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官员地位的民间影响

通常，秩次相近、彼此地位相当的官员才会相互往来或联姻，出身高门或侯门的子弟才有机会与公主、王子或诸侯王结婚，或成为皇亲国戚。不同级别的官员之间也存在上下尊卑，官职的大小会影响官员间的交往方式，官职的升迁或贬黜也会带来社会地位和行为方式的变化。“窦婴已为大将军，方盛，（田）蚡为诸曹郎，未贵，往来侍酒婴所，跪起如子姓”，后来田蚡为相，窦婴失势，“诸公稍自引而怠”，田蚡在礼数上自然也怠慢了。“士吏趋势利者皆去婴而归蚡。蚡日益横……上以蚡为丞相，大司农韩安国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诸侯愈益附蚡。”再有，朱买臣为“侍中，贵用事”，而张汤“尚为小吏，趋走买臣等前”，后来张汤官拜御史大夫，“数行丞相事”，而朱买臣被贬为丞相长史，张汤“知买臣素贵，故陵折之。买臣见汤，坐床上弗为礼”。汲黯，“始黯列九卿矣，而公孙弘、张汤为小吏。及弘、汤稍贵，与黯同位，黯又非毁弘、汤。已而弘至丞相封侯，汤御史大夫，黯时丞史皆与同列，或尊用过之。黯偏心，不能无少望，见上，言曰：‘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官位的变化直接引起社会地位和待人接物方式的变化。

官员受到人们普遍的尊重，官衔和职位直接决定一个人的声望，为官前后他人态度的变化对比直接反映了这种官本位思想。为官前，被包括家人在内的人鄙视耻笑，为官后却屈膝卑躬。战国时期苏秦的境遇最能反映之。苏秦在出游数年一事无成之时“兄弟嫂妹妻妾皆笑之”，在一番发奋“为从约长，并相六国”后，“苏秦之昆弟妻嫂侧目不敢仰视，俯伏视取食”，而前倨后恭的根本在于“见季子位高金多也”，人世沧桑可见一斑。汉代学者司马相如刚结婚时，岳父对女儿卓文君与家徒四壁的司马相如私奔很是恼恨，“女至不材，我不忍杀，不分一钱也”；后来司马相如官拜中郎将，出使西南夷，受到地方官员礼遇，岳父卓王孙与地方官员“皆因门下献牛酒以交欢”，喟叹“自以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而厚分与其女财，与男等”。

官员官职的变化也直接导致宾客对他态度的转变，“下邽翟公为廷尉，宾客亦填门，及废，门外可设爵罗。后复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田蚡“虽不任职，以王太后故亲信，数言事，多效，士吏趋势利者多去婴而归蚡。蚡日益横”。后田蚡为丞相，“天下士郡诸侯愈益附蚡”；窦婴，“失窦太后，益疏不用，无势，诸公稍自引而怠慢骜”；灌夫，“家居，卿相侍中宾客益衰”。主父偃一年四迁，“尊立卫皇后及发燕王定国阴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赂遗累千金”。感慨说：“臣结发游学四十余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阸日久矣。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亨耳！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久遭困厄、压抑，遍尝人情冷暖后，一旦扬眉吐气就要释放。“元朔中，上拜偃为齐相。至齐，徧召昆弟宾客，散五百金予之，数曰：‘始吾贫时，昆弟不我衣食，宾客不我内门，今吾相齐，诸君迎我或千里。吾与诸君绝矣，毋復入偃之门！'”之后的记载是主父偃“方贵幸时，客以千数，及族死，无一人视”。

韩安国“坐法抵罪，蒙狱吏田甲辱安国。安国曰：‘死灰独不复燃乎？’甲曰：‘然即溺之。’居无几，梁内史缺，汉使使者拜安国为梁内史，起（徙）[徒]中为二千石。田甲亡”。后来“肉袒谢”。狱吏的态度也是世态炎凉在官场的表现。再如，“（萧）育与陈咸俱以公卿子显名，咸最先进，年十八为左曹，二十余御史中丞。时朱博尚为杜陵亭长，为咸、育所攀援，入王氏。后遂并历刺史郡守相，及为九卿，而博先至将军上卿，历位多于咸、育，遂至丞相。育与博后有隙，不能终，故世以交为难”，并非“交难”，实是职位变化的必然结果。

两个等级之间除富商大贾可以以资产做后盾交结官员以外，几乎很少社会来往，当然，一旦结交给自己带来的将是莫大的荣耀和社会声誉。“家贫，无以自业”的司马相如就是因为与临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长卿久宦游不遂，而来过我”，使他提高了社会声誉，并有幸被卓王孙邀请赴宴。卓王孙明白，取悦县令的朋友就等于取悦了县令。

东汉之际遍立“天禄”石像，鹿从东汉以来成为一种神兽，当时的石像也称为“天禄”“麒麟”或“辟邪”，或统称为麒麟，麒麟二字偏旁都是鹿，说明麒麟神兽与鹿有关。有学者指出，“鹿”和“禄”同音。而“禄”有俸禄之意，有俸禄就意味着做官，所谓高官厚禄也。官本位的中国文化中，这层含义是相当重要的。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就是中国人心目中的福气。在充满尘世意味的东汉墓葬壁画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内蒙古和林格尔出土的东汉晚期墓室壁画。该壁画可成为墓主人的一幅“传记画”，对其生前功业、尘世幸福的自叙、自赏、自炫、自乐得意是不言而喻的。重在墓主人一生的经历，着意突出主人从“举孝廉”、为“郎”到出任“两河长史”,“行上郡属国都尉”“繁阳令”而止于“使持节护乌桓校尉”的一系列仕途生活情景。整个画面内容围绕墓主的经历展开，有墓主任官期间所经府县的市景城貌，有墓主升迁出行的庞大车骑队列。

艺术源于社会现实。壁画的主题和墓主的炫耀昭示了汉代社会官与民之间的悬殊地位和官员享有的种种特权。作为官僚整体，享有法律保护的特权，社会地位相应提升，通过物质消费和礼仪制度体现并巩固，利用职务之便经营土地、工商业获得厚利，公卿列侯亲属近臣“或乃奢侈逸豫，务广第宅，治园池，多蓄奴婢，被服绮穀，设钟鼓，备女乐，车服嫁娶葬埋过制”，吸引着众多读书人乐此不疲。

实际上，在官僚体系内部，每一个官员个人或代际之间社会流动常有发生。和平时期发生社会流动，往往比较缓慢或者在不经意间完成，或认为理所当然；社会动荡时期，社会流动的发生往往更剧烈，始料不及，曾经的前朝“精英”成为后起“精英”的俘虏，秦王子婴、王莽皆身体力行，出身卑贱的布衣则可能摇身一变成为国家的统治集团，如刘邦及其功臣集团和南阳豪强地主集团。凡此种种赋予秦汉时期的等级结构相当的流动性。

“伴君如伴虎”，官员个人会因为种种原因出现社会地位的升降起伏。公孙弘，“少时为狱吏，有罪，免。家贫，牧豕海上。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武帝初即位，招贤良文学士，是时，弘年六十，以贤良征为博士。使匈奴，还报，不合意，上怒，以为不能，弘乃移病免归”，直到元光五年，“策奏，天子擢弘封为第一。召入见，容貌甚丽，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上察其行慎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上说之，一岁中至左内史”，元朔中，代薛泽为丞相，堪称传奇的人生。农家丞相匡衡，被封为乐安乡侯时，食邑六百四十七户，“乡本田堤封三千一百顷，南以闽陌为界”，由于临淮郡图弄错了乐安乡的南界“误以闽陌为平陵陌”，多四百顷，匡衡税收也出现偏差，“建始元年，郡乃定国界，上计簿，更定图”，由于匡衡下属的干预，临淮郡将四百顷土地划归匡衡。于是匡衡补收了多出来的土地的赋税“租谷千余石”，有司举奏匡衡“专盗土地”被免为庶人，“终于家”。有时，人生的跌宕起伏似乎与官职无关，总会有偶然因素出现，而又不完全受社会等级的划分和法律规定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