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东南科举家族的社会关系与科举事业

——以玉林高山村牟氏家族为例

李伟中

高山村位于广西东南部的玉林市北郊5公里处，是一个汉族移民村落，形成于明代中期，到清朝末年还不足千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村子，自明代中期成村之后，却培养出了4名进士，14名举人，3名副榜，2名拔贡，193多名秀才，有13人出仕为官，而且主要集中于牟氏家族。据《郁林州志》载：郁林州从宋嘉定十六年（1223）至清光绪十五年（1889）的666年间，共培养出进士24名，城北高山村就占了近五分之一。在这样一个移民村落的科举家族里，其社会关系如何？对科举事业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本文以该村最主要的科举家族牟氏为例，根据其家谱等资料，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 高山村牟氏家族源流

据玉林《牟氏家谱》记载，高山村牟氏的祖籍在山东省登州府栖霞县铁口村，因此谱中有“高山仰止接栖霞”之说。铁口牟氏自宋代牟千开始子孙繁盛，牟千的长支五世孙牟佐为元朝的节度使，六世孙牟息为元朝副节度；次支六世孙牟全，“元忠显校尉管军千户，武略将军钦赐金牌，授掌节兵印征日本，管领战舰创开海道建大功后，御赐葬祭，子孙承袭，原居山东省登州府栖霞县铁口村”。牟全即为高山村牟氏的太太始祖。元末时，铁口牟氏任武职者十多人，为当地一名门望族。明初，大将军徐达遣散山东大族，牟全之子三台公（高山牟氏的太始祖）一支随宦迁居广西，居住在桂林西乡崖底山。始祖方言公，明正统时由岁进士（即贡生）任广西兴业县外翰（教谕一类），授修职郎，并迁居兴业县六望村，葬于寨了莲塘山。方言公长子云七公迁居玉林仁厚镇牟埇村，云七的长子上序公迁居今玉林城北的高山村。自此子孙绵延，科举繁盛，在科举时代培养出了3位进士，11位举人，3位举人副榜，1位经元，12位岁贡生，9位附贡生，22位增贡生，27位廪贡生，71位庠生，1位名宦乡贤，3位乡饮宾，受荫封者更多。

二 牟氏家族的社会关系网络

一般家族的社会关系网络以血缘为建构的核心理念，科举家族则是以血缘和科举文化的交流为网络建构的双核心理念。依据宗法社会的特征和科举制度的潜规则，像高山村牟氏这样的科举家族，其社会关系网络是以代表科举家族的科举人才为中心，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下面是一个关于科举家族文化交流的示意图：

该示意图表示了科举文化交流的不同关系层次和范围的大小。越向内，其与中心的关系越紧密，但交流的范围越小；越向外，关系越疏远，圈子的范围越大。中心与前四层的关系主要是以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为纽带，可以称之为内部文化交流。中心与后五个层次的关系属于外部文化交流圈，是真正的社会关系，科举成为了外部文化交流圈的唯一关系纽带。下面我们对牟氏家族的社会关系圈逐层分析。

三 内部文化圈与牟氏家族科举事业的崛起

牟氏家族在明代中后期曾培养出了两个举人和数名秀才，但这仅是其崛起的前奏。牟氏作为一个科举家族真正达到鼎盛时期是在清代，3名进士、15位举人和100多名秀才显示了它在玉林的无比辉煌的成就。考察高山村牟氏在清代科举事业的发展，首先是其家族本身所具有的深厚的科举文化传统。科举文化的传承首先是从家庭开始的，主要表现为祖传孙、父传子、母传子、兄传弟、外戚相传等。在高山村牟氏家族，出仕为官者仅有10余人，具有低级科举功名而又不具备出仕资格的秀才生员数量众多。这些人为了谋生和家族科举事业继续发展的需要，或开馆授徒，或培育后代子孙。如高山牟氏“开家成族之祖”牟春芳（号万川）, “公勤于学，游庠食饩，而淡于举业，殷殷然以奉亲课子弟为事”。后其胞弟牟春华（号万林）以明隆庆元年（1567）举人出仕儋州知州，并因政绩显著入祀玉林州名宦乡贤。又如高山村第一名进士牟延典的受业师廻澜公，“以第一名入学，嗣后屡试优等，乡试不售。开馆延英，崇奖后学，采芹折桂数十人”。

其次，婚姻圈对牟氏家族的科举事业影响相当大。在清代，玉林的科举家族除了高山村的牟氏和李氏以外，还有南门陈氏、江岸苏氏和州背的钟氏、杨氏、蒋氏等。受传统“门当户对”的门第观念影响，高山牟氏与这些科举家族之间的联姻现象相当普遍，从而形成了一个以婚姻为纽带的科举文化关系圈。比较典型的例子有：庠生牟兰堂，号馥齐，其德配孺人陈氏为陆川即用司训陈纯臣之女，长子牟参元（附贡生，以办团练积功，由附贡保以县丞选用，加保知县，荐保知州，任刑部主事）娶太学生唐玉圃之女，次子牟体元（由增贡生任梧州训导）娶庠生蒋巨川之女；牟兰堂的四个女儿，“长适即用县丞杨厚川公子贡生诗珍，次适庠生蒋文河子附生武宣，三适监生杨锡珠子捷荣，四适弛封文林郎梧州府教授贡生李云峰（进士李拔谋的叔叔李世英）公子职员拔纲”；兰堂的三个孙子，“长治修娶江西安义县知县丙戌科进士李拔谋女，次治斌娶候补县丞附生苏崇浦女，三治杰娶中书科中书蒋武堔女”。候选训导增生牟静江一家，其长女适州背蒋武宗，次女适罗村举人梁君福；廪生牟静川一家，其德配蒋氏为州背人，与南和县知县、玉林州背人蒋继芳为姻家弟，次女嫁给北邑太学生梁世璥，三女嫁给州庠生增广生杨辅朝。庠生牟廷一家，其德配李氏为庠生李秀山之女，“有女三，长适兴邑任怀集平南训导廪生庞宽，次适北邑太学生梁文澍，三适州处士苏懿桢”。庠生牟廷煨之妻苏氏为“敕文林郎、开源县知县仁亭公女”。另外，还有丙辰恩科解元、联捷进士广东提标左营副府梁国煊为牟官显之曾外孙，等等。这些例子虽然分散，但也足以说明高山村牟氏家族婚姻圈的主要组成。

明末清初，社会动荡，高山村牟氏家族的科举事业一度陷入低潮。据《郁林州志》统计，在清代顺治、康熙两朝七十余年间，高山村功名较高的科举人才仅有两名岁贡、一名恩贡、一名增生和一名附生而已。之所以能够在此之后重新崛起，与其和玉林南门口陈氏及吉敦塘张氏的联姻有很大关系。据不完全统计，在清代的玉林州，南门口陈氏共培养出了2名进士，20名举人和4名副榜举人。在高山村牟氏清朝第一名举人培养出来之前，南门口陈氏已经培养出了一名进士，10名举人，3名副榜，其科名比高山村牟氏要鼎盛得多。明末，崇祯癸酉举人牟延懿之女嫁于南门口举人陈朝报、副榜陈朝圭之祖父陈适园，之后，牟氏与南门陈氏世代联姻。到了雍正初年，陈朝报的妹妹（郡城南康熙癸已孝廉讳圣瑞公次女）嫁于高山村的牟惟植（毓山公次子，顺治增贡生牟峻华之弟，太学生，字淑芳，号荣泉，明经乡可公之子也），因此，“报添祖戚兼属姻亲”。“乾隆丁卯秋，报曾掌教紫泉书院，翁孙辉孔尝从游焉”，乾隆十七年，牟辉孔成为了清代高山村牟家培养出的第一名举人。

吉敦塘姻亲张南野对高山村牟氏在清代中前期的科举发展影响更大。张南野，原名映轸，字为光，号南野，鬰林州城外吉敦塘人，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副榜举人，与牟万林一起入祀乡贤。据映轸子以焕记：“余父南野与静翁（牟静川）母姊舅也。年高艰嗣，于雍正癸卯，父承姊命，迁高山大巷园屋居焉。籍山川钟毓，生余兄弟三人，得邻斗极二十余年。”张南野中举后，于雍正、乾隆年间在高山村居留二十余年教书育人，作为一个副榜举人，在当时的高山村是不可多得的高素质科举师资。自张映轸到高山村大巷园教书之后，牟氏家族的科举教育水平上了一个更高的层次，获得科举功名的层次也得到提升。雍正、康熙两朝的七十余年内，牟氏培养出了1名进士、4名举人、1名副榜举人、2名拔贡生和5名岁贡生，为牟氏科举事业鼎盛期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 内生性的科举教育师资与牟氏家族科举事业的中期发展

乾隆中期以降，牟氏家族培养的高层次科举人才越来越多，其中一部分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能出仕，从而担负起了家族科举教育的重任。牟毓基就是这类科举人才中的一个早期代表性人物。牟毓基，号钟灵，乾隆三十九年甲午科举人，也是牟氏家族在清代培养出的第四名举人。第一位举人是牟辉孔，出任广东长宁县知县；第二位是牟延典，后考中进士，出任江西省上高县知县；第三位是牟惟珩，出任广西恭城县教谕。只有牟毓基因奉老母而未能出仕，这与其早年经历有关。毓基“年十三，熙猷公见背，所遗一弟两妹，皆在襁褓，犹赖叔母钟太孺人矢志抚孤，纺绩为活，而家徒壁立，每难瞻足。兄以未弱冠之身，任成人之责，恒日负米以供膳粥，孤苦之状难以备述。乃能克守遗训，励志诗书。堂伯静远公奇之，携与同学，不数年文名大噪，十八入州庠，旋即食饩；甲午登贤书，时年二十四。闱墨一出，诸老咸服之”。由于家庭贫困，又文名早播，牟毓基自少就开始设帐授徒，到了中年信徒益众，远近出其门者不下数百人，多有成就，从而成为了乾隆后期至嘉庆初年高山村的名师。比如进士牟延典之子牟陛光、牟陛进兄弟，很早就在其父的指示下，“负笈从游，常与亲炙，见兄言必有章，动皆以礼；诸子百家，莫不淹贯；而于治艺一道，特擅精工。吾家科甲蝉联，有以学著，有以才显，代不乏人。进或从之庭训，或寄之景从，或私淑于当年，或亲承于平日，非无师资之益。取法之方。要不若吾兄昕夕提撕，训诲数十年如一日也”。后来，牟陛光考中乾隆四十四年乙亥恩科副榜，牟陛进考中乾隆六十年乙卯恩科举人，从而成就了高山村第一个“父子同进学，一门三举子”的科举传奇。

除了牟毓基以外，高山牟氏在这一时期培养的贡生如岁贡牟惟枢、牟照监、牟惟璘、牟劻基和恩贡牟德明等也多未能出仕，主要是居乡授徒，成为了支持牟氏家族科举中兴的一批高素质师资。

五 女性成员与科举事业的发展

同时，高山牟氏家族的女性成员也为科举家族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通过“门当户对”的联姻，科举家族之间形成了一个有利于科举事业持续发展的婚姻社会网络。这个网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嫁出，一是娶入。关于嫁出，上面已有简要的阐述。这里再分析一下科举家族娶入的母系成员。由于这种门第联姻，牟氏家族的母系成员大多数也出身于科举家族，具有从事初步科举教育的能力。而且，在科举考试和传宗接代的双重压力下，从事科举的文人形象往往是“手无缚鸡之力”，很容易早逝，经常出现“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丈夫早逝的妇女往往是坚守贞节，守寡训子，身兼父、母、师三重角色。而且，越是科举兴盛的家族，这种现象越普遍。这也许就是作为科举家族的沉重代价吧！据不完全统计，有清一代，高山村仅三十岁以前守寡而受到旌表的贞节烈妇就有31人，三十岁以前守寡而未上报旌表者10人。具体情况见下表：

这类节妇的背后往往都有一段感人而辛酸的故事。如廪生牟春芳（万川）之孙牟起隆妻牟钟氏，二十二岁来归，“仅数月夫死，遗腹生子宪天，抚孤誓守，冰操无玷，寿八十有一，宪天已五十八岁，领岁荐，白头母子，聚首一堂，有诏建坊入祠”。庠生牟彝章妻卢氏，二十九岁守寡，“其教二子则维严，长懋圻成进士，官知县，次懋孚国学生，同治四年学使孙钦昂题 ‘画荻风高’匾额，寿七十九岁，同治七年旌表入祠。”生员牟惟楹继妻庞氏与庠生牟昭彰妻杨氏为姑媳，庞氏“年二十二夫亡，无子，矢志守节，抚前子照彰如己出，训诲成立，得列胶庠。照彰故，妻杨氏二十三，仅一子，亦守志不渝，与姑更相为命，训子肇基入学。乾隆二十七年以姑媳双节详准旌表，给 ‘彤管双标’匾额”最为典型者为牟陛进一家，三代四人共守贞节。南宁训导举人牟陛进侧室梁氏二十七岁守寡，有子昌元。当时嫡室亦早亡，遗子钧元、赞元。“氏则持躬玉洁，教子丸和。赞元得以入学。未几，嫡子钧元亡，妻杨氏矢志柏舟。越十三年，昌元亦故，妻杨氏盟心介石。”当时昌元无子，由赞元独子文泰兼祧两房承嗣。文泰九岁生母去世，昌元妻杨氏“鞠育教诲，弱冠入学”。不久文泰又亡，其妻刘氏无子守寡，抚养堂兄文淮三子润章为嗣。梁氏守节三十年，昌元妻杨氏23岁守寡，守节35年；钧元妻杨氏30岁守寡，守节35年；文泰妻刘氏30岁守寡，守节18年。

这些被家族记录在谱并上报旌表的仅仅是三十岁以前守寡的贞妇，三十至五十岁之间失去丈夫而子未成年的妇女，因为没有专门的记录而常常被我们所忽视。如上述的乾隆举人牟毓基，“吾兄有子一，克承家学，名列宫墙，性耽经籍，攻苦伤神，不幸先兄而卒。所余二孙，长方八岁，次绕四龄”。记载此事的举人牟陛进寿亦不满五十岁。又如牟镇藩（号致庄）35岁去世时，“君遗孤三，长十三岁，次十岁，幼三岁。则杨氏茹苦抚之”，令两长子经商，幼子读书。“每就传归，篝灯自课，书声与织声相和。知者曰：‘此慈母先生也。’既而治经者通，治生者裕。年六十余，有孙则课之，严如课子。”后来，牟镇藩的小儿子治章成为了生员，孙子树棠考中了进士，官至内阁中书，无论功名还是仕官，都是高山村牟氏家族中最高的。正是这些在科举制度下过早失去丈夫的妇女，为高山村的科举家族培养了一大批科举人才，延续了很多支即将断绝的“香火”，带来了贞节满门的荣誉，为科举家族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然而，她们却又往往是科举家族中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群体，或者仅仅被看作是科举制度和旧伦理的牺牲品而已。

六 外部文化圈与科举家族的发展

以上所分析的与科举家族崛起和发展相关的因素，主要以血缘和婚姻关系为联系纽带，可以称为科举家族的内部文化圈。除此之外，科举家族的社会关系还有所谓的同年、朋友、师生、同乡、同僚等，我们称之为科举家族的外部社会交往。这些交往主要反映在“谱序”、“缙绅赠谱诗”、“祠堂联”、“墓志”和“寿文”等里面。下面我们对该谱中有关其社会交往的内容进行分析。

打开牟氏家谱，第一页就是外翰吴凤涤为该谱作的序文。吴凤涤，乾隆乙卯拔贡，壬申科举人，头衔是敕授修职郎、候选知县、博白学正，并记功一次。这位吴外翰与牟氏的交往是：“余雍正乙卯，与静翁令郎次君惟理同拔心契，缔交莫逆，乾隆戊辰莅博白教谕任，壬申恩科又与令孙长君辉孔同榜，甲戌送考，欎林公饯，造访出谱示余。”正因为他与牟氏两代人的同年拔贡、同榜中举，又在玉林州管辖博白县任过教职，吴凤涤就成为了牟氏家族的世交，也因此为之撰写了谱序。而牟氏亦因他是世交，在当时具有较高的科举功名并出仕为官，这个序文就被用行草原文照刻，放在了家谱的首位。该谱的第二篇谱序是牟氏姻亲南门口举人陈朝报所作，其身份与关系前文已有介绍，不再赘述。

在为该谱题赠诗文的缙绅里面，主要有：熊恩钹，乾隆壬申恩科与辉孔同榜联捷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李时沛，字泽民，乾隆壬申恩科与辉孔同榜，甲午明通；张以焕，字耀嵩，州庠增广生，张映轸之子，上文有介绍；陈科铎，字声一，乾隆丁卯举人，南门口陈氏人，其关系前文已述；何朝楷，字范臣，州庠生；其他还有北邑太学生梁世璥、州庠增广生杨辅朝、进士梁国煊等。这些人均具有相当的功名，他们当中除了与牟氏有姻亲关系的以外，熊恩钹、李时沛和牟辉孔是同年中举的朋友，何朝楷与牟氏是同乡关系。

高山村科举家族的显著特征有两个：一是科举人才辈出，二是祠堂多，现存就有十六座，牟氏占了绝大多数。这些祠堂里有许多名人所赠的对联，也能反映出牟氏的一些社会关系。笔者初步整理了一些比较大的祠堂对联，其有名字可考的主要有：

著存祠：河内李棠楷，具体身份不详；宝山杨德珍，戊申举人；福山族人乙卯举人牟惇儒；湖北族人牟昌裕；西蜀族人知州牟铃；会试同考官，年家眷同学弟东吴王鸣盛；知玉林州事王达材；署知州西蜀族人牟铃；署知州木齐屠英。

绍德祠：桂林后学林作梅，具体身份不详；通政使司南崧张鹏展；兴业县知县忝戚末杨景；福山族人乙卯举人牟惇儒；诰授通奉大夫、前通政使司通政使、署督察院左副都御史马平王拯；道光甲午榜眼、广西学政、固始苏畦祝庆藩；翰林院编修、乙酉广西副考官、年家眷同学、滁郡齐王煜；广东廉州府知府戊午举人年再侄张堉春；族人牟荫乔；同治癸亥顺天府府丞兼提督学政霞舫蒋达；毕道远（身份不详）。

思成祠：庚午副榜南野张映轸；四会县知县仁泉陈朝报；罗源县知县申亭文谢生；甲辰解元昆泉陈朝坦；甲午广西正考官、年家眷同学弟菔塘戴璐；知州西蜀族人牟铃，东吴王鸣盛；昭通知府受川陈科；欧阳永裿，身份不详；京石吴植；云岩吴鸿；华九杨荣光；翰臣龙启瑞；融县司训北邑仲山梁建藩，题赠壬申恩科经元牟辉孔；嗣沂刘曾。

惇叙祠：庆远府教授、戊寅恩科举人世愚侄茂园梁献林；年愚侄楫英孙廷彦；丁酉拔贡丙午科亚元戚末谷廷梁诒堂；癸亥进士刑部郎中年愚侄宫山李璲；癸酉举人西蜀族人毓培；道光己酉广西正考官、提督学政、浙江蕖田孙锵鸣；户部主事、己酉广西副考官山左心齐丁守存；年愚侄子良刘惠人；月波邓廷林；甲午进士族人荫乔；希白李光斗；粤樵许懿林；子塘谢鉴礼。

在各宗祠的祠记当中，绍德祠原记的作者为南门口举人陈朝报，“报忝祖戚兼属姻亲，仰见其堂构森严，栋梁冠冕，亲往而谒。适妹夫惟植出世谱，属余言以记”。因而有此祠记。思成祠记的作者是南门口举人陈朝圭，因其“先大父坦腹高山，蚤为心永公所器重”; “越雍正乙卯，圭将有事北行，趋谒外祖舅南野张先生于大巷园”。

牟氏家族的显嗣墓志，大部分都是请具有一定科举功名和官职并与其族人有相当密切关系的人物撰写。具体列举如下：

张堉春，戊午科举人，官衔为诰授朝议大夫，广东廉州府知府，历任广西庆远分府、梧州府知府、玉林州博白县知县。他与牟氏家族交往的方式几乎与吴氏一样：“玉林孝廉壁峰牟君，堉知交之最契者也。故家令望，时抱襟怀。堉自戊辰会试，与璧峰同年，并其堂兄乙卯孝廉槐堂计偕晤于京邸，相得甚欢”；十年后，张堉春成为梧州府知府，省试在梧州举行，“每大比年，公裔来赴省试者，恒不乏人，咸琳瑯伟器，直上联翩，而揆臣旋领解去”。因此，为牟氏开族之祖万川公撰写了墓志。这是一种同年、至交兼父母官的关系。

瞿本初，广西贺县人，诰授奉直大夫，广西鬰林直隶州学正，即选知县，加知州衔。他为牟乘春撰写了墓志。一是因为牟乘春“有孙俊章，为本初举贡同年，尝共舟车赴礼部试，复俱过夏都门，历四寒暑”；二是因为“比本初任郁林学正，又得见先生之曾孙懋圻，端品植学，为一簧隽。会学使访诸行孰优，即首以荐，士林帖然无间言”。后来，牟懋圻考中了进士，并出仕为官，并请他为乘春撰写墓志。这是同乡、同年兼师生的关系。

苏展霖，玉林江岸人，己酉举人，敕授文林郎，尽先即用知县，桂林府灌阳县教谕。“展自己酉与鉴廷（牟俊章）同举于乡，往来京邸十数年，同官于漓江、灌水者又数年，相得甚欢，故知公最悉。”因此，为牟俊章之父达能公撰写了墓志。这是一种同乡、同年、朋友兼属同僚的故交关系。

谢麟书，举人，全州知州。因为“玉林之有牟氏，华胄也。余自丁未简发来粤，即咨访各郡县之世家望族，景仰之私，久已心焉识之。戊午乡试，余与同考之列，所荐而售者，不一而足。若尔昌牟君绍堂，尤卓卓者。榜后来誯，见其英年俊伟，举止不凡，知为世家子。询之，则欎林牟氏，所称华胄不虚也。嗣调补欎属之北流，尔昌执师生。问字往还，或因公至郁，里居尤近，亲炙弥殷，樽酒论文外，备悉其家世”。因此，应举人牟绍堂之请，为牟氏荣泉公撰写了墓志。这是一种科举考试中的师生兼本地父母官的关系。

梁拔抡，玉林州背人，辛巳举人。梁氏“尝与公胞侄茂才超堂、孝廉绍堂二兄相友好，耳闻公与孺人令德，久心仪之。继与馥齐兄缔交，执子弟礼，登堂拜母，益知公与孺人卓卓可传，所言不虚”。因此，为之撰写了《芳园公墓志》。这是一种同乡、朋友兼金兰之交的关系。

梁献林，玉林莫村坡人，广西庆远府教授。因牟氏为本地有名的科举家族，自己与牟氏科举名人多有交往，因此为馥齐公撰写墓志。这是一种同乡关系。

张绍华，赐进士出身，诰授通议大夫，二品顶戴，直隶通永道，前吏部稽勋司主事。“玉林牟芝农大令，余同年生也。”受芝农所托，为其同族曾叔祖秀臣作七秩晋一寿序。这是一种同年朋僚的关系。

覃远琎，赐进士出身，诰授朝议大夫，特授南宁府知府，署浔州府知府，前署玉林州陆川县知县，赏戴花翎，丙辰科广西乡试同考官，加三级记录五次。因“与其族晓天兄为问字友”而成为通家之好，并为致齐公撰写墓志。这是一种通家好友兼父母官的关系。

在《牟氏家谱》里，记录在谱的各类祝寿文章也反映科举家族的社会交往情况。特别是高山牟氏最后一名进士牟懋圻，其为大母卢氏举办的七十大寿最为风光。牟懋圻，号芝农，同治癸酉年拔贡，同年举人，甲午会试进士，先后在直隶任县、阜平、蠡县、饶阳、完县、蠡县等县任知县，居官十余载，政绩卓著，前后加十级记录十次，曾被当地民众要求挂靴留念，并多次获赠万民伞，蠡县民众还为他供奉了“万家生佛”的长生禄位，因此官声颇著，同僚也甚多。光绪庚辰年牟懋圻复署蠡县时，“时年大母七旬荣寿，先君（懋圻）以加衔请封，敬述大母卢太宜人旌表节孝事略，乞先生宿儒鸿篇雅什表扬淑行，藉光门屏，共得五十余篇，蒙曾公廷翊题 ‘荻训堂贞寿辞’六字于籖，汇成一帙，付之手民，以冀垂永久”，从而成为了牟氏家族科举史上的一件盛事。其中最为典型的一篇千言寿文，后面署名者达25人，均为牟懋圻在直隶的同僚。他们是：

年侍生运同衔赵州直隶州知州杨蔚本，

大名府南乐县知县张连瑞，

姻家弟南和县知县蒋继芳，

年愚侄署肥乡县知县唐榕林，

宁津县知县邱睿恪，

束鹿县知县于蘅森，

年再侄任县知县郝增祜，

愚侄清苑县知县吴绳曾，

龙门县知县王以和，

清丰县知县曾星辉，

深州直隶州知州朱靖序，

署安平县知县丁文浚，

滦州知州韩耀光，

曲阳县知县于长逵，

署枣强县知县江槐序，

西宁县知县杜受全，

新城县知县乔五，

调补丰润县知县吴积眴，

临城县知县李苞基，

南皮县知县张彭龄，

任邱县知县赵映辰，

赞皇县知县李毓贞，

调署雄县知县汪度前，

清苑县候补知县朱乃恭，

知府用冀州直隶州知州李秉衡。

另外，赐进士出身、诰授中宪大夫、太常寺少卿加三级、通家侍生胡聘之，敕授文林郎、栋选知县、乙亥恩科举人王树枏等也为卢氏七十大寿撰写了寿文，并被家谱收录。牟懋圻并非官居显位，不过是一名知县。而其大母七十寿辰时，竟然能收到五十余篇寿文，并有名宦题词，还有二十五位知州、知县共撰的千言长寿文，此等殊荣在一般科举家族中是很难觅到的。

被该谱收录的寿文的作者还有：蒋式芬，赐同进士出身、诰授奉直大夫、翰林院检讨、国史馆协修加三级，为卢氏八十寿辰撰写寿文一篇；

蒋达，赐进士出身、诰授通议大夫、前顺天府府丞、提督学政随带加二级，通家好，为增广生牟宝成夫妇七十双寿撰寿文一篇；

李鹤年，敕授文林郎、赐进士出身、甲午丁酉乙亥科同考试官、知桂林、阳朔事，牟端元（号揆臣）的同年，为端元祖母苏氏九衮荣寿撰写了千言长寿文；

陈继茂，应授文林郎、拣选知县，癸巳举人，牟氏姻家再侄，为牟智川（名大元，癸酉科举人，诰授奉政大夫、同知衔栋选知县，军功保举县主簿）八旬晋一大寿撰写了长达一千三百言的寿文；

黄钰，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南书房行走。为牟晓天（名参元，诰授中宪大夫，五品衔刑部主事，加四级）的六十寿辰撰写了寿文；

苏人谷，赐进士出身、钦加同知衔、天保北流等县知县、戊子同考官，牟氏通家弟，是牟笃仁之师；李津，赐进士出身，钦加同知衔、昭平县知县、乙丑恩科同考官，牟氏通家弟，共为牟笃仁之父牟伟才（名树纲，或懋辉，诰授奉政大夫，府同知职，国子监生）夫妇七十晋一双寿撰写寿文；

周德润，赐进士出身、诰授奉政大夫、翰林院编修加四级。因“与翁从侄布南中翰（进士牟树棠）为同年，交捻知世德。岁乙丑同道假，旋丙寅假满都赴，取道郁林，重访布南兄”。因布南之请，为融江作寿文。这是一种同年朋友的关系。

陈荣洙，赐进士出身，诰授奉政大夫，钦加府同知衔，知广西浔州府贵县事，历署陆川县、全州、富川县各州县篆，累充丁卯、庚午两科乡试同考官，随带加二级加三级记录十二次。“于时西齐学博牟君明卿，癸亥同年布南太守从独子也。”受牟明卿之请，作《东江公寿文》。这是一种世交与父母官的关系。

郑献甫，赐进士出身、钦点主事。进士牟树棠在任上时，“春风吹我曾过一谈，秋月照人重遗半纸，嘱以瓦奏匏宣之语，代祝木公金母之词”。因之为树棠太封翁牟焕文撰写寿文。这是一种朋僚的关系。

唐盛松，诰授中宪大夫、赏戴花翎、钦加四品衔、大挑一等、补授广东广州府顺德县知县、前历署封川、四会、乐会、琼山等县知县，赤溪厅同知代理、琼州府知府，乙亥恩科举人，自称“兰侄”，为牟建亭六十寿辰撰寿文一篇。

黄鹏霄，号莲槎，道光乙酉科举人，广西容县名门望族珊萃黄氏（新桂系首领黄绍竑之祖上）人，高山牟氏赐进士出身内阁中书牟树棠曾为之撰写寿文《莲槎先生七旬晋一授序》。

李拔谋，高山村人，赐进士出身，江西南康府安义县知县、历任梧州、泗城、镇安等府教授，与牟家是近邻兼姻亲的关系。为牟培先夫妇八旬晋一双寿撰寿文一篇。

覃远琎，赐进士出身，诰授朝议大夫，特授南宁府知府，署浔州府知府，前署玉林州陆川县知县，赏戴花翎，丙辰科广西乡试同考官，加三级记录五次，通家弟。适覃远琎由陆川县调任，辖全浔道，经潭府。远琎与其族晓天兄为问字友，遂访其家而留宿。融江兄弟于聚星楼宴请远琎，并请其为融江母黄太安人撰写寿文。

杨抡诗，敕授文林郎，桂林府教授，前林桂县教谕，觉罗学教习，辛酉科举人，牟氏姻晚生。为诰授朝议大夫、光禄寺署正品加四级、国学生盛江公撰写寿文。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从上面所列举的资料来看，科举家族的门庭之上真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牟氏家族与这些人交往的共同纽带就在于科举。比如：与科举家族南门陈氏等的联姻；与科举发达的同姓联宗；科举试途所交的朋友；因同年科举而成为的世交；科举出仕后的朋僚或上司；科举考试的考官；地方官与科举家族的交往等等。而且，上面的材料也显示出：科举家族的社会关系经常是几种关系交织在一起，也反映了这个社交网络的复杂性。正是这个复杂而广大的社会交往圈，为科举家族的科举事业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铺就了成功的科举之路。比如：张堉春成为梧州府知府后，省试在梧州举行，“每大比年，公裔来赴省试者，恒不乏人，咸琳瑯伟器，直上联翩，而揆臣旋领解去”。又比如：“比本初任郁林学正，又得见先生之曾孙懋圻，端品植学，为一簧隽。会学使访诸行孰优，即首以荐，士林帖然无间言。”这种因科举而形成的社交网络，是传统科举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科举制度运行的潜规则之一。

【作者单位】广西玉林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