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述评

一 国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中的制度问题的关注和研究

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的关注，始于20世纪40年代末，发展于20世纪60—70年代，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伴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其研究也进入到全面兴盛时期。西方老一辈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的主要代表费正清、施拉姆、麦克法夸尔、史华慈等，形成了以哈佛大学东亚中心为代表的海外中国研究基地。他们出版了大量研究中国问题的标志性学术成果，如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1948），史华慈的《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毛的崛起》（1951），由费正清、史华慈、布莱特合编的《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1952）等，都是国外中国问题研究的开山之作。施拉姆的《毛泽东政治思想》（1963），莫里斯·迈斯纳的《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967）等著作，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的制度模式、中苏制度模式的对比，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党政、国家体制建设思想与实践等问题的探讨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由费正清、麦克法夸尔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下卷）（1987）成为西方学者从历史学角度研究新中国问题的一部代表性著作，将20世纪的中国问题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总体上来看，在较早的一批国外中国问题的研究中，国外学者对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比较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中共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制度模式的研究、对于新中国在历史发展中不同时期许多专门性制度体制的研究，无疑为我国学术界相关研究的深入推进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和有益的借鉴。

（二）国外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关问题的研究

其一，对制度变迁有没有形成中国制度模式的看法。

在这一问题上产生了广泛的争论，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中国的制度变迁一直是有自身独特的逻辑，而且目前已经有了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独特制度模式。在美国学者雷默的“中国模式”的观点公开发表后，这种看法的影响也更广泛地被传播。张维为、郑永年等学者都认同这种看法。另外，也有许多研究者认为尽管中国近30多年的制度转型是客观事实，但是，还不能很准确地说，中国已经形成了完全有别于其他国家模式的制度框架。有研究者认为，中国的做法其实在之前许多国家都存在过。“新威权主义说”认为中国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具体做法是东亚国家在实现现代化时期常用的政府主导模式，二者不存在根本不同。“发展型国家说”认为，中国现在的做法，和德国、俄国等曾经实行的国家主导的“李斯特主义”并无实质区别，它们将中国的类似做法统称为“后李斯特主义”。

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分析。

国外研究者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制度变迁的内在性质从不同的立场和视角出发，提出许多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中国独特的制度框架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层面表现为一种综合板块样态，是一种“经济自由+政治专制”的新威权模式（弗朗西斯·福山，费沛德等）。西方左翼学者对中国制度性质形成了新资本主义说、资社两分说、后社会主义说等不同观点。法国巴黎第八大学经济学博士伊利斯·埃勒·卡鲁尼认为中国的制度变迁从本质上来源于由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开放等一系列连锁反应所导致的文化震荡。恩·凡胡尔认为中国独特的制度具有源自该国传统的强烈民族特色，中国共产党人以非常杰出的方式在国家制度框架中结合了历史文化因素。这种文化视角的研究分析了中国特色基本制度的内生性特质，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方面剖析中国特色制度模式的演变和发展，这是一个新颖独特的研究思路。

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的特点与优势。

在论及中国特色制度模式的特点和优势时，对于中国制度变迁方式的渐进性与增量性，中国制度模式立足国情实际的原创性以及制度绩效上的高效性、抗风险性、稳定性等特点和优点，西方学者都有较为客观的评价和论述。美国著名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专家巴瑞·诺顿认为中国独特的制度模式具有高度的灵活性与适用性，在制度变迁的方法上具有谨慎和实用主义的特点。印度学者阿什瓦尼·塞斯认为中国的制度框架富于变化性、灵活性，充满制度弹性。法国著名左翼学者托尼·安德烈阿尼认为中国独特的制度模式具有较强的抵抗风险的能力，而且这种能力是中国奇迹的关键。

其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分层次的研究。

第一，对中国特色制度经济维度的研究。集中于三个方面：对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关注和研究、对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研究以及对中国市场改革中一些具体性制度的研究。有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中国市场经济具有渐进性的特点，澳大利亚经济学家罗斯·加诺特指出“很多外国分析家都低估了经济发展中制度的重要性，也忽略了成功的体制改革具有不可避免的渐进性，特别是市场经济制度基础的发展更是需要慢慢来，因为其对教育，新的文化规范积累，规章制度及人们的适应等方面都提出了要求。中国改革的渐进性为这些条件的成熟提供了足够的时间”。对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研究，在研究结论上形成了三种代表性观点：一种观点将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笼统界定为“混合经济”，如郑永年，张维为，雷默，海贝勒等人都有类似表达。一种观点认为中国领导集体不信奉自由主义经济学，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客观存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表述并非一个简单的幌子”。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广泛私有化会取得必然胜利，民营经济数量逐渐增加到一定程度时，足以引起转化的成功，甚至加快或提早私有化，中国未来是一种进化的资本主义，或新资本主义。近年来，也有大量学者对中国市场改革中一些具体性制度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如对中国的国企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等问题的研究，对中国实行经济特区的做法和经验的研究，对中国解决区域发展和贫富差距问题的研究，对中国生态环境制度创新问题的研究等。

第二，对中国特色制度框架政治维度的研究。这一层次研究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研究，包括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总的评价，方式方法的认识和性质的把握等。二是对中国特色的根本政治制度的研究。日本学者家茂具树等对于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改革及人民代表大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很有深度的研究结论，韩国学者赵英男等对于中国地方人大的立法活动进行了研究，对于地方人大与地方党委的关系，地方人大与行政机构的关系进行了描述和分析。三是对中国政党制度、基层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的研究。研究者对中国政党制度的研评，主要放在这一制度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工具性价值上，对这一制度在中国整个政治系统和未来发展的民主价值并不看好。由中国农村开启的村民自治以及基层民主制度的实践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在研究中提出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四是对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的研究，西方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法制建设的成绩、方向、内在特点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

二 国内研究现状

（一）对于制度的一般性研究

社会科学中的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对制度的研究，关注的大都是各个领域的具体制度的内容、运行及相互关系，这些具体层面的研究不是我们关注的重心所在。国内真正从宏观角度探索我国制度建设的内在规律与逻辑的努力始于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发展，国家的制度建设日益凸显出重要性，90年代初学术界首先提出制度文明的概念，进而围绕着人类社会制度发展和建设的一般性研究初步展开。郭雅杰、董建新、涂永式、周瑞华、冯必扬等学者对制度文明的一般构成及作用、制度的基本功能、制度的结构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进入新世纪后，赵秋生、郭熙保、王海传、李景鹏等学者对于社会制度体系的内在结构、制度的模仿性、制度与制度化、制度与机制等层面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伴随着中国社会和国家的转型，制度伦理问题成为哲学、伦理学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段治乾、苏晓离等学者对市场经济下的制度伦理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方军的研究分析了制度伦理与制度创新的内在关系。此外，吕耀怀、胡承槐、乔法容、王南湜等学者对制度伦理的内在深层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这是我国学术界对转型社会制度建设的内在伦理问题进行的较为全面的探讨。倪愫襄教授的著作《制度伦理研究》（2008）和高兆明教授的《制度伦理研究：一种宪政正义的理解》（2011）对中国社会制度建设的伦理问题进行了系统化的探研。邹吉忠、辛鸣等学者主张从哲学角度对制度相关问题进行宏观研究，邹吉忠从哲学角度探讨了全面研究制度的人学基础、方法和价值旨归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并出版了著作《自由与秩序：制度价值研究》（2003）。辛鸣在其《制度论：关于制度哲学的理论建构》（2005）一书中从哲学角度对制度的内涵界定、制度本质、制度系统、制度功能、制度设计、制度演化、制度评价、制度价值及制度关系等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对制度的内在哲学本体、方法、价值、伦理等深层问题的基础性探讨，为以后更深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对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相关问题的研究

改革开放后，国内学者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设问题的研究进入新的阶段。研究主要从这样几个角度展开：一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问题的研究。这一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没有间断，不过伴随着我国对社会主义自身建设规律的不断深入掌握，对制度优越性判定的视角和方法也在不断调整。二是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领域对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的研究。在政治领域中，关于我国政党制度的研究近年来持续升温，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民主制度的研究成果快速增多，如何俊志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研究，系统而深入；在经济领域中，关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保障制度等层面的问题的研究也在全面展开，这些无疑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同层面更进一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三是对于中共不同领导集体制度建设思想的研究，包括对于毛泽东的制度建设思想、邓小平的制度建设思想、江泽民的制度文明思想等的初步研究。四是对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的研究和梳理，近年来学界开始日益关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中的制度思想，并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

（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研究

胡锦涛在2011年“七一”讲话中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概念。此后，学术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关问题展开了广泛的研讨，主要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涵、形成产生、特点优势、完善发展等层面展开。

首先，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涵。学术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涵进行了广泛探讨，主要有制度——体制说、三层次说、制度体系说、有机结合说、初级阶段说、中国模式说等，还有学者从经济、政治的维度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内涵。有学者运用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具体体制的划分方法，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制度体系的角度看，可以分为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两个层面，其中前者必须始终坚持，后者则必须与时俱进加以改革、创新”。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内涵包括三个层次的结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运行机制，体现了这一体系的完整性与系统性。有研究者从制度体系层面分析，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逻辑结构包括制度体系的灵魂、核心、目标和理论基础，其主要内容包括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具体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还有研究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有机系统，包括社会制度、制度体制和法律体系。“社会制度反映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权性质和社会关系实质，包括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以及基本经济制度。制度体制是关于个人或集体在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以及社会生活领域的活动方式、组织方式。法律体系则是社会制度和制度体制的公共性、权威性和秩序性特性的外在表现，是法治社会的重要标志”。有许多学者都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涵和理论定位必须放在初级阶段的背景中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以就其发展程度而言，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够成熟和不够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国模式是何关系，对此问题学界有两种不同的认识：一是认为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可以统一称为“制度模式”；但相反的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模式的核心和关键，二者不在同一层面上，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提法比使用中国模式的提法要好，模式化意味着僵化等。这些从不同视角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内涵进行的分析和解读，有助于我们全方位、多角度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内涵，更加深入科学地对其加以定位。

其次，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成。学术界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产生形成的条件、历程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和分析。秦正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形成有着独特的条件和理论基础以及实践基础，其形成是一个历史性过程。包心鉴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成遵循科学的内在逻辑，主要体现为“四个有机统一”。阎树群等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的制度生成是制度转型、制度创新和制度替代三位一体的过程，实践性、价值性与时代性是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内在生成逻辑的三个维度。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历程，学者们基本一致的看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初步确立下来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又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对它进行不断发展和完善。

再次，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优势。胡锦涛在纪念建党90周年的讲话中系统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概括为“五个有利于”。这一概括成为学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特点和优势进行理论分析的基本框架，在此框架的基础上学者们对于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辛向阳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稳定性与活力性有机结合的制度，是一种公平性与效率性有机结合的制度，是一种统一性与多样性有机结合的制度。包心鉴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点概括为“五大民主”，即“以选举民主为主要标志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协商民主为主要标志的政治协商制度、以直接民主为主要标志的群众自治制度、以党内民主为主要标志的政党政治制度、以经济民主为主要标志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有不少学者都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穿了以人为本理念，实现了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民主与集中的结合，同时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文明的进步。它既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更不同于其他国家模式。科学把握和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对于澄清在制度问题上存在的模糊认识，在实践中发挥与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最后，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与发展。研究者一致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目前基本形成、粗具框架，但是还很不完善。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环节。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善的必要性、基本原则、基本思路和方向等问题，学者们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有学者认为，完善中国当前制度体系应该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重点解决政党与国家、政党与社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有学者认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应该从强化制度意识、推进党的制度改革、创新制度设计等层面着手。同时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是与科学发展观的深入贯彻落实进程相辅相成、同步推进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问题的研究，是这一课题中与实践联系最紧密的部分，既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价值原则和现实关怀，又包含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具体层面，需要扎实的理论积累和前瞻性的现实关怀。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析

国内外学术界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对于我们科学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制度创新问题，深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西方制度主义学派对于人类社会制度的研究是全面系统而又深刻的，西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传入中国的时间不长，但却对国内政治学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两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学者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中国国家社会制度模式、意识形态变迁、党与国家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不同层面的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国外学者围绕中国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关问题的大量研究，集中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调整和变革，中国特色制度模式的特点与内在结构、性质定位与面临问题等环节。研究深入而全面，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见解与观点，拓宽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问题的研究视野和思维框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学者的已有研究在两个层面为本书提供重要借鉴：一是对多元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的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视角宽广、方法多样，其运用现代化视角、全球化视角、替代性视角等不同研究视角，采用制度主义方法、社会学方法、实证分析法等多样灵活的研究方法，针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往往能得出让我们耳目一新的见解。二是对富有启发性的研究结论的借鉴。老一代国外学者在中国问题研究上提出和使用的“传统—现代”“冲击—回应”模式曾大大开阔了国内学者研究的视野。近年来的研究，从不角度提出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如新威权主义观、后社会主义观、国家—社会二分观、公民社会理论、治理理论、法团主义理论观点等，这些观点对于深化国内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相关问题的研究具有重大借鉴价值。我们应当立足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实际，宏扬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的制度思想和理论，批判性地借鉴西方制度研究的方法和针对中国问题所提出的结论，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制度体系内在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科学研究，构建科学合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和方法体系。

当前国内学术界与本著作相关的研究在取得一系列重大进展的同时，存在三点不足：一是在对制度的一般基础性理论研究中，居于研究主导范式地位的是西方制度主义的不同理论流派，而对影响当代中国制度走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的制度观点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二是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设问题的相关研究中，存在具体性的研究多、宏观系统性的研究少，分散性研究多、整合性的研究少的状况。制度体系的建设既需要各个领域具体性的研究，也需要原则方向、价值方法等宏观层面的研究，特别是在今天中国国家制度建设需要顶层性的全面整合的科学制度理论和方法体系的指导，而理论的进展还不能满足实践需求的情况下。三是近年来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制度体系的研究才刚刚开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制度形态的研究在多个层面亟须深化。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内在价值规范和方法体系的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进程和内在轨迹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结构层次问题与运行机理问题，等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第一次明确提了出来，这一总目标的核心是实现科学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现代化。在理论上，推进科学社会主义制度理论的系统研究，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话语是一个重大课题，需要学术研究的持续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