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再平衡”战略与对华“竞合”关系
美国外交的战略调整，从奥巴马入主白宫的第一天起，就成为美国政府外交的主要议题。奥巴马赢得大选后，新政府肩负两大历史使命：一是重振美国经济，二是重新塑造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在奥巴马第一任期中，外交调整的重要方面是处理布什政府留下的负面遗产，最具标志性意义的外交战略举措大概就属亚太“再平衡战略”。在我看来，“再平衡”一词确实道出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的中心思想：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主导的亚太战略平衡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美国要想维护其霸权地位，必须做出积极调整，主导建立能够适应21世纪国际关系深刻变化的新战略平衡。而这也正是新时期整个美国对外战略调整的中心思想。
关于美国是否已进入“衰落”的下行滑道的辩论，仍在全世界范围内激烈进行，但更多力量中心迅速崛起，在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全球经济危机重挫下，美国国际地位明显衰落已是不争的事实。
21世纪的国际关系还有一个更具根本性特质：经济全球化造成国家间前所未有的相互依赖关系，这在大国之间尤为突出。这正是当今世界多极化发展与以往历史上的多级体系的一个重大不同。这意味着，美国对国际事务主导力下降，要面对更多的竞争者，同时要与其他国家，尤其是新兴大国进行更有效的合作，以建立一种能适应新的世界，同时又能保持美国领导地位的国际体系。
因而，美国外交的战略调整的实质上是一种战略转型，且需要同时应对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要针对布什政府过度扩张所带来的“力不从心”问题，调整美国全球战略目标的轻重缓急，改变“单边主义”的行为方式；另一方面，要着眼世界变化的大趋势，加强同盟和伙伴关系，改造国际经济、政治和安全体制，维护长期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而实现上述目标的基础，也是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恢复美国经济，增强美国实力、地位。
明确将美国的战略重心转向亚太，是奥巴马政府对外战略调整中最引人注目的大举措。做出这一调整的两大理由显而易见。一是经济上的考虑，二是战略上的考虑。重振美国经济是奥巴马政府的最重大的历史使命，更是最紧迫的任务。无论是对当前还是未来的美国对外经贸关系而言，作为全球新的经济重心，亚洲都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亚洲拥有中、印等最大且最具活力的新兴经济体，不但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最主要引擎、未来全球最大的出口市场和最具吸引力的投资地，还将成为未来最大的海外投资来源。美国经济已和亚洲紧密联系在一起，其未来发展更与亚洲密不可分。
与此同时，美国把主要的战略挑战也定位在亚洲。一是，迅速崛起的中国被美视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二是，华盛顿认为亚太地区在安全上存在最多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确定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历来是美国外交和军事战略的核心要素。然而，在相当长时间内，中美之间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战略竞争。
态势的明显变化发生在2008年以来的几年间，“中国崛起”似乎忽然从模糊的概念变成令人瞠目的现实。中国的GDP连上几个台阶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中国的外交更为活跃；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债主。与此同时，中国的国防建设迅速发展引起一些国家的关切，与美国的亚洲盟国日本和菲律宾的关系因领土争端而出现紧张。
也正是在此期间，美国爆发了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并随之陷入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债务和财政赤字问题、贫富差距扩大和两位数的失业率，与政治和社会的两极分化形成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悲观情绪弥漫，民众对政府的信心空前低落，极端保守主义得以兴风作浪，政治能量放大，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抬头，中国遂成为政客和媒体最方便的攻击靶子。连续多年的大力反恐及严密防范产生明显成效，美国人对恐怖主义威胁的担心大大降低。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依照传统战略思想，把迅速崛起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但在政治上却非西方同类的中国，确定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已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在这种复杂的经济和战略双重考虑下，美国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其中心思想是在战略格局从单极转向多极的新形势下，运用所谓“巧实力”维护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但面对新格局下更加错综复杂的形势，“再平衡”的含义也是复杂的。在经济上，“再平衡”是着眼对整个亚太地区关系的加强，而中国是其中最重要的交往对象。中美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竞争在于地区的主导权，合作在于双边的互利经贸关系。美国抓TPP具有双重意义：经济上是提升对亚太地区合作水平，同时明显含有加强与中国竞争的长期大战略考虑；而在政治和军事战略上，美主要着眼对中国崛起影响力扩大的制衡，同时兼顾地区内其他目标和挑战。奥巴马政府高调宣称要全面加强美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包括强化同盟体系，建立更广泛的伙伴关系网，加大军费、人员、装备投入和军事基地及补给点建设，增加联合军事演习等各方面措施，其打造的“反拒止”战略和“海空一体”战略针对中国的意图相当明显。“再平衡”战略的军事色彩浓重，招致国内、国际众多批评。
在中国，有一种强烈的观点，认为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实质上就是对华遏制战略，是新的冷战。这种看法并不是没有根据，实际上在美国就有一些人公开鼓吹对崛起的中国进行遏制。然而，更多的人清醒地认识到，对华遏制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且不说中国的崛起是任何国家都遏制不了的。自20世纪70年代中美重新打开交往大门以来，两国关系的发展给双方都带来巨大的利益，也给亚洲实际带来众多好处。这是无人能够否认的事实。现如今，中美经济贸易上形成的深入广泛的相互依赖关系已成为两国发展的重要依托，中美之间在诸多领域中的合作已成为亚太地区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支撑。
中国崛起无疑对美国的霸权形成越来越大的挑战，中美关系的竞争面突起成为现阶段人们关注的焦点。但这并没有改变中美之间合作关系继续发展的需要。竞争与合作并存且相互交织，是21世纪中美这两个最大国家之间关系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之所在。
美国从来就相信以实力为后盾的政策。重振经济是美国保持强大实力的基础，不断加固军事优势使之成为能有效威慑对手的利剑，永远是美最倚重的法器。中国既是美需要的合作伙伴又是美要制衡的竞争对手。美对华战略就是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所谓“再平衡”，就是为应对战略格局变化而进行战略调整，而中国崛起则被作为引起格局变化最主要的变量。同时，“再平衡”作为战略转型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未来的多种不确定性是美亚太战略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再平衡”的战略调整过程将至少贯穿奥巴马全部任期，期间将因各方面形势发展变化而做修正或改变，某种互动过程也将在中美之间发生。
中美之间的未来互动朝什么方向发展存在着不确定性，这是一个重大战略问题。奥巴马说美国决不当世界老二，中国一定要实现伟大民族复兴，双方间的竞争不可避免。事实上，中美都已将对方作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但因为目前中美的实力地位并不在同一水平上，拥有巨大优势的美国仍具主导地位。鉴于普遍的看法是，中国将会一步一步缩小与美国的实力差距，美国当然不能高枕无忧。所以，当下美国的“再平衡”是未雨绸缪，真正着眼的是未来竞争。然而，对中美关系前景而言，核心的问题还不是竞争，而是未来可能更加旗鼓相当的竞争将以何种方式展开。一些美国人根据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加上20世纪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一再由竞争走向对抗的历史经验，断言中美之间最终难免要发生对抗。美国必须为此做好战略准备。更多的人则认为21世纪的大国关系已大大不同，中美两大国应该、也能够避免发生对抗的历史宿命。两国关系的前途主要取决于中美双方的战略取向、政策目标和处理分歧的方式。两国领导和决策层要避免对抗的共识、政治意志和智慧是决定性的。
2013年6月，赢得连任的奥巴马总统和中国的新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在美国西海岸的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会晤，双方就中美之间广泛议题进行深入坦诚的对话，达成重要共识。其中，引起外界极大关注的是，奥巴马总统对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做出原则上的正面回应。这是美方在未来双方关系发展理念上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美国时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在会晤之后说：此次会谈是奥巴马总统宏观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部分，也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核心。新形势下，中美两国需要尽早确认新的战略基础、巩固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方向。多尼隆表示，两国领导人同意在各个领域建立健康良好的竞争关系。他认为，避免两国关系恶化，滑向不必要的战略竞争，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从多尼隆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华盛顿对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解是，这是双方确认要为之努力的“战略方向”，现阶段主要任务是建立“健康的竞争关系”，核心问题是“避免滑向不必要的战略竞争”。由此可见，双方对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共识，主要是在管控两国间明显加重的竞争关系上。而未来中美之间最需要管控的竞争是在亚太地区。所以，中美两国探索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过程必将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发生微妙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