到的。假如在按自己的意愿行事时，有人表现出好像你“应当”知道可能发生的某些特定结果才对，那么他肯定是这么想的：对于所有你自身行为可能导致的结果有关的问题，你都能回答；要是你回答不了，就说明你不知道自己可能会给他人带来什么问题，所以你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必须加以掌控。
在各种人际关系中，都可以看到基于这种观念的操控行为。那些接受自主培训的学员，讲述过无数事例：这些学员在表现出基本的强势行为后，他人往往会因为这些行为的结果而指责他们不负责任。一位喜欢操控妻子的丈夫，企图让自主了的妻子回到以前那种温驯、易掌控的状态，就问她：“要是大家都我行我素，你觉得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位丈夫想让自信的妻子感到无知，从而无法自主决断。不过，妻子却强势地回答：“不知道啊。会怎样呢？”
在另一个案例中，一对年近六旬的夫妇，来向我咨询“非自愿住院治疗”的事。了解他们的经历后，我看出丈夫想让妻子住院的原因，是因为她不愿再跟他同居。她想要一套属于自己的小公寓，可以照料自己，不用忍受他没完没了的骚扰。在许多婚姻咨询案例中，配偶中的一方拽着另一方来治疗，往往是为了让医生告诉那名“病人”：“你是病人，你犯错了。”
当丈夫明白，我不会帮着他去操控妻子，也不会因为妻子不想同居，而强行让她住院后，他竟然试图来操控我。他用轻蔑的语气说：“大夫！要是每个做妻子的，都决定自己独住，见她想见的人，跟其他男人鬼混，会有怎样的结果呢？”我突然有了一种与职业不相称的冲动，想告诉他，假如他的妻子离开他，她会过得很好，还有可能重新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但我忍住了，只回答说：“我真不知道。会怎样呢？”他没有注意到我毫无不安的感觉，又说：“大夫，假如您妻子也这样跟您说，您觉得对吗？”我毫不隐晦地回答：“坦率地说，我不太关心她的需求是对是错，而更关心她为什么没有从我这儿得到她想要的东西。”
也许是不愿用这种方式来探究，不愿用这种办法取代将妻子关到精神病院的做法，他拽着妻子走了。心理治疗是不能强制病人接受的。无数尝试已表明，强制收治没有用。这个可怜虫感兴趣的，只是怎样控制妻子，而不是怎样改善夫妻关系。
基于“你应当回答他人提问的任何问题”而进行的操控伎俩，往往非常明显，也有可能很隐蔽。但不论什么形式，一般都可以通过一些话语将这种伎俩识别出来，比如——
“要是……会怎样呢？”
“你觉得……怎么样？”
“要是……的话，你会有什么感觉呢？”
“什么样的朋友/妻子/儿子/女儿/父母，会做出……的事来呢？”
在应对这种操控时，你根本不必知道答案，因为没人能够知晓一切。有时，一个人可能全然不知自己的行为会导致什么后果。假如操控你的人想要胡思乱想，那就由他去！
强势法则七：要与人交往，但不要刻意讨好
约翰·邓[19]说过：“无人乃是孤岛，自成一体。”这句话很有道理。然而，将这句话推广开来，说所有人都是兄弟和朋友，却超出了常识范畴。不管你我如何做，总会有人不喜欢我们所做的，有人甚至还会因此受到感情的伤害。
如果你想当然地认为，为了恰当地与人交往，你首先要得到他人的善
意，那么你就等于在为善意献身，把自己置于他人的操控之下。其实，你根本不需要他人的善意，完全可以有效而强势地与他们交往。将邓恩的上述名言稍加改动就成了：“就算完全与他人隔绝，我们每个人也并不是孤岛一座。”可是，假如我们都很现实，只受到生命中相对少但关系亲密者的需求影响的话，那么，每个人就会变成一座彻头彻尾的、不完整的半岛。
以商务式关系或权威式关系交往的人，可能永远都不会对我们有善意。但我们仍能够与他们交往，不需要他们喜欢我们。我的学员经常反对说，在商场等公共场合，他们不喜欢显得太独断专行，而让服务生或售货员感到不舒服。我呢，一般会这样回应他们：“哎呀，我可不懂了。这就好像在说，售货员将一辆本为十速、实际上却只有四个档能用的自行车卖给你后，会把他全部的薪水都捐给慈善机构。对吗？”“要是我错了，欢迎指正，不过在这种情形下，似乎你和服务生谁都不会感到爽吧。你究竟愿意谁不爽呢——你，还是他？”
在平等关系中，如果他人缺乏善意，也绝不会影响到我们解决问题的实际应对能力。比方说，产生矛盾后，夫妻间可能会暂时性的交恶，但这并不意味着婚姻岌岌可危，并不意味着周末就会过得糟糕透顶，也并不意味着当天晚上就不可能愉快。我的编辑乔伊斯·恩格尔逊女士对这个问题这么看：“当有人威胁说不再喜欢、或是根本就不喜欢他们的时候，人们就会害怕得很。他们会畏首畏尾，在工作中，或与配偶、恋人、朋友相处时，维护不好自己的利益。其实，然后受不了别人的不喜欢，你也就永远得不到别人的爱！”
临床经验表明，只要发觉能够操控你，人们才会对你不再友善（假定他们开始很友善）。假如你令配偶觉得，配偶的冷淡已经影响到了你的行为，那么，这种冷淡就是对方一种潜在的操控手段，他（她）下回还会这样做。
如果你面对人的时候，跟大多数人一样不强势，对方就很有可能总是威胁你，以此来操控你按他们的方式行事。他们会直接或微妙地说不喜欢你，甚至排斥你。这也是一种幼稚的观念，他人常常会以此为基础来操控你，它常见的表述有下面几种：
·你必须得到他人的友善，否则，他们就有可能让你做不成任何事。
·你需要和他人合作，才能生存下去。
·让人们都喜欢你，这一点极为重要。
基于这种观念的操控行为，每天都存在，尤其是在关系亲密的人之间，但它也存在于工作、学习这样的权威式关系当中。
你也许会注意到，每当听到他人说“你给我记住”“你这样干会后悔的”之类的话，或用更隐晦的暗示，比如流露出“伤心”或“扫兴”的神情，你都会不假思索地认同他们的暗示。此时你会变得焦虑，容易被他人操控。他们这样做的意图，跟成年人操控孩子的心态差不多。假如孩子干了让大人或年长的孩子不高兴的事，他们就会说：“要是你继续那样（言下之意是：要是你继续让我生气），黑鬼就会来抓你（言下之意是：我会不喜欢你，也不会再保护你）。”
而听到别人说“你给我记住（言下之意是：我不再喜欢你，有一天我还会报复）”，一个焦虑不安的成年人就会这样想：我真是一个无助的人，需要其他人的友好，我才能过得安全而幸福。要是在应对这些胁迫性的暗示时，你能够自主判断，那么你就可以聪明而强势地回答：“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记着呢？”或说：“我不明白，你这话听上去好像是说你不再喜欢我了。”
你的行为，并不是非得让他人喜欢或赞赏不可，你也无需因为自己“不被喜欢”而焦虑。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达到自己的最终目的。做事形式和行事风格，并不会给你带来什么好处。无论你是摔倒、滑倒、绊倒着冲过终点线，还是骄傲地冲过去，你都赢了！
许多人在别人提出要求、发出邀请时，似乎很难简单说一声“不”。我们都想当然地认为，对方被拒绝会感到不高兴，双方关系不容易维持下去。如果你强势地表明想法，简单明了、开诚布公地回答说：“不，这个周末我不想去。下次再说吧？”你会觉得多么轻松啊。可是你往往却会捏出很多“好”理由，来避免对方生气、感到受了冷落，避免对方可能因此不再喜欢你。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采用的都是这种毫无意义的行为模式，原因是大家都有着幼稚的观念，认为如果做了让别人不喜欢的事情，哪怕是丁点小事，我们就没法正常行事。如果你还是这样想，请你记住我的下述结论：一个人，不可能永远生活在惧怕伤害他人感情的心态之中。有时候，任何人都免不了会给他人带来不快。这才是大都市的生活！
强势法则八：你有权做出“不合逻辑”的决定
逻辑是一种推理过程，大家可以用它来帮助对许多事物——也包括对自己——做出判断。可是，并非所有合乎逻辑的事都是对的，而逻辑推理也并非总能预测在所有情况下发生的事情。
在我们应对他人的需求、动机、情感时，逻辑并没有多大用处。逻辑和推理，通常都是用于处理“是非、黑白、有无”等信息的。事实上，需求、动机和情感对我们来说，通常并不像“有”或“无”那样明显。我们对事物和人们的感情，往往都是混杂的。时间不同，地点不同，感受也会有所不同。甚至，我们还有可能想同时感受多种不同的事物。
逻辑和推理，很难应对人类环境中“不合逻辑”的灰色地带。对于理解自己“为什么想要得到”，解决人与人之间因不同角度、动机所导致的争端，逻辑推理帮不上什么忙。
从另一方面看，要是他人想劝说你改变，逻辑却是一个不错的帮手。假如让我来跟一个小孩子解释“逻辑”的意思，我会直接告诉他：“逻辑，就是别人用来证明你错了的那种东西。”而孩子也会理解我的意思。
逻辑就是一种外部标准，许多人都用它来评判人类的行为。尽管逻辑被错误地用在了人际关系上，但许多人仍然习惯性地认为，必须提供“好的”理由来证明我们的愿望、目标以及行动是正当的，认为推理和逻辑这把锋利的智力之刃，会划破个人意识的混乱，揭示出正确的道路。
许多人都会利用逻辑来操控我们，这种操控伎俩是以下述观念为基础的：你必须遵循逻辑，因为逻辑判断要胜过我们任何人所做的判断。
比如在大学里，指导教师会利用逻辑来操控学生选课，以便学生能够“按部就班”，并且不让学生选择外系一些“毫无必要”的课程，尽管学生可能会对这些课程感兴趣。他们会提醒说，学生得毕业、得上研究生、毕业后得找好工作，以此来达到他们的操控目的。接下来，指导教师会合乎逻辑地指出，一些不必要的课程——比如关于埃及古棺情色雕刻的课程——对于找工作可没有什么好处。
可是，他们从来就不会给学生指出这一点：学完指导教师所在系的最大课程数并尽快毕业，对系里来说，在资金和教师职位两方面都有好处。如果学生任由指导教师“合乎逻辑地”替他做判断，他很可能就像其他听话的学生一样，排着队等着系里安排人生了。如果他强势地判断出什么对他更重要——是选感兴趣的课程呢，还是提早一个学期毕业，他就可以这样应对指导教师的逻辑操控：“的确如此，我的在校时间可能会久一点儿，不过我还是想选修我感兴趣的课程。”
在日常生活中，还有许多利用逻辑操控他人的例子。配偶之间，常常会向彼此指出不应当干这个或那个，原因是“我们还要存钱”“明天得早起”“他们说这样做很不好”。这种操控，用的是一种有益的、利他的方式，操控者并不会明说自己要干什么。这种逻辑性的操控，既会阻挡夫妻间可能需要进行的协商，还会使被操控的一方，因为自己提出了不符合逻辑的行为建议，而感到无知或内疚。
我在研究生院学到了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为了生存，必须让实验室的电子设施一直为教授们开着。由此而学到的第二件事就是，在浪费了许多时间、仔细检查完维修手册上所有步骤才确定某一设备出了问题之后，你还是得把那该死的东西弄个底朝天，随便动动其中的电线，这样才能开动它！
合乎逻辑，并不一定会解决你的全部问题。但它却意味着，你会把解决问题的方法局限在那些完全理解的事物上——实际上，问题的解决之道往往存在于局限之外。
强势法则九：你有权说“我不明白”
苏格拉[20]说过，当我们认识到对人生、对自己、对周围事物了解得少之又少的时候，我们就有了真正的智慧。
他的话恰当地描述了人类的一个方面。我们当中，没有哪个人能够机智、敏锐到完全明了周围发生的事情。不过，尽管人类的处境使我们的能力有着种种限制，但我们似乎仍能生存下去。我们从经验中学会如何行事，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大多数人都会认识到，我们并非总能理解他人的意思或需求。
我们当中，很少有人去解读心灵，很难做到总是善解人意，但仍然有许多人，企图通过暗示、暗指、启发或其他微妙的行动，来操控我们，让我们按照他们的意愿行事，好像指望着我们为他们服务似的。他人常见的这种操控行为，可以这样概括——
·假如想和他人和睦相处，你必须能预见并且敏锐地捕捉到他人的需求。
·你应当懂得它们都是些什么样的需求，而不用他人明说，以免给他们带来麻烦。
·如果你需要他人不停地把需求说出来，你才能明白，那你就无法与他人和谐相处，你要么是不负责任，要么是很无知。
由这种幼稚观念所导致的操控行为，在日常人际关系中比比皆是。持有这种观念的家人、同事、朋友，可能会试图用“受伤”“生气”的表情以及沉默不语来操控你，让你改变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这样的操控往往出现在你做了让对方不喜欢的事，从而让你和“受伤的”一方产生了矛盾之后。他们不是强势地用言语坚持自己的要求，或是尝试通过协商达成折中办法，而是代替你做出判断：
1.你做得“不对”；
2.你“应当”明白他们对你的行为感到不满；
3.你“应当”自觉地懂得什么样的行为让他们不满；
4.你“应当”为了他们改变，以免他们再“受伤”或“生气”。
如果允许他人代为做出判断，说你“应当”懂得他们烦恼的原因，那么你很可能会为了他人而改变自己，并且去做一些事，以弥补他们的“受伤”或“生气”。
由“你必须理解他人”这种幼稚观念所导致的操控伎俩，在商务环境下的人际关系中也可以看到。当你去某位医生的诊所就诊时，看病前按照医生要求填写表格的时间，可能会比就诊时间更长。这些表格涉及到你的收入、职业保障、保险范围等等。有时我甚至有这样的印象——我是在向医生贷款，而不是在问诊。我相信，这种印象肯定是不对的。但我总是觉得，医务人员的举止似乎在暗示，治疗是免费的，所以除了诊疗费，我还欠他们什么似的。
最近我去诊所正骨。对我而言，压垮骆驼的最后那一根稻草（我可不是在说俏皮话！），就是医生竟然要我填上社保号[21]。但这是我的底线，所以我便不再填写就诊卡。还好，那是最后一个问题，要不然，他还不知道是在给谁看病呢。护士在查看这张填有非医疗信息的表格时对我说，我得填上社保号，正骨医生才会给我治疗。我说，我想不通为什么治疗我的胳膊肘非得要社保号才行。护士却一再强调，必须要填。护士一脸神气十足的样子，好像在说，我“应当”知道为什么需要填写社保号。
尽管经过了很好的心理训练，我仍然无法理解，于是回答说，我不明白社保号跟我的胳膊肘有什么关系。护士改变了态度，解释说，许多病例都是由一些工伤抚恤机构以及其他伤残机构委托的，医务人员通常都会要求病人提供社保号码，以便跟这些机构沟通。这个预约就诊患者（那时的我强势而自信），可以自主决定是否有必要将社保号码提供给收款人，以接受他们的委托服务。最终，尽管我的个人信息卡空了一栏，一位态度极好的正骨医生还是为我进行了耐心地治疗。
在经历了一点点气恼之后，我取得了小小的胜利——这正是IBM公司名称中所含的双重含[22]。即便这样，我现在也还是不明白，那时的我为什么那么不怕麻烦，不按要求提供社保号码。要是你也像我一样，连自己的心思都理解不透，又如何指望去将这一方法运用到他人身上呢？
强势法则十：你有权说“我不在乎”
可以看出，前面所述的各项强势法则，存在着许多重叠的地方。这是因为，它们都只是由你的首要权利——做自己的最终评判者——衍生出的具体权利罢了。而他人操控你行为的最常见的观念当中，也有许多交叉的地方，因为它们说明的都是同一件事——“你不是自己的最终评判者”，只是形式不同罢了。
他人操控你的手段当中，贯穿着一根共同的主线：他们想当然地认为，
作为人类，纵然不完美，你也“应当”努力做到十全十美。如果因为条件限制，你无法完善自我，那你至少也“应当”去完善那种有人情味的、通情达理的做事方式。假如你对自己也这么想，就很容易被他人用形形色色的方式操控，这些方式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他们喜欢说：
·因为你是人，所以很卑微，有着许多缺点。
·你必须努力完善自身，弥补人性带来的缺点，直到你在各方面都尽善尽美。
·作为凡人，你很可能无法尽到这一义务，但你还是必须完善自我。假如有人给你指出了自我完善之路，那么，你就有照做的义务。
·要是你不照做，你就是个堕落、懒惰、道德颓废和毫无用处的人，不值得任何人包括你自己尊重。
在我看来，这种观念是一种终极的“愚人把戏”。假如你真的以为，自己事事都应当完美（甚至包括强势起来），那么，你就会产生失望和受挫感。其实，不管这种“完美”的标准出自他人还是你自己，你都有说“你并不在乎是否完美”的权利，因为一个人的完美在另一个人看来，往往就是不完美。
基于这种观念——即你“应当”完善自我——的操控行为，在多种人际关系中都能见到。
比如说，你的配偶可能会控制你邋里邋遢的行为：“在家里总是把衣服乱丢！难道你就不想改一改（或‘做好一点儿’‘文明一点儿’‘像个体面人’‘不要做个懒汉’）？”如果你掉入这个操控性的陷阱，认为“应当”改善自己的行为（至于具体如何改善，则由他人武断决定），那么接下来，你就会被迫解释，为什么你会随意地扔衣服——昨晚睡得太迟啦，太累啦，只是忘了啦，实际上并不经常那样啦……或其他傻里傻气的回答。
自主决断的人，会更现实地应对这一情形，比如说：“我明白，我应当让家里保持整洁，但有时我就是不太在意这个。我知道这让你不舒服，不过还是让我们来想想，有没有什么折中的办法吧。要是我做你不喜欢的事时，你能尽量不指责我，那么，我也会在你让我感到不舒服的时候，尽量不指责你！要是我做了什么让你觉得讨厌的事，你就跟我说。要是你做了什么让我讨厌的事，我也会跟你说。”记住，千万不要拐弯抹角，要坦率直白地进行沟通。
在工作中，我们也常常可以看到，人们喜欢告诉对方，如何如何才能改进工作，如何如何才能更容易、更有效或更具艺术性地做事。
希德是一位不强势的商店经理，在以往的工作经验中，他总结出了商品的最佳摆放方式。接受治疗时他的情绪相当沮丧，因为手下一些新员工总是操控他，不停地指出他的摆放方式可以加以改进，让他允许他们来摆放商品，而不是按照他的想法，迎合顾客的心理去摆放。
希德不知道该怎样应对这种操控，他压抑已久的怒气，最后终于如火山般爆发出来，他对着手下的销售员大发了一通脾气，造成了负面后果，影响到了商店的运作。经过几周的系统性强势训练后，希德能够心平气和地应对员工的抵触，不让事情变得一团糟了。他还很得意，因为他发现自己不但不必事事完美，甚至连心里都不必存有“完善自我”的想法。
由“你应当完善自我”这种观念导致的操控，很多时候都很微妙，应对起来也最棘手。防止这种操控唯一的可靠办法，就是问问你自己，你是不是真的对自己的表现满意，然后再来自主决定：你是不是真的希望改变。
许多学员说，他们常常困惑，难以区分哪些是他人的操控，哪个又是自己的意愿。他们经常会说：“我想去干这样或那样的事情，可我又想：‘我不能干那事儿！’没人在操控我呀。难道是我在操控自己？”
此时，我通常会用一个简易法则，来帮助他们理清思路，我要求他们将内心的矛盾表达出来，归入“我想做的”“我必须做的”或“我应当做的”这3类当中去。
“我想做的”这一类属于简单明了的事，比如“我想每星期都有3顿晚餐吃牛排”“我不想看电视，想看电影”“我想要在塔西[23]海滩边度过余生”。有了这些意愿后，你可能就得去做某些“我必须做的”事情。
“我必须做的”这一类，是你自己心中权衡之后所做出的妥协，或是你与他人达成的折中办法。要是我想每周吃3顿牛排，那么我每周必须挣够3顿牛排的钱。要是我必须挣到这笔钱（而且我也不想蹲监狱），我就必须有一份薪水，足够我吃得起牛排。假如我想今晚看电影，那么，我必须放弃喜欢看的那档电视节目。假如我想在塔西提海滩边度过余生，那么我就必须习惯“热带式的午餐”。
这样，把你的意愿付诸实施时，你只需判断这些“我想做的”是否匹配那些“我必须做的”就行了。然而，很多人都混淆了这两类事，从而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
从我的经验来看，“我应当做的”可以归入操控性的结构当中，这种结构会让你按照他人的意愿行事，或归入武断性的结构当中，这种结构是你强加给自己的，目的是为了应对自己在“能或不能做什么”这一点上的不安全感。比方说，“我应当”工作，这是因为人人都“应当”有所作为，而不仅仅是因为每周三顿晚餐都想吃肉；晚上“我应当”出去逛逛，这是因为“我不应当”整晚都看电视；“我不应当”想去塔西提，因为没有人“应当”在海滨游手好闲。
无论什么时候，一旦听到自己或他人说起“应当”这个词，就赶紧支起你那根反操控的天线，凝神细听吧。十有八九，他接下来的意思就是说：“你并不是自己的最终评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