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一 研究方法

借鉴社会学中“社会流动”的理论，以史学研究方法为主，糅合比较、个案及心理等相关学科方法展开论述，具体而言：

首先，应用包括考古资料在内的传统史学的实证方法。传统史学的实证方法是本书主要使用的方法。史料的分散是秦汉社会流动研究中必须面对的问题，通过广泛搜集，悉心整理、排列、辨析，力求对人物个体和秦汉社会面貌有更清晰的认识。

其次，应用历史的分析法。历史分析或历史辩证分析法，是把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结合起来解释历史的方法。它要求在研究历史上的某个问题或人物时必须将其放到特定的历史联系和发展过程中去解释。所以，本书在梳理以秦汉社会流动为对象的诸多问题时，采取了一种全局性的视野，将目光锁定在秦汉四百年广阔的历史背景乃至整个古代史中，前溯后延进行考察。同时注意性别视角的考察，将社会流动中的女性流动作为专题进行研究。

最后，应用跨学科研究和个案研究方法。社会学家伊恩·克莱伯（Ian Craib）说过：“每一回你观察世界的角度有所移动时——无论是多么轻微的移动，你就会看到前此未曾看过的事物。”本书将尝试运用历史学和社会学相结合的方法探讨社会流动的问题，并且通过对秦汉时代典型历史人物或人物群体流动的追踪，分析流动对人物自身及其后代命运的影响，从对平凡人物重复的日常行为的研究来寻找历史的动力和意义，在零碎生活细节中提出重要的历史问题。理论的借鉴和方法的运用不一定尽善尽美，却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总之，在研究角度和方法上呈现出与之前的研究成果不同的特点：第一，研究角度的转换。借助社会学理论，将汉代社会阶层总体划分为官和民两个群体，考察由民到官的途径。第二，首次梳理汉代社会流动及其流动途径。从全新的视角将汉代社会流动问题作为整体系统研究，揭示时代特征。第三，研究方法上，适当借鉴和运用社会学、比较研究、数字统计、个案研究等学科知识和方法。第四，性别视角的考察，将汉代女性的社会流动途径作为专题进行研究。

二 研究思路

历史是在一系列连续和变迁的交替与交织中不断向前发展的。作为纵贯古今的社会现象，秦汉社会流动问题必然和战国时期相联系，但不同于科举制推行后的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因国家社会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呈现出自己的特点，既有“不变”，又有“变化”，不变的是人自身对于高位移的追求，通过教育、婚姻完成社会流动；变化的是社会形势。基于这样的基本思路，本书既关注不同阶层的社会流动途径，也将社会阶层置于社会大环境中考察不同时期的不同政策以及贯穿秦汉社会甚至更长时间的等级制度和户籍制度对社会流动的影响和制约，甚至有促进和刺激。

将社会流动置于一个系统之内，分析影响和制约社会流动的因素，尝试考察国家政策、户籍制度、婚姻、教育以及等级制度等因素对社会流动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对秦汉社会分层主要是四民阶层的社会流动情况进行论述，而从民到官可以说是人生社会地位变化的分水岭，所以对此浓墨重彩。在材料允许的前提下，对所涉及的内容向前追溯，力图达到和秦汉社会的自然衔接，以展现秦汉时期不同阶层生活的差异性、社会流动的广泛性、复杂性、多维性。

主要内容如下：

绪论，主要阐述本书选题之缘由及本书研究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已有的社会学和历史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尚待解决的问题以及研究运用的理论与方法、整体结构等。

内容主要探讨民与官社会地位的异同以及由民到官的主流和辅助途径，官员内部的升迁与罢黜等制约因素，官僚体制和官僚机构的运行机制不属于本书的考察范围。本书的运思之点在于官员社会地位的变化。

第一章，汉代官员地位。本章通过国家对不同社会等级享有的不同权力的规定，将官员层与四民阶层进行对比，指出官员拥有法律规定的免赋役特权和犯罪先请权。在享有政治权力的大小，经济财富占有的多少，纳妾的数量上都优于民。

第二章，介绍秦朝、西汉、新朝以及东汉时期国家政策的变化对官员地位的影响。尤其是建国初期，因功而获得爵位和社会地位的军功阶层会随着国家形势的变化，工作重心的转移，维护稳定的需要，社会地位出现实质性降低。新朝的建立，刘氏宗室地位衰微，恰恰反映了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运动促使社会流动发生。

第三章，接受教育是由民而官的主流途径。学习和接受教育虽非影响个体向上流动的唯一条件，却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对于职业的获得、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声望的提高意义重大。汉代更为优越的教育条件和更多的教育机会，察举征辟制的确立和推行，为民步入仕途提供了比先秦更有保障的求职途径和谋取利禄的机会。

第四章，婚姻是由民而官的辅助途径。婚姻关系，关乎每个人的生活，决定着氏族或家庭的组成，影响到整个社会结构，而且与人们的社会政治地位、经济文化生活状况密切相关。婚姻也一直是人们提高自己社会政治地位，改善自己经济文化生活处境的主要途径和手段。

第五章，两性社会流动的其他途径。就女性而言，擅长歌舞，事歌伎的年轻女子可能进入皇宫，或凭借博学高才获得皇帝和后宫嫔妃的尊重；女医生与高门望族间的来往，有可能使其跻身上层社会；成为帝王的乳母也是抬高身价的一种方式。就男性而言，军功入仕，因客入仕，因通法入仕，因佞幸入仕，因告奸、因才俊入仕等，都是通向仕途的要道，即便是成为刑余之人的宦官，也可能左右朝政。

第六章，以官员阶层的流动为切入点，分析秦汉时期官员升降黜免的原因，为官期间的职务变动、区域间的调动；探讨官吏流动的不同职业形式：官员而退隐，官员而罪犯，官员而学者，官员而商人。不同形式的流动对官员个人、所在地的经济、文化以及民族关系的影响也是文章准备探讨的。

第七章，对汉代社会流动的个案和群体考察。以张耳从亡命外黄到两度封王和张苍从阶下之囚到大汉丞相的社会流动为个案，以刘邦布衣集团从布衣到将相的社会流动作为群体研究，以深入和细化对汉代社会流动途径的认识。

实际上，社会具体情况要比任何归纳和概括复杂得多，处于亦此亦彼的边缘状态，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即使如此考察，还有不少疏漏之处。首先，“国家政策”的界定有些模糊、笼统，广义讲，户籍、教育和婚姻等内容都属于国家政策的组成部分和特定内容，而本书界定在几个方面之外，国家根据形势变化，尤其是建国之初对社会阶层地位的政策调整。其次，研究“秦汉社会流动”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涉及社会流动与国家政治、与社会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关系和域外关系以及国家管理乃至乡土意识等多个方面，才有利于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地了解秦汉社会，本书仅仅涉及以上几个方面是远远不够的。再次，一个政权，一个社会的社会阶层划分远远不止于士、农、工、商、官五个社会层次，尤其汉代社会，豪族、奴婢都是比重不小的，并且是对社会影响不容忽视的阶层，即使一个阶层内部也会分出三六九等，如同为宾客，平原君的门客毛遂自荐为“上客”，说明有“下客”或类似地位的宾客等级。奴婢内部也有等级，如“大奴”。而本书或蜻蜓点水，或只字未提，都是缺憾。最后，本书只就秦汉总体进行考察，时代变迁中的西汉和东汉在国家政策、等级制度和户籍管理等方面的差异自然是存在的，对社会流动的规模和流动途径的影响也是相异的。诸多问题都应该思考和分析。本书的粗疏会在后续的研究和挖掘中，随着资料的不断积累和丰富，视野的不断开阔，认识的不断深入而日益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