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20世纪上半叶的国外社会主义流派及其与科社的较量

20世纪的历史尤其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是伴随着帝国主义战争拉开帷幕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垄断资本主义在为社会主义准备了更加充分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为改良主义的滋长提供了适宜的生存土壤。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发展更加不平衡。譬如英国在18世纪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工业国家后，保持了100多年的“世界工厂”地位，直到1870年，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超过它。而到了帝国主义时代，由于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和科技发展的加快，一个国家赶超另外一个国家的时间大大缩短，呈现出跳跃式的急剧变化特征，这一点我们从英、法、美、德四个资本主义强国的地位演进中可以清晰看出。

以上图表显示，美国通过运用先进技术和外资、大力发展新兴工业，仅用了短短20年的时间，就先后超过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跃居世界工业生产的第一位。另一位新兴的工业强国德国在1870年还排在第四位，大约40年后，即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也超过法国和英国，跃居世界工业生产第二位。列宁据此作了如下断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企业、各个托拉斯、各个工业部门、各个国家的发展不可能是平衡的。如果拿半个世纪以前德国的资本主义实力同当时英国的实力相比，那时德国还小得可怜；日本同俄国相比，也是如此。是否‘可以设想’一二十年之后，帝国主义大国的实力对比依然没有变化呢？绝对不可以。”

在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垄断资产阶级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并进而控制了国家政权。同时，为了从经济上瓜分世界，各国垄断资产阶级加紧了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侵略扩张的步伐，帝国主义大国之间围绕重新瓜分世界、争夺世界霸权、抢占殖民地的矛盾错综复杂，斗争日趋激烈。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出现的一系列新的现象，引起了当时思想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面对资本主义工业的蓬勃发展、资本主义生产集中的迅速加剧，面对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特别是两大阶级之间、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以及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的空前激化，机会主义者趁势利用经济发展中的新材料修改马克思主义，大力宣扬阶级合作和社会改良思想。他们“不仅没有设法、没有能够使自己同这个经济上根本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反对派对立起来，反而在实践上和它同流合污”，他们“对帝国主义的理论分析，以及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帝国主义的批评，都始终贯穿着一种同马克思主义绝不相容的、掩饰和缓和最根本矛盾的精神，一种尽力把欧洲工人运动中同机会主义的正在破裂的统一保持下去的意图”。可以说，20世纪上半叶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史，就是在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等流派的分歧和较量中书写的。

（一）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在20世纪上半叶的较量

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分分合合，尤其是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分道扬镳的确切节点，学界尚未达成一致意见。有人认为，民主社会主义的鼻祖伯恩施坦1899年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修正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分道扬镳。也有人认为，列宁在1914年12月写的《一个德国人对战争的评论》一文中提出：俄国社会民主党要“抛弃被他们玷污的败坏了的‘社会民主党人’这个称号而恢复共产党人这个原先的马克思主义的称号”，自此以后，科学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就分道扬镳了。

1．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修正使科社与民社的分歧公开

早在恩格斯逝世前后，曾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1850—1932）就开始逐步吸收以往一切要求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的派别（包括拉萨尔主义、费边主义、工联主义等等）的思想，并在1896年10月至1898年6月间，在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杂志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发表了6篇文章，明确提出了其“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思想”，公然采取了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即改良主义的观点，提出马克思主义已经不适于指导世界的变革，必须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问题。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创立以后的第二个50年（从19世纪90年代起）一开始就是同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反马克思主义派别进行斗争。这个派别因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伯恩施坦而得名，因为伯恩施坦叫嚣得最厉害，最完整地表达了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正，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改，即修正主义。”

在1899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伯恩施坦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更为“全面”、“系统”的修正和否定。他明确提出：资本主义自身具有自我更生的能力，只要社会民主党人通过积极地组织和行动来继续发展它，就可以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具体的社会模式，只是一种社会进程，社会主义也并没有一个最终阶段，它总是在不断进步等等，上述思想引起了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广泛争论。正如托马斯·迈尔（Thomas Meyer）指出的：“爱德华·伯恩施坦本来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居领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他从1896年起把这些修正主义思想综合起来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提出，企图以此全面替代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正式理解。他因此引起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在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达到最高潮，而且在社会民主党内一直持续到《哥德斯堡纲领》时期。”伯恩施坦主义给国际工人运动造成了极大危害，导致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和第二国际的破产，正是基于此，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同它进行了坚决斗争。“伯恩施坦主义出现之后，关于修正主义的争论很快扩展到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范围之内。当时，法国的拉法格、保加利亚的布拉戈也夫（1856—1924）、俄国的普列汉诺夫（1850—1918）乃至日本的片山潜（1859—1933）等人都先后明确表示反对伯恩施坦主义。1900年10月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是国际范围内马克思主义者与伯恩施坦主义者的第一次正面交锋。”

2．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正式决裂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内部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信奉科学社会主义的共产党与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之间的正式决裂，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表现在对德国政府发动战争所秉持的态度方面。

第二国际中的右派支持战争，认为必须保卫德意志国家的民族利益；左派则抵制战争，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与势力范围的战争，主张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应该联合起来，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介于两种态度中间的，还有以考茨基为首的中派，该派力求调和左右两派，但后来却与右派合流，第二国际也随之破产了。“第二国际破产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欧洲大多数正式的社会民主党令人触目惊心地背叛了自己的信念，背叛了自己在斯图加特和巴塞尔大会上通过的庄严的决议。但是，这种意味着机会主义完全得胜、意味着社会民主党变成了民族主义自由派工人政党的破产，正是第二国际整个历史时代（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产物。这个时代——从西欧完成资产阶级的和民族的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时代——的客观条件产生并培育了机会主义。这个时期，我们在欧洲的一些国家中看到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这种分裂总的说来正是由于机会主义而发生的（英国、意大利、荷兰、保加利亚、俄国）；我们在欧洲的另一些国家中看到各个派别之间由于同样的原因进行了长期顽强的斗争（德国、法国、比利时、瑞典、瑞士）。这场大战所造成的危机，揭开了帷幕，打破了常规，割破了早已熟透了的脓疮，表明了机会主义所扮演的真正角色就是资产阶级的同盟者。因此，在组织上把这种成分从工人政党中彻底清除出去，已经不可避免了。”1818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在“七大”上率先改称俄国共产党。“自从列宁领导首先是俄国党、接着是第二国际所属各国左派党把‘社会民主党’改称为‘共产党’以后，共产主义就同社会民主主义划清了界限，社会民主主义成了第二国际中右派、中派等机会主义、改良主义思潮的专用名词。”

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决裂的过程，托马斯·迈尔也有描述，他指出：“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分裂成遵循民主社会主义的一派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共产主义派，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各社会党对本国的政策采取不同立场而开始的。由于欧洲的社会党除少数例外都支持本国参加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社会主义政党的国际最高组织即社会主义的国际瓦解了。”

3．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决裂后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较量

决裂后的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展开了长达一个世纪的较量。在20世纪上半叶的较量中，共产党及其倡导的科学社会主义明显占据了上风。

自布尔什维克改称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上共产党的数量达到了80多个，其中有20多个党是从原来第二国际中社会民主党的左派转变而来的，不仅共产党的数量迅猛增加，而且社会主义思想也在该时期具有非常大的鼓动力。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土、人口和工业总产值都约占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也取得了较大发展。

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在这一时期虽然也有所发展，先后有十几个欧洲的社会党通过竞选的方式上台执政（有的联合执政，有的单独执政），但社会（民主）党的实力远不如共产党。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很长时间内，都处于水火不容的状态。譬如，《共产国际宣言》中强调“对机会主义中派的斗争，是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社会民主党则宣称“工人运动的统一只有在反对共产党人的激烈斗争中才能恢复和巩固。”两党之间因相互对抗和指责而导致力量削弱，遭到了法西斯暴政的镇压。1940年社会主义工人党国际被迫停止活动，成立于1919年的共产国际也于1943年宣告解散。

（二）20世纪上半叶的其他社会主义流派

20世纪上半叶尤其是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得到更为广泛传播的同时，也遭到了来自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攻击。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孟什维克的斗争中，在指导俄国革命实践和进行理论总结的过程中，全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以之为指导，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

在20世纪上半叶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之间的争论和较量，成为了该阶段国外社会主义流派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但是，除此之外，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他一些流派在这一阶段的产生和演进，这些流派也对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机遇并造成了挑战。譬如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围绕“中央计划经济能否有效运行，社会主义能否实现经济的合理计算”等问题展开的论争中产生的“市场社会主义”，就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差不多同一时间产生的托派社会主义，则对科学社会主义构成了挑战。另外，该时期出现的社会主义思潮还有行会社会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倡导的总体社会主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整体性社会主义等，鉴于有些流派（比如市场社会主义）我们将在第六章做专题论述，在此仅介绍行会社会主义、托派社会主义和整体性社会主义三种流派。

1．行会社会主义

行会社会主义又称基尔特社会主义，是继工联主义和费边社会主义之后，在英国出现的又一种社会主义流派，它既不像费边社会主义那样温和，又不像工联主义那样激进。

行会社会主义产生于20世纪初，随着英国工人运动的高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行业社会主义否定阶级斗争，鼓吹在工会基础上成立全国基尔特联盟（National Guild League），主张在保存现有国家政权的前提下，组织和管理生产，实行生产自治。该流派只致力于改善工人出卖劳动的条件，却不主张从根本上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且反对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其代表人物主要包括：近代行会理论的创始人彭迪（Asthur J. Penty,1875—1937）、英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霍布逊（S. G. Hobson, 1864—1940）以及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柯尔（G. D. H. Cole, 1889—1959）。

行会社会主义试图找到一种能够给予个人自身发展所需的最充分、最自由权利的社会组织形式。该流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尊重个人意志”，主张个人尽量参与到社会和团体的事务中。由此出发，他们从所谓“经济先于政治”的原理出发，推论出工人“解放斗争必须以废除工资制为目的”，并将之作为行会社会主义的一个宗旨。尽管行会社会主义的影响和发展并不太大，远比不上费边社会主义，且在1922年的经济萧条中被湮没，但是该流派所宣扬的工人自治和职能民主等思想，却对英国的社会思想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

2．托派社会主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社会主义在建设中遇到了巨大困难，联共（布）党内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世界革命等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托派社会主义或者说托洛茨基主义（Trotskyism）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它是被逐出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为寻求反共斗争组织形式而联合形成的一个国际组织。

作为一种政治势力和政治思潮，托派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正如该流派名称所显示的）是其最早的理论建立者与领导者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1879—1940）。托洛茨基从其“不断革命理论”出发，反对列宁的“一国胜利说”，认为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革命”，是“不断革命”。因此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未取得彻底成功的国家，无产阶级必须永久性地、不间断地坚持社会革命（“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革命）。托洛茨基认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顶住来自怀有敌意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压力，除非社会主义革命能够迅速地在其他国家展开，由此他主张建立“一个有工人政权的、自治的、计划经济占统治地位的、人们充分享受多党政治和个人自由”的西欧社会主义邦联和建立“世界社会主义共和国”。

托洛茨基领导的左翼反对派在20世纪20年代的影响力日益增强。1928年托派虽然遭到了斯大林的强力镇压，但被镇压后的托派仍坚持在苏联国内秘密活动。1938年，被驱逐出国的托洛茨基，在巴黎领导建立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又称为“第四国际”。晚年的托洛茨基进一步发展了托派社会主义理论，认为苏联是“由新的特权阶层来管理的并被他们叛卖了的国家”，苏共“党内民主的死亡导致工会和其他所有非党群众组织内的一般民主的死亡”，而这样的政党和国家，迟早要灭亡，因此他号召在苏联内部进行一次政治革命，重建社会主义民主。他说：如果工人阶级不从斯大林主义官僚们手中夺回政权，那么官僚主义就会为了自己的利益重建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尽管托洛茨基寄希望于第四国际“成为世界上一支巨大的力量”，幻想第四国际的纲领“会成为千百万人的纲领，这革命的千百万人将能一举占有土地，占有天空”。但事实上，除美国托派组织有200人外，在一些西欧国家中建立的“第四国际支部”总共才有数十名成员。被一些人讥讽为“第四国际简直是虚构”。1940年托洛茨基的去世，使第四国际陷入了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托派社会主义者由于积极推行极“左”路线，大大削弱了自己的力量，陷入了濒临灭亡的境地。

3．整体性社会主义

整体性社会主义是20世纪30年代，由“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奥托·鲍威尔（Otto Bawer,1882—1938）提出的一种流派。作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家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领导人，鲍威尔对当时奥地利社会主义的发展以及日后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面对国际无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共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新形势新要求，基于当时奥地利的社会历史状况和无产阶级斗争条件，鲍威尔极力主张将他的中派思想体系作为统一战线的思想基础，并在他晚年出版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吗？》（1936年）一书中，为其思想贴上了“整体社会主义”的标签，明确提出“我把那种要克服世界无产阶级的分裂的统一观念称作整体社会主义的观念”。鲍威尔认为，应该以一种“新的更高的命题来克服和统一社会民主党的命题和共产主义的反命题”，并将这一“新的更高的命题”命名为“整体社会主义”。

在鲍威尔看来，“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是争取精神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斗争的继承者。东方的革命社会主义是争取经济解放和社会解放的革命的继承者”，在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应当将两者联合成一个整体，而整体社会主义可以“消除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同东方的革命社会主义的对立”。为此，他极力主张“以一种既把社会民主主义又把共产主义结合在自身中的整体社会主义来克服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片面性”，认为“必须超脱民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僵化观点，发展一种能够克服这两者在历史上形成的特殊性和局限性而把它们包括在内的整体社会主义”，并坚信“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和东方的革命社会主义的合题、精神的政治的自由和经济的社会的解放的命题，将成为战无不胜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