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社会资本治理理论

中国素有重视人伦关系的文化传统，个人在集体中所处的角色，集体的关系网络在社会生活中一直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在灾害中也不例外。经济学家试图用社会资本解释集体行动选择困境，认为社会资本能够促进集体行动的实现，社会资本能将分散的民众连接起来，对灾后心理健康的恢复产生影响，所以在中国灾害治理中，应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社会参与和社会信任等社会资本的作用。

1．社会资本的内涵

社会资本的概念最早是由法国社会学者皮埃尔·布迪厄提出的，他所定义的社会资本注重社会系统的整体层面，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和团体所拥有的社会连带加总，是一种通过关系网络的占有而获取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浦蓁烨，2010）。社会资源理论的首创者林南也认为社会资本是从社会网络中动员了的社会资源；边燕杰、丘海雄认为社会资本是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摄取稀缺资源的能力；帕特南认为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社会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福山认为社会资本的本质是信任、互惠等文化规范（陈媛，2011）。

从不同学者对社会资本本质的描述可以看出，社会资本的基本内涵是指一种联系紧密的组织及其特征，其表现形式有社会网络、有意创建的社会组织、规范、信任、权威、行动的共识以及社会道德等。

2．社会资本与自然灾害

近年来社会资本成为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的第三大资本，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尤其在自然灾害发生后，“经济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都会造成损害，但相对而言，平时最不显眼的社会资本在灾害中所受损失最小（Turner R. H., 1975）。在灾害中，房屋和财产会被破坏，人们会受伤或死亡，但集体之间固有的联系和情感却不会受到灾害的破坏，他们的社会资源仍然存在，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规范也依然在发挥作用，社会资本的这些特性使它成为个人和集体在受灾后最可依赖的基础资源。

社会资本还是一种有可能在自然灾害中得到更新和补充的资本。根据社会冲突的基本原理，面临着外来威胁时，群体内部的整合程度反而会提高，适度的外在压力将有利于社区的成长。这也意味着在灾害中，社区和个人的社会资本反而有继续增长的可能性。

国外学者Dynes（2005）分析了自然灾害中信任、社会规范和社会组织的作用问题，认为更高水平的信任有助于加快灾后恢复的速度，提高灾民满意度，受灾群体在灾后很可能出现“利他性”社会规范，有助于灾后恢复。其中，社区社会资本是西方学者研究的重点，David（2001）和Krishna（2004）结合社区脆弱性和社区恢复力研究了自然灾害（如地震、气候变化等）给社区带来的风险和影响；关于社区社会资本的研究方法，最初大多为定性描述，Byron（2006）开始进行定量研究，以此对灾害社会风险进行量化。

国内学者赵延东等（2011）根据2008年和2009年两次大规模抽样社会调查数据，从社会支持、社会参与和社会信任三个方面分析了汶川地震灾区的社会资本在灾害治理中的作用，结果表明灾民的互助、参与、团结与信任，构成了他们重建家园最可依赖的“社会资本”。总之，群体的集体行动水平较高，且有较丰富社会资本的社区，其防灾力、抗灾力与恢复力会更强，社会秩序的恢复与重建的速度更快（邹积亮，2012）。俞晓静等从不同维度和层面探讨了社会资本对心理健康的作用，余慧等（2008）和俞晓静等（2007）采用多层线性模型研究了社会资本对城市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这为社会资本的分层分析提供了思路。总之，研究发现：群体的集体行动水平较高，且有较丰富社会资本的社区，其防灾力、抗灾力与恢复力会更强，社会秩序的恢复与重建的速度更快。

3．社会资本与心理健康

地震灾害所造成的压力对心理健康具有较大的影响，国外学者Kawachi认为社会资本可以从不同方面起到缓冲作用，也能提高社会支持，从而减少影响心理健康的压力（Fujiwara et al., 2008）; Harpham（2002）认为拥有高水平社会资本的社区提供了友好、和谐和安全的环境，反过来促进了具有心理疾病易感人群的人际交流。此外，Berry等（2010）从结构性社会资本（集体参与）、认知性社会资本（信任、互惠、集体归属感）分析了社会资本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集体参与度越高，社会凝聚力越好，个人心理健康水平越高；也有学者分别从个人层面和集体层面分析了社会资本对心理健康的影响（Suzuki et al., 2010; Yip et al., 2007）。

上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居民灾后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但将社会资本引入心理健康的实证分析相对薄弱。由此可见，社会资本与公众心理健康的关联机制是研究地震灾害对公众和社会影响不可缺少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