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王安石创作中彰显的佛禅精神

任何宗教都有自己的核心思想，并用这一核心思想发展自我的哲学体系，指导生活实践，解释世间存在的现象及性质，从而达到自身解脱的终极目标。佛教的核心思想是随着其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早期佛教在印度有“中道”“中观”“唯识”等思想。中国佛教思想主要是以融会般若“性空论”为特色的“心性学”说。强调人人皆有佛性、众生平等的佛教观。魏晋南北朝时期，康僧会的“明心说”；东晋时，道安的“宅心本无”；慧远的“反本求宗”；支道林的“游心禅苑”都有抬高“心性”在解脱中的作用。支遁的“即色游玄论”更进一步把禅法引向般若学的妄念绝虑、无心逍遥。僧肇、僧叡等人更是把般若空观与涅槃佛性结合起来理解，使反本求宗、依持心性的佛性获得解脱逐渐成为中国佛教的基本理论。竺道生的“无我本无生死中我，非不有佛性我也”直接影响六祖慧能的佛禅思想，使他倡导的“众生皆有佛性，顿悟即得成佛”的佛性论思想以它特有的魅力而盛行于中土，成为中国佛教中最深入人心的思想之一。

洪修平认为，“佛教禅宗派的理论精神也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心性’论建立起来的。无论是天台宗的‘性具’，还是华严宗的‘性起’，无论是唯识宗的‘五种性’，还是禅宗的‘识心见性’‘见性成佛’；心性论，始终是各个宗派学说的重点。”到了宋代，禅风鼎盛，儒释道的紧密结合，对佛禅本身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与其他宗教相比，佛禅的显著特征，就是承认人自身的伟大，“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种理论不但富有思深义密，情理交融，老庄化了的玄奥思辨，而且简单明了，易懂易记，雅俗共赏。“佛禅从人本身去寻求真知，既没有中国本土道教的出世观，也没有西方宗教的原罪说。”正是这种“见性成佛”的思想，才使佛教在宋代广为传承。同时佛教精神不是简单的佛教教义，而是佛教信仰者身上所反映出来的处世态度，这种处世态度对于宋代诗人影响很大，尤其是诗歌创作，处处离不开禅。宋代诗人吴可对时下禅诗的交融就有形象的描写：“学诗浑似学参禅，竹榻蒲团不计年。直待自家都了得，等闲拈出便超然。学诗浑似学参禅，头上安头不足传。跳出少陵窠臼外，丈夫志气本冲天。学诗浑似学参禅，自古圆成有几联？春草池塘一句子，惊天动地至今传。”周裕锴《中国佛禅与诗歌》认为：“诗和禅在价值取向、情感特征、思维方式和语言表现等各方面有着极微妙的联系，并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即“价值取向之非功利性”、“思维方式之非分析性”“语言表达之非逻辑性”及“情感特征表现主观心性”等。胡晓明《中国诗学之精神》认为“诗禅沟通之实质，一言以蔽之曰：将经验世界转化而为心灵世界”。袁行霈《诗与禅》一文指出：“诗和禅都需敏锐的内心体验，都重视启示和象喻，都追求言外之意，这使它们有了相沟通的可能”。孙昌武《诗与禅》认为：“佛禅的发展，正越来越剥落宗教观念而肯定个人的主观心性，越来越否定修持工夫而肯定现实生活。而心性的抒发、生活的表现正是诗的任务。这样诗与禅就相沟通了。”可见诗之开拓性有助于禅，禅的内涵可以开拓诗境。诗与禅的互为作用在宋代诗人的诗歌中普遍存在，而王安石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诗人。就王安石的诗歌中显示的佛禅精神，前文笔者已经有所透露，本章将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