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课题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辽、金、元三朝，北方汉人上层的民族心理在少数民族执掌国家核心权力的近五百年时期，有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在此过程中，辽国一度将其势力扩展到黄河流域；金国则在灭亡北宋之后，对南宋政权穷追不舍，海陵王时期，更希图用战争手段统一中国；而蒙古人最终主导了国家新的统一，但是统一之后，维系统一的时间却较为短暂。如果站在统一国家所需要的共同社会心理形成过程的角度来分析此时期北方汉人上层的民族心理，非常有利于对此时期历史的整体的研究，对解决今日中国的民族问题，也有历史的借鉴价值。
之所以以北方汉人上层的民族心理为研究视角，是因为在王朝更替时期，“人心之所以为楚为汉者，皆倚之以为重”
，尤其是其中一些很有影响力的官僚、宗教领袖和士人，他们在历史关键时期的心态和选择，常常对社会有巨大的引领作用，因为在农业社会，集体无意识的盲目跟风心态很有市场。且在少数民族主导建立的王朝中，能够和少数民族的皇帝和各级掌权人物有实质性的接触机会的，正是这些以官僚、宗教领袖和士人身份出面的汉人上层人物，他们的感受，虽说不能代表所有汉人的感受，但还是有很大的代表性，“许多中国人，特别是上层人士，从外族入侵中，深深感受到个人的痛苦”，无数个个体共同的痛苦，也就是该族群的痛苦。
而我们对该时期该群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还很不够，导致我们对该段历史的研究，深度还是不够。个中缘由，固然有史料缺乏方面的因素，但和史学界的投入少也有关系，其实，如果我们投入的人力和精力再多一些，理论和方法的运用再合理一些，对史料的解读再深刻一些，通过对该群体的代表人物，包括官僚、文人抑或二者兼备的人的行为、语言及其留下的作品进行深度分析，可以考察其“外显现象背后的‘欲望’的复杂、矛盾状态”，也即其民族心理及其他社会心理。
有鉴于此，我们拟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尝试运用心理史学的相关理论及方法，并结合年鉴学派的时段理论以及史学研究的其他理论和方法，对此阶段北方汉人上层的民族心理，作一番尝试性的研究，期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尝试，对本时段历史研究的深度和整体研究，起到一些引领作用。
二 概念的界定
由于该时期处于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因此对于汉人概念的界定，要复杂得多，不得不进行长时段的线索的梳理。
（一）汉民族形成史的简要考察
吕振羽先生在《中国民族简史》中说：“华族自前汉的武帝、宣帝之后，便开始叫汉族”，他说的华族是汉族的前身——华夏族；吕思勉先生在《先秦史》中说：“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后。”朱绍侯先生则认为“汉族作为一个民族的称谓，是由‘汉国’而来的”；许倬云先生认为“汉人的名称从汉朝而来”。以上四说虽有些时间差异，但他们都认为汉族之名源于刘邦创立的汉国或汉朝。费孝通先生则指出：“民族的得名必须先有民族实体的存在，并不是得了名才成为一个民族实体的。”据此规律，他认定汉族形成于秦汉时代。但是，关于汉人这一称呼的广泛流行，费孝通先生认为在秦汉以后，“有人说：汉人成为族称起于南北朝初期，可能是符合事实的，因为魏晋之后正是北方诸族纷纷入主中原的十六国分裂时期，也正是汉人和非汉诸族接触和混杂的时候。汉人这个名称也成了当时流行的指中原原有居民的称呼了”。因为“民族名称的一般规律是从‘他称’转为‘自称’”，笔者认为此观点可以略作补充，民族名称的一般规律就像人的姓名一样，先有“自称”，然后先在自我圈内获得认可并开始流行，随后在自我圈外获得认可并扩大流行的范围，最终为圈内外广泛认可。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是北方汉人和非汉人接触非常频繁的时期，汉人这一称呼，在从“自称”转为广泛的“他称”的过程中，又不断强化了汉人的自我族群认同意识。
今天的汉族，历史上称作“汉儿”或“汉人”。汉人的前身是三代的华夏族群，而华夏族群的产生要追溯到远古文化时期，族群出现之后，相互之间以各种方式进行交流和融合，逐渐产生共同的文化。
秦统一之后，南凿灵渠伐百越，北修长城御匈奴，虽然是南北殊途，但是民族融合的步伐，南北方都在加快。两汉时期，华夏族群与南方、东南方、西南方的族群融合，形成了更大规模的共同体，也即今人所说的汉族。汉族已不再是一个族群，而是演变为一个民族，发生了质的变化。
说秦汉时的汉族已是一个民族，其理论依据是当代学者普遍认同的民族定义，“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共同体，有它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虽然在各个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共同体中，其规模、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有着巨大的差别，但它们都具有最一般的共同特征，即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生活方式和共同的民族意识、民族情感的人们共同体。而共同的民族意识、民族情感，则是最主要的特征，缺此，便不称其为民族了”。
春秋时，中原齐、鲁、晋三国与西部的秦国、南方的楚国，在语言上已经基本趋同，但与吴、越地区的语言差异还很大，所以当时的典籍中有许多关于器物与事物的对译记载，而散居于各诸侯国之间的戎狄，与华夏族群的语言差异，更为明显，《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晋南戎人首领驹支云：“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语言不达。”文化之间的差异，非常显著。
秦统一以后，统一了文字，便利了交流。各地皆由朝廷直接设官治理，汉语成了朝廷治理地方的通用语言，发布行政命令、举办教育以及诉讼断案，皆使用统一的文字和统一的语言。两汉时期，解释文字的书籍《尔雅》和《说文解字》，也由朝廷颁布通行，打破了方言对汉语传播的限制，为汉字及汉语的发展及传播建立了理论体系，更有利于民族共同体内部的文化交流及全面发展。
共同的农耕经济生产方式，导致汉族人逐渐形成共同的意识形态，重血缘、地缘，重礼尚往来，婚、丧、嫁、娶皆有表示情感的比较复杂的礼仪方式，政治上崇尚德治辅以法治，法律中也渗透着浓厚的人情色彩。
而共同的民族意识也在与周边民族的交往中逐渐形成。其含义包括与外族的交往（包括冲突）中逐渐形成的文化观念体系，而同族自我认同意识是民族形成的最重要的标志。梁启超先生曾经对此做过形象的解释，“谓对他而自觉为我。‘彼，日本人；我，中国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秦汉疆域内的人民都认同为“中国人”，形成了诸夏亲昵的同胞关系准则，遇荒则互相救恤，遇侵则合力共击；对外族，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民族心理提防并予以抵抗，但对已经接受汉族礼乐文化的周边民族，又以“夷狄入于中国则中国之”的开阔胸怀予以接纳。
由此看来，汉族在秦汉时已是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生活方式和共同民族意识的共同体。但是，秦汉时汉族虽已形成，但在习惯上还是称“中国人”。魏晋南北朝时，“五胡”进入中原，也自认是“中国人”，但是由于胡汉之间的文化差异还很大，于是“汉人”和“胡人”的族群区分很明显，《北齐书·高德政传》记载：“高德政常言宜用汉，除鲜卑，此即合死。”以“汉人”对“胡人”中的鲜卑人，显见族群界限还很分明。汉人成为族称，则起源于南北朝时期。
（二）概念的界定
20世纪50年代，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研究，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史问题的研究热潮，提出了许多民族关系史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成为1949年以来大陆学术史上最引人注目的课题之一。20世纪50年代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起源于苏联学者格叶菲莫夫于1952年在列宁格勒国立日丹诺夫大学举行的科学会议上的报告，格氏曾于1952年访问过中国，报告中的一些观点，曾经和中国许多历史学家在座谈会上讨论过。格氏认为根据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民族只是处于部族阶段。针对该文的观点，范文澜先生发表了《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期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提出了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的观点，明显背离了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引发了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大讨论。受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双重影响，在该讨论中，范文澜一方的观点，处于明显的劣势。囿于斯大林民族定义概念的框框，在意识形态严重扭曲学术研究的时代，和范文澜一方的观点比较起来，许多学者的观点只能是注释学。
改革开放之后，范文澜先生的观点方得到普遍认可，并逐渐引发了更为全面也更为深入的汉民族历史研究热潮，包括对汉民族起源、发展过程、族称、文化、语言等众多方面课题的探讨。其标志性成果是徐杰舜主编的《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及《汉民族发展史》二书。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逐渐解放，学界“开始对斯大林定义进行修正、批判直至抛弃，试着给民族做出新的定义，提出各种各样的看法”。但是，直到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对民族定义所做出的新解释，才为国内学界和政界广泛接受，其定义如下：“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民族定义，概括吸收了不同历史时期民族定义研究的学术成果，是学术智慧的结晶，使民族定义的研究，暂时告一段落。
但是，民族定义虽然达成共识，但对有悠久历史且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汉民族历史的研究，还是显得薄弱。在许多国人的意识中，一提民族研究，几乎等于搞少数民族问题研究。汉民族为什么会形成如此大的一个民族，牵涉的问题很多，研究意义也很大，其中适合当今中国民族国情且能被上下层均认可的研究成果，能为我们的民族政策调整提供正确的理论支撑，因此，这方面课题的研究，还需要许多学者，投入大量精力进行非常深入的研究。
由于本课题的时间段正好处于辽、宋、夏、金、元时期的民族大融合时期，而该时期汉人的外延又处于不断的变化中，所以概念的界定，颇为复杂。在作了长时期的思考后，决定采用文化标准和族群识别相结合的方法。从文化角度分析，界定汉人的标准，基本上遵循牟复礼、许倬云和马戎等先生的理论，“对于汉人来说，这个词本身指的是整个汉文化共同体或汉民族共同体”; “汉人不是一个族群的意义，而是一种文化群的意义”; “构成汉人最重要的基础，并不是体质特征和血缘基因的同源，而是文化层面的同化”。因此，本课题也将辽、金时期的渤海人上层，列为研究对象。同时，还要密切注意该时期族群的识别意识还是比较明晰的，从后唐明宗、金世宗、忽必烈、耶律楚材等的系列言行均可看出。只有通过这种双重角度的分析，方能对课题有深入和全面的研究。
辽以及和辽并存的五代和北宋时期，汉人的范围，除了长城一线以南的传统汉人生活区的汉人外，还包括辽末已经汉化的渤海人。金朝时期则包括金世宗常说的“燕人”和“南人”，元朝时期则包括金代的汉人和已经汉化的契丹人、女真人，以及其他数量较少且同样已经汉化的少数民族。
辽国国号经历过多次的变革，为了叙述的方便，也为了不引起读者的误解，作为国家政权解释时，一律称呼为“辽”，作为民族解释时，一律称呼为契丹族。元代历史包括大蒙古国和元朝两个阶段的历史。
本课题所界定的北方，主要包括今天的京、津、冀、鲁、豫、晋等省市的全部以及陕、苏、皖三省的秦岭、淮河一线以北的广大地区。这种划分应该接近萧启庆先生研究该段历史时期的南、北方历史分界线，也接近竺沙雅章教授的南流、北流历史分界线。
汉人上层则包括其所涵盖的所有阶层，课题中则视历史环境和语境的需要，分别使用汉人地主、汉人臣僚、汉人儒士（文人）、汉军将领等称呼，称呼虽有不同，但没有概念上的差异。当然，汉人上层作为一政治群体，并非一固定的社会阶层，既有在王朝鼎革时期“大洗牌、大组合”的必然性变动，也有基于偶然性因素的变动。因此，在研究过程中，既要有静态的分析，又要有动态的探讨。
民族心理则仅限于在少数民族掌握政权核心部分的背景下，基于此所产生的一种始终在制造、变动但又处于相对稳定状态的精神流动体。
三 心理学理论的选择与应用
心理学理论的恰当使用，同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难题，既不能空泛地议论，又不能作无端的猜测，水乳交融的分析境界，方是严谨的研究者追求的目标。在经过无数次的苦苦思索及听取王曾瑜、程民生、王善军等本时段研究大家的建议后，决定采用民族心理学、情绪心理学、精神分析心理学、行为主义心理学、称谓社会学等心理学理论作为研究中使用较多的理论和研究方法。
长时段因素指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过程而逐渐形成且有相对稳定性的并为后代逐渐传承的影响汉人上层民族心理变化的深层次因素，也即我们在本课题中对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理论的运用，该理论将和群体心理学的集体无意识理论结合起来，用于分析辽朝建国以前，在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向华北乃至中原地区扩张，取代中原地区汉民族政权的过程中，利用汉人上层（包括其前身华夏族）势力的悠久历史及其所起到的作用，诚如马戎教授所言：“民族集团之间历史上关系的影响，或称为历史因素。民族间过去是否长期融洽或争战，历史上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人员的交往方面是什么情况，会影响现今的民族关系。”而集体无意识理论复将与传播心理学结合起来，研究元代谣言、谶纬所反映的民族心理的复杂与变动。
辽金元三朝，作为掌握国家核心权力的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统治阶层，对汉人的族群意识方面都存在程度不同、时间长短不同的偏见和歧视，美国社会学家戈登（Milton Goron）在分析种族—族群关系时将其作为两个变量提出，他认为“偏见主要表现于人们的意识层次，歧视则表现于人们对待其他族群成员的行为当中，特别是表现在掌权族群所制定的歧视其他一切族群的法律和规定之中”，笔者将该理论和年鉴学派的时段理论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认为这是短时段因素中影响汉人上层民族心理变化的非常重要的消极性因素。在分析金世宗的“燕人诡随”评价问题时，也将使用该理论分析其动机，“金朝作为女真族建立的政权，民族政策中的歧视、压迫色彩势所难免，但在历代皇帝中像金世宗那样把对本民族以外的民族的猜忌、防范乃至仇视赤裸裸的形之于言表尚不多见”，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保持本族群对资源的垄断。
而在分析辽代卢文进、张希崇、张砺、李
等汉人上层来到辽国后又南逃的问题时，将使用情绪心理学的“分别焦虑”理论，农耕民族安土重迁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更会加重这种分别焦虑行为。在分析韩德让等特殊汉人上层的民族心理时，将借鉴民族社会学的相关理论，该理论认为“在有些特殊场景下，某些个人虽然没有血缘因素，但有可能通过一段时期的共同生活和共同患难，而被另一个族群的成员在感情上接纳为‘自己人’”。
汉语的含义，非常丰富，而史料中“春秋笔法”掩盖的“微言大义”，非常需要对一些词语、句子，进行语意学、语境学的分析；而一些称谓，比如辽国境内的汉人常被契丹人骂作“十里鼻”，后来演变为“鼻头”, “女真、契丹、奚皆同朝，只汉儿不好。北人指曰汉儿，南人却骂作番人”，金朝初期女真贵族骂北宋降官为“痴南虏”，蒙元时代史天泽等汉人上层一再强调自己“臣汉人，生死无足畏”，这些称谓，都可以用称谓社会学理论去进行深度分析，剖析其中隐藏的民族心理。
当然，心理史学的理论，本身即有其固有缺陷，“存在于思想中的‘族群偏见’是很难进行量化测定与分析的”。
文中有时候用心态一词，从内涵上说，与心理无异，只是为了顺应读者的阅读习惯。
从心理学上说，心理又分为积极心理、中性心理、消极心理三种。文中所用焦虑、沮丧、压抑、恼怒、屈辱、抱怨、痛苦、悲观、失望、绝望、冷漠、气愤、被歧视、失落感等均表示消极心理。谨慎、怀疑、矛盾、忍耐、镇静、平静、淡泊、心如止水、心平气和等词均指中性心理。自信、勇敢、坚强、乐观、上进、高兴、激动、兴奋等词语均表示积极心理。
由于本课题主要探讨在少数民族掌握国家核心权力的背景下汉人上层的民族心理，因此，消极心理用词较多。
四 学术史的回顾
（一）心理史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历程及在中国史学界的传播
心理史学（又称心态史学），是西方史学跨学科研究中的重要支流，其心理学理论研究支撑主要包括精神分析心理学、行为主义心理学及认知心理学等。
一般认为，心理史学始于精神分析学说对历史学研究的初步运用，其创始者为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一书中，用精神分析理论研究人类的史前史，但是其研究结论后人非议甚多，“以致在《大英百科全书》有关图腾制的条目中竟连弗洛伊德的名字都没有提到”。弗洛伊德又用精神分析理论分析达·芬奇的童年生活，但是，该书同样经不起历史学学科理论和实践的检验。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弗洛伊德“片面强调人物的心理因素，而不考虑客观环境的影响，表现了严重的心理因素决定论的错误”，但是，弗洛伊德“引导人们注意到潜藏在历史人物的表面现象背后的无意识领域及其作用，对于现代史学的发展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贡献”。弗洛伊德在心理史学研究领域的直接继承人是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H. Erikson），他的《青年路德》一书被视为西方心理史学人物传记的范例，但是，埃里克森仍然没有摆脱弗洛伊德在心理史学研究领域的错误，其具体表现为用心理学理论模式硬套于历史研究以及主观臆断重要的历史事实。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心理史学开始登上学术舞台，其代表作有托马斯·科胡特的《德国的影像——对德皇威廉二世的研究》，在这篇50页的传记作品中，相关心理学理论的解释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用大量的史料证据来说明传主的行为，从而摆脱了此前心理史学著作的通病。
在非精神分析的心理史学研究领域，哈维·阿谢尔运用社会学习论、集团压力理论和服从权威的理论，分析希特勒及德国纳粹党的统治，其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都有其很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这种研究尝试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少。
从1968年开始，年鉴学派也开始了对心理史学的研究热潮，克服了此前年鉴学派研究著作中见物不见人的缺陷。其代表作有忙德鲁（Robert Mandron）的《17世纪的法国法官与男巫——历史心理学分析》以及布洛克的《国王神迹》等书。
目前，心理史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在欧美史学界方兴未艾。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一些学者也开始尝试运用该研究方法，但是，从宽泛意义上属于研究辽代以前北方汉人上层民族心理，其中高水准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王明珂在《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第七章探讨了汉人的形成以及汉代中国人的边疆异族意象，研究的角度和视野都很有新意、很有启发性。陈寅恪先生在分析南北朝时期一些北方汉人上层拒绝南逃而是留下来和少数民族政权合作的现象时说道：“绝不能忽视北方不能走或不愿走的人们屯聚堡坞的作用，屯聚与人口的大流动对历史产生的影响是难分轻重的。”这个观点很有见地。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中，有关隋唐时期种族与文化关系的界定、胡化与汉化的实质问题的高标卓识，对分析辽、金、元时期北方汉人上层民族心理的变化，启迪作用更大。
日本学者谷川道雄对此类问题的分析更为全面、深刻，在《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一书的第三编和第四编，他从士大夫伦理与共同体及其国家的关系、六朝名望家统治的构想两个角度分析了北方汉人上层的心理，如在分析名望家平时的乐善好施行为时指出：灾荒时或战乱时期的救济行为，会在乡人心目中产生强烈的谢恩之心，“致使救济者和被救济者之间形成精神的结合关系，一旦有事，就会发挥巨大效力”，面对寇难，他们自然会成为自卫的中心，领导宗族乡党避战自保，调停内部的纠纷，避战之余，如有条件的话，还要组织生产，处理和其他宗族乃至所在地区各种政权间的复杂关系，如果处理得好的话，自然会在接受这种领导的宗族、乡党中树立崇高的威望。
（二）有关辽金元时期北方汉人上层民族心理的研究状况
1．辽代
关于辽代汉人上层历史的研究，成果较多，但集中探讨汉人上层民族心理的成果则较少。刘浦江教授在《说汉人——辽金时代民族融合的一个侧面》一文中有相关方面的分析，他认为燕人政治态度的灵活多变，除了受政治环境因素影响之外，还和他们民族意识的淡薄大有关系。而王德忠教授对此时期“华夷”格局、“华夷”观念变化的分析，非常有助于分析辽代乃至金朝和元朝时期北方汉人上层民族心理变化的背景，“由于石敬瑭以晋代唐，对辽朝具有臣子和儿皇帝的双重身份，更由于辽太宗在灭亡后晋后，改其国号为辽，实际上是宣布了作为中原王朝象征的后晋灭亡，使历史上向来是周边民族或政权向中原王朝称藩纳贡的体制被彻底粉碎，这是‘华夷’格局发生颠覆的标志。辽太宗此举的意义在于宣布他不仅是契丹族的皇帝，而且是全中国的皇帝，按照会同年号的字面的理解，其中蕴含的政治意义昭然若揭。更为严重的是，这一事件给接下来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王朝的关系带来一系列影响，对‘华夷’格局、‘华夷’观念造成的冲击更加深刻”。
王明荪先生发表了《略论辽代的汉人集团》一文，作者从辽的两元政治及汉人之来源、辽统治下汉人之待遇及地位以及辽代各朝汉人地位之升降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孟古托力从辽人“汉契一体”的中华观念出发，认为辽朝汉人儒士刘辉反驳欧阳修所编五代史把辽朝史附于四夷且主张辽国应该对等报复的做法是“以正统自信之心理的强烈反映”。萧启庆先生在《汉人世家与边族政权——以辽朝燕京五大家族为中心》一文中对玉田韩氏、安次韩氏、卢龙赵氏、昌平刘氏、医巫闾马氏五大汉人家族在辽代的仕宦情况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其观点对本课题的研究颇有启发性，即“自唐季、五代下迄金朝，燕京地区统治民族变化甚大，但是汉人精英阶层持续性甚强”, “这种在不同时代中都能够延续其崇高政治地位的世家大族在近世汉族王朝时代甚为罕见”。李锡厚先生发表了《试论玉田韩氏家族的历史地位》一文，该文虽然没有分析玉田韩氏系列人物的民族心理，但是该文对玉田韩氏的历史地位的定位有助于分析玉田韩氏的民族心理。李锡厚先生既不同意韩氏掌权标志着汉人上层势力大为增长的观点，也不赞同韩氏家族已经契丹化了的观点，认为他们“既不同于契丹世袭贵族，也不同于一般的汉臣，他们的特殊身份，使他们成为辽代各种政治力量都可以接受的人物”。王德朋认为“辽代汉族士人的心态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演变过程。最初，他们或隐或逃，拒绝与新生的辽朝政权合作。但是，周边汉族政权尤其是宋政权的接连失败，破灭了他们的光复之梦。与此相反，新兴的辽朝政权却显得生机勃勃，他们还以种种怀柔手段相笼络，积极为汉族士人施展政治抱负提供舞台，千方百计争取汉族士人的合作。最后，汉族士人终于和契丹贵族走到一起，共同成为辽朝统治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南教授从五代宋初“胡汉”语境消解过程的角度，探讨当时人对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心理和解释角度，其中对石敬瑭等人的心理分析，颇为到位。刘达科以辽朝汉族文人政治态度为切入点考察其民族心理，认为“辽朝汉族文人政治态度在前期呈离心趋势，至中期则表现为向心趋势，辽亡前后则以灵活性、变通性为主要特征，而民族关系的变动是影响汉族文人心态的最基本的因素”。王善军教授在《世家大族与辽代社会》一书的第三章和第四章探讨了渤海世家大族和以韩、刘、马、赵为代表的汉人世家大族的由来及仕宦情况，又在该书的其他几章分析了他们的经济势力、政治地位、教育与文化成就、社会生活、社会地位的维护与衰败及历史地位等，可谓全面性的考察。
2．金代
黄宽重先生在《南宋时代抗金的义军》一书中，以抗金义军为切入点，从经济、民族、政治、社会四大要素分析了义军抗金的背景，然后分三个阶段分析义军的活动，分别是高宗时期，高、孝宗年间，宁宗和理宗时期，对抗金义军的深度分析，有助于了解汉人上层起到的作用和其当时的民族心理。有关金代士人民族心理的研究，成果较多：围绕金初由宋降金的著名文人蔡松年的民族心理的研究，胡传志认为蔡氏虽然历代仕宋，但蔡松年并没有得到宋帝太多的皇恩，因此，他对已亡的北宋和尚存的南宋，都没有多少眷恋之情。刘锋焘则认为蔡松年自幼生长于饱经儒家文化浸染的诗书之家，长期受“夷夏之辨”正统观念的影响，无论如何接受不了仕金的现实。其民族心理的变化经历了由矛盾到释然的痛苦过程，也是金朝初年汉族士人民族心理变化的共同反映。王德朋在《金代汉族士人研究》一书中探讨了金代汉族士人的来源、政治地位、金末抗蒙战争中的表现、儒家品格与金代文化建设、社会生活。牛海蓉在《元初宋金遗民词人研究》一书中探讨了南宋和金遗民词人民族心理的差异及原因。李秀莲在《试论金初宰相韩企先与隐者政治》一文中，以韩企先为例，分析“燕人”的“诡随”心理，她认为“‘诡随’并非贬损燕人，实则是认识到了燕人在特殊政治环境中识时务灵活务实的共同性格”。赵永春在《金人的中国观》一文中，分析了王若虚、元好问等汉人儒士的中国观，他认为王若虚、元好问等虽然有极力为金国争取正统的言论，但并不主张把和金国同时存在的南宋排除在中国之外，反映了他们较为平等的民族意识。
3．元代
民国时期的屠寄先生，在其著作《蒙兀儿史记》中指出，在一些汉人世侯列传后面所作的评论中，对他们的评价非常中肯，比如他评论史天泽“然身长中书，谦虚仅以通事自认，用心亦良苦矣”，一语道出了像史天泽这样的汉人世侯，在蒙古族权贵执掌大权情况下的苦态和窘态。台湾学者孙克宽先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表了三篇有关汉人世侯问题的通论性文章，包括《蒙古帝国初期汉军的建制》《汉军的分析》和《元代汉军人物表》，在他的文章中，从民族气节的角度对张柔、史天泽等汉人世侯大加谴责，相反，他却认为正史中对武仙和李璮的评价很不公允。现在看来，作者考虑问题的思路仍值得借鉴，但其观点尚待商榷。么书仪教授于1993年出版了《元代文人心态》一书，该书首先探讨了元代文人心理形成的背景及元代文人思想意识的传统构成、危机，然后探讨了其社会道德及历史责任感的实现，接下来分别以用世、弃世、玩世三种心理进行分析，最后分析了他们寻找新的精神归宿的过程及心理的变异。应该说该书是一部较高水准的学术专著，但由于作者的学术背景主要是古代文学，对此段历史缺乏深度的了解，而对心理史学的理论显得缺乏认识，所以对元代文人共同心理的分析，缺乏深度。该书的有些史实表述也不准确，而且么著的研究对象，仅限于元代文人群体，不能完全反映元代汉人，特别是北方汉人上层的整体民族心理。《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一书从第四章到第九章是关于蒙元的历史部分，牟复礼先生所写的第九章“蒙古统治下的中国社会（1215—1368）”，在分析社会心理因素及社会精英的作用以及元杂剧在元代社会史中的意义几个方面时，都谈到了元代汉人上层不同时期的民族心理问题，他特别指出“在阅读当时人的感想时必须格外谨慎，要加以分析”；丁国祥以元好问为个案，分析了其晚年心理演变的原因和历程；左东岭先生在《元代文人心态的认知与考证》一文中指出：“许多学者都曾指出，从现存的元代历史文献中，当时的士人对元蒙朝廷似乎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怨恨与对抗，并认为这主要得益于元蒙时期政治环境的宽松与对文人的宽容甚至优待。这种观点当然是言之有据的，因为凡是阅读过一些元代文人别集的，的确很难找到对元蒙朝廷的对抗与揭露，即使有一些不满与怨气，也大都针对具体的人和事而不是针对朝廷。在留下的诸多元代文人所书写的文献中，甚至处处流露出对元蒙朝廷的歌颂与感戴”，但是，“作为历史研究的最基本证据的文献记载，其阐释的原则取决于文献生成的语境。元代正是一个以武力征服为特色的王朝，文人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他们在面对以蒙古贵族为主体的朝廷时，必须讲究言说的方式，这应该是当时士人都心知肚明的”。因此，“研究元代文人心理，不仅仅需要官方文献与史书记载，更需要野史笔记与诗文作品，尤其是那些直接表达文人心声的诗歌作品，从那里边透露折射出的往往才是他们的真实想法与感受”, “在解读元代文献时，不能指望文人们具有激情澎湃的明确表达，而应该仔细寻绎潜藏于诗文底层的情感潜流。而要找出这种情感的潜流，掌握阅读这些文献的有效方式是至关重要的”，左东岭先生的观点，对于我们如何解读元代的史料，了解元代北方汉人上层的真实民族心理，很有启发性。左东岭又从种族观念角度探讨了元明之际的汉族文人的民族心理，认为“元明之际文人的旁观者心理是一种普遍心理，它是由于民族隔阂所带来的政治边缘化的历史状况而导致的，并由此构成了三种主要表现形态：政治参与热情和政治责任感的淡漠、政治与道德的分离、生活态度的闲散与个性的自我放任。由于元末政治的动荡，还带来了与旁观者心理相关的士人气节问题”。李治安先生则从华夷正统观念的角度，探讨金朝灭亡之后，汉人士人的民族心理调适问题，很有见地，他指出“刚刚完成的华夷观念调适，因蒙古取代金朝在中原的统治而很快变为历史陈迹，中原士人及百姓被迫面临蒙古入主中原所带来的华夷正统观念的新困惑，进而需要进行新一轮的调适”。
五 研究中遇到的难题及对策
心理（心态）史学本身就有其不可捉摸的地方，再加上研究者本身研究水准的限制，导致该课题的研究难度颇大（在研究过程中常常能体会到这一点），也许会让对研究者期望度颇高的学界前辈和同辈们失望。
研究中遇到的最大难题是理论的理解和合理运用，该问题前面已经谈及，不再赘述。其次则是史料问题，梁启超先生说过：“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后来讹传为二十四史是帝王将相的历史，这种批评自有其道理。但正由于“二十四史大多从都市和官僚机构的角度出发来记录人物、事件和结构”，所以研究这段时期北方汉人的民族心理，貌似史料应该比较充足，可事实却让研究者大跌眼镜。辽代的相关史料，最为缺乏。元朝人苏天爵就曾经谈到此问题，“辽人之书，有耶律俨《实录》，故中书耶律楚材所藏，天历间进入奎章阁；次则僧行均所撰《龙龛手境》，其他文集、小说，亡者多矣”；赵翼认为，“辽史太简略，盖契丹之俗，记载本少”; 王曾瑜先生坦言：“治辽史犹如治先秦史，有时没有实证，只能是猜谜式的研究。”在此史料背景下，研究辽代汉人上层的民族心理，对于研究者而言，诚如王曾瑜先生所论，推理式的猜论有时候也是迫不得已的一种方法。
金朝相关史料较之辽朝要多，但是史料缺乏的问题，仍然不少。苏天爵说道：“金诸臣三品以上，方许立传，然多无事业，所书不过历官岁月而已。四品以下当载者多，而史却不载。……若夫将相大臣卒于太宗、熙宗、卫王之时者，虽历官岁月，今亦无所考矣。”元好问的《中州集》倒是研究本书的很重要的参考书，但是尚多疏略。叶隆礼、宇文懋昭所编写的辽、金国志，“其说多得于传闻。盖辽末金初稗官小说中间失实甚多，至如建元改号、传次征伐，及将相名字，往往杜撰，绝不可信，如张师颜《南迁录》尤为纰缪”。金国儒士蔡
、郑子聃、翟永固、赵可、王庭筠、赵沨“皆有文集行世，兵后往往不存”，赵秉文的文集倒是流传下来，由于是元朝初期的刻本，所以对于大蒙古国时期的历史，颇“多回护”。
元朝的史料，属于大蒙古国阶段的相关史料较少，又由于元朝是鸦片战争以前真正具有世界史意义上的王朝，域外史料的了解是必需的，又由于研究者不懂蒙古语，更别说其他稀有语种，虽然有些史料有汉文的翻译本，但是，心理史学非常需要语境的分析和体验。
尽管史料方面，困难较多，但课题组尽其所能，把能够收集到的史料，尽可能做到不遗漏，而对传统史料，则尽可能再细细揣摩，体味其所蕴含的含义。当然，本书只能就学术界对该方面问题未曾研究或研究较薄弱的地方进行探讨，已经有所研究且成果颇丰的地方，不再做重复性的研究。
六 章节安排的说明
本课题正文部分拟分五章进行分析。
第一章是五代时期中原王朝诸政权汉人上层与契丹贵族民族心理的互动研究。共分两节，第一节为传统汉人王朝时期，也即后梁和后周时期；第二节为沙陀三王朝时期，也即后唐、后晋和后汉时期。
第二章是对辽代汉人上层民族心理的研究。分为两节，第一节为汉人上层的来源及契丹贵族对他们的心理抚慰，主要探讨汉人上层的主要来源，以及以阿保机为代表的契丹贵族，对来到异域文化环境中的汉人所采取的心理安慰措施，以及这些措施所导致的汉人上层民族心理的变化；第二节为辽朝初、中期汉人上层的民族心理，主要探讨影响汉人上层民族心理变化的长时段因素和短时段因素，其中短时段因素又分为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两种，这种分析方法，也将在分析金代和元代汉人上层民族心理变化的背景中使用。还将分析玉田韩氏等世家大族在辽代多民族国家中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民族心理，以及辽代汉人上层对南方汉人政权的民族心理。
第三章则集中探讨五代、辽、金时期“燕人”和渤海人上层的民族心理。分为三节。第一节为幽、云地区的地理态势和历史文化生态；第二节为“燕人”名称的由来和演变；第三节为辽、宋、金之交“燕人”和渤海人上层的民族心理，也是本章份量最重的一节。之所以把幽云地区的“燕人”上层作为一个独立的单元来考察，是因为在做课题的过程中，发现从晚唐、五代开始，“燕人”这一称呼频繁地出现，而到金朝，汉人则被分成了“燕人”和“南人”两部分，如果在几个章节中都分析“燕人”上层的民族心理，势必显得支离破碎，不成系统，也难以让阅读者了解其全貌。
第四章分析金代汉人上层的民族心理。分为四节，第一节重点分析影响金代汉人上层民族心理变化的短时段因素；第二节分析汉儿和“南人”臣僚之间的斗争及其反映的民族心理变化；第三节是分析原宋境内汉人上层的民族心理，以及抗金义军领袖和伪楚、伪齐政权主要领导人的民族心理；第四节探讨金世宗关于“燕人”上层“诡随”心理评价形成的背景和过程，并对金世宗的该“至理名言”进行评价；第五节分析金代汉人上层中存在的隐逸、愤世嫉俗和玩世不恭的心理。
第五章探讨元代汉人上层的民族心理。分为四节，第一节分析金末元初王朝鼎革之际，北方汉人上层的复杂民族心理；第二节为正统心理的若干角度分析，从北方汉人对元代统一的评价以及“德运”“国号”修史何为正统等角度进行分析；第三节为谣言、谶纬与元代北方汉人上层的民族心理，从谣言、谶纬的特有视角，分析汉人臣僚和阿合马等色目官僚之间矛盾的演变，以及在至元三年（1337）童男、童女“速配风波”中，谣言充当的作用，此外还要分析谶语和谣言在元末政权鼎革之际起到的特殊作用；第四节分析北方汉人上层的“夷夏观”，首先分析元代以前“夷夏观”的内容和演变，然后分析北方汉人上层“夷夏观”形成的背景，接下来从科举的视角，分析元代北方汉人上层在“夷夏观”领域面临的制度性伤害，最后分析北方汉人上层“夷夏观”上痛苦的诸多表现。
最后为结语部分，对整个课题的观点作总结性分析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