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浓厚的民间文化韵味

“台儿庄大战”系列小说，在对战争的具体描述过程中，采用了民间立场与民间视角，讲述的是民间流传的战争故事，体现出了较为浓厚的民间文化韵味。

既然小说无意再现这场战争，而是着意于突出英雄人物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生命意义与人性内涵，试图以此表现一种人性的、文化的、心灵的历史战争。因而在题材选择上，虽是抗战爱国题材，但作家选择的是国民党军队与日军的战斗，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思想还不够开放多元的时期，这样在英雄人物塑造上，更易持一种平视的角度，较为自由地对其予以观照，注重表现英雄在战场上那具有普通人中的人性一面，也更易展现他们平凡的文化心理与世俗精神世界。

“老狼”孙连仲的“狼”性有着丰富的多层次的文化魅力，其性格也有着无穷的张力；台儿庄大战的序幕战之一——滕县保卫战，其指挥者是“佛将”王铭章，他脖子上挂着妻子从四川寄来的红辣椒，举着刀指挥士兵与敌决战，吃一串辣椒打退敌人一次进攻。最后他吞下去了滕州父老希望他能够保卫滕县，在他45岁的生日那天送来的贺礼——金子做的小秋千，连同他缠绕上去的妻子的青丝，与古老的滕县城墙一齐直挺挺倒下去……；而指挥台儿庄大战的又一个序幕战——临沂保卫战的庞炳勋将军，在民间视角下也是异常地鲜明生动，对庞炳勋将军的介绍，小说中有这样的描述：

“冯玉祥赐号‘油篓’于庞炳勋，军界同仁一致认为，自愧弗如”。打临沂之战时，历久戎行、身经百战的庞老头儿身上大小有178个伤疤，但伤痕累累却无损他的健康，自称“廉颇老矣，尚能饭”。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径以及李宗仁的礼遇、推崇与推心置腹，令这位年过半百的只知保存自己势力的“地头蛇”、“兵油子”将军，甘愿为国效力，并万死不辞。在对这场战争的描述中，表现庞炳勋将军更是一幅幅奇特的场景。战前庞炳勋便衣回家，对家人一番交代之后，他是带着被桐油大漆髹了10年的自己的棺材打临沂之战的；猩红色披风、挺胸昂首、骑马在前的庞老将军身后，是几名士兵与一具桐油在太阳光里光芒四射的棺材；在“一发炮弹切开了蓝天，把一片火光泻在旁边院子里”的同时，绵香、辛辣、驱寒、健胃的临沂早点“糁汤”，被150多名士兵喝成“哧溜溜”的响声一片；老兵、瘦马、破车、新枪，拉着装满炸药的棺材，朝着板垣的指挥所狂奔；在临沂呈驼峰处的茶叶山顶巅的凹处，庞炳勋的一双老筋纵横的手，抖擞着抚摸与自己有着私仇却赴国难、从背后给敌人痛击的粗犷大汉张自忠……

一个个悲壮惨烈的战争场面被毕四海诠释得如此独特、世俗、多情而且浪漫，写出了民间的自在和本原的一面。其中的“兵多将才强”、把兵看成“自己肋骨”的文化心理，高僧关于庐山云雾茶的“生存之道”，临沂一带早上喝糁之习俗，台儿庄张家狗肉与苍山大蒜泥的香气，王铭章打仗时吃辣椒的特性，庞炳勋拉着多年精心打造的棺材去打仗之场景，“老狼”把指挥所安排在坟墓里的独到之举而传令兵又是其女扮男装的情人等，民间景致与情趣，氤氲着一种特有的宽容、平和精神与气度。它的书写不但使人物个性更加生动鲜明，还给作品增添了深厚的独特的地方文化韵味。而板垣师团残部狼狈逃窜，“一口气跑了90里，创当时亚洲军事史上逃跑之最高纪录”，其灵魂埋在了台儿庄之揶揄，透露出作家对抗战英雄情不自禁的赞誉，充溢着作家对这场中国历史上的抗战大捷由衷的自豪与欢乐。小说不仅有悲壮高昂、豪迈的英雄主义基调，还有一种悲剧性与反讽性相结合的风格，同时又掺杂着一丝调侃的意味。

小说的民间文化意蕴，还体现在通过人物对地方民间小调的吟唱来表现其内心世界上。如汤恩伯倚仗蒋介石的宠爱，对李宗仁的命令阳奉阴违，在抱犊崮山区行军速度极慢，作家穿插了其行军过程中，不时有人哼起沂蒙小调的细节来表现其部队的悠闲、散漫：“一更天里呀，月稀稀，小妹妹山洞里呀……”还有师长池照松在战争间歇之时想到的情歌，王铭章在临死前耳边响起的妻子给他唱的民间小调，等等。这类内容的穿插一方面是由于情节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小说艺术的民间传统，体现了民间美学风范和格调。这些山野之歌虽然肤浅直白，但在冯梦龙眼里是“情真而不可废也”，因为“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这是真性情，是人性的一部分，有意叩问人性的作家毕四海在此对民间小调的引用当然大有深意。这种非正统的美学趣味无疑是属于民间的，属于市民阶层的，体现了小说的娱乐性与消闲性甚至是刺激性的需要，当然，这种娱乐目的又不可有“为风俗人心之害”。

“台儿庄大战”系列小说，由于是在民间视角的观照下，作家就很自然地以轻松的心态，增加了大量篇幅的有关爱情、亲情、生活个性、地方文化习俗的描述，弃置了传统战争题材小说的英雄神话色彩，也消解了这类小说过于庄重严肃的风格，使其成为虽为战争题材小说，却又不仅仅是战争题材小说的艺术，从而使小说具有了人性的厚度，生存的深度。

中国小说艺术自其诞生以来就一直有着民间传统，庄子曾就其民间特质表达过对小说的轻蔑：“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与大达亦远矣。”（《庄子·外物》）“小说”在这里显然是指小人物的道理，离真正的“大道”哲思“远矣”的世俗言谈。东汉史家班固在其《汉书·艺文志》中对“小说家”作了如此的阐述：“小说家者流，概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指出小说家只是一些小人物，小说也只是一些来自街谈巷语的道听途说、奇谈怪论而已。庄子、班固的看法显示了小说的边缘性的民间特质。在中国小说成熟期的明代，不但其间的“三言”、“二拍”整理自民间的话本，而且《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四部奇书也是兼有历史、游侠、神魔、世情等民间因素，体现了浓厚的民间精神与审美价值取向。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内忧外患使现代思想启蒙者，将小说提升到了社会文化的“中心”位置，梁启超“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可谓表达了维新者的共同心声，“五四”新文学也是强调小说的“改良人生”的启蒙作用，这样小说也就由社会边缘走向了文化中心。因而20世纪小说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因素的分量一直较重，它也因此慢慢失去了中国古典小说亲和于民间文化精神的传统，致使小说一度走向了畸形与贫困。

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汪曾祺的《受戒》和《大淖记事》、邓友梅的《那五》、陆文夫的《美食家》等风俗文化小说的出现，民间的理念才逐渐在当代复活与拓展开来。在这些小说中，与社会主流无关的乡间民俗和市井生活场景被凸显出来，汪曾祺小说中的僧人耕田除草，当家理财，杀鸡宰羊，娶妻吃肉，还原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世俗人生，还原了民间的自在、本原的生活形态。在1985年“寻根文学”的思潮中，韩少功提出“文学应有‘根’”，“ ‘根’不深则叶不茂”，反复强调文学中应含有那些“未纳入规范的民间文化”和“乡土中所凝结的传统文化”：“俚语、野史、传说、笑料、民歌、神怪故事、习惯风俗、性爱方式，等等，其中大部分鲜见于经典、不入正宗”，但它们却“像巨大无比、暧昧不明、炽热翻腾的大地深层”，“承载着地壳——我们的规范文化”。李杭育在梳理文学精神之“根”时也提出了类似的见解，指出文学的精神之“根”不是属于主流的“中原规范”，而是这中心之外的“老庄的深邃，吴越的幽默，以及楚人的讴歌鬼神”，它们才是“我们需要的‘根’”，因为“它们分布在广阔的大地，深植于民间的沃土”。显然，这些取向于非主流、原生、乡野、大地、民间的小说思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走进文坛的毕四海这里，也已达成共识。但是，从总体上看，当时启蒙主义语境仍然占据了绝对优势，知识话语仍具有特定强势的情形，民间性更多的还是处于遮蔽状态，其消闲性仍被排除在小说艺术之外。当时大多作家们一方面强调小说的边缘性，但内心深处却仍然充满了对宏伟理念和精英意识的天然的亲和。

今天我们细读文本，会看到毕四海的这类小说，既具有本源性，又具有功利性；既接近小说本体，又具有文化启蒙意义的因素。我想，这也是毕四海虽表现出一定的民间自在的生活状态与民间审美趣味，但仍是站在传统知识分子的立场上，一再强调关注战争小说，其主旨是探索“人性与战争”关系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