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比较研究的可行性

因为今天的会是漫谈会，所以以上漫谈了一些过去中外历史比较研究的概况，以供诸位参考，未必切合诸位的实际。以下想稍稍切近一点实际问题。谈比较研究的可行性问题。

如果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人类的历史，同时异地者可以比较，异地同时者可以比较；而且时地皆异而有共同论题者亦可比较，例如，中国周代的封建制与西欧中古的封建制亦可比较。

现在想结合中国先秦史和世界古代史，亦即诸位所从事的研究领域谈些想法。

就我所知，今天与会的有两部分专家，即中国先秦史专家和世界古代史专家，来自社科院历史所、世界史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首都师大等学术单位。我还知道，在这些专家中，一部分是从事古文字、文献研究的专家，一部分是应用文献来研究历史的专家。这使我想到张之洞的一种说法，中国学术以小学（文字、音韵、训诂）为基础，再由小学而经学，由经学而史学。张氏所说小学、经学，大体相当于今天古文字、文献研究，而史学即相当于今天的史学。张氏以为，经过这样三个台阶的研究最可信。当然他也十分清楚，有清一代，经学家基本都通小学，这犹如现在做文字与做文献往往相通；可是，经学家而非史学家者并非少数（如段、王等），而史学家非经学家者又岂乏其人（如章学诚等），这与现在做文字、文献者和做历史者未必兼行一样。因为专家不一定要通治多科。如果治中国古史者与治世界古史者再各自一分为二，那么在座诸位中就有可能是只占中西古史四分之一内容的专家。如果进一步把治世界古史的门类再分为埃及学、亚述学、赫梯学、古典学等，那么我们的专家所治学术则越发专门。

专家聚在一起做比较研究，有其优长之处，也有其困难之处。优长处是问题做到深处时能有底气，困难处就是不易在深处进行沟通。我征得世界历史研究所刘健研究员同意，以她从林先生学习时的事情为例，看看这方面的困难。她在本科生和硕士生阶段从外国赫梯学专家学赫梯学，到博士生阶段又从亚述学专家学亚述学。她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关于古代用动物内脏进行占卜的问题，而内容则是根据亚述学文献和赫梯学文献对两个不同地方的占卜进行比较研究。我也作为中国世界古代史专家之一参加了她的论文答辩会，可是既不会亚述学，又不会赫梯学，只能在一些细枝末节上提一点问题。所以当时在会下我就对她说，我这个专家是冒充的。其实，林先生这样为刘健设计的学习路线是有其深意的，甚至可以说是从欧洲的开创埃及学、亚述学、赫梯学等的先驱们那里得到启发的。（在19世纪学者们破译了楔形文字以后，于是又有人想走这一条路破译同为楔形文字的一种小亚古文字，可是没有成功，因为二者所采用的语言不属同一语系。到20世纪初，学者们才终于以印欧语把这种文字破译了。）林老先生让她先学赫梯学，理由有二：其一，赫梯学与亚述学同用楔形文字，其间相似处便于沟通，可是赫梯学与亚述学在语言上不同（前者为印欧语，后者为闪含语）；其二，赫梯学的语言属印欧语系，因此也是一条进入古典学的进路。同时，林先生还要带刘健他们研读《尚书》《诗经》，我曾在私下对老先生说，这样做可能难度太大了，老人家对我的话不置可否。林先生作为中外古典学比较研究的开拓者，不仅其理想、精神和魄力值得我们继承，而且他在培养我国埃及学、亚述学、赫梯学、古典学人才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好的成绩，也值得我们崇敬。可是，我们中国在19世纪到20世纪前半期的情况无法与英法等国相比，林先生想奋起直追，实在让人感动，可是要想立即就能培养出商博良、罗林森那样的人，是不太切合实际的。我们现在还是要结合实际情况、条件来考虑。

所以，诸位如果从各自专业出发来共同搞比较研究，首先得找到一个共同的论题或共同的领域，这个领域是大家都能够进来的。如果一边做的是另一边完全不了解的，是成不了比较的。

因此，要作比较，各自都有一个需要在专精方面先退一步，才能在比较的可能性方面进一步。从研究深度上，从很专门的地方，要退一步。退一步，到我们能够互相了解、交流的地方。

在长期治学的过程中，我们往往会发现关于“精”与“博”二者关系的复杂情况。在一种情况下，即在起步阶段，二者是相互排斥的；在另一种情况下，即在炉火纯青阶段，却又是相通的，甚至是相得益彰的。

所以诸位假使想要做交流的话，要有退一步这样一个认识。解读甲骨文古文献，和解读西方的哪一种古文献，这两者之间的距离太远了。王懿荣看到“龙骨”上的契刻能判断出那是古文字，因为中国古文字有小篆和金文这一条知识链没有断，所以我们前辈做的都是考释工作。而埃及学、亚述学家们却完全不知眼前那堆符号如何读、所用语言为何，所以他们的工作是破译，就像破译密码一样。学西方古文献的，想直接理解甲骨文，几乎也不可能。所以只有退一步，才可能有进步。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往哪儿退。可能双方都需要互相了解一个基本的历史框架。搞中国史的需要理解世界史的基本框架，搞世界史的需要了解中国史的基本框架。我这样说绝对不敢有任何小看诸位的意思。诸位都是学历史出身，哪有不曾学过中外两个古代史的呢？我的意思是说，现在治中国古史者要以专家的眼光再读外国古史，治世界古史者也要以自己的专家眼光来重读中国古史。在大学阶段，我们学中外古代史，主要学的是基础知识。而今天作为专家，要细心关注的是两方面不同的历史进展道路与史学传统的不同路数。尤其是在双方有意对接的情况下，是能比较有效地发现共同领域的。

要从文献源头上互相了解彼此的框架，这是不现实的。前面说过，当年林先生指导学生，一方面要他们在外国专家的指导下学习外国古文献；另一方面，林先生非常愿意的，要带他们读《尚书》《诗经》。当时我就觉得这非常不现实。怎么能够读，压力大得不得了，《尚书》《诗经》那么好读懂啊？《尚书》，到现在我们不理解的地方还有多少？断句都断不好的地方还有多少？那么多的异说。能够说通解《尚书》的，恐怕就是蔡沈的《书集传》（其中也有一些未详之处），而蔡沈的书只是一家之言。他对《尚书》的理解，到现在不知道被推翻了多少。所以，王国维讲，我们看《尚书》，还有好多问题没有解决。

所以，要找一个共同的基础，必须在一个切实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建立一个切实的比较研究的框架。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语言才能够互相理解。这个语言不是指外文或中文，而是指共同的学术话语。假如说现在直接把甲骨文的那一套术语讲在这儿，搞亚述学的、埃及学的、古典学的，都不能理解。所以，至少就我们现有的水平，对两方面的历史，要有个基本的了解。在这方面，开始不难，越深越难，也越有兴趣。

这样做比较研究的好处，是我们能够真正地走上那个路。如果能够真正建立起来这样的比较研究，就会促进我们中国人在思考中国历史的时候，认识到，原来楼外有楼，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搞世界史的学者也是如此。这样，我们的世界史，才能够同外国学者交流。

如果完全依中国人治中国古史的标准来讲，我们中国人搞外国古典学，是会很困难的。但是不要气馁。第一，我们的语言系统与他们不同，欧洲人就是那个语系的，他们有天然的优势，我们没有这个文化优势。第二，是我们的环境造成的，历史造成的，这不是一代人能够克服的。我们现在的世界史研究，谁也做不到从文献上、从根儿上和别人比，包括考古学，很难比。但是，我们也不能就无所作为呀。

外国人在了解中国这一点上，怎么说也不如我们。我尝试做过一些研究。我看过理雅各（James Legge）在王韬的协助下翻译的中国经书，我很钦佩他。但他的翻译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的文章中举了各种例子，他哪些地方翻译错了，怎么错了。我对前辈学者当然是抱有敬意的，不歧视。我分析他产生的错误的原因所在，就是缺乏中国文化的底蕴。这是天生的问题。包括日本人，如泷川资言，也因此犯了一些低级的标点错误，我给你们讲过。现在要讲的话，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来。要说他的学问比我大多了，可是会犯一些低级错误。所以，外国人了解中国史，有很多天然的困难，就像我们了解西方有困难一样，丝毫不差。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中国人看待中国与世界，从总体上看，能够提供一个视角。从中国人的角度看，世界史是什么样子的。这样的世界史研究，是尝试，会不成熟的，会不断修改的。在比较的过程中、深入的过程中，我们会做出出色的研究。这可能不是一代人能够实现的，但我们应该开始，不能无所作为啊。

我们搞中国史的学者，要搞专家之学，绝不是说要放弃专家之学。专家之学，外国人也在搞。但我也讲实话，外国人搞中国史研究，比19世纪的时候，比20世纪初的时候，已经有很大的落差。像高本汉这样的学者，还是很出色的，看到我们中国人很多没看懂的东西，尤其是科学的语音学。他的研究帮我们解决好多问题，但是也存在问题，就是文化隔阂问题。现在许多国外的学者对中国、对汉学的了解，水平看来大不如前了。

这是一个时代问题。商品经济大潮，人都趋利，所以凡是研究古代的人，都是“傻子”，为一个理想的目标，把自己一切都放弃。我们到这里来，就是“上修道院”，就是准备“下地狱”。为了什么，为了把中国史能贡献给世界，让世界能理解我们，我们能理解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