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文化研究专辑
徽州人文与地域学风
徽州文化给予人的最深印象和引起人们关注的最大冲击点，在于其山峭水险的生存环境与儒风昌盛的地域民俗，两者极不谐调的内容却自然地统一在一个对象中，这使得人们无法不追究其内在的生成原因与思想根源。本无生存之境的徽州人凭着勤苦、坚韧和儒家的进取精神，走过了百余年的风雨历程，不仅贾能厚利，而且儒能名高，在中国社会经济史和学术思想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尤其是徽州学者，以其突出的成就而体现出独特的学术风格，也加速了近代以来儒学的转向。徽州的经济财富因徽商的经营有方，而达于鼎盛；其学术文化的特色，也因学者辈出，四处游历而闻名当时，“皖派”学术也因此成为清代学术的中坚。
一
徽州居于山岭之中，得山川灵气，育拔萃人才。戴震云：“吾郡少平原旷野，依山为居，商贾东西行营于外，以就口食，然生民得山之气质，重矜气节，虽为贾者，咸近士风。”
自朱子以后，徽州名儒辈出，著作富有，称于天下，“邑自文简公程大昌、格斋先生程永奇而下，师友渊源，贤哲林立，其鸿篇巨制，见于宋明史志、陈氏《解题》、晁氏《读书志》、马氏《经籍》考者，盖彬彬矣”。明代休宁程瞳撰著《新安学系录》，搜集了自宋至明中叶时的徽州学者112人，从其传记遗事、碑铭资料中可见此一时期的徽州学术发展概况。近人蒋元卿所撰《皖人书录》，上起春秋战国，下至五四运动，搜集皖人著作17000余种，作者6600余人，其中大半都是徽州人。
至于徽州为何出现如此多的学者，以及他们的治学经历与学术风格、杰出成就与影响，民国学者对此已有所关注。刘师培云：“徽、歙之地与苏、常、杭、绍同居于江南，何以先儒学术有尚虚、尚实之殊，则以苏、常为泽国，而徽、歙则为山国也。如近人江、戴之学，均以征实为主，与吴越之学不同。略举二端，余可类示。嗟夫，皖省之民，其特质有三：一曰尚朴；二曰好义；三曰贵勤。此皆所处之地使然，今则风稍衰矣。”“皖省之民尚朴、好义、贵勤，皆因所处之地使然。”由此更为印证了上述所论地理环境与民风好尚之大略。梁启超在阐述中国近代学风与地理分布时谈到皖南文化的深厚积淀，以高屋建瓴的眼光，追根溯源，称：“群山所环，民风朴惇而廉劲，其学风坚实条理，而长于断制，此其大较也。”并归纳和总结了明清时代皖南学术所呈现出的五个层面：歙县黄生、当涂徐文靖、休宁程绵庄、婺源汪绂、宣城梅文鼎在各领域的卓越成就。“五派各自次第发展，而集其成者为江慎修，蜕变而光大之者则戴东原。”梁氏所列诸人大多终生布衣，而所学借直核通贯，出乎流俗，确实具有求真、求实、求是的特点。徽州学人不仅“尊德性”，更为“道问学”，其共有的学问特点就是不讲求文字表达的情感技巧，辞义上不拐弯抹角，“坚实条理，而长于断制”，即如章太炎所言：“徽州于江南为高原，其民勤苦善治生，故求学深邃，言直核而无温藉，不便文士。”其著述“分析条理，皆缜密严栗，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与苏州诸学殊矣”。民国歙人鲍幼文也由徽州人之特性，进而讨论徽州学术，云：“徽州人既因环境关系而形成此种顽强精神，于是守而弗失，虽离乡数十年或数世而犹保持之，由是引起客观上之嫉视，给予一种似讥诮而实褒扬之极妙考语曰 ‘徽骆驼’，正足以表示徽州人任重致远，不屈不挠之精神也。徽州人之特性既明，乃可进而讨论徽州之学术。言徽州之学术，自当首推朱熹、江、戴，然朱熹、江、戴而外，徽州人之特性不为环境转移，而能另辟畦径，甚且能转移风气者，尚大有人在。”徽州学人的勤苦笃实，还可以从《新安竹枝词》中见其一斑，云：“山头木叶脱秋风，庭前共试竹熏笼。逢人问说程朱里，好向篁墩访旧庐。”又云：“紫阳书院崇冈上，四季都闻诵书声。尽道文风今胜昔，新来山长是康成。”“鹿卧牛眠世所稀，命名象物太恢奇。眼前郭璞纷无数，不问何人总地师。”我们从这些“志土风而详习尚”的民间文献资料中，所见不仅有“访程朱阙里之旧庐”，而更多的则是“郭璞纷无数”、“新来山长是康成”。而徽州如此“文风今胜昔”的现象，在“由空返实”的清代，相比于其他地方也是极为突出的一例。
徽州学人的坚实条理而长于断制的学风有两个来源：一是秉承了朱子“道问学”的路数，二则如梁启超所言“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综观清代徽州学者的治学风格，皆以“复古为职志”，摈弃虚理，刊落声华，上溯郑玄、许慎之学，而以质朴笃实为归。他们学问湛深，却大多木讷，不善应对，即使进学，也只做过编修、教谕，次而山长、幕客。钱穆云：“徽人居群山中，率走四方经商为活。学者少贫，往往操贱事，故其风亦笃实而通于艺。”而且在对待仕进问题上，他们虽不能跳出“科第簪缨”、“学优则仕”的生活理念，却能够在图名未就的情况下，转而以授徒或入幕以治生。譬如，朝廷崇奖实学，曾起用江永，江氏以“驰逐名场非素心”相辞谢；戴震得赐进士后，却说待纂修事毕，乞假南归，觅一书院，不复出矣；金榜贵为壬辰科状元，“散馆后即乞假归，徜徉林下，著书自娱”；程瑶田自谓：“心境豁达，全不以功名富贵系怀。明年大挑，或可得一官，然亦以淡泊处之。”从他们的经历和表现可见，科举功名对于真正的学者来说，只是为了免于生计劳苦之累（据清代典制，秀才免于徭役和丁税，廪生每年还有俸米，举人及进士更有优遇），而能一心做学问，他们与“掇拾巍科高第”者不会同流合污，而走着一条避弃虚华，“为学术而经世”的艰难道路。如此作为虽不合时宜，却是真正的学问所在。
就学术史角度而言，朴学在清代前期仍为超越功利的民间学问，与时文制艺迥然两途。其时虽有一些人对朴学有所涉及或渐成大家者，也大多是在进入官场仕途以后，再转而进入朴学之门的，如纪昀、钱大昕等。乾嘉时期，朝廷倡导实学，也极力欲将在野的朴学纳入学术主流，为其政治服务，于是一批学人对经学考据趋之若鹜。但事实上，真正的朴学家需耐得寂寞，在世俗功利面前有所不为，才能在学业人格上有所作为，既能“博学于文”，又知“行已有耻”，才是“为学术而学术”的态度。翻检清代学者履历，很显然地看到：乾嘉时期学问精深的所谓“吴派”和“皖派”学者，大多蛰居书屋，少与世交，钟情学术而深造自得。他们的治学范围也多在小学、历算和典章制度方面，与制艺八股南辕北辙，与天道玄理相隔遥远，与那些“掇拾巍科高第”者相比，他们突出的特点就是做人的坚实与顽强，治学的艰辛与朴实。以下就徽州学者勤苦笃实、矻矻以求的人生追求，略作胪列与阐释，以窥其自食其力，甘于贫困，性耽经书而“博学于文”的别样风采。
二
若论有清一代学术，江永（1681—1762，字慎修，婺源江湾人）应该称得上是第一流的学者。其近二十种著作，几乎被《四库全书》搜罗殆尽就是明证，此种荣誉在清儒中也是很少见的。他精通宋明理学，但反对空谈；用力于汉学研究，而又涉猎广博。他是清代学术由宋明理学转向考据学的关键性人物，开创了“皖派”朴学的一代新风。但这样的杰出人物，却一生蜷伏穷山，闭门潜修，终老明经，未及闻达。钱大昕记其事云：“江先生永，字慎修，婺源人。少就外傅，与里中儿治世俗学。一日，见邱浚《大学衍义补》，书中多征引《周礼》，奇之，求诸积书家，得写《周礼》正文，晨夕讽诵。为诸生数十年，楗户授徒，束修所人，尽以购书，遂博通古今，尤专心于《十三经注疏》，自壮至老，丹黄不去手。尝一游京师，同郡程编修恂延主其邸，桐城方侍郎苞素以《三礼》自负，闻先生名，愿一见。见则以所疑《士冠礼》、《士昏礼》中数事为问，先生从容置答，乃大折服。荆溪吴编修绂，于《仪礼》功深，及交先生，质以《三礼》中疑义，往复辩难，叹曰先生非常人也！”
据江锦波《江慎修先生年谱》和许多民间笔记所载可知：江永曾祖父江国鼎经商于江淮之间，未能巨富而有善行，人称江善人；祖父江人英介于读书与经商之间，为典型的“亦商亦贾”者；其父江期因此得以寄籍江宁，专心从事于科举，极少回乡探视，但至死也未能中举。江永21岁时就中秀才，却从未参加过乡试。曾在乡试之地江宁陪侍父亲应试，住在同族江义文家，却以设馆授徒聊为生计。稍后“侍父归里，旋丁父忧”。清末民初的陈去病曾任徽州中学教员有年，于徽歙乡间轶事多有记述，云：“江慎修微时，家亦甚贫。尝上郡应试，而窘于资，不得已，乃为人担荷行李而前，因得相随入试。然江家婺源，去郡且三百里，而先生独不惮劳勚，从事于此，则其志行之卓立可见矣。昔晦庵临终，以 ‘坚苦’ 二字励门人。若慎修者，可谓能实践其诫矣。《诗》有之曰：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余于先生亦云。”一介书生竟然依靠为别人做“脚夫”挣得去府学应试的斧资，“得相随入试”，其家境贫困至极已可想而知。那么，再欲参加省城乡试，已绝无可能；若另走经商之路，自然也是空口白话。唯一的路径，便是到别人的家塾去做塾师，以维持自身和家庭的生存之计。考察徽州地图可知，江永60余年塾师生涯的行动路线，无非是在岁试之路上奔波，从婺源江湾、婺城（县城）、大畈（外舅家），到休宁五城山斗（程恂家），再到歙县（府治所在地）的西溪（不疏园）、灵山（方矩家）。江永也从21岁为县学生，到24岁补廪膳生，再到62岁为岁贡生。为了生计，更为了读书，不惜“束修所人，尽以购书”。江氏一生中除了一游京师与江西之外，终身不出徽州，淡泊自如，与世无争，享年82岁。至于江永与科举士子之间的关系，钱大昕有记云：“（乾隆）丙午，江南乡试，以《乡党篇》命题，士子主先生说者皆得中式，由是海内益重其学。”江氏之书使他人得以中式，自己却以贡生终老于家。江藩也称其“所著《乡党图考》、《四书典林》，帖括之士窃其唾余，取高第，掇巍科者数百人，而永以明经终老于家，岂传所谓 ‘志与天地拟者，其人不祥’欤”。言辞间颇有替古人鸣不平之气。江永尝自述所学所为与时尚时文之异，云：“科举陋习，少即厌之，不得已而遂行逐队，身厕科举之林，心游科举之外。”是“厌之”，抑或“遂行”，此言或许是夫子自道的无可奈何，也未可知。江永曾与同乡汪绂有言曰：“盖食贫不免授徒，授徒须讲时艺。”“虽遂行逐队，不免从事举业，亦谓不过头巾茶饭。若圣贤茶饭所以果腹而润身者，毕竟不在此。私心以为，天下无不当读之书，无不当讲之事，无不当穷之理。但随吾力所能至，与吾性所最近者，孜孜矻矻而为之。”“头巾茶饭”一语虽然是塾师身份的自嘲，但对于江永而言也最为重要。江永终生以教授生徒为业，围绕着应付的时文与钟情的学术，既不失生计，也就性之所近和力所能至，“孜孜矻矻”于圣贤事理。自言：“为己之学最寂寞，其中甘苦独喻之”，可谓其心灵真实的写照。在徽州做教谕时的刘大櫆，即以古文名与当时，对江氏的“好古”之心与“迍邅憔悴”之境，也曾“衋然流涕以悲”，所作《江先生传》云：盖先生生而好古，而穷不见用于世，则益专其心于远稽遐览，终身乐之无休暇。其于古之制度、名物，必参互而得其据证。先生未之辨明，则其说具载方册之中，而人顾莫之见。及先生指以示人，则人皆恍然自失，而不啻其心所欲言。信乎！其为博闻强识之君子也……先生存，则颓然一老，力学于深岩绝壑之间，朝士大夫无过而问者。先生没，则斯文沦丧，后生新进，猝有志于学问，于何执经而请业焉？此士之迍邅憔悴，为举世之所不为者，闻先生之卒，不能不衋然流涕以悲也。
江永之学博大精深，虽至今日仍未能得识其精微。若追溯江氏学行，也正是因为能够“力学于深岩绝壑之间，朝士大夫无过而问者”，才得以深造自得，终成大儒。即如梁启超所言：“俗既俭朴，事畜易周。而寒士素惯淡泊，故得与世无竞，而终其身于学。”虽然江永弟子名满天下，但自己“素惯淡泊”, “志行卓立”。他以“坚苦”二字体现了徽商和徽州学人，即使是在奔命于头巾茶饭之时，也能够“志与天地拟”的精神风貌。由江永的勤苦笃实及其为此所付出的心血代价，我们能够看到：徽州学人在芸芸清儒中确乎可称“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
戴震（1724—1777，字东原，徽州休宁人）的卓越成就除了天赋异禀之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艰难的境遇、怀疑的精神与坚韧的性格。其后裔戴琴泉回忆云：“明末流寇之乱，徽地以僻处山中，独获完善，休养生息。至乾隆朝，故徽属最称殷富。维时族之人多务商业，以豪侈相尚，虽未知为学之道，而故家大户藏书颇富。公（按：戴震）父为族人经布业于江西之南丰。家寒素，无力购置之本，多向族人假借。公记忆力极强，钩稽参考，夜以继日。”戴震祖上皆平民，以农耕和商贩为业。东原少时过目成诵，却“家寒素，无力购书”，也“不获亲师”。10岁入村塾读书，受朱子《大学章句》，便诘问塾师：朱子何以能上溯千年而知孔孟之意？20岁左右跟随父亲在江西南丰和福建邵武经商和课徒；30岁时“其年家中乏食，与面铺相约，日取面为饔飧，闭户成《屈原赋注》”，却“处困而亨如此”。33岁时，乡里豪强侵占其祖坟，并贿交县令。东原只身徒步进京，欲问“天理”何在。“行李衣服无有也，寄旅于歙县会馆，饘粥或不继，而歌声出金石。”此后的数十年，戴震几乎无家可归，落拓江湖，以幕客为生。
在歙县西溪汪氏不疏园中的学习和课徒生活，是戴震成学的关键时期。其弟子汪灼回忆云：“先生名成于征聘，而学之成原于两馆余家。当是时，室人无北门之叹，又得通博艺林，先严力助之也。先生目直视，光炯炯射四座。学宗汉郑君康成，六经、秦汉之书无不读。随读研究，析疑义，明制度，岂非考之约而览之博与？尝忆儿时入塾，先生授《说文解字》，俾逐字寻六书之义，因训曰：‘读书始于识字，积字成句，累句成文，庶免扞格难通之弊。日为余功认十字，计三载可竟功。当读之书，不外圣贤经传；文可法者，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而已。近世工剽窃，尚腔调文，与俗近者去古远，汝曹慎之，勿学也。’与先严同学不疏园，南东异室处，偶读书有得，未尝不来先严处，分榻坐，抵掌谈道，欢声达墙外。有村人暨他族以事白，或持文就正先严者，先生即拂衣起，归室据一席，高歌无所顾，如冰炭然。而稚川先生来，则又如冰之投水，炭之在炉，冷熟各相得。京师多达官长者，闻先生处之亦若是，以故多不理人口，然未至世皆欲杀者，以素未肯与俗争是非也。先生与东方日俱起，所读之书五色灿然，终朝握管，考核礼经，为古文辞，不作一行草字。夜则起视星斗，占人事得失。所著《勾股割圜记》，集《天官书》、梅氏、利玛窦之大成，尤精《水经》、律吕、音韵。”由汪氏所言可知东原卑微的出身、艰难的经历、不能容俗的性格，以及“论古姑舒秦以下，游心独在物之初”的学术旨趣。由此既印证了徽州民风的“惇朴而廉劲”，也预示了一代儒宗的由此诞生。
据载，戴震原本的生活轨迹也应如其父，最初只是为务农经商的需要而学习文字，计算账目，遇有机会也设馆课徒，借以治生而已，于帖括之学也不甚讲求与奢望。但因为“家极贫，无以为业，至是始为科举文”。这是东原的学弟洪榜所述，至为可信。其后，“学日进而遇日益穷，年近三十乃补县学生”, 40岁中举，53岁得进士。其中，第六次会试不第，还是皇帝的例外恩遇，才使其在晚年不仅心愿得酬，且暴得大名。那么，作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戴震为何学问精博却难以进学，胡虔曾叙其事云：“戴东原震数应礼部试，分校者争欲致之门下。每于三场五策中物色之不可得。既乃知其对策甚空，诸公以戴淹雅精卓，殆无伦比，而策则如无学者，大是异事。钱辛楣詹事曰：此东原之所以为东原也。戴中壬午江南乡试，年四十矣。出青田韩锡祚房，其文诘屈，几不可句读。后以征修四库书，得庶吉士。”清儒中擅长考据者多不擅时文，惠栋、江永、戴震犹过于此。他们专心求古、离异大众而曲高和寡，只落得些无奈与悲哀。李慈铭曾对清儒的才情与功力、得失与荣辱的情况有所总结，云：“盖汉儒之经学，为利禄之路，其从师传业者，无异今之举业。而国朝诸儒之学，则实与时背驰，宜其愈上而愈困也。”刘师培亦云：“盖处清廷之下，其学愈实，其学愈乖。”自古以来，避难趋易乃人之常情。所幸苍天不负，戴氏“以征修四库书，得庶吉士”。为了报答皇恩，戴氏校书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也因长年辛劳，而高度近视。曾告诉段玉裁云：“余乖于时，而寿似可必。后以此言告钱学士晓征，晓征曰：天下固无可必之事也。金殿撰榜曰：先生之坚强，穷困时能日行二百里，发愿成《七经小记》。余语之曰：岁不我与，一人有几多精神？先生答曰：当世岂无助我者乎？竟以积劳痿足，杜门一年。中屡换眼镜，最后鬻眼镜者曰：‘此老光之最者，过此无可换矣。’是非不厌不倦，神太劳则弊故欤？”《七经小记》代表了戴震著述的最终集成，《四库全书》是东原学术事业的最高荣誉，但天不假年，于二者皆未能卒业。然而，东原壮志凌云之语、屡换眼镜之事，已足以展现出一位潜心学术、艰苦卓绝、“鞠躬尽瘁，死于官事可也”的学人形象。
三
“皖派”学者中有凌廷堪（1755—1809，歙县九都七图人）者，出生于海州，终老于徽州。其父灿然公自歙迁入海州板浦场，为灶户。六岁而孤，稍长，客扬州，为华氏赘婿。后成进士，以教授终身，朱珪称之为“君才富江、戴，远利就冷官”。晚年归歙，“朝披夕抹，日事著述”，无疾而终。无后，由戚属和弟子料理后事，葬于“歙西梅山十亩园，与父灿然公合墓”。其弟子中以阮常生、胡培翬、张其锦等最为杰出。关于他的生平与学行，阮元有传云：“凌君讳廷堪，字次仲，安徽歙县人。远祖安，唐显庆中任歙州州判，遂家于歙。父文焻业贾于海州。君生海州，六岁而孤，困苦穷巷中，母王氏鬻簪珥就塾师，粗记姓名而已。去，学贾，不成。年二十余，始复读书向学，能属文。惧时过难成也，著《辨志赋》以见志。乾隆四十六年游扬州，慕其乡江慎修、戴东原两先生之学。”由此，广交师友，学问大进。
徽州学者家境的贫困和科举的挫折，往往使他们对身世经历和人际情感保持着一定程度的矜持、沉默甚或忌讳。这种太过理性的内向、沉潜和坚毅，也使得外人难以理解其内心真实的感受，而仅从外表上探得些许朴实、刚毅、不善交际的信息，如江永、戴震、金榜、程瑶田、汪肇龙等，无不如此。但其中也有个别的例外——凌廷堪，他既是一位“骆驼”式的学者，也是一个善于表达情感和内心世界的诗人，他能够将徽州学子无家可归、屡困场屋的悲惨境遇畅快地表达出来。李慈铭评析凌氏诗文集云：“其格调清俊，时有佳句。乾隆中经儒之称诗者，沃田最胜，兰泉次之，先生诗可以上肩西庄，下揖芸台。其中往往自出名论，又时证发经义，则诸家所未及。”那么，我们从凌氏诗文中也可以约略地获得更多徽州学者历尽艰辛、勤苦笃实以立德立言的形象与心迹。譬如，《手钞诸经跋》一文云：余幼而孤露，学书仅足记名姓。服贾入市，舍筹而嬉。少长，辄以意为诗文词曲自娱，六经未之全睹也。年过二十，亟思发愤读书，是以有《辨志赋》之作。后以负米出游，时借主人之经读之，文义渊深，苦不易晓，倦而弃去者屡矣。乾隆庚子冬，两淮巡盐御史长白伊公奉旨删改古今亲剧传奇之违碍者。次年，属余襄其事，客扬州者岁余。吴人孝廉李勉伯先生赠余诗，有“莫将椽似笔，顾曲误垂名”之句，于是感其言，复取诸经就枕上观览。同人或阻之曰：是学甚难，不若诗文之易见长也。是学甚朴，不若诗文之华而悦俗也。余皆不谓然。夫学求为己焉耳，岂以难易华朴易虑哉！且未通一艺，而自命为文人，亦文人之羞也。自是有暇即默诵，而艰于记忆，乃自课以手抄代读。然寄食于人，几案少隙，或作或辍，二年中始钞得《诗》、《书》二经。时未得注疏，但就锡山秦氏本钞之。壬寅冬，入都，及覃溪师之门，命之习举子业，复钞得《周官礼》。丙午下第，归朐浦，又钞得《仪礼》。戊申，部臣新定科场例，请《五经》并用，通场同题，以杜关节。上以士子《五经》未能遍习，命本年先用《诗经》，次年会试用《书》，次《易》，次《礼》，次《春秋》，五科后再以《五经》同出题。是科余以副榜准贡。冬，归自京师。次年，将试于江宁，春间又钞得《易经》，尊功令也。余钞诸经，初不为应试计，而中副车则以《诗》，领乡荐则以《易》，捷南宫则以《礼》，前此肄业太学，则以《书》也。《盘庚》曰：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夫操豚盂而祝，敢曰力穑，而有秋之报，亦云厚矣。然九年之久，止钞得《易》、《书》、《诗》、《周官》、《仪礼》而已，《戴记》、《左传》以文多尚未遑从事，他日当与《公羊》、《谷梁》、《孝经》、《尔雅》等陆续补钞也。辛亥三月，捡旧箧重加辑治而藏之，并书数语于卷尾，以见饥寒奔走读书之不易云。
凌廷堪在“寄食于人”的情况下，“以手钞代读”而成学业，其艰难境遇可想而知。笔者之所以详引其文，意在通过凌氏自述其读书、谋生、科举的生活经历，借以考察游食的徽州学者“饥寒奔走读书之不易”，这也是所有“皖派”学者或多或少都曾经历过的，只是凌氏较之善言而已。在关于“难易华朴”的治学旨趣上，凌氏也天然地具备徽州学者所具有的朴实敦厚学风。对于朴学“甚难，不若诗文之易见长”和“甚朴，不若诗文之华而悦俗”的劝阻，凌氏不以为然，而倾心用力于六书九数与典章制度之学。常自叙治学思想云：“少困饥寒，学贾不成，年二十余，去而佣书，不知时文为何等也。暇日窃借经史读之，人咸以为笑，谓不从时文入，终无是处也。嗣是见作时文者，辄怖之。然与之谈论，又往往不满人意。疑时文别有秘传，乃宛转叩作时文之法于人，则又笑曰：是甚难，有理、有法，非童而习之不可。如子之年，尚奚及哉？于是退而自悲。因忆《戴记》所云时过而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斯言不诬也。至是遂绝意于时文。”凌廷堪原本并无读书机遇，为了生存，服贾入市，“学书仅足记名姓”而已。但凌氏却能够在“寄食于人”，无以获书的情况下，“有暇即默诵”，凭着手抄的笨工夫，以坚毅稳健的心态完成了从“佣书”学徒到著名学者的人生蜕变。可以说，凌廷堪“少困饥寒，学贾不成”和“窃借经史读之”的遭遇与经历，代表了一般徽州学者的成学历程，也是学者“徽骆驼”形象的最切实、最有代表性的体现。
通过以上诸位徽州学者的生平经历和学行记载，可知徽州的艰苦环境与朴实民风反映在学人身上，必定会有相应的敦本实学、坚忍不拔的治学风尚。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徽州学人这种勤苦笃实和顽强的“徽骆驼”形象，与后人所称“综形名，任裁断”，空所依傍，实事求是的精神，也极为契合。由此可见，传统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实践对徽州的影响极其深远，它是徽州宗族和社会建设的指导思想。当然，这种情况也适合于中国其他区域文化。结合现实，探讨历史，建构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对于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对当今的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