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清政府命袁世凯训练“新建陆军”
一 “督办军务处”保荐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
甲午战败是清政府末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在此之前，清朝统治者虽也办过一些洋务，但是其中顽固派具有自大心理和排外感，认为中国的一切东西都是好的，对于世界上所发生的任何新事物都不屑看上一眼；而在此以后，自大心理转化为自卑感，排外转化为盲目崇拜外国。在此之前，中国人民的各项爱国主义运动都是散漫的、自发的；而在此以后，逐步地形成了自觉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出现了兴中会所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和强学会所领导的君主立宪运动。
在此之前，在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虽然中国受到一次又一次的帝国主义侵略，但是清政府还没有感到亡国的危险。太平天国消灭后，曾经替清朝出过死力的湘军、淮军也都陷于“兔死狗烹”的命运而日益衰落，清政府仍然极力培养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仍然采取以八股文为主要内容的科举制度以及其他种种愚民政策，使人民继续停留在文弱萎靡的境地，以利于巩固其君主专制的统治。而在此以后，清政府鉴于打败中国的是一个靠近中国的亚洲国家，而这个国家又是新兴的小国，就不能不感到亡国的严重威胁。此时，全国人民到处发出“整军经武以救危亡”的呼吁，这种要求已非任何方法所能抑制。为了对内对外的双重关系，清政府也不得不从事于改革军事制度，建立新型陆军。
在此以前，中国青年知识分子还甘心“埋首书城，磨穿铁砚”，接受科举制度的愚弄；而在此以后，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已经改变，弃文习武的新风气已经弥漫全国了。
以上就是北洋派产生初期的国内情况。
一八九四年冬天，中日战争尚未结束，清政府即派广西按察使胡燏棻招募新兵四千七百五十人，在天津小站成立“定武军”十营。这是清政府用西法训练新军的嚆矢。
小站是天津、大沽口间的一个小镇，原名新农镇，淮军曾采取屯田法在此驻兵二十多年。
一八九五年，“定武军”尚未招募足额，胡燏棻又将另调新职，清政府打算物色一位知兵大员接统“定武军”。由于袁世凯在朝鲜搞过练兵工作，回国后又请人写了一部兵书，用自己的名字发表，博得知兵之名，因此清政府“督办军务处”大臣荣禄、李鸿藻、翁同龢联名上奏保举袁世凯说：“今胡燏棻奉命督造津芦铁路（由天津至芦沟桥之段），而定武一军接统乏人。臣等公同商酌，查有‘军务处’差委、浙江温处道袁世凯[1]，朴实勇敢，晓畅戎机，前往朝鲜，颇有声望，因令详拟改练洋队办法。旋据拟呈聘请洋员合同及新建陆军营制饷章，臣等复加详核，甚属周妥。相应请旨饬派袁世凯督办新建陆军，假以事权，俾专责任”[2]。同年十二月，清政府颁布“上谕”，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
袁在小站成立了“新建陆军督练处”，将“定武军”改名为“新建陆军”，并将兵额招足七千二百五十人。“新建陆军”具有步、炮、工、骑四个兵种，而以步兵为主；步兵编为两翼，左翼辖两营，右翼辖三营。炮、工、骑各辖一营。营以下编制为队、哨、棚，相当于现代陆军的连、排、班。
袁聘请老朋友徐世昌为“稽查全军参谋军务营务处”。这个又长又古怪的官名是袁别出心裁定下来的，事实上就是袁的参谋长，简称“营务参谋”。袁徐二人也有多年未见面了，十多年前的穷秀才，今日成了红翰林，今昔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原来徐在河南陈州与袁分手后，一八八二年考中举人，一八八六年又考上了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甲午年清军战败时，徐在北京参加了“打死老虎”的行列，在松筠庵联合翰林公三十五人上书弹劾李鸿章，其中有些材料就是袁所提供的。
徐是个文人，不懂军事。不懂军事怎么可以当参谋长呢？原来清朝也和前代一样，文人可以掌兵。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流都是以文人而为军事统帅的，袁世凯也不例外。这种“用非其材”的作法，在当年是不足为奇的。
袁又聘请另一位老朋友唐绍仪当军中“文案”，实际上等于他的秘书长兼外交处长。
二 袁手下的“北洋三杰”
当然，训练新军和统率旧军的任务不同，如果对新的军事知识一窍不通，就不能胜任练兵工作。于是袁又找到另一位老朋友荫昌，请他介绍军事人才。荫昌是个旗籍（满族）道员，早年任过北洋武备学堂总办。这个学堂设在天津，是李鸿章在北洋大臣任内创办的，此时业已停办。荫昌在武备毕业生中挑选了梁华殿、王士珍二人。梁华殿到小站不久，在一次夜操中失足落入河中溺死了。袁在武备毕业生中又物色到冯国璋、段祺瑞两人。
冯国璋（一八五九——一九一九），字华甫，直隶（河北）河间县人。幼年家贫，一八八四年投入淮军当兵，次年考入北洋武备学堂。一度离校回籍参加科举考试，中了秀才，但未中举，便又继续回校攻读。一八九〇年毕业后，留校当了教习。冯不安于位，又投入聂士成的武卫军，参加了甲午之战。一八九五年清政府派裕庚为驻日公使，聂士成荐冯为其随从武官。冯在日本考察军事，结识了日方军界人士福岛安正（后任日本士官学校校长）、青木宣纯（后任袁世凯的军事顾问）等人。次年回国后，将自己所编的有关日本军制的兵书进呈聂士成，聂又转交了袁世凯，大受袁的赏识，调来小站，畀以督操营务处帮办兼步兵学堂监督等职。
段祺瑞（一八六五——一九三六），字芝泉，安徽合肥县人。祖父以办团练镇压捻军起家，曾任淮军统领。一八八五年，段以文童考入北洋武备学堂炮兵班，毕业后被李鸿章派往德国进修，回国后派往威海武备学堂任炮兵教师。甲午战争时，曾带领学生协守炮台。袁接任督练“新建陆军”后，把段调来任炮兵营管带兼炮兵学堂监督。
王士珍（一八六一——一九三〇），字聘卿，直隶（河北）正定县人。他的出身比较特殊，早年在朝阳镇总兵杨瑞生手下当勤杂人员。聂士成编练武卫新军时，向杨总兵调用军事人才，杨开了一张保单，有守备王士珍在内。王士珍因年老告退回籍，杨总兵就叫这位“马弁”冒名顶替，到武卫新军候差[3]，随后转入武备学堂。一八八八年毕业武备后，一直在正定主办随营炮队学堂。甲午之战时，率领学生入朝参军，因此负伤。战后随聂士成驻军芦台。荫昌将他介绍给袁后，袁任为督操营务处帮办兼讲武堂总教习，不久提升为工程营统带。
冯、段、王三人是袁世凯在军事方面的重要助手。袁所著的《训练操法详晰图说》，实际出于他们三人之手。后来北洋军阀统治中国时期，冯、段、王三人分别任过总统、总理、总长、执政等重要职务。
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三人后来有“北洋三杰”之称。其实，这三人并无真才实学，其所以有此虚名，系出自德国教官的一言之赐；那位教官有一天来到北洋军营地观操，曾用马鞭子遥指他们的背影子说：“此三人者，堪称北洋军中之杰。”随后北洋旧人又把“三杰”形象化，有所谓王龙、段虎、冯狗，军中广为传播。又有人加以解释说道：“神龙见首而不见尾”，王士珍在政治舞台上是个时隐时现的人物，喻之为龙，堪称恰当。至于段祺瑞常发虎威，冯国璋狗头狗脑，喻之为虎为犬，亦无不宜。
除此三人外，袁前后收罗的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有曹锟、段芝贵、张怀芝、王占元、卢永祥、李纯、陆建章、田文烈、王英楷、何宗莲、鲍贵卿、马龙标、田中玉、雷震春、杨善德、阎相文。
除武备生外，袁还在旧军中提拔了一些老兵老将，其中有姜桂题、张勋、倪嗣冲等。姜桂题字翰卿，安徽亳县人。曾充僧格林沁的卫队军官，后率毅军随左宗棠到过新疆。甲午年中日战争，他在旅顺口参战不利，战后被派往小站统率新建陆军的左翼。他在北洋军中是年龄最长的一员宿将。张勋、倪嗣冲二人的出身，下文另有叙述。
用行伍出身的老兵老将来做干部。他们不能掌握新的军事技术，完全没有新的军事学识，因此，由他们训练出来的新军，在其实质上仍然是旧军，只是挂上了一个新军的招牌而已。但是，袁认为这些老兵老将的脑筋比较简单，对上级能够盲目服从，比那些喝过海水的洋学生来得“忠诚可靠”。由此可见，袁在干部问题上是要用奴才而不重视人材，其练兵目的是为了培养个人武力而不是用以救亡御侮。
这个时期，清政府出现了以西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和以光绪帝为首的维新派，这两派的政治斗争日益尖锐。袁一方面加入了康有为的强学会成为一个“维新志士”，另一方面又以新建陆军的隶属关系，极力逢迎直接领导者新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著名顽固守旧分子荣禄，从而取得他的信任。
袁所训练的新建陆军，是在淮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前身“定武军”就是淮军的一部分。袁本人也是从淮军庆字营起家的。袁的家世和淮军大头目李鸿章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袁从北洋武备学堂吸收干部，这个学堂的创办人就是早年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因此，新建陆军是继淮军而起的封建军事集团，并非另起炉灶。
三 袁被提升为直隶按察使
新建陆军督练处设有粮饷、军械、转运、洋务四个局和督练营务处、执法营务处两个处，每年开支正饷九十万两，加上杂支共约二百万两。新建陆军的饷银比旧军高得多。袁对发饷一事非常认真，直接点名，派员监视，所有饷银一定要发到每个士兵的手中，这和吃空额和克扣军饷的旧军是迥然不同的。但所谓杂支则是一本糊涂账，袁向当朝权贵行贿送礼，应酬亲友及犒赏部下，都在杂支项下开支。后来国民党军队中有所谓“特支”，正是根源于此。
袁上任才四个月，御史胡景桂就参劾他“徒尚虚文，营私蚀饷，性情谬妄，扰害一方”。清政府派荣禄“负责确查”。袁是荣禄的红人，新建陆军又是军容整齐的一支军队，荣禄很想练成之后归己所用，所以对袁的“擅杀无辜”“强占民田”“行贿收贿”等款，以“査无实据”了之。又以“聘用委员太多”为由，将杂支项内的一些糊涂账掩盖过去，反而表彰其“勇往耐劳，熟悉洋操”。结果，参案遂未成立。次年，袁被提升为直隶按察使，仍专管练兵事宜。
四 袁出卖“君宪派”取得西太后的信任
一八九四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提出了推翻清朝政府、建立中华民国的政治口号。第二年一月，孙回到香港、广州一带，三月与杨衢云等筹划广州起义，十月因偷运手枪六百余支被海关查获，在牺牲几个同志之后，他经由日本回到檀香山，第一次的革命活动就完全失败了。
一八九五年，康有为以举人资格进京会试，写了一篇“上皇帝书”，请求变法维新，并邀请各省进京会试的举人签名，一时签名者达一千三百余人。这是当时有名的“公车上书”事件。
这两个不同性质的政治运动，在当时都是新的呼声和新的旗帜。但两者之间存在着极其明显的鸿沟：前者是主张打破现状的民主革命派，因而被称为革命党或激烈派，后者是主张维持现状而加以某些改革的改良主义者，因而被称为君主立宪派或温和派。这两派的方针目的也不同，前者要摧毁旧的机构，改建民主共和，认为必如此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而后者则认为用“旧瓶装新酒”的方法，将君主专制改为君主立宪，同样可以挽救中国的危亡，而且认为进行革命斗争将招致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它们的活动范围和发展对象也不同：前者只能在国外活动，后者则能在国内公开活动；前者在组成初期只得到海外华侨和国内极少数青年知识分子的同情参加，后者却得到国内大官僚、大地主和上层社会人士的支持。
一八九六年，孙中山在伦敦一度被清朝公使诱捕。获释后，一八九七年由伦敦往加拿大，八月抵日本横滨，九月抵东京。他想在东京开辟新的革命阵地，但是附和他的人还是很少。同一时期，康有为在北京先后组织强学会、保国会，更多的达官贵人参加了这些组织，他的门徒梁启超、麦孟华等在全国各大城市创立学会、开办报馆，虽然也受到极端顽固派的“鸣鼓而攻”，但是支持他们的上层社会人士越来越多，竟能在国内建立一道“变法图强”的思想战线，逐步地影响到清政府的最上层。
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四月二十三日）[4]，光绪帝颁布了变法维新的“上谕”。
光绪帝是一八七五年登基的。那时他年仅四岁，由嗣母西太后垂帘听政。直到一八八九年十八岁时，西太后才把政权交还给他。但这只是名义上的交还，事实上遇有国家大政和任免二品以上大员，还必须向她请示才能决定。光绪帝准备提拔君主立宪派为推行新政的骨干，又怕顽固守旧的嗣母不答应，所以初步只能做到提拔康党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人为四品京卿。
那时清政府的最高机构为“军机处”。所谓军机大臣以满族为主体，汉族军机大臣只不过是朝廷中的一种装饰品，不能参预国家的机要大事。自从皇帝身边增设四个京卿以来，这种情形才有了很大的改变，因为京卿是皇帝身边的“近臣”，代皇帝批阅奏章，提供处理意见，就像后来的机要秘书一样。有了四个京卿，军机大臣就都成为朝廷中的装饰品了。当然，如果新政推行下去，还必须继续不断地提拔新进青年来代替衰朽旧臣，这不但会影响旧臣的权力，而且会影响旧臣的地位。随着新政的进展，西太后的权力也将日益削减。因此，新政与西太后及亲贵大臣们的切身利害发生了严重矛盾。
这还只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光绪帝所提拔的都是汉族青年，于是又由新旧之争进而牵涉到民族偏见。满族大臣想抬出西太后来压制光绪帝，便抓住了这个题目，经常在西太后面前诉苦说：“皇帝喜用汉人，我们都快要站脚不住了”。用民族界限来代替新旧界限，这种说法是具有更大的煽惑力的。西太后对于光绪帝推行新政正在生气，又经满族大臣搬弄是非，她的气就更大了。她决定借十月（九月）到天津阅兵的机会，指使她的亲信直隶总督荣禄举行一次宫廷政变，当场扣留光绪帝，另立一个幼君，以便自己再临朝听政。
光绪帝得知这个密谋，想通过四个京卿加以挽救。谭嗣同错误地把袁世凯曾经参加过强学会，当作新党同志，又因新建陆军驻防天津附近，“近水能救近火”，因此授意光绪帝召袁进京加授侍郎衔以示惠于袁。他自己就在半夜里冒冒失失地去见袁，叫他带兵到天津先杀荣禄，然后进京包围颐和园把西太后软禁起来，以解救光绪帝被废的危机[5]。他保证事成后升任袁为直隶总督以酬其功。
此时袁在太后与皇帝之间、旧党与新党之间摇摆不定。他对谭的突然来访大吃一惊，对谭的秘密计划表示了认真考虑的态度。谭走后，他立即找到他的智囊尹铭绶[6]秘密研究。尹认为旧党的力量远远超过新党，帮助新党是极大的冒险行为，反过来如果帮助旧党，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通过密谈，袁匆忙地由北京赶回天津，把新党的这一宫廷政变计划向荣禄告密。第二天，九月二十一日（八月初六日）就发生了西太后再临朝听政，光绪帝被软禁于瀛台，随后四京卿和康党杨深秀、康广仁都在菜市口被杀，康有为逃亡到香港，梁启超逃亡到日本，新政完全被推翻的一次大政变。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戊戌政变”。
五 袁镇压义和团取得帝国主义的宠爱
“戊戌政变”后，西太后特派荣禄为钦差大臣，节制北洋各军。荣禄将近畿军队改编为武卫五个军，以聂士成的武毅军驻芦台为武卫前军，董福祥的甘军驻蓟州为武卫后军，宋庆的毅军驻山海关为武卫左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驻小站为武卫右军，另募一万人由自己兼统为武卫中军。
一八九七年，德国侵略者假口曹州教案[7]，派遣舰队侵占了胶州湾，并于次年强迫清政府签定了租借胶州湾条约。接着，英国侵略者租借了九龙、威海卫，帝俄租借了旅顺、大连，法国侵略者租借了广州湾，从此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开辟了军港、商埠，划分了势力范围，为瓜分中国作好了准备。
一八九九年，袁世凯奉命率武卫右军到山东德州举行操练。此时德国侵略者在派遣舰队强占胶州湾之后，又派大批教士来到山东传教。那些披着宗教外衣的外国侵略者们，在地方上包庇教民，为非作歹，欺压善良，官府不敢过问，于是山东广大地区农民组织了具有神权色彩、反对外国教堂和教士的义和拳，在村寨里建坛练武，并用原始武器武装自己，用以自卫。由于义和拳人多势大，引起帝国主义的恐慌和仇恨。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五日，美国公使康格照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公然提出撤换山东巡抚毓贤，另派有实力镇压义和团的人继任。第二天，清政府下令叫毓贤进京陛见，派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
于是袁世凯又找智囊尹铭绶商量如何对付义和团的问题。尹认为西太后正有利用义和团抵御外寇之意[8]，为了讨好西太后，对义和团以“怀柔”为上策。袁表面未置可否，内心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帝国主义比西太后的势力更大，讨好帝国主义比讨好西太后对自己更有利，因此他决定采取镇压义和团的政策。
袁世凯刚到济南接任，就扬言“必将义和拳匪类尽行剿灭”，并颁布了“禁止义和拳匪”的告示。接着就派军队到处捣毁拳坛，捕杀团民，甚至反复进行野蛮扫荡，纵兵滥杀无辜。
袁世凯的这种屠杀人民的政策，在统治者内部也曾引起不满：御史黄桂鋆、罗熙麟等上疏参劾，说他“不以御外夷，而以残百姓”。清政府也不得不传旨叫他“慎重兵端，不要操切图功”。
另一方面，袁对帝国主义侵略者则竭尽奉承拍马之能事。他派兵保护教堂，保护洋人，在处理教案时偏袒洋人和教徒，委曲老百姓，充分暴露了他的洋奴嘴脸。为此济南人民在抚衙照壁上画了一个红顶花翎的大鼋（袁）匍伏在洋人的脚下。由此一端，可见民忿之大。
一九〇〇年三月十四日，袁世凯实授山东巡抚。
袁以武卫右军人数太少，不足以分布山东全境，乃将山东原有旧军三十四营删并筛选，拼凑成新军二十营，取名“武卫右军先锋队”，由自己节制。这样，袁手下军队就有二万人之谱了。
一九〇〇年，山东拳民受到袁的血腥镇压，但是直隶境内风起云涌的拳民，却组成了两支大军，分途向北京、天津两地出发，西路占领涿州，东路直薄天津。西太后一面害怕拳民逼近帝都威胁清王朝的统治，一面又想利用拳民的声势对付帝国主义，因此也想采取“招抚”拳民的办法，许其公开活动，但其活动范围应限制在维持皇朝秩序的轨道上。五月下旬，北京盛传洋兵将由天津开进北京，帮助光绪帝恢复新政，她一气之下，六月十三日下令允许拳民开进北京城，二十一日又下了对帝国主义联军宣战的命令。
宣战令发表后，北京义和团立即联合甘军董福祥部进攻东交民巷，天津义和团也配合毅军聂士成部进攻天津租界。西太后满以为使馆弹丸之地，不难一鼓即下，不料打了几天没打下来，她就下令停止进攻，派荣禄到各国公使馆接洽和议。又派奕劻携带米、面、瓜、果等食物接济洋人。对于到期外债，她承认按期偿还。还令直隶总督、顺天府尹查明外国人在战争中所受的损失，一律给以赔偿、抚恤。这些行动说明，西太后视宣战为儿戏之举，对和战问题一直到此时还在摇摆不定之中，只要外国人肯讲和，她就打算屈膝投降。
在对待义和团的态度上，西太后也并非真心依靠他们，更主要的是怀疑他们。在那些日子里，她一会儿称赞拳民忠勇可恃，一会儿又叫步军统领严拿“滋事妖人”。在天津战场上，太后叫清军统帅聂士成把团民放在前面冲锋，官军跟在后面打接应，官军放枪打死了不少团民。聂士成总算跟洋兵交过几阵，本人也在战斗中牺牲了，他的后任宋庆索性“见团即杀，见洋则逃”。这些行动充分暴露了西太后这一伙把对外战争当做一场赌博，一面利用义和团对付外国侵略者一下，一面又利用外国侵略者消灭义和团。
战事发动后，西太后电令各省督抚出兵“勤王”。不料当时名望最高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公然抗不应命，宣称自六月二十一日宣战之日起，北京所发谕旨均系“矫诏”，一律不予接受。六月二十六日，这三位总督大人竟与上海领事团商定“东南互保章程”，声称“遵守中外条约”，“保障外人安全”。这一情况，当时称为“北打南和”。
山东介乎南北之间，当时袁世凯的地位更值得注意。他既不敢“碰”帝国主义，又不敢公然“抗旨”不出兵，于是采取了“脚踩两边船”的办法，暗中联络东南三督，表示“愿附骥尾”，并宣布对山东境内外国人“负完全保护责任”；同时奏明太后，说他出兵一万，兼程北上勤王。实际上他并未调动自己的人马，只是派淮军旧将，登州总兵夏辛酉、副将张勋，带兵六营作“象征性”的出兵，叫他们不要越过山东境界，更不得与洋兵交战。
由于以上情况，这种战争当然打不下去了。七月十三日，天津被帝国主义联军攻陷，太后慌了手脚，次日即派荣禄前往东交民巷求和。可是，太后虽想“和”，帝国主义却不肯马上“和”，讲什么荣禄“不够格”，指名要李鸿章出面来讲和，在李鸿章未出面前，帝国主义联军继续向北京进兵。
七月七日，西太后调李鸿章回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令其火速来京。
八月十四日，帝国主义联军攻陷北京，西太后率领光绪及宫眷先后逃往太原、西安。
洋兵虽然打下了北京，可是他们在义和团的顽强战斗中看出了中国人民不可被征服的力量，而在处理中国的问题上，他们尔虞我诈，也找不出一个可以共同接受的方案来。最后他们放弃了瓜分中国的原计划，决定保存清政府作为间接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经过多次推敲，他们拟定了“和约大纲”十二条，于十二月二十三日交给李鸿章作为和谈标准。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清政府批准了这个条约。这便是中国近代史上所称的《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规定：中国赔偿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战费四万万五千万两[9]；清政府必须负责取缔全国人民的一切排外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帝国主义侵略者得在东交民巷使馆区驻兵，得派洋兵驻守北京通往海口的交通线；大沽口炮台必须拆除，中国不得封锁海口；天津周围二十里内不得驻（中国）兵。
《辛丑条约》是继《南京条约》、《马关条约》之后，清政府又一次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的卖国条约。从此中国进一步半殖民地化，成了个门户洞开、没有国防，丧失一切主权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
《辛丑条约》签定刚两月，李鸿章即患病身死。十一月七日，清政府任命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一举颇出当时朝野人士的意料之外。直隶总督内而拱卫帝都，外而示范全国，位列各省督抚之首。袁世凯年纪还很轻（此时不过四十二岁），而且在各省督抚中资历也最浅，远在刘坤一、张之洞诸人之下。但是，当时北洋大臣所练的武卫军前、后、中三军，在战争中已被消灭，左军也损失惨重，只有袁的右军因未参战而得以保全。当时洋兵尚驻京津一带，必须有一个为帝国主义所信任的人出面来办外交，争取早日撤退洋兵，同时也必须有一个为西太后所信任的人镇压各地人民的反帝运动，这些都是他的有利条件，因此得以破格超升。
[1] 浙江温处道所辖为浙江温州、处州各属，袁世凯尚未到任，即奉旨留京，在“军务处”听候差委。
[2] 引自《新建陆军兵略录存》。
[3] 王士珍的出身，由杨度提供。杨度是杨瑞生的侄儿。杨度还谈及，那位退休回籍（湘潭）的真王士珍，终其身在杨总兵家做烧饭司务，从不谈论往事。
[4] 括号内的月日为农历。
[5] 1898年9月14日（七月二十九日），谭嗣同授意光绪帝召袁世凯进京。9月16日（八月初一日）在毓兰堂接见时，光绪帝升授袁为候补侍郎。18日（初三日）晚，谭跑去访袁，叫他举行反宫廷政变以救光绪帝。根据一般传说，袁完全接受了这个任务。但袁后来发表的《戊戌纪略》一文，说他曾经面谏光绪帝，不要轻听“新进诸臣”的话。
[6] 尹铭绶是谭钟麟（谭延闿的父亲）的孙女婿，曾中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后随袁到山东任学政，因参劾其师礼部尚书徐桐，为时议所不容，降为江南候补道。
[7] 曹州教案即钜野教案。
[8] 此时西太后有废黜光绪之意，因西方外交团反对，不敢放手进行。
[9] 估计当时中国人口已增至四万万五千万人，平均每人摊派一两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