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宜昌古城地名与地理

一 宜昌城市名称的嬗变

（一）“宜昌”之名源于东晋分夷陵西境置县

地名是城市的标识。地名的由来与演变，构成城市变迁的元素，是城市变迁历史研究的首选内容。今宜昌市区是历代县、郡、州、府、路的治所，曾经使用过西陵、夷陵、宜州、拓州、硖州、陜州、峡州、东湖等诸多称谓。每一次城市称谓的变更都是时代的缩影。“宜昌”这个称谓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在城市所辖地域中出现了，只是千年之后才成为我们城市的称谓。这其中所隐藏的秘密，正是笔者所要解读的内容。

经笔者考证认为，“宜昌”称谓是因“东晋分夷陵（今宜昌古称）西境置县”之事而得名的。尽管我们对“分夷陵西境置县”的具体过程难以考究，但对此事实施的背景和意图则是不难考究的。当时的夷陵西境，也就是长江南岸的黄牛岩至黑岩子一带，是西陵峡中的险峻地段。郦道元曾在《水经注·江水》中，自上而下地对这一地带的地形进行过详细描述。书中写道：

 

江水历峡东，径宜昌县之插灶下，江之左岸，绝岸壁立数百丈，飞鸟所不能栖。有一火烬，插在崖间，望见可长数尺。……江水又东径流头滩，其水并峻激奔暴，鱼鳖所不能游。行者常苦之，其歌曰：滩头白勃坚相持，倏忽沦没别无期。袁山松曰：自蜀至此，五千余里，下水五日，上水百日也。江水又东径宜昌县北，分夷道佷山所立也。县治江之南岸，北枕大江，与夷陵对界。《宜都记》曰：渡流头滩十里，便得宜昌县。……江水又东径黄牛山，下有滩，名曰黄牛滩。南岸重岭叠起，最外高崖间有石色如人负刀牵牛，人黑牛黄，成就分明，既人迹所绝，莫得究焉。此崖即高，加以江湍纡回，虽途径信宿，犹望见此物，故行者谣曰：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言水路纡深，回望如一矣。江水又东径西陵峡，《宜都记》曰：自黄牛滩东入西陵界，至峡口百许里，山水纡曲，而两岸高山重障，非日中夜半，不见日月。

 

郦道元的叙述，生动形象地反映了这一地带山势险峻，河道曲回，水流湍急，礁险漩翻，行如登天的情景。因此，这一带堪称三峡门户，曾是“楚之西塞”，乃兵家必争之地。

三国时，吴国陆抗都督西陵（宜昌古称）军事时，就曾讲过：“西陵、建平，国之蕃表，既处上流，受敌二境。若敌泛舟顺流，星奔电迈，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县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机，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他还引其父陆逊的话，强调“西陵国之西门，虽云易守，亦复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足见西陵在国家中的分量之重。作为国之边陲，这一带还与“蛮夷”聚居之地毗邻。陆抗认为，如果西陵失守，“则南山群夷皆当扰动，其患不可量也！”所谓“南山群夷”，指的就是地处江南一带的少数民族。可见，作为都督西陵军事的将领，陆抗是把“外御强对，内怀百蛮”这互为因果的两件事，作为控制西陵这一事关社稷安危的战略要地的心腹之患。陆抗的这些见解反映了历代当权者关注这一地域的原因。正因为如此，历代当权者在重兵把守的同时，还“以长江、峻山限带封域”，作为守国之策。所谓“以长江、峻山限带封域”，意思就是当权者在这一带，是以长江和高山峻岭作为行政区划标准的。显然，这样做便于管制。“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作为偏安东南的晋朝当权者又何尝不懂得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呢？因此，东晋当权者面对这一情形，自然认为仍按以往建制，由夷陵（今宜昌，三国时吴国改称西陵，至晋朝时复称夷陵）县来管辖这一地区，是很难达到严密管制目的的。于是，便按照“以长江、峻山限带封域”的办法，划江而治，分夷陵所辖长江以南的西境，连同与之交界的夷道（今宜都）、佷山（今长阳）的一部分合起来另置新县。这应该就是“分夷陵西境置县”的背景和意图。

东晋“分夷陵西境置县”后，便将所置新县取名“宜昌”，这便是“宜昌”称谓的由来。但是，应该说明的是，“宜昌”并非是现在宜昌城市独有的称谓。这其中有两种情况：一是就今宜昌所辖县（市）的范围而言。有关县（市）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曾有过“宜昌”这个称谓。具体来说，东晋分夷陵西境置宜昌县后，至南朝时，“梁徙宜昌县于佷山”，称“宜昌县”; “隋开皇初，改宜昌县置清江”。而今宜都市所辖长江南岸则由“宜都县”改为“宜昌县”，并延续至唐初，至武德二年（619年）又由“宜昌县”改为“宜都县”。

二是就全国范围而言。别的地域在历史上也曾有过“宜昌”这一称谓。诸如今四川成都市域内，在南朝刘宋时期所置一县，其称谓就叫“宜昌”，直至北周时才废。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相反倒说明“宜昌”这一称谓既不是因人得名，也不是因地得名，而是因事得名。而笔者对东晋“分夷陵西境置县”的考证，“宜昌”的称谓正是因事得名的。“分夷陵西境置县”后所置新县的“宜昌”称谓，与当时称谓“夷陵”的今宜昌市区并不相干。今“宜昌”是清代雍正十三年（1735年）升州为府时的事，这与东晋分夷陵西境置县，已过上千年之久。这一切反映了“宜昌”称谓的演变。

（二）宜昌是祈福心理的体现

我们城市称谓“宜昌”，或许有人认为是因资源丰富，区位独特，宜于昌盛而得名的。应该说，“宜昌”称谓中确有宜于昌盛之义。如就宜昌市当今的资源、区位优势而言，如要取名，或许真可以得名“宜昌”。遗憾的是“宜昌”这一称谓毕竟不是肇始于现代，因为一千多年前，这里地处边陲，交通闭塞，“蛮夷”聚居，开化甚缺，在统治者眼里实难产生宜于昌盛之感，倒是宜于处罚贬官之地，“贬官文化”应运而生。因此，认为“宜昌”这一称谓是因当地宜于昌盛而得名，有牵强附会之感。

从“分夷陵西境置县”的背景与意图中人们不难看出，当权者将所置新县命名为“宜昌”的用意，是希望分境置县的举措宜于国运昌盛。这就是说，“宜昌”这一称谓带有祈福性的特征，反映了封建统治者期望吉祥的社会心理。这在当时社会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诸如今四川成都市域历史上新置郡县称谓中所体现的祈福性寓意更为明显。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年，免吴营侨立一新郡，领三县，寄治成都。这新设置的一郡三县的称谓分别是宋宁郡，欣平、宜昌、永安县。人们一看便知其寓意都带有祈福的性质，指的是新置郡县会给刘宋带来安宁；会给黎民带来欣喜平静；会宜于国运昌盛；会使百姓永保平安。至南齐后仍置这一郡三县，但因南齐代宋，因此宋宁郡被改为永宁郡，寓意国家永世安宁；而其他三县的称谓依然如故。因为这些称谓的寓意同样符合当权者期望吉祥的社会心理。至于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升州为府时，将称谓由“彝陵”改为“宜昌”，其祈福心理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总之，“宜昌”称谓，缘于东晋“分夷陵西境置县”这件事，其寓意在于祈福分境置县宜于国运昌盛。从此，宜昌之名始见于我们城市的历史。时过境迁，尽管“宜昌”地名由来与变迁中所蕴含的那些事早已烟消灰灭，但蕴含由来与变迁往事的“宜昌”称谓却延续至今。只要提起“宜昌”地名中的这些记忆，那早已尘封的故事，便会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人们的眼前。“宜昌”地名早已成为蕴含称谓由来与变迁往事的“活化石”。

二 宜昌古城地理的形成

宜昌古城是座历史文化名城。其中，演变至明清时期的夷陵古城，也就是后来的东湖县城时，已濒临长江，占地1200亩左右，南北向长，有三里多；东西向短，仅一里多。古城的这一地望是由长江古河道变迁所形成的。正是长江古河道的变迁，促使宜昌古郭洲坝的形成，进而由北至南不断延伸；而三国时期步氏父子所筑城垒，及唐代开始迁建并延至明清时期的县、州、府城邑，都在古郭洲坝上。这一历史变迁展示了宜昌古城形成的具体过程。

（一）长江古河道变迁形成宜昌古郭洲坝

在漫长的地质演变中，南津关至磨基山一带，除西坝和樵湖岭一线两处南北向的岛屿外，长时段里全是一片江水。古城先民早期就生活在江水两岸的山地之中，六朝时期，先民生活区域开始进入今宜昌市区中心地带，到晋代今市中心区都还尚未形成城邑。唐代贞观九年（635年）治所方才移至步阐垒。直至19世纪70年代以前今市区解放路一带仍是野草丛生的坟场。宜昌古城演变的这一过程，是与长江古河道的变迁相伴随的。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高工唐贵智先生的《长江三峡地区新构造、地质灾害和第四纪冰川作用与三峡形成图集》中50—D图，即“南津关附近红层中的地应力场示意图”，就是这一历史的见证。

在唐贵智先生所绘制的图中，实线表示的是以前南津关至磨基山一带长江古河道的情形，据说是在距今12000年前。当时东山一线与樵湖岭一线之间是三江，西坝与樵湖岭一线之间是二江，西坝与长江右岸之间是大江；而虚线表示的则是演变后葛洲坝工程兴建前的情形，西坝与长江左岸之间是三江，西坝与葛洲坝之间是二江，西坝与长江右岸之间是大江，只是江面宽了些。图中从实线到虚线的演变过程，反映的正是南津关至磨基山一带长江古河道的变迁过程。从示意图中的实线可以看出，今宜昌市区中心地带，当时全都处在江水之中。也就是说，此间这一地带都处在长江古河道里。随着岁月的流逝，12000年前的南津关至磨基山一带的长江古河道，由于泥沙的淤积，便渐渐开始发生变化。由于江水出峡由东偏南的流向转为南偏西的流向，过西坝后又由南偏西的流向转为南偏东的流向。因此，长江古河道在流至古二江地带时，便率先淤积，也就是说，古二江地带的淤积速度明显要快于西坝处，并且古二江地带淤积的程度决定着西坝处的淤积速度。

早些年，笔者借房屋开发挖掘地基的机会，对市中心区5处地段进行过实地考察，并对2处地段的情况进行过调查了解。因选址较为典型，因此考察结果比较有代表性，与唐贵智先生所绘图中的情形完全相符。证明樵湖岭一线与西坝之间的长江古河道，也就是当时被称为二江的地带，自北至南是逐渐下降的。而宜昌中心市区以北、樵湖岭以西地带的河床，又较下游地带的河床要高。这样，在长期淤积中这一带便首先露出水面而形成沙洲。这沙洲，先民称之为古郭洲坝。三国时步氏父子都督宜昌军事时所建城垒，就在古郭洲坝上。随着岁月流逝，古郭洲坝不断向四周扩散，最终使北至镇镜山与黄柏河交汇处、西至西坝对面的今三江左岸、东至磨基山对面的长江左岸连成一片，形成唐贵智先生所绘图中虚线的情形。至此，古郭洲坝随之消失，而今葛洲坝应运而生。在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时，曾在葛洲坝洲头靠二江边，挖出一棵古树，经鉴定距今已有6000多年。这表明，今葛洲坝形成的时间在距今6000多年以前。尽管古郭洲坝已经消失，但在东山和樵湖岭一线以西，以及下游，由于地势高低的差异，而形成了星罗棋布的大小湖泊和堰塘。就樵湖岭一线以西而言，形成有樵湖、南湖以及双堰塘、竹堰塘、翁家堰、琵琶堰和荷花堰等。这些湖堰原本都处在长江古河道的二江之中，是在长期淤积过程中，因地势低洼而形成的。现在这些湖堰也都消失了。这本身也是古郭洲坝形成与消失的见证。

正是古郭洲坝形成与消失的过程，反映了唐贵智先生所绘示意图中从实线到虚线的演变过程。而这一演变，也就是宜昌古河道自南津关至磨基山一带的变迁过程。而古今郭洲坝的沉浮过程，则表明古郭洲坝当在今宜昌中心市区以北、樵湖岭一线以西的地带首先出现，从而说明宜昌古郭洲坝的形成，就是长江古河道变迁的结果。

（二）步骘城与步阐垒奠定宜昌雏形

长江古河道的变迁促使了宜昌古郭洲坝的形成，为其后宜昌古城迁建于此提供了地望。在古郭洲坝上首先筑城的是三国时期的步氏父子。在蜀汉延熙七年（244年），东吴孙权任步骘都督西陵（今宜昌市区），步骘便在这一带筑城，史称步骘城；而在东吴凤凰元年（272年），步骘的儿子步阐也受任都督西陵，步阐又在这一带筑城，史称步阐垒。这与《水经注疏》中的记载正好吻合。在杨守敬、熊会贞所著《水经注疏》中，熊会贞指出：“郭洲在东湖县西北三里。非古郭洲也。古郭洲为今东湖县治。”“步阐垒亦称步阐故城，即今东湖县治。”这就是说远古今宜昌中心市区先后出现过古郭洲坝和郭洲坝（也就是今葛洲坝）。步阐垒在古郭洲坝上，其方位就在东湖县治一带，也就是宜昌明清夷陵古城一带。是唐代贞观九年（635年）夷陵（今宜昌市区）州、县治所由下牢溪下牢戍移到步阐垒一带所致。从《宜昌府志》到《东湖县治》中对此都有记载。宜昌古城地望也因此基本稳定下来，并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这说明《宜昌府志》中的记载也与《水经注疏》中的记载相吻合。这一切表明步阐垒乃至明清夷陵古城和东湖县城的地望都在古郭洲坝上，且所处方位相近。因此，只要能够寻得步氏父子城垒在古郭洲坝上的大致方位，宜昌古城也就是明清夷陵古城和东湖县城的最终地望也就清楚了。事实上，相关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所提供的信息，已经为寻找步氏父子城垒在古郭洲坝上的大致方位提供了蛛丝马迹。

首先，就文献资料而言。文献资料对寻觅步氏父子城垒方位提供了三条信息：一是赤矶。《东湖县志》在山川类中载，赤矶在县西北五里步阐筑城之所。又在舆图类中称赤矶为步阐故城。赤矶面西坝而负北壇。矶咀插入江底，水势旋折纡徊，经至喜亭而汇大江。这表明赤矶曾在今宜昌市区三江航道中。“古彝陵八景”中有一景，就称“赤矶钓艇”。赤矶作为参照物对考证步氏父子城垒的方位来说是有价值的。它表明步氏父子城垒在清代东湖县城靠长江三江西坝附近。笔者通过实地考察，此处大致在今宜昌市区沿江大道与石字岭路交会处稍上的三江中。说步阐故城在赤矶处尚可考究，但要说步阐故城在赤矶之上则不可能。道理很简单，在今长江三江中的一块礁石上岂能筑起一座军垒呢？然而，往往事出有因，此因与赤溪有关。

二是赤溪。《东湖县志》载，赤溪在州北门外三里。明代雷思霈有诗曰：北门三里赤溪流，百里青溪千仞秋。我欲往来二溪上，青溪骑马赤溪舟。在县山川图中标明赤溪自东北至西南流入三江。这准确地标明了赤溪的方位和与州、县治所间的距离，表明赤溪是州、县城北的天然屏障。据笔者的实地考察，赤溪入长江口的方位大致在今宜昌市区沿江大道18号葛洲坝集团职工宿舍大院处。朝沿江大道上游方向走20米，是葛洲坝人民法院处，再前行340米，便与石字岭路交会，此路正与镇镜山北麓相对。再朝沿江大道稍往前行，便至古赤矶处。由此可见，赤溪在赤矶下游，彼此相距也不远。弄清赤溪方位与考证步氏父子城垒的方位会有什么关系呢？其间与陆抗平叛步阐有关。

三是陆抗平叛步阐。东吴凤凰元年（272年）九月西陵都督步阐降晋，镇军大将军陆抗奉命平叛步阐。陆抗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从西、南、北三面对步阐城进行围阻，东面越过樵湖岭一线二级台地便是东湖、东山，成为这面的天然屏障，因此尚未设围。西面设围即是西坝上的陆抗城，城南北大约在内河（今三江）街以上、向家牌坊至三江桥；东西自外河（即大江）至内河。城门东有迎门山（原市九中、今民康药厂一带，与三江左岸的西陵二路相对），西有炮台山（原宜大新村一带），北有杨家山（今三江右岸桥头南侧），三山呈三角形，城依山就势而筑土垣，四面天险，把城池的首要部分夹于三山之中，旁有屯甲沱，为屯兵之处。南面设围据说是在今宜昌中心市区明清夷陵古城即东湖县城中的中书街一带，这里曾发掘出陆抗所筑土城的遗址。北面设围，在《三国志·陆抗传》中只写了简短的10个字，即“更筑严围，自赤溪至故市”。《通鉴》在注中称“故市”为步骘故城，所居成市，而阐别筑城，故曰故市。这表明步氏父子两城是南北相邻的，都处于赤溪下游，步骘故城在赤溪以南、步阐故城以北。陆抗北面对步阐城设围是经过赤溪进入步骘故城实现的。因为赤溪与赤矶相距不远，而步氏父子两城又都在赤溪附近，因此将赤矶混同赤溪，方才导致把步阐故城误认为在赤矶附近了。

综观以上文献资料，可以看出步阐故城方位大致在樵湖岭一线以西、市一中（西陵二路）以北至三江大桥以南之间范围内。步骘故城在樵湖岭一线以西、三江大桥以北至赤溪（入江口在今沿江大道18号处）以南之间范围内。

其次，就考古资料而言。考古资料对寻觅步氏父子城垒方位提供了两条信息。一是环城北路的三国吴墓。《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载，1970年在宜昌中心市区明清夷陵古城城基环城北路处发掘出三国时期的吴墓。该墓并非一般平民墓葬，规模大，出土文物多，考古价值高，因此被列为湖北省重点文物单位。这表明三国时期今环城北路以北不远的地带即今西陵二路一带有吴人活动。而吴人活动的地带与以上文献考证的步阐故城的方位是相符的。

二是步氏父子故城周围的六朝墓群。在宜昌市区发掘出的墓群中有一个现象，就是六朝墓群发掘的比较多，而且分布比较散。20世纪80年代发掘的樵湖岭墓群，面积约2平方公里，曾暴露并清理数十座砖室墓及土坑墓，出土汉代、六朝文物。这表明市区先民自汉代就开始从前坪一带向这一带迁徙，至六朝都在今三江大桥以北不远的地带生活。六朝先民活动的地带与以上文献考证的步骘故城的方位是相符的。说明汉代先民的迁徙为三国吴国步骘在这里筑城提供了方便，而步骘故城的建筑又为六朝先民大量迁徙此地创造了条件。北门外正街、东门外正街和翁家堰（今珍珠路与西陵一路交会处原宜昌县食品厂以北）的六朝墓群，看似分散，其实有规律可循，这就是都距今西陵二路一带不远。这些六朝墓群的发掘，表明今西陵二路（市一中新校门正对此路）以北地带有人群活动，而活动的地带与以上文献考证的步阐故城的方位是相符的。步阐故城的兴建无疑加快了宜昌市区先民向今市中心区明清夷陵古城迁徙的步伐。从这个意义上讲，樵湖岭以及北门外正街、东门外正街和翁家堰一带六朝墓群的发掘，也为步氏父子故城在这一带的存在提供了佐证。随着晋代郭璞在今宜昌中心市区明清夷陵古城一带寓居，今市中心区明清夷陵古城一带的人烟逐渐兴旺。这一切都为唐代贞观九年，州、县治所移至今市中心区明清夷陵古城处创造了条件。

通过对相关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的考证，得知步氏父子故城在古郭洲坝上的方位，明确了步阐垒位于樵湖岭一线以西、今市一中（西陵二路）以北至三江大桥以南之间的范围内。唐代贞观九年（635年）宜昌州、县治所从下牢溪一带移至步阐垒一带，也就是今市中心区夷陵古城地带，掀开了宜昌古城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标志着宜昌古城地望因长江古河道的变迁而最终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