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批评”的边界与功用

贾洁

摘要 本文重新阐释了“大众批评”的概念，彻底抛开以身份来划分批评类型的陈规，改从写作笔法的角度予以定义，认为大众批评是以大众读者为导向的偏向于民粹笔法而非精英笔法的文艺批评文章。因为身份具有流动性和可疑性，相对而言，写作笔法具有较为稳定的特征。本文还从“消解身份分层”、“打破灵韵崇拜”、“克服学术异化”等几个角度详细阐述了大众批评的功用。大众批评在推动社会的思想民主建设方面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 大众批评；身份；笔法；思想民主

一 何谓“大众批评”？

该如何诠释“大众批评”这个概念呢？在解答该问题之前有必要先来回顾一下几位前辈批评家对“批评”的划分。首先，是阿尔贝·蒂博代在其《六说文学批评》中将批评分为自发（有教养者）的批评、职业（专业工作者）的批评和大师（艺术家）的批评三类，蒂博代的这一根据撰写者的身份而作的分类影响深远；至T. S．艾略特的《批评批评家》一文，划分了四类批评家的批评，跟蒂博代的大同小异：报刊特约批评家的批评、偏重个人情趣爱好的辩护者的批评、学院与理论批评家的批评、诗人的批评；此外，阿诺德·豪泽尔在其《艺术社会学》中提及批评有两大类，即日常的见诸报端的批评和学术性的专业的批评，学术批评的撰写者通常为史学家和大学教师；国内学者王宁、南帆等人对批评的分类也做过研究。例如，受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影响，南帆在其《文学批评手册》中同样依据撰写者的身份列举了“大众批评与专家批评”的概念。

那么，本文所提的“大众批评”是不是也是一个有关身份的概念呢？跟大众对立的身份一般被称为精英，具体的称谓为知识分子、专家、学者等等。瓦尔特·本雅明的知识分子身份基本上无人质疑，他的一系列文学和文化批评文章早已被学术界奉为经典。人们似乎已经遗忘了他的那些脍炙人口的大作的出处，《普鲁斯特的形象》最初于1929年发表于《文学世界》杂志，《贝尔托·布莱希特》最初于1930年6月由法兰克福广播电台播出，《弗兰茨·卡夫卡》最初发表于1934年12月的《犹太观察报》，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雷蒙德·威廉斯在其文化研究里程碑式的作品《漫长的革命》中着重论述了大众报刊的发展，他认为大众报刊充满活力的发展过程有着丰富的意义，它是对之前所谓“知性生活”发起的革命中的一部分，对于“我们文化上的全面扩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知识分子本雅明的众多刊于大众刊物和媒介的以大众读者为导向的批评文章原来是反精英或知识分子的“知性生活”的。也就是说，倘若一定要根据撰写者的身份来划分批评的类型，就必须接受这个本雅明式的矛盾。特里·伊格尔顿教授在写专业批评之余，也会写一些面向大众读者的小书《威廉·莎士比亚》、《爱尔兰的真相》、《如何读一首诗》等等。他把前一种批评写作称为“精英主义”笔法的写作，而把后一种称为“民粹主义”笔法的写作，并认为“民粹主义无须与精英主义水火不容”。

因此，是否可以探讨这样一种可能，突破通过身份来划分批评类型的圭臬，而以文章的书写笔法来替代，以大众读者为导向的偏向于民粹主义笔法而非精英主义笔法的文艺批评文章，我们便称之为“大众批评”。身份具有流动性，像恩格斯、威廉·豪威尔斯、赖希·拉尼茨基等人都是自学成才的从货郎到专家的文学批评家，相对而言，笔法具有较为稳定的特征。对于民粹笔法与精英笔法可以表述得更具体通俗一些，即深入浅出、浅入浅出、深入深出、浅入深出四种，两种“深出”对应精英笔法，两种“浅出”则对应“大众批评”所采用的民粹笔法。从写作笔法的角度来定义大众批评概念所起到的作用，笔者接下来将一一详述之。

在此须注意的一点是，随着网络移动新媒体的发展，当下的舆论氛围较之从前稍显宽松，相应地，批评客体骤增，似乎任何人都可以即兴地针对某个话题发表一言半语，不少精英知识分子对这种狂欢式的批评大张挞伐，将之认定为主观随意、流于浅薄，并很有可能淹没真正的批评家的声音。笔者表示，本文所论述的大众批评指的是言之有物、言之成文的“浅出”型批评，在BBS、微博之类的地方所发表的批评性的只言片语难以被归为大众批评，不过，若某文化事件引发了铺天盖地的批评性质的简短留言，那么这些留言或许可以被统视为一篇有分量的言之有物的大众批评文章。

二 消解身份分层

先来看两段批评诺奖得主莫言及其小说的文字：

其一，“2012年10月11日，从傍晚到十九点以后，一批批的电话就进来了。笔者正和几位同事及两位作家在一家餐厅聚会，在场的每个人都接二连三地接到了内容相同的来电。‘你认为莫言会获奖吗？理由是什么？'……一种观点：‘我认为莫言不可能获奖，也不应该获奖。理由主要是两点，一是他的公共态度……二是他的作品中有着明显过度的野蛮、嗜血、丑陋的描写……”

其二，“我揣测莫言好像并不理解婚外情，他写蓝解放爱上庞春苗……这段婚外情里有忏悔、原谅和完满，似乎忏悔才是莫言赞誉婚外情的立足点，这并未超出世俗理解。在小说史上……福楼拜和托尔斯泰写得深刻……到现代，格雷厄姆·格林在《恋情的终结》中借女主角说：‘如果我就是个骗子和婊子，那么这个世界上总有人会爱骗子和婊子的，对吗？’不质疑道德本身的对错，这些伟大的作家总是站在深刻那一边。”

两段文字娓娓道来，流畅自然，没有连环出现的突兀难懂的理论术语，就像茶余饭后的交谈那般通俗明了。追查两段文字的出处，第一段摘自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吴俊发表在专业学术刊物上的《歧义的莫言的暧昧》一文；第二段摘自豆瓣网的一篇文章《论莫言该不该拿诺贝尔》，作者署名苏更生。通观两篇文章，吴俊教授所写的当然更周密、更严谨，看似一路漫谈，读下来却又丝丝入扣，不失为“深入浅出”型批评的佳作。不过从这两篇文章，都可以直观我所称的“大众批评”的“浅出”型的书写风格。

其实，翻阅各类日常报刊的批评专栏，这类风格的文章俯拾皆是。我们还会发现日常报刊对于作者的标注是极其简单的，通常只署个姓名，不会像学术类刊物那样简介作者的身份及其他相关信息。因为身在学术圈，大部分情况下，我们一眼就能分辨出日常报刊上的那些具有高度可读性的文章哪些出自我们较熟悉的学者专家之手，哪些是圈外人所作，即便这些文章在内容和笔法上高度一致。但假设我们从未涉足学术圈，我们仍然能够具有如此犀利的辨识能力吗？恐怕诸多的作者姓名在我们眼中只是一个个让人无动于衷的名词，仅此而已。对福柯而言，作者姓名成了一种修辞策略。福柯认为作者的名字是“功能性的，因为它用作一种分类的方式。一个名字可以把许多文本聚集在一起，从而把它们与其他文本区分开来”。而在这背后，“谁在说有什么关系呢”？谁在乎你是教师、研究员，还是售货员、小商贩呢？一切身份皆可抛诸脑后。当我们指称一篇批评文章为大众批评时，正是在消解身份以及身份所带来的话语权上的不平等。

身份是社会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按照韦伯的观点，身份即是根据社会声望对人进行分层。所谓知识分子、专家、学者之类的精英与大众的区分便由此而来。欧洲学术界有一个笑话讲的是，在法国，开玩笑是件很庄重的事情，在从事法国幽默之前，你必须先拿到好几个学位，就像德里达那样。这反映的正是身份与话语权之间的利害关系。比之大众，知识分子的精英身份到底是如何赢得的呢？说到底，就是多了几个学位，要成为精英知识分子通常首先要求读到博士学位。在一般观念中，学位是对某人所拥有的学识的肯定，学位越高通常代表此人的知识储备量越大、理性思维能力越强。但是拉塞尔·雅各比却在其《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讥讽道：“博士学位是获得一个重要学术地位、过上知识分子生活的资格证书；除了调研和写作，为了获得这张证书，还得在精神上煎熬多年。”回想一下，我们在获得学位证书之前和获得之后的那一刹那，在学识上有了任何方面的突飞猛进吗？并没有。美国激进作家马克斯·伊斯曼在完成了哲学博士学位的所有相关要求后，甚至没有去领学位证。试想一个人虽然没有学位，但却从未停止求知的步伐，在本质上他其实跟一个握有学位的人没有什么差别。尤其是到了现在这样一个网络时代，只要想学习知识基本上就能学到，利奥塔表示大学教授“在传播既有知识方面并不比数据库网络更胜任”。

人们对持有学位者的尊重或许更多的是因为它体现了一种可信赖的持之以恒、坚定不移的求知品质。正如本雅明从波德莱尔的散文中发现的“拾垃圾者”的形象，本雅明一眼便在这个形象里认出了文人，“他聚敛着城市里每日的垃圾，任何被这个城市扔掉、丢失、被它鄙弃，被它踩在脚下碾碎的东西，他都分门别类地收集起来。他仔细地审查骄奢淫逸的统计材料，整理废物的堆放处。他把东西分类挑拣出来，加以精明的取舍；他聚敛着，像个守财奴看护他的财宝，这些垃圾将在工业女神大嘴的吞吐中成形为有用的或令人欣喜的东西”。在本雅明看来，文人所做的事情与拾垃圾者的工作存在一致性。知识分子寻求有用的知识的过程同样是一场披沙拣金的辛苦历程。本雅明还指出了拾垃圾者的革命性，认为拾垃圾者有可能是起义者的同志，那么“究竟是拾垃圾者这类社会渣滓给大城市提供了英雄，还是用‘垃圾’创造了自己作品的诗人才是英雄呢”？本雅明接着写道，“现代性理论对二者都予以承认”。从这句话可以推导出一个判断，即知识分子的精英身份在现代社会已经十分可疑了。葛兰西更是泛化了知识分子的概念，说“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此外还有萨义德分外强调知识分子的业余性。这些理论都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精英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身份对立，从而凸显一种身份上的平等。

作为一项具体的社会和政治要求，平等是拉开现代社会序幕的一系列重大革命的产儿。对社会平等的信仰，一直是社会主义思潮的最显著特点，“寻求报酬、地位及特权方面的平等，使其足以把对社会的不满情绪降低到最低程度，足以保证个人之间的公平，足以使机会平等”。就文艺批评领域而言，上文列举了两段批评莫言的“浅出”型文字，认为通过写作笔法对批评进行分类，哪怕是精英知识分子所写，只要采用了“浅出”型笔法，都应归为大众批评之列。这种抛开身份分类的观念上的改变，是迈向话语权平等时代的一个重要起点。

三 打破灵韵崇拜

与上述“浅出”型批评相对的为“深出”型的批评，这类批评基本上都会征用大量的理论模式与理论语言。譬如，同样是批评莫言的文章，对于其政治立场的暧昧以及其作品对丑陋面的过度描绘，张旭东教授批评如下：

在莫言的世界中，现象世界很少得到再现，而是被“形式—叙述”空间所吞没，并由一种无情的虚构逻辑转化为寓言性形象。在这个意义上，颠倒的反而成为真实的。莫言小说的“叙事”，显然并非作为反映“真实”的渠道，但也正是在其作品的“叙事构造”中，后社会主义中国的诸种碎片化现实，找到了自身形式与道德的确定性……

该段节选自张旭东教授《“妖精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叙事可能性——莫言〈酒国〉中的语言游戏、自然史与社会寓言》一文。对比前文批评莫言的两段文字，我们可以发现该段文字所使用的理论术语乍一看令人应接不暇，“‘形式—叙述’空间”、“寓言”、“真实”、“后社会主义”、“碎片化”……，通观全文，要全然领会这篇充满理论术语的批评，必定要是学习过专门的文学文化理论的人。所幸该文的一大优点在于，只要学习了相关的理论知识，作者所要论证的观点和论证过程并不让人费解，反让人感受到他分析问题的独到的视角。因此该文也可谓是一篇有代表性的“深入深出”型的批评文章。

采用精英笔法的“深入深出”型批评遵守固定的写作规则，偏爱复杂严谨的理论论证，旨在客观周到地阐明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这种批评追求的是论点上的独一无二性，彰显的是一种学识及评价权力上的权威感，与大众批评保持距离，这让笔者联想到本雅明的“灵韵”（aura）说。本雅明认为随着现代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艺术生产也进入了机械复制的时代，对原作的“灵韵”造成巨大的冲击。“灵韵”在本雅明那里指原作的独一无二性，它是和仪式崇拜及权威性相连的，而机械复制时代使艺术作品的这种灵韵消失了，本雅明对此表示了惋惜。但本雅明赞扬了技术进步时代，大量机械复制艺术的出现打破了被复制对象的统治地位，扩大了欣赏范围和交流速度，从而能够实现激励和启蒙公众的政治功能，“艺术的整个社会功能发生了变革，它不再建立在仪式的基础上，取而代之的是以另一种实践为基础：政治。”同时，机械复制恢复了艺术作品应有的社会活力和审美价值，也是顺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大众批评的兴起。随着教育终身化的实施、网络信息化工程的普及、大众文化的勃发等等，“深入深出”型批评的某种“灵韵”正在消逝。一方面，只要读者愿意上网查阅理论术语，他们就能把握“深奥”背后的意义；另一方面，深奥的批评不符合一般读者的接受兴趣，因为它们不具备大众批评那样的可读性，在某种程度上被读者主动放弃阅读。反倒是那些消遣理论钻研者的影视或小说作品让人们津津乐道，看看美剧《生活大爆炸》和英国作家戴维·洛奇的《换位》、《小世界》就知道了。

大众批评打破了“深入深出”型批评几近仪式化的理论书写模式。在大众批评看来，任何艰深的文学文化理论概念都可以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来替代，这也是专攻批评理论的人之所以能够学术入门的原因。伊格尔顿早前在一次访谈中指出，文学理论不像核物理那样深奥，它是可以被弄懂的。由此，明晰易懂的大众批评剥除了遮掩着“精英笔法”的面纱，摧毁其灵韵，用本雅明的话说，这其实是“‘世间万物皆平等的意识’的增强”。在大众批评的话语体系内，或许充斥着简明甚至平白的陈词俗语，但这恰恰是一种联系方式的潜在工具，它们为了实现话语的一种更紧密的联系状态而降低自己的蕴含深度，起到化学价的作用，创造出了一个充满联系与交汇点的语言场，永远不会与人们的认知脱节，从而极大地强化和扩大了批评效应，激励人们参与到思想民主的建设中来。写作大众批评的作者，“正因为他真正地言之有物，所以，他总是以最简洁、最明了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因为他的目的是让读者对他的思想产生强烈的共鸣”。

当然，笔者在这里并非要贬低采用精英笔法的“深入深出”型批评，以凸显大众批评的优势。尽管雷蒙德·威廉斯也将不事与读者沟通归结为一种失败，他这样写道：“有一种失败同样很常见，却经常在理论上不被注意，在那里可以明显看到走向新描述的努力，而沟通却被忽视了。”但笔者认为，“深入深出”型批评在推动理论家高效思考错综复杂的问题方面具有大众批评难以匹敌的能量。譬如克里斯蒂瓦受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影响提出了“文本间性”这一理论；又如布尔迪厄借鉴福柯的权力—话语学说提出了“艺术场”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无疑帮助人们进一步深刻认识了有关问题的实质。因此，应该说两类批评并行不悖，各有千秋，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唯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只要你愿意学习一定的理论术语，你在阅读采用精英笔法的“深入深出”型的批评文章时，会发现它们仍然具备相当的明晰性，你能够准确地把握文章的主旨。然而还有一些同样采用精英笔法的批评文章，术语艰深，表意混乱，读到最后惊觉毫无理论建设性，让人大跌眼镜，这便是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一种批评，即“浅入深出”型批评。

四 克服学术异化

“每一个平庸无奇的作者都试图用一副面具来掩饰自己的自然风格”，叔本华在论述文学艺术时指出，他们“试图要读者相信他们的思想要比事实上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他们的文体矫揉造作，遣词冗长累赘，对于必须表达的思想，总是拐弯抹角地说出来……他们的目的是把自己的作品装饰得仿佛十分博学深邃……所有这些努力都旨在掩盖可笑的小耗子出生的真相，或者说，掩饰经过如此巨大痛苦挣扎后才分娩出来的竟是这可怜的小东西”。叔本华的这段话可谓是对“浅入深出”型批评的绝佳写照。在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前后的这段时间，莫言研究大热，翻阅各类学术刊物，有不少批评文章都在某种程度上印证着叔本华的话。譬如，其中有一类颇具代表性，它们用复调、狂欢、解构、精神分析、异质哲学等理论去分析莫言的小说，行文极尽佶屈聱牙之能事，最后结论的落脚点却未超越这些理论概念本身。读者在艰难跋涉穿越了重重理论术语的屏障之后，不免感叹，原来这些文章只是在用莫言的小说去例证一些西方理论家的原创理论而已。改换成分析余华、阎连科、郭敬明或别的哪位作家的作品，这种例证同样百分百成立。不过，最要紧的问题还不在此，最要紧的问题在于，这种“例证”的工作，实际上那些原创理论家们早已完成。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种悲哀的事实，即这些看似博学多才的批评文章背后的作者实际上一无所思。

当劳动成为无意义的活动，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是劳动者与其劳动行为本身的异化。“浅入深出”型批评正是批评写作中异化的产物。它一方面故弄玄虚，身陷理论或理论术语的拜物教不能自拔；另一方面又毫无意义，是一种蒙蔽主义的写作方式。一旦意识到了批评写作的异化，就应该注意加以防范和克服。遏制“浅入深出”型批评的最有效途径就是转变笔法，写“浅入浅出”型的大众批评文章。客观诚实地直面自己在思想探索道路上的真实水平，才有真正进步的可能。

五 结语

本文从写作笔法的角度来定义“大众批评”这一概念，主要是受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批评家本雅明、雷蒙德·威廉斯、伊格尔顿、齐泽克等人的启发。本雅明和伊格尔顿都曾对批评家的任务做过概要性的思考，从本雅明存世的短章《批评家的任务》一文中可以看出他雄心勃勃，本打算写出一部论批评家的任务的长篇著作，可惜该计划因其英年早逝未能得以实施；伊格尔顿在其《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一书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首要任务，是积极投身并帮助指导大众的文化解放。要说明的是，虽然伊格尔顿的这一提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内容，但二人的思想实际上相去甚远。按照伊格尔顿的思路，大众文化解放的真正实现意味着社会会产生更多的论辩，整个社会只会变得更复杂而不是更简单，能够避免类似于中国“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规模的悲剧的发生。伊格尔顿对大众文化的重视无疑得益于其导师威廉斯的影响，威廉斯看到了大众文化所包含的民主力量因而大力推崇，伊格尔顿则从理论工作者的角度进一步指出，“文学理论是一种真正的民主活动，……任何人都可以参与进来”。他在多种场合严肃声讨某些学院知识分子有意为之的一种故弄玄虚的蒙蔽主义的写作方式，大力倡导思想的民主。不仅如此，他本人身体力行，采用民粹笔法写出了大量深入浅出的批评著述。他也大为赞赏齐泽克的写作方式，认为齐泽克的作品文风幽默，深入浅出，能将理论与日常进行一种狂欢化的交织。

伊格尔顿所声讨的蒙蔽主义的写作方式，按照布尔迪厄或美国社会学家古尔德纳的观点可被解释为，文化精英们利用手中的文化资本对大众进行文化专制。古往今来，文化精英与大众的这种对立已经成了一种司空见惯并习以为常的现象。英国文学批评家约翰·凯里指出，“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觉得，大众似乎不仅是堕落的、危险的，还是不完全有生命的。他们对大众有一种普遍的主观臆测，即大众缺少灵魂”。随着20世纪各项民主运动的展开，网络时代的来临，大众的言论自由程度也越来越高，这进一步加剧了精英知识分子对大众言论的恐慌。一方面，当然是出于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感，对于大众的某些盲目的批评言论本能地感到愤怒与忧心忡忡；另一方面，他们时不时也会惊奇地发现大众似乎越来越不能与群氓画等号了，因而加剧了他们对自身文化精英地位的危机感。所以，总有一部分知识分子热衷于用精英笔法谈论一切大小问题，实施对大众的文化专制，维护自身的精英地位。这一举动显然有违现代社会的民主精神。

根据弗雷多·帕累托的精英流动理论，精英原本就来自大众群体，民主一些说，精英其实也是大众中的成员。推动“大众批评”的写作可以推动精英知识分子向大众回归，这可不是屈尊俯就，更不是假借回归之名以期驯化大众的思想，而是抛开身份的差异，共同探讨、相互辩论，话语权平等，共同推进思想民主的建设。笔者的这一论述可以在雷蒙德·威廉斯那里找到理论根基。威廉斯推崇“共同文化”（common cul-ture），所谓共同文化意味着共同的责任、共同的参与和共同的掌握，是通过合力创造而被人们共同地享有的文化。大众批评正体现了“共同文化”的精神。

在笔者提出抛开身份转以写作笔法来定义“大众批评”的概念之前，写作“深入浅出”型批评文章的精英知识分子们可能更愿意将这些文章称作“大众化的批评”。根据《古今汉语词典》, “大众化”的“化”的意义为“动词词缀，表示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也就是说精英所称的“大众化的批评”与大众所写的批评在性质上是一样的，表现状态上也一样，都是通俗明了的批评文章。鉴于上文多处提到的精英身份的流动性和可疑性，可见根据写作笔法来定义“大众批评”反倒是抓住了概念的关键和本质特征。对于大众批评这个课题，学界一直以来均未给予系统的理论探讨，笔者提出这个话题，也是希望能抛砖引玉，留作进一步讨论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