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袁世凯在朝鲜的十二年
一 袁世凯的身世。吴长庆与袁家的世谊
清朝统治中国之初，即将其全部军队——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分驻首都北京及全国各大城市，以防止中国多数民族汉人造反。这区区几十万军队，对地大人多的中国说来，不啻沧海之一粟，于是清朝统治者又增设了以绿旗为标志的绿营兵。太平天国及捻军起义时，这些安坐而食未经战阵的旗兵、绿营兵，几乎一触即溃，清政府才又急如星火地在各地招募兵勇，用以扑灭起义军，其中号称精锐之师为湘军、淮军、毅军等。等到革命风暴被镇压下去了，全国秩序恢复了，这些军队也都蹈了旗兵、绿营的覆辙，不训练，无纪律，吃空额，抽鸦片，扰民有余，守土不足，甲午战争时全线瓦解，原形毕露。清政府这才觉得再不训练出几支新式军队，将无法维持其统治地位。乃于一八九四年十一月成立了“督办军务处”，以恭亲王奕䜣为督办，庆亲王奕劻为帮办，翁同龢、李鸿藻、荣禄、长麟会同商办，开始了淘汰旧军、编练新军的工作。
清政府的建军工作，为三十五岁的袁世凯开辟了一条飞黄腾达的捷径。
袁世凯，字慰亭，一八五九年生于河南项城县的一个大官僚地主的家庭。他的叔祖父袁甲三，早年在安徽办团练，以镇压捻军起家，官至漕运总督。袁甲三的子侄辈袁保恒、袁保庆、袁保龄等也都以“从军有功”，一个个爬上了高枝儿。袁世凯的生父袁保中是“长房长子”，虽未从军挣得功名，却也在项城办团练以防捻军，平时鱼肉乡民，作威作福，不失为地方上一霸。
袁世凯排行第四，他的叔父袁保庆没有生过儿子，就把他过继为嗣子，自八岁起，跟着他到过济南、扬州、南京等处。袁世凯从小娇生惯养，加以嗣父母又溺爱非常，因此他不肯发愤读书。一八七三年，袁保庆病死在江南盐巡道任所。次年袁世凯又到北京去，在任刑部侍郎的堂叔父袁保恒家读书。一八七六年，袁回家乡参加乡试，落第后又回北京，一面读书，一面帮助袁保恒办理公事。是年冬天，袁保恒奉派到开封帮办河南赈务，带袁世凯同行。一八七八年，袁保恒死于时疫，袁世凯回到故乡，以项城地瘠民贫，就在较繁华的陈州定居下来。袁在陈州整日价酗酒、骑马，集合一班酒肉朋友，由他出资组织了两个文社，以附庸风雅。
一天，袁世凯在别墅仰山堂读书时，有一位在淮宁县署[1]授馆的穷秀才徐世昌，到别墅游玩，与袁一见如故，不久即结拜为兄弟。徐世昌，号菊人，直隶东海（天津）县人。他很想进京赶考，袁赠以川资使之得以成行。
一八七九年，袁又参加了一次乡试，仍然名落孙山。他想效法先人以从军求功名，于是放火把所作全部诗文烧个精光，决定“投笔从戎”。
一八八一年五月，袁世凯带领了一批闯江湖的小伙子到山东登州，投奔父执吴长庆。吴长庆与袁家具有悠久的历史关系。吴的父亲吴廷香（字奉璋）是安徽庐江县的著名绅士，有“国士”之称。一八五三年太平军初攻庐江时，吴廷香组织团练负隅顽抗。一八五四年太平军再攻庐江时，吴廷香派其子吴长庆到袁甲三处求援，袁甲三征求子侄们的意见。袁保恒反对赴援庐江，袁保庆则主张急速派兵救接。由于迁延时日，庐江被太平军攻克，吴廷香也被击毙了。袁甲三觉得过意不去，就叫吴长庆留下来随营读书。吴不愿依人篱下，回到家乡袭了云骑尉的世职，收拾其父的旧部，继续与太平军为敌。淮军初建时，吴又率领五百人成立了庆字营，从此跟着李鸿章转战各地，步步高升。到袁世凯投奔他时，已官至提督，会办山东军务，并督办山东海防。
吴长庆自父亲毙命后，就与袁保恒绝交，而与袁保庆结拜为兄弟。袁保庆病死南京时，吴还专程前往代为治丧。此时见袁保庆的嗣子袁世凯千里来投，就遣散了袁的同行伙伴，留袁在营中跟着幕僚张謇读书，以报袁保庆当年照顾之情[2]。
张謇，字季直，江苏南通县人。一八七六年入吴长庆幕，主管公文，因办事干练，吴倚之如左右手，并命其子吴保初从之受业。
袁世凯根本不是读书的材料，张謇叫他练习作文，他做出来的文章东拉西扯，漫无条理，但他办起事来却又头头是道，加上善于逢迎拍马，居然得到不少人的赞扬。不久吴长庆委他“帮办营务处”。袁世凯投奔庆军时，野心是很大的：既非为了读书，也不是区区营务处帮办所能满足的。他想等待时机一展身手，而这种机会终于到来了。
一八八二年八月，朝鲜发生了“壬午政变”[3]。与朝鲜具有“宗藩关系”的清政府，应朝鲜政府之请，派吴长庆率部前往镇压。吴命张謇“规划前敌军事”，张以事忙难于兼顾，推荐袁世凯主持“前敌营务处”，吴同意了。
袁世凯在朝鲜前后待了十二年。在这期间，他参与了镇压“壬午政变”，帮助朝鲜政府编练了新军，支持朝鲜政府中的保守派，并出兵镇压了亲日的“开化党”。在这些活动中，袁世凯玩弄权术，压低别人，抬高自己，因而头角崭露，赢得了“勇敢”“果断”“知兵”“足智多谋”等等称誉，得到了淮军首脑李鸿章的赏识。尽管他犯有贪污军饷、贩卖鸦片等劣迹，特别是一八八四年在镇压“开化党”的过程中，独断独行，擅自发兵，有人参劾他“擅开边衅”，受过清政府的査办，但因有了李鸿章这座靠山，非但不见罢斥，反而不断超升；十二年内由一个“庆字营”中未入流的官佐，先后升为“补用同知”“尽先即补知府”“简放海关道”“浙江温处道”等头衔。同时，他手中的实权也越来越大，由“庆字营营务处帮办”而“总理亲、庆等营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钦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等等。
二 袁世凯出卖吴长庆步步上升
袁世凯到朝鲜后，渐渐不把一手提拔他的恩人吴长庆放在眼里，反而认为吴是他脱颖而出、飞黄腾达的障碍。通过在北京当内阁中书的堂叔父袁保龄的关系，袁世凯直接与李鸿章挂上了钩。李袁两家本有渊源，袁甲三早年与李一起在安徽办过团练，袁保恒在李的手下带过兵，袁保龄又是李的直接属员。李认为袁世凯是“后起之秀”，希望培养他在朝鲜做个忠实的代理人。
此后袁世凯经常越级言事，乘机向李鸿章表现自己，贬低吴长庆，吴却被蒙在鼓里。
一八八四年，法国侵略军又在越南挑衅，中法战争爆发。为了防止法国侵略者派舰队侵略中国沿海一带，李鸿章调吴长庆率所部庆军三个营回国，驻防金州，以加强东北海防，另三营留在朝鲜，并派吴长庆部将提督吴兆有办理朝鲜军务，而以袁为会办。
庆军是吴长庆所建立的一支军队，其中大多数官佐随吴转战三十年，有些人已取得记名提督或总兵之类的军衔。吴启程回国时，颇有依依惜别之情。但他认为：“袁世凯跟我有三代交情，又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不会改变常规，做对不起我的事情。”哪知吴长庆刚走，袁即安置私人，排斥异己，搞得该军面目全非。他还向人表示：“区区三营人算得什么！就是把庆军六营人全部交给我，我还愧对先人呢”。
吴长庆因兵权削去一半而郁郁不乐，加以旧属纷纷来信投诉袁世凯以怨报德的许多情况，更如火上加油，不久就在金州病死了。
三 袁世凯诳报战功受到李鸿章的重视
一八八四年岁尾八五年年头之际，朝鲜“开化党”首领金玉均等摆下了鸿门宴，拟将妃党一网打尽。禁卫军大将闵泳翊（闵妃之侄）带伤冲出，逃往税务司穆麟德的家中[4]。袁世凯闻讯来援，见一健者持枪把门，威风凛凛，阻其入内。后来查明此人系中国早期的留学生唐绍仪（十五岁留学美国），回国后派来朝鲜充当穆麟德的属员。袁盛赞此人忠于职守，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政变发生后，日本少数驻朝军队乘机侵占王宫，国王李熙出走。清朝军队迅速打退了这支日军，护送李熙回宫。事后袁世凯诳报军情夸大自己的战功，从此他进一步受到李鸿章的重视了。
袁本来是个官气十足的人物，自代朝鲜政府“平乱”以来，他就更加讲排场：“乘舆张盖，呵殿出入，制五色马旗，建兵船，竖黄龙大旗”[5]。在他的札封上自称“钦差北洋大臣会办朝鲜防务、总理营务处”。这是个不伦不类的官衔，似乎是以清朝的北洋大臣兼办朝鲜防务。在会见朝鲜国王或与朝鲜政府打交道的时候，他妄自尊大，根本不把顶头上司吴兆有放在眼里。
袁的狂妄自大也表现在对张謇的态度上。随着自己地位的升高，他对张謇的称谓就由“老师”改称“季直先生”，随后又改称“季翁”“季兄”，由师生关系降为平辈之交。张謇写信质问他说：“謇今昔犹是一人耳，而‘老师’、‘某翁’、‘某兄’之称，愈变愈奇，不解何故”！他越想越气，后来干脆列举大量事实，责其忘恩负义，狂妄自大，虚伪奸诈，无耻不文。袁也恼羞成怒，两人从此断绝了往来。
袁世凯在朝鲜时期，又经常卖弄权术，投机取巧。他与朝鲜保守派首领尹泰绶等结拜为把兄弟以广声援。利用朝鲜王妃（闵妃）与大院君（国王李熙的生身父）互相争权，暗中加以操纵。由于国王在公文中左一个“袁会办”，右一个“袁会办”，他持以向李鸿章汇报，以卖弄其在朝鲜颇有威信。另一方面，他又在对朝鲜政府的回文中横一个“禀北洋”，竖一个“禀北洋”，借李鸿章的虚声，以见重于朝鲜。一八八五年，袁世凯以回国述职为由，先后到天津、北京拉拢当朝权贵。从此辇毂之下，无人不知李中堂手下有这么一位“后起之秀”了。
四 中日战争爆发，清政府被迫签定《马关条约》
可是，当袁世凯昂首天外之际，正是日本侵略者埋头苦干之时：它勤修战备，广结外援，磨拳擦掌，跃跃欲试。一八八五年，中日两军又在汉城互相戒备，战机一触即发。清政府力求避免战争，特派李鸿章为钦差全权大臣，与日本政府特使伊藤博文举行天津会议，讨论两国军队同时在朝鲜撤退的问题。会议决定，两国撤兵后，朝鲜局势如再有波动，两国出兵来朝，事前必须互告。
天津会议后，清政府撤销了“办理朝鲜军务处”，并将留驻朝鲜的庆军三营扫数撤退回国。李鸿章保升袁世凯为三品道员，改任“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袁就新职后，调唐绍仪为自己的西文文案，并派他兼任龙山商务委员。
但是，朝鲜问题并未从此解决。就在这一年，英国侵略者借口防俄侵占了朝鲜的巨文岛，朝鲜政府在帝俄的压力下，同意了帝俄舰队代办朝鲜沿海防务，日本侵略者又在虎视眈眈，准备趁火打劫，朝鲜问题又恶化了。
一八九四年，朝鲜“东学党”又在全罗道起义，朝鲜政府又一次向清政府乞援。这一事件使清政府势处两难：如果出兵援朝，日本不会置之不理，岂不又将造成中日两军在汉城对峙的严重局势；如果拒绝援朝，岂不大失“天朝大国”的体面？当时袁世凯一再怂恿李鸿章迅速出兵，日本也透出口风，表示中国尽可放心出兵，日本决无他意。于是李鸿章调直隶提督叶志超为主帅，率领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部二千人开往汉城，同时将中国出兵朝鲜一事通告日本。
哪里晓得，当清军开抵汉城之日，日本立即出兵源源开入朝鲜。随后日军开抵汉城者陆续增至一万二千余人，另有大批海军舰队整装待发。李鸿章闻讯，才知道中了日本人的“诱敌深入”之计，但已势成骑虎，眼巴巴指望帝俄出面来调停，此外别无长策。
这时候，袁世凯看见势头不对，一面将商务委员的职权交给唐绍仪代办，一面向李鸿章要求回国养病。他在中日战事发动的前夕，回到天津跟李鸿章打了个照面，便又马不停蹄地去北京打听政治行情。他明知中日战争必不可免，中国必将失败，李老中堂年过七旬，必将碰得头破血流。此时西太后调西安将军荣禄来京参预“督办军务处”——这是清政府新设立的一个中央军事机构，完全由皇族掌握，表面由恭亲王奕䜣、庆亲王奕劻为督会办大臣，而实权则操于荣禄之手。袁世凯立即使出全身解数，向荣禄大献殷勤，而荣禄也正需要有这么一个军事人才，因此一拍即合。
袁到北京后，将自己在朝鲜办理军事和外交的情况及与李鸿章的往返电报，恭楷缮成若干小册子，分送朝中亲贵。他在小册子上影射李鸿章因循失策，好大喜功，对日外交软弱无力，并乘机开脱自己的责任。他拚命巴结“督办军务处”大臣李鸿藻、翁同龢、荣禄等，经常写信给李鸿藻报告军情，议论战局。李鸿藻认为他“熟悉军情”，“娴熟兵略”，“如令特练一军，必能矫中国绿防各营之弊”。袁又向荣禄递了门生帖子，将别人编译的兵书，用自己名字刊行，恭请荣禄指教。袁还向帝师翁同龢、督办关外军事的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奉承拍马，出谋献策，也赢得了他们的好感。
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三日，日本侵略军突然进攻朝鲜王宫，劫走国王李熙，并扶植大院君李是应组织傀儡政权。同时不宣而战进攻已退往牙山的清军，于是甲午战争开始了。
中日开战不久，李鸿章训练多年的淮军及新建北洋海军，先后被日军击溃，日军又在东北及山东沿海地区登陆，连陷旅顺、大连、威海卫、刘公岛、营口。清政府被迫派张荫桓、邵友濂赴日求和，日政府拒不接待，指名要李鸿章亲自出马才肯接受谈判。一八九五年三月二十日，清政府改派李鸿章到马关，与日本政府所派全权代表伊藤博文讲和。
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李鸿章、伊藤博文分别代表中、日两国签订了《马关条约》。在这个条约上，清政府承认了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割让了自己的神圣领土台湾、澎湖和辽东半岛，加辟了重庆、沙市、苏州、杭州四个通商口岸，同意了日本在中国内地开设工厂，日本船只在中国内河自由通航，中国赔偿日本战费二万万两银子，等等。《马关条约》是中国同帝国主义签订的又一个亡国条约。
《马关条约》签定后，李鸿章成了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的卖国贼，言官上奏弹劾，清流写文抨击。袁世凯是个善于趋吉避凶的老手，少不得也打了几下冷拳，为自己增添身价。他在北京会见了十年不通音讯的张謇。张謇自吴长庆逝世后，抛弃了从军生活，重入科举之场，一八九四年四月中了状元，成了名满全国的才子。袁世凯生就了一双势利眼，就主动去拜访他，借以释嫌修好，而张謇正在聚精会神写弹劾李鸿章的文章，也需要有人提供材料，于是他们两人又言归于好了。
[1] 淮宁为陈州辖县。
[2] 见《张季子九录·专录·年谱》，《清史稿·吴廷香传、吴长庆传》。
[3] 在朝鲜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中，被裁兵士聚众起义，清政府派吴长庆部开抵汉城镇压，恢复了国王李熙的职权。
[4] 朝鲜关税由清政府代办，税务司多为客卿，兼为朝鲜政府办理外交。穆麟德系德国人。
[5] 见《张季子九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