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意识形态：从阶级关系到主体关系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发展过程中的独特产物。在其发端之处，他们的焦点问题，一方面表现在通过批判第二国际教条主义、经济主义、机械主义等倾向，以及批判资产阶级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努力追寻一个本真性的马克思；另一方面更体现在，立足一个迥异于马克思的时空语境中推进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事业，从中揭开无产阶级革命失败与挫折的原因，同时积极探索扭转失败形势的可能性。

在这个过程中，从卢卡奇、葛兰西，到后来的阿尔都塞等人，先后将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凸显了出来。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组织构架的变迁，揭示了意识形态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重要意义，同时也试图提供应对之策。具体而言，卢卡奇起步于泰勒制生产过程的物化现象分析，指认了资本主义物化—合理化机制溢出了生产过程，渗透到政治、法律乃至人们的灵魂深处这一事实，实际上凸显了意识形态问题对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重要意义，从而也构成了无产阶级解放策略的重要突破口。葛兰西以美国福特主义为分析蓝本，指认了福特主义作为一种全面的社会生活体系，对劳动者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规训的重要事实，进而提出了其著名的霸权理论，并将之视为无产阶级解放策略的重要前提和方式。阿尔都塞以消费社会为现实情境，将葛兰西的意识形态思考作了重要的推进，并且明确将之置入到资本主义再生产这一问题式当中进行考察，从而指认了资本主义劳动力再生产主要是在生产过程之外中展开这一事实。这既构成了无产阶级在新的历史时期探索激进行动可能性的重要前提和严峻挑战，也是马克思主义面临历史行动主体不可避免走向“消隐”的理论困境。应该来说，这一理论困境并非阿尔都塞所独自面对的，而是消费社会时代与结构主义思潮等多重冲击之下共同凸显出来的时代焦虑。

总体而言，意识形态问题的凸显，见证了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独特思潮在其发端之处所凸显出来的敏锐的时代嗅觉。这一理论嗅觉所导向的，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机制对于意识形态的严重依赖。换言之，意识形态构成了资本主义在20世纪得以幸存并蓬勃发展的重要维度。从这个角度来看，尽管卢卡奇、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等人的时代视野、理论支撑与研讨方式都各不相同，但他们的研讨所共同指向的这一问题意识构成了他们异质性言说背后的共同问题式。而他们的意识形态研究，无疑继承了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并作出了重要的推进：即从生产过程分析的中心视野，走向了生产之外的社会生活之中。这并不是一种理论逻辑的标新立异，而是根源于他们对资本主义现实发展逻辑的考察。当然，这种逻辑推进也有其界限，一旦抹去了意识形态的阶级性与生产之基，就容易成为一种以社会抽象个体为核心视域的主体关系研究。这也使有关历史行动主体的生成问题研究陷入了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