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鲁南大地的集体历史记忆

第一节 抗日地火运行——评向春的《煤城怒火》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以来一场旷日持久、艰苦卓绝的战争，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日本投降，长达14年。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的东方主战场，无数中华儿女舍身赴死，前仆后继，死亡总数占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总人数9000万的40%，中国人用“3500万人的伤亡和6000亿美元的财产损失的巨大代价”换来了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如今历史烟云散去，回望中国近代百年屈辱的历史，抗日战争是转折点，是中华民族新觉醒和伟大复兴的重要起点。战争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故事，也带给我们巨大的心理伤痛，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抗战为题材的文学创作从未停止过，它们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新文学主潮的特殊部分，也为战争文化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历史档案和心灵实录。

中国的抗战文学创作大致分为三个时期：1931年到1945年抗战胜利，这一阶段的抗日题材作品可称为“战时文学”，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的50—70年代文学为“战后文学”（通常被称为“革命历史题材”或“革命战争题材”作品，而不再称为“抗战文学”），20世纪八九十年代即新时期以来的“抗战文学”（1994年张承志重提，指出今天仍然需要抗战文学，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中国作协发起“中国抗战文学征文奖”，正式定名为“抗战文学”，脱离于“革命历史题材”而成为独立的文学题材）。

战时的“抗战文学”有着鲜明的“为抗战服务”的目的，当时，抗日救亡是整个时代的主旋律，战争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危机感和爱国主义情感，促使中国大部分作家迅速投入到抗日题材的创作洪流中去。“十七年”抗战文学的创作中，由于主流意识形态居于支配地位，抗战文学从内容到形式进一步“规范化”，1960年7月提出的“两结合”创作方法要求作家们表现英雄的时代和时代的英雄，即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工农兵英雄人物。新时期之后的抗战历史书写逐渐弥补了战时和战后“十七年”对战争本身思考的不足，丰富了战争人物的生存状态、精神世界和内心情感，力图通过个性化的阐释还原历史的细部真实。

拨开“文化大革命”文学“空白论”、“断裂论”的迷雾，“文化大革命”时期“写抗战题材的有8部，即李学诗《矿山风云》（第一部）、崔椿蕃执笔的《盐民游击队》、向春《煤城怒火》、牟崇光《烽火》、李荣德和王颖的《大雁山》、郭澄清《大刀记》（三卷本）、晋庆玉《英雄的乡土》、刘云鹏《柳河屯烽火》（上部）。抗战题材小说占长篇小说总量的10%弱。”向春的《煤城怒火》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为数不多的抗战文学之一。如果参照西方战争文学评价作品的“人性”角度，会认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作品因受文革极“左”思潮的影响，突出了政治教化功能，普遍存在概念化、公式化和脸谱化的弊病，鲜有文学研究价值。但是，如果我们跨过历史时间的鸿沟，还原当时的历史语境，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作品有着文化“活化石”一般的本土特征，它们也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抗战文学的一页，有一定的文学史价值，不应该被搁置甚至湮没，而创作它们的作家更不该被遮蔽和遗忘。

一 向春：执着于底层现实的创作

成善一曾在《矿井里爬出来的作家》一文中写道：向春的人生旅途是艰难的，他沿着农民—教师—大学生—矿工—作家一条坎坷曲折的道路成长起来。1936年农历润三月十八，仲春时节，李向春出生在山东省汶上县南旺区柳林闸古运河西岸的一个贫困却勤劳的人家。1960年因饥馑带来的灾难，他只能从菏泽师专文史专业退学，到枣庄矿务局朱子埠煤矿当了矿工。向春在朱子埠煤矿当了23年矿工，他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拼命流血的掘进工事业，因而他的小说创作有着坚实深厚的现实基础。

1959年，向春写农村生活的《老妈妈》发表在《海鸥》上，其他小说也相继在其他文艺期刊上发表。向春在《山东文学》发表了写矿工的小说《老监察》，《大众日报》也相继发表了他的小说，他被山东省作协推荐为“一手拿笔一手拿镐的矿工作者”出席了1965年召开的“全国青年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965年7月，向春把定名为《寒冬》的稿子寄给《收获》杂志社，于1975年8月，改名为《煤城怒火》出版。1979年向春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自此，李向春又创作了《煤城激浪》、《卧龙镇》、《天怒人怨》、《惊心动魄》、《黑色世界》、《鳏夫与寡妇们》、《山川恨》、《恩怨》等长篇小说，这些小说始终执着于描写煤城和煤矿工人，寄托了作家对于煤炭事业深深的爱。

1995年12月2日，山东作家协会召开的“李向春作品研讨会”上，专家评价道：向春以煤矿为背景写了近百年的矿工生活，塑造出不同时期矿工的艺术形象，为中国矿工塑定了一座艺术丰碑。向春对矿工一片赤诚，坚持民族形式、民族传统和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向春的可贵之处在于不断探索，不断扩大创作领域，以煤矿为背景，笔触整个社会。从《煤城怒火》到《天怒人怨》展示出广阔的视线和生活的厚度；从《卧龙镇》到《鳏夫与寡妇们》显示了创作的成熟和艺术的提高；从《煤城激浪》到《惊心动魄》流露出对国家的忧患和对党的信任。陈宝云特别指出：从向春创作的演变之迹，能看出他怎样逐渐摆脱“文化大革命”思潮的影响，逐渐适应新思潮的需要，也可以看出他创作所坚持的东西。

《煤城怒火》的初稿写于1972年9月，两年之后脱稿于济南，1975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刚一出版就轰动了70年代的中国文坛。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文坛荒芜太久，《煤城怒火》如同沙漠中生出的一朵艳丽的花，正好填补了空白，因作品有大众熟悉的生活气息，故事性强，而成为当时的畅销书。《煤城怒火》被人们称为《铁道游击队》的姊妹篇，与《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大刀记》一样成为炙手可热的文学作品，不仅在广播电台连播，而且被改编为评书、连环画和电影。《煤城怒火》虽然产生于“文化大革命”，但没有写“文化大革命”，也不歌颂“文化大革命”，它饱含感情地再现了煤矿工人新中国成立前的生活和历史，这里有工人的血和泪，爱与恨，哀凄与悲壮，屈辱与抗争，有工人的情志与心魂，因此有别于单纯的政治观念的“传声筒”。李向春是地地道道的煤矿工人，他与工人摸爬滚打在一起，长期的生活体验和观察思考，使他非常了解矿工的感情、思想和心理，正因如此，《煤城怒火》有着作家的真诚和生活的真实，这同那些适应极“左”政治的需要随意拼凑起来的作品，有很大的区别。深入剖析此作品，它的突出特点是采用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表现出战争时代人性善恶的激烈交锋，将抗战覆盖于革命之下，将阶级斗争与民族战争融于一体，在人物塑造上有模式化、符号化的鲜明特点，传奇性的革命叙事中有着正统与通俗兼有的民间意味。

二 善恶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

《煤城怒火》描写了抗战期间，生活在底层的煤矿工人在党的领导下，与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斗智斗勇，最终赢得胜利的曲折故事。抗日战争既是反侵略的民族自卫战争，也是被压迫阶级的解放斗争，在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极为尖锐的时候，以朱大顺为代表的工人阶级与日伪军进行了多次殊死较量，在这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工人们迅速成长，由自发盲目的行侠仗义，在苦难中反抗，到接受党的领导之后，成为影响时局、间接抗战的中坚力量，进而成为主动消灭敌人的进步力量，随着阶级队伍的壮大，战争形势逐渐明朗化，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作品突出了民族战争的正义性、阶级性，弘扬了抗战文学所共有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

作品的主人公朱大顺本是一个底层农民，与麻木、愚昧的农民形象不同的是，他在少年时便显示了正义的一面，勇敢反抗压迫、剥削。在杀了地主白吉，毁了地主儿子白润的同时，作为个体的反抗，朱大顺并不具有阶级觉悟和革命性，运河边除霸抗暴似乎是对恶势力的本能反抗，因为穷人只有造反才能报仇，才能活下去。在流浪了一冬天之后为能吃上口饭他成为煤城的矿工。旧社会地狱十八层，矿工埋在最底层，在煤城“下窑七分灾，不是早上死，就是晚上埋”。但这里的工人们同样生活在窑主的残酷剥削下，“租子重，利钱高，苛捐杂税赛牛毛”，运河岸边的民谣唱出了穷人生存的艰难。日本人进驻煤城之后，进行了疯狂的屠杀和掠夺，在国家与民族危难之时，朱大顺逐渐超越个体目标，主动承担起组织反抗和地下斗争的任务。他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开始团结工友，一起斗争，成了煤城第一个矿工共产党员。在他的帮助教育下，郭忠、刘铁、王天英、陈刚、张振等人迅速成长，成为对敌斗争的英雄。朱大顺在学习了毛主席的《战争和战略问题》之后意识到：只有武装夺权才能解决战争问题，武装斗争是煤城抗日胜利的必由之路。无论在思想还是行动上，朱大顺都是没有缺点的先进人物，他行侠仗义，无私救助贫困工友，他机智勇敢，虎口显威，阻断了“鬼子”的出煤计划，他果断神勇，临危不乱，指挥工友与日伪军斗争，连刘子福、谷子叶、董地湖等“骑墙派”也被他慢慢感化、教育，加入了间接抗日的队伍中。朱大顺等矿工是工人阶级的典型，代表了人性的善良、博大、同情和担当，具有乐观主义、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

工人阶级的对立面是日本侵略军和汉奸伪军，以小岛和龟六为代表的日寇顽固自负，丑陋愚蠢，他们身上既有军国主义的战争狂热，又有暴力分子的残忍兽性。他们与以刘八、梁钦山、周学昌为代表的汉奸一起构成了作品憎恶、否定的阶级对立面。

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踏入中国之后，煤城成为他们抢夺和占有的军事重地，他们是凶恶残暴的民族敌人，也是狡猾阴险的阶级敌人，为了实现“以战养战”的野心战略，他们打着“共荣”、“亲善”的幌子，拼命压榨矿工，很多矿工惨死在窑下，矿工一旦反抗便血腥镇压，威逼利诱，为加快夺煤，补给军用，疯狂而残忍。日寇的穷凶极恶与汉奸的贪婪惧死既是个人的道德缺陷，也是整个剥削阶级的象征，作品不遗余力地鞭挞，激起了读者对他们强烈的仇恨和厌恶、警戒与排斥。作品的人物关系简化为二元对立关系模式，在正义与邪恶、压迫与反抗的战争中，正义的一方无疑指的是出身农民的穷人、底层矿工、好人、革命者，作为正面形象，他们善良、勇敢，团结一致，是作者肯定和赞扬的对象。邪恶的一方即指地主土匪等富人、矿警、坏人、反革命，他们愚蠢、奸诈、穷奢极欲，是作者否定和批判的对象。善与恶、神与鬼、美与丑的二元对立，压迫与反抗的叙事模式，引发了读者爱憎分明的民族情感共鸣，造成了欲罢不能的阅读效果。在“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中，这种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比比皆是，有意将政治、阶级上的敌我矛盾转化为道德上的善恶对立，非常符合中国百姓的审美习惯。中国人的善恶标准清晰而明确，“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论思维颇为强大，这种叙事模式适应了普通读者的阅读心理，从而实现了文学惩恶扬善的教化功能。

小说除建构了敌我、善恶、正义邪恶等二元对立模式，其抗战的主题往往被覆盖于革命之中。小说开篇，朱大顺等贫苦农民，在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时，受地主的压迫致使亲人遇害，杀了仇人害怕被追杀而四处流亡，此时的阶级斗争是失败的，到他们当了矿工，有了党的领导后，对日寇的斗争与反抗地主阶级压迫的斗争合二为一，取得节节胜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无论是国内的阶级斗争还是民族战争，都可以置于阶级斗争的范畴内。在抗战期间就开始用阶级分析法来界定抗战的力量和敌我的不同阵营，因而抗日斗争不是单纯的抗日，而成了反抗统治阶级压迫的斗争，一场超越民族界限的阶级革命。阶级矛盾和敌我斗争的合一，符合抗战时期的社会现实，贫苦的工农因被压迫阶级属性而成为革命的坚决力量，其他阶级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明绅士（刘珍、董地湖）则需要改造、团结和争取。因此，在“文化大革命”文学提供的抗战图景中，主要在于塑造工农群众及英雄人物，知识分子是无法作为抗战英雄出现的。“土匪当汉奸，天生的料，货真价实”，土匪（梁钦山）和地主（白吉）同是剥削阶级，自然有了汉奸的第二种身份，国民党伪军则是助纣为虐，枪口对内的反动分子，他们构成了抗战时期的统治阶级。这是以阶级划分作为人物定位的写法，直到新时期，文学摆脱了政治斗争工具的地位才得以突破，人性、人道主义得以凸显和张扬，在抗战文学中，也出现了国民党军人、土匪、地主和知识分子抗日英雄，完成了革命英雄到抗日英雄的转变。

三 类型化、符号化的人物塑造

在《煤城怒火》中，敌方与我方界限分明，好人、坏人极易区分，人物塑造有着鲜明的类型化、符号化特点。

朱大顺作为反抗压迫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在小说中被塑造成“高大全”的英雄形象。首先他拥有英雄通常具有的外貌：魁梧的身材、威武的脸膛、灼灼的眼光、逼人的气魄，他坚定不移地跟党走，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斗争路线，最终打造成了能武装自己的工人阶级领袖。在他的教育引导下，连刘铁、李林一样的辣性子也变得有勇有谋。其次，在行动上，他智斗小岛，迷惑敌人，老塘放水，阻止敌人出煤；他团结帮助工友，屡次救出受难和被关押的工友，后来又将计就计，果断神勇地指挥窑下歼敌、炸车抢煤、火烧棒场；他有着鲜明的阶级立场，拒绝了刘八的收买，证明了“矿工的骨头最硬”，“练就了一身钻刀山的胆”和拥有“为工友碎尸万段脸不寒”的气概，连汉奸刘八也畏惧三分，称他是“钢铁汉子”。最后，在精神实质上，这种压倒敌人的豪迈气概、不畏艰难的乐观精神、对敌人满腔仇恨的阶级感情，体现了超越普通群众的革命性和无产阶级觉悟。作品借刘珍之口给了英雄一个特写与定格：“朱大顺的形象越来越高大，光辉闪闪”，是个“难得的矿工革命者”。朱大顺集农民、工人、革命者、党员、军人诸种形象于一身，也是斗争最坚决的被压迫阶级的象征符号。朱大顺的形象塑造体现了理想化的追求，他大段大段的宣讲式话语证明了政治话语权已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小说通过朱大顺形象实现了强大的政治教育功能，但单纯的政治视角局限了人物本该有的复杂和深度，以简单的阶级划分取消了人物个性，大大削弱了作品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和深度。

刘珍是指引、联络朱大顺等工人的地下工作者，她聪慧、细心，以医生身份做掩护，在对敌斗争中起到了上传下达的重要作用，但在作品中完全成为被改造的知识分子，作为朱大顺形象的反衬而存在。早在1939年毛泽东就指出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阶级，他们可以归为小资产阶级，思想往往是空虚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他们多数只能被作为革命阶级的工农民众改造的对象。在抗日斗争伊始，她就与朱大顺意见不合，朱大顺提出要主动进攻，采用多种形式斗争，她批评朱大顺是违背马列主义的右倾和冒险主义，她始终反对冒进，主张“合法斗争”；朱大顺挺身而出，不惧危险，刘珍又批评他个人英雄主义；后来朱大顺越战越勇，屡次取胜，刘珍则认为他肯定滋长了骄傲情绪，害怕朱大顺的主动会使斗争受挫；她不同意在煤城拉武装，在战略上她是“冲动和执拗”的，右倾错误导致她对革命悲观，看不清斗争形势而过于保守，有“书呆子”气。在作者的设计下，这个昔日走在革命前列的知识分子，却不如没念过书的人有本事、进步快。她成了工农兵的学生，必须向工农兵学习。朱大顺在斗争间隙学习毛泽东著作，对毛泽东思想能深刻领悟并运用自如，证明了刘珍才是真正应该被改造的。这种符号化的形象塑造迎合文革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文中多处用黑体字印刷毛主席语录，每一次战争的胜利无不是毛泽东思想和游击战略的成功运用，英雄人物正是习得了领袖的权威思想才在斗争危难中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最终获得了斗争的绝对性胜利。刘珍形象的塑造是从反面证明并张扬了这种政治理念的正确，有力衬托朱大顺这个抗日英雄成了政治理想的载体和符号。

在抗战题材的作品中，汉奸形象是特殊的反面典型。汉奸在抗战小说中泛指投靠侵略者、为满足荣华富贵的私欲而不惜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民族败类。国人对汉奸的痛恨与鄙视之情不亚于对侵略者，“汉奸”这一符号承载了丰富复杂的人性内涵与民族情感，他们是抗战小说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汉奸的形象在“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抗战小说中有着类型化的特征：人格和国格的丧失、丑陋的外貌和心灵、穷奢极欲的贪婪人性。

《煤城怒火》中几个汉奸形象塑造得让人印象深刻，如梁钦山、刘八、梁森、王大棒、周学昌等人，无论他们曾经是地主土匪、地痞恶棍还是资本家、国民党特务，都是用来凸显英雄形象的反面人物，阶级属性决定了他们的政治身份，他们必然与革命为敌，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他们的下场必然是以死偿还他们犯下的罪行。日本侵略者来了之后他们苟且偷生，借机发财，对侵略者点头哈腰、奴颜婢膝极尽巴结之能事，通过依附侵略者获得了更多的不义之财和更高的官位。但他们对本国老百姓和底层人民却残暴凶狠，与敌人一起欺压同胞，为眼前利益不惜背负千古骂名。俗话说相由心生，在对汉奸憎恶痛恨的心理作用下，作者在外貌上则用漫画的方式对汉奸进行丑化和夸张，进而揭示其阶级属性。如刘八从小就像“一百天没见雨水的豆棵”，“焦黄的头发，精瘦的个儿”，还长着“六棱脸，裤腰嘴，蛤蟆眼”，被朱大顺在白家楼用石灰烧了眼，一只眼就成了“菠萝花”，外表丑陋的他在煤城汉奸中是最狡猾最狠毒的一个，在十几年镇压工人和钩心斗角的官场生涯中，越来越阴险、圆滑，见风使舵，在日寇侵占煤城之后，地主出身的刘八成了镇压工人的刽子手，“害工人的蝎子”。汉奸的猥琐卑劣暴露了敌人的残暴与欺骗，唤起了人们的厌恶之情，起到了一定的教育作用。

另一大汉奸梁钦山从小吃喝嫖赌，五毒俱全，当过土匪，绑过肉票，在煤城杀害了不少窑户，把日寇当靠山，成为煤城一霸。他对工人阴险狡诈，心狠手辣，对朱大顺、刘铁恨之入骨，怀疑他们是共产党，但怕得罪小岛，想独自争功，就暗中使坏。梁钦山的处世哲学是“干咱这一行，心要毒，面要善，手要狠，话要甜，要分场合地点。为人就得会舔会溜会巴，能奸能诈能滑，要狠要毒要辣，对窑货们要打一巴掌揉三揉，揉了再打。”这几句“自白”活画出汉奸的骨相：奸诈狡猾，阴险毒辣，两面三刀的老狐狸。他对矿工色厉内荏，对小岛又阿谀奉承极力讨好，为日本侵略者抢煤出谋划策，自动沦为敌人奴役国人的工具，正是一个丧失国格的“没有骨头的男人”（房福贤语）。

连汉奸的相好或老婆如一枝花、野玫瑰、雪里红、张花鞋等女性，也用绰号定位为“油头粉面、妖气十足”的“女妖精”，与贫苦阶级出身妇女的美丽温顺、勤劳节俭相反，她们丧失了女性的单纯质朴的美，被打上了阶级意识的烙印，在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支配下，只会与汉奸一起花天酒地，纵欲享乐，成为物欲的符号。

《煤城怒火》中的日军是类型化、模式化的人物，也是国人对异国形象想象的产物。小岛是在关东多年的经济情报特务，他“瘦猴个儿，削瘦的猴脸毛剌剌，鸡腚眼嘴巴，稀疏的仁丹胡，一双刺猬眼闪着鬼火”，完全和抗战小说中“魔鬼和禽兽”的常规造型吻合。除了有着漫画式的外表，小岛还有大众熟悉的“日本鬼子”的典型性格特征：既凶悍又愚蠢，无论是外形特征还是故事情节，都做了丑化和夸张处理，这种符号化的写作深刻影响了几代人对战时日本军人形象的认知，构成了几代人共同的集体记忆。

日军总司令委派小岛来煤城，达到经济上“以战养战”的目的，不惜一切代价，不择手段地掠夺煤炭，把煤城变为侵华的基地。小岛既要强迫窑工出煤，又要抓共产党，表面上诡计多端，但在党领导的工人阶级面前却是愚蠢的，在朱大顺的设计中从头至尾被牵着鼻子走，往往中了圈套却不自知，尤其在窑里被整得狼狈不堪。一场正邪战争之后，小岛被大顺枪杀了，鬼子与汉奸全军覆没。在鬼子被杀时，作品写道：“鬼子倒下乱滚，有的脑袋被劈开，有的削个脖儿齐，还有的丢胳臂断腿，哀号成一片。”“鬼子、汉奸像王八推西瓜，滚的滚，爬的爬，嗷嚎怪叫，呼爹唤娘。”这里，“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的复仇快感给读者带来了感官刺激，这是对暴力美学的渲染。在人“鬼”之战中，我军快意恩仇，敌军狼狈逃窜。作品极尽对敌军的嘲讽，贬低对方的同时抬高了我方，主观上获得心理上的优越，洋溢着乐观主义的情绪，但除了在“胜利情结”的驱使下，在痛杀鬼子的集体狂欢中产生自豪感外，客观上造成了人物形象的简单化和脸谱化，缺少对战争中日本人的性格心理的理性反思与人性的深度挖掘。

四 传奇性英雄叙事的民间意味

《煤城怒火》在政治和审美上的双重属性，使得抗战小说既有官方认可的正统性、严肃性，又有为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性和娱乐性。向春本人有着丰富的矿区生活经验，多年的下窑经历使他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因而能把矿区的政治斗争写得生动紧张而扣人心弦，把矿工们与险恶的自然环境进行斗争的场面写得惊心动魄、真切传神，加上人物塑造的民间特点，故事情节一波三折、曲折跌宕的传奇性，叙述语言明显的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使得作品一问世就吸引了读者的关注，获得了大量读者的喜爱。

向春在曲阜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喜欢读《水浒传》、《三国演义》一些古典小说，也爱读鲁迅、茅盾和巴金的作品，对《青春之歌》和赵树理的作品爱不释手，还特别喜爱当代作家写现实生活的作品。他从传统小说中汲取营养，在创作《煤城怒火》时用古典小说的叙事模式，故事原型是读者好接受的善恶二元对立模式，最终善（我方）战胜恶（敌方）的斗争。小说每章一个四字标题，整齐有序地勾勒出人物成长和革命发展之路。主人公在胜利之后，又投入了下一场战斗，传达了英雄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革命主题，文本开放式的结尾，暗示了革命的未完成性，表达了一种革命乐观主义情绪。作品采用古典小说常用的全知叙事，情节充满戏剧性，可谓波澜起伏、曲折多变，迎合了民间的审美心理和大众的阅读口味。例如作品“窑下歼敌”和“大闹煤城”两章，刘铁带领张振、陈钢与鬼子、汉奸们斗智斗勇，配合支队，获得了反围剿的胜利，故事紧凑，节奏紧张，可读性很强。

在人物塑造上，小说刻画了一批扶危济困、侠肝义胆，爱憎分明、疾恶如仇的民间英雄形象。作家曾说：井下环境虽差，却是藏龙卧虎之地。下窑的矿工身份多样，有的是抗日英雄，在窑下劈死过鬼子，在老塘里砸死了汉奸；有的虽然没文化，但一直是地下党的积极分子；有的亲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他们有一肚子生动、感人的故事。矿井里蕴藏着大量的生活和斗争故事，向春与矿工同甘共苦，如兄弟家人，并留心收集素材，他有时凑歇班时约定采访人，还利用探亲假到远处采访重点人物，因而他笔下的矿工有着民间好汉耿直淳朴、慷慨仗义的精神气质。

小说“荒郊除害”、“虎穴斗敌”几章重点刻画了几个孤胆英雄的大智大勇。矿工英雄朱大顺正义无私、见义勇为，不光只身闯虎穴，救出了几千被抓的工友，还领导矿工罢工、游行，在鬼子面前不卑不亢，果敢沉着、料事如神，堪比诸葛亮。另一英雄人物刘铁也是享誉民间的“神人”，他杀了梁钦山，拉人带枪，浩浩荡荡占了卧虎山，反扫荡大闹煤城，炸龟六，枪毙王凤德，杀了齐家父子，是个智勇双全的硬汉。难得的是作品还在“亲人重逢”一章浓墨重彩，刻画了女英雄王天英的形象。王天英之前全力支持丈夫朱大顺革命，尝尽苦难却始终与之患难与共，是个朴素诚实、勇敢不屈的劳动妇女典型，在大顺的影响下，她更加刚强，大顺坐监她没有失望，在党的教育下，迅速成长为煤城第一个女共产党员。这次她乔装侦缉队女特务，和张振到卧虎山找联络点，深入虎穴齐高福家，如“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一样，冷静机智，迷惑敌人，还用“玉环步”、“鸳鸯腿”打倒了齐标的左右打手，是个能文能武的传奇女英雄。

小说的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有明显的鲁南地域色彩。朱大顺进煤城的第一眼就是满眼的黑：“黑云、黑烟、黑风、黑地、黑屋、黑路、黑城墙，连乱飞的麻雀都成了黑的！”一连串的黑字，给读者一个强烈的煤城印象：“黑暗阴冷”，这既是自然环境的描写，也是阶级压迫严酷氛围的营造。人物语言中枣庄的方言词汇比比皆是，如“家走”、“脓包”、“咋呼”、“啦”等，刘铁介绍窑里情况时说“下窑七分灾，不是早上死，就是晚上埋”、“窑户苦、窑户难，娶个老婆没饭管。男的下窑，女的要饭，那狗阎王的生死簿上也不叫穷人团圆”、“窑下最怕三大害，一个水，一个火，瓦斯爆炸没处躲”；马继六说“三尺肠子，空着二尺九”，这些语言倾诉了受阶级压迫的矿工命运的悲惨，情感直白而强烈。“别刘备摔孩子，邀买人心啦！”“卧虎山的梨——干脆！”“哑巴吃扁食，心里有数。”这些民谚词句以短句为主，干脆利索，自然朴实，明快清新。再如“饿死也不当汉奸，豁上讨饭，也不吃这眼角食”，“我这个人站着是一根，躺着是一条，想叫我弯腰，没门”，“姓敢的遇上姓猛的，合一块敢上天戳窟窿”。“煤块碰上火把，地也能烧焦。”这些典型的矿工语言真实反映了矿工的现实生活和精神气质，对形象的塑造和情节推动有重要的作用。因乡土气息浓郁，极有形象感和表现力，既通俗易懂又生动形象，读来让人倍感亲切。

小说散发的民俗气息和传奇特征，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作品的通俗意味和娱乐看点：快意恩仇的民间复仇情绪与革命的战争豪情交织在一起，充满悬念刺激的斗争场面，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机智紧张的人物对话，使得小说在完成政治主题之外，有了些新鲜的民间元素，避免了小说陷入公式化、概念化的模式中，而沦为乏味的单纯说教。

很多专家对向春创作中的缺陷毫不讳言，认为他作品中浪漫主义不足，人物往往理想化，影响了作品的震撼力。文字有时失之于粗疏和粗俗，影响了作品的美感，故事结构冗长……除此之外，由于创作思维受限，作品对人性的挖掘和心灵的展示也较肤浅，对战争的思考也不够深刻和个性化。但我们回眸抗战的历史与彼时的文学想象，《煤城怒火》仍不失为一部兼具思想性和文学性的作品，其艺术之光不应被遮盖，小说传达出的反抗压迫、为民族舍生取义的革命豪情和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品质永远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