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加入中国共产党

南开大学的革命进步力量，得到李大钊的关心和帮助。五四时期，李大钊与天津先进青年团体觉悟社有较多的联系，接触南开大学的周恩来和马骏等学生，觉悟社半数以上青年都站到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20年11月，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张太雷在天津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南开大学商科学生陶某即是七名成员之一。1922年9月，天津五四爱国运动领导人之一——于方舟化名于绍舜，考入南开大学文科，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于方舟联络各校学生代表，重新组织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并被选为执行部长。为了进一步追求真理，于方舟与李大钊等人建立联系，并在李大钊和邓中夏等影响和指导下，努力研究马克思主义，于1923年由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按照党组织的指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于方舟以天津学生代表的身份，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被选为改组后的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3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于方舟当选为委员长，南开大学矿科学生王乃宽被选为委员，青年团南开大学支部开始筹建。于方舟接受蔡和森指示，与天津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一起，建立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当选为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南开大学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蓬勃发展。

范文澜随南开大学师生参加天津五卅反帝大游行成为其人生的转折点。国民党邀请范文澜入党，遭到其断然拒绝。“经过五卅运动的洗礼，南开中学教师范文澜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追求真理，向往革命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与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的来往也日益密切，1926年经中共天津地委负责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师生中积极开展革命活动。”1926年秋，中共党组织派一位同乡找到范文澜做了长谈，指出《礼记·礼运篇》的“大同之世”，不过是乌托邦而已，并借给他一本布哈林著的《共产主义ABC》。范文澜毅然放弃了“追踪乾嘉老辈”的“大志”，离开“老营寨”，紧跟时代前进。范文澜加入中国共产党，确立共产主义信仰。范文澜回忆自己转变的过程：

 

过了不多时候，有一位共产党员因同乡关系来找我谈话，我们一见如故，谈得很痛快，我发表一大套乌托邦的幻想，不能自圆其说的时候，还提出不少幼稚的疑问。我这位同乡耐心给我解释，并且借我一本《共产主义ABC》看，我读了以后才知道革命不是快意高谈，而是伟大艰苦的实际行动，回头看“追踪乾嘉老辈”那个“大志”，实在不但不大而且是渺乎小哉了。我毫不犹豫地放弃老营寨，愿意在新时代前面缴械投降。

 

范文澜入党后，出任中共南开支部书记。时天津地委书记李季达，组织部部长为傅茂公（彭真）。南开大学和南开中学两部党的工作，由中共天津地委书记李季达直接领导。南开大学与范文澜联系，南开中学则与郑伯侨（林枫）联系。范元绶回忆：“早在1926年，父亲在天津南开大学教书的时候，他就参加了共产党，他的支部书记叫老傅，就是现在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同志。当时北京、天津处在张作霖的反动统治下，参加共产党是秘密的，父亲每月缴党费的钱，对我母亲都不敢明说，而哄她说钱是汇给祖父了。”范文澜到延安以后，彭真经常到范文澜的窑洞来串门。“每逢彭真同志到来，戴老（范老夫人戴冠芳）总以红烧肉招待，说彭真同志工作忙，吃不上肉。”范文澜与彭真建立深厚的革命情谊。

时李大钊领导北方党的工作，李季达建议范文澜到北京，接受李大钊的教诲。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旋即传来李大钊被捕遇难的消息。自从北京“三一八惨案”以后，李大钊即转入地下工作，迁入苏联大使馆的兵营。相邻的法国使馆人员通报奉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外交次长吴晋。日本大使馆也通报经常有人出入苏联大使馆的消息。在法国和日本使馆的支持下，张作霖决定对苏联使馆兵营进行搜查。杨度获悉后，立即通知胡鄂公，并转告李大钊。李大钊认为张作霖不敢破坏国际公法搜查大使馆。但张作霖却冒天下之大不韪，于1927年4月6日派出250名武装人员悍然包围苏联大使馆，逮捕李大钊等60余人。4月28日上午11时，张作霖在警察厅南院总监大客厅举行军法会审，以触犯《陆军刑事条例》第2条第7项的规定为名，判处李大钊等20人死刑，随即将李大钊等人押赴看守所。看守所只有一架绞刑台，每次只能行刑二人，行刑从下午二时持续到五时。李大钊首先登上绞刑台，神色镇定，三呼“共产党万岁”，从容就义。李大钊遇难噩耗传来，范文澜悲愤难忍，痛不欲生，对残害李大钊的凶手张作霖更是恨不得寢其皮食其肉。张作霖并未因绞杀共产党人讨好帝国主义，日本法西斯因其不受控制，在皇姑屯将其炸死。范文澜回忆李大钊遇难时的悲愤心情：

 

不幸得很，正当李大钊同志领导北方党的时候，我在天津教书，没有机会去谒见他。我的朋友李君（后来成了烈士）对我说：“你应该去见见李大钊同志，领受些教诲。我们暑假中一同去某地，我给你介绍。”不料过了几个星期，李大钊同志被捕了，受尽各种毒刑以后，报纸上发表监狱中绞死的噩耗，他的照片也登出来，这给我们多么刻骨剥肌的痛苦印象啊！惨杀我们李大钊同志的奴隶“英雄”张作霖大元帅，很博得帝国主义主子们的点头微笑。他很快领受主子之一日本帝国主义的恩赏，皇姑屯一弹，碎尸万片。

 

李大钊遇难后，灵柩一直寄放在北京宣武门外妙光阁浙寺。1933年4月23日，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北京大学师生和李大钊生前好友发起安葬，并在北京《晨报》登出讣告。各大学的一些教授、学生纷纷捐款。不仅有范文澜、鲁迅、黄松龄、许地山等进步人士，还有胡适、何基鸿、易培基等人。北大校长蒋梦麟还与胡适、刘复、钱玄同、何基鸿、傅斯年、周作人等联名发起募捐运动。范文澜也接到通知，前去送葬。上午8时，公葬在妙光阁浙寺举行，参加公葬的有蒋梦麟、马裕藻、范文澜等教育界人士及学生700余人，礼堂正中悬挂李大钊遗像，旁挂北平文化总联盟、革命互济会、文学杂志社、妇女抗日救国会、北平社会科学家联盟、作家联盟等教育界及各文化团体的花圈和挽联，有日人山田太郎的挽幛，其日文诔词云：“亲爱的我们无产阶级的导师，同志李大钊，同志尸体虽埋藏于地下，但同志奋斗的余波，业经昂扬，同志既流之血，已成我们之力！同志啊！瞑目安眠吧！我们誓作殊死战，切断枷锁，获取自由！”九时半起灵，全体肃立，高唱《国际歌》。李大钊的子女在前面执绋，送葬者均在棺后。最前一联，下款为：“北平青年恭送李大钊安葬”，横联为“李大钊精神不死”，副联为“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范文澜随送葬队伍经下斜街、菜市口，进宣武门，直往西直门。到西单牌楼举行路祭，唱《国际歌》。行至西四牌楼时，有李大钊故友及乐亭同乡路祭。沿途有学生散发传单，高呼口号，遭到军警镇压，有男女学生40余人被捕，范文澜也被跟踪。清华和燕京两校师生也在西郊举行路祭。李大钊的灵柩安葬在香山万安公墓。范文澜参加李大钊的安葬仪式，表达对这位革命家的哀悼、敬仰之情：

 

李大钊同志安葬有期了，某家伙（后成叛徒）告诉我去送葬。我一早到龙泉寺跟着示威大队护送灵柩往西山万安公墓，大队的行列，最前端是灵柩及挽联队，次前段是妇女队，后面是二三百人的男子队。经过彰仪门大街，进顺治门北上到西四牌楼，队伍突然停止了。我出队一看，原来著名的宪兵第三团“勇士”们，手执武器，杀气腾腾，拦阻妇女队前进。灵柩通过四牌楼后，一声号令，“勇士”们齐向大队冲锋过来。我见情势危急，赶快跳上人行道，摸出一毛钱进干果铺去买花生米，站在店门口吃着装作看热闹，一个两足警犬恶狠狠的钉我一眼，我镇静不理他，他转身猛追别一人去。这次冲锋的最高指挥官何应钦上将军，很博得主子日本帝国主义的拍手喝采。他很快领受日本主子的恩赏，在十三架重轰炸机两次翱翔北平上空，表示欢送（驱逐）以后，吓得上将军气泄尿流，抱头鼠窜而滚蛋。

 

1926年春，奉系军阀卷土重来，李景林、张宗昌、褚玉璞等直鲁联军进入天津，白色恐怖异常严重。11月23日，天津党的统一战线遭到破坏，青年团天津地委组织部长、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常委江震寰等15名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被捕，有关名册和文件也被查获。根据这些名册，南开进步师生和社团引起天津警察厅的怀疑。张学良派南开大学毕业的潘景武面晤张伯苓，预为关照。张伯苓立即致函张学良，竭力为学生开脱，并告诫若当局逮捕无辜，“虽良善亦将有惧”。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天津的局势进一步恶化。4月18日，奉系军阀杀害江震寰等15名革命志士，并继续摧残天津各学校和工厂的进步力量。4月，南开大学一预科学生被捕。“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的中国，正处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人民公敌蒋介石疯狂摧残革命力量，国家处在政治腐败，民穷财尽，外患乘虚侵入的严重关头。父亲因常在课堂上讲国内外大事和共产主义，天津反动当局计划逮捕他。”范文澜也被列入黑名单。“天津警备司令部要来逮捕他，前一天向校长张伯苓打了招呼。张校长随即告诉他说：‘明天要来抓你了，还不快跑！’当天晚上，他即逃来北京。次日军警到校抓人，张校长说：‘范文澜是浙江人，回浙江探亲去了。’抓人者徒唤奈何。”由于张伯苓的掩护，范文澜得以逃脱魔爪。后来，范文澜忆起在南开的日子，感谢张伯苓的救助之恩：

 

我在天津被“勾魂使者”追求，不得不换个安身地方。我跑到北京教书多年，接触青年学生不少。使我愤怒的经验告诉我这样一个规律，凡是学业最好品行最好的青年，十之八九是要开除逃亡被捕坐牢受刑失踪打靶的。反之所谓“思想纯正，行动稳健”的先生们（包括教员，学生，但没有青年，只有些少年老成的老少年，理该同受“先生”的尊号），则大抵旨趣卑污，学问平凡，洋装革履，油头粉（雪花膏）面，崇拜“曲线美”“大洋钱”之徒。北京改为北平，这些“之徒”们并未受到丝毫的影响，抗战之后，其中不少又被证明变作了汉奸（如某某某某……多得很，数不清）。

 

6月，中共临时顺直省委在天津成立，李季达任省委宣传部部长、工人部部长兼天津市委书记。8月16日，李季达在南开体育社典华学校内被捕。李季达化名李吉荣，在狱中坚持斗争，他受尽压杠子、灌辣椒水、点天灯等非人折磨，几次昏死过去，依然坚贞不屈。11月18日下午1时，李季达等人被押往天津南市上权仙前刑场——白骨塔刑场，天津《益世报》报道其义正词严、大义凛然的临别演说，气壮山河，怒发冲冠，持续一小时之久，其壮烈情景，感天惊地，鹄立候观的津埠人民无不为之感动。李季达被捕遇难后，范文澜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