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撰写《群经概论》

1925年，范文澜加入以疑古派为中心的朴社。范文澜“应顾颉刚先生之约，组织朴社，编辑出版书刊”。顾颉刚乃范文澜北大同学，只是顾颉刚求学屡经波折。顾颉刚于1913年春考入北大理科，想学习农科，因数学和制图成绩较差，乃休学半年。1914年秋改入预科文科，1915年夏又因患伤寒休学一年，1916年夏考入北大中国哲学门。他加入北大《新潮》社，为《新潮》撰稿，与傅斯年、罗家伦等人成为“新潮派”。北大毕业后，留研究所国学门担任助教，编辑《国学季刊》。由于受到胡适整理国故思想的影响，主张用历史演进观念以及大胆疑古精神，吸收西方近代科学和考古学等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和典籍。1923年，提出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重点考察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源头，提出时代愈后，而传说中的古时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也愈放愈大。古史辨派，又称疑古派，以顾颉刚和钱玄同等人为代表，成为新文化运动后出现的一个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史学经学研究的学术流派。其古史辨伪工作，对于推翻旧的臆造的古史体系，探求科学的古史系统，推进中国史学的近代化，反对封建思想，其意义重大。范文澜在其演讲《整理国故及其方法》中，对于疑古派的研究方法，并未加以排斥。

朴社于1922年在上海成立，时顾颉刚、沈雁冰、胡愈之、周予同、叶圣陶、王伯祥、郑振铎、俞平伯等人，晚上常在郑振铎主办的文学研究会闲谈。郑振铎提出帮商务印书馆编书刊，资本家赚钱太多，不如自办一个书社。于是，顾颉刚被推为总干事，同人每人每月交十元钱，十个人共一百元，放入银行生息。周予同听过钱玄同的课，醉心于清代的朴学，遂取名为“朴社”。朴学乃质朴之意，原指汉学中的古文经学派，后来则专指乾嘉学派，成为清代学术主要思潮。梁启超曾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列举朴学学风的十个特点：一、凡立一义，必凭证据；二、选择证据，以古为尚；三、孤证不为定说；四、隐匿或曲解证据，皆不德；五、罗列同类事项，进行比较研究，求其公则；六、采用旧说，必明引之；七、弟子可以驳难本师，受之者不以为忤；八、辩诘务笃实温厚，尊重别人，反对影射讥笑；九、专治一业，作“窄而深”的研究；十、文体贵朴实简洁，最忌枝叶。其治学讲究证据，注重调查研究。朴社乃同人书店，实行捐资集款，目的是自产自销，为文化人的“合作社模式”。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日军开入闸北，同人星散，搬入租界，将银行存款取出分掉。已返回北京的顾颉刚和俞平伯大为不满，“就在北京召集朋友，重新组织起来，其时参加的有范文澜、冯友兰、郭绍虞、吴维清、潘家洵、俞平伯、朱自清、蒋仲川等人，编印书籍多种。不久，又在北大第二院对门租赁房屋，开一书店，命名景山书社，作为门市部”。顾颉刚和范文澜等人在景山东街十七号办起了景山书社，北京大学第二院对门也有三间铺面，专门出售朴社出版的书刊。朴社一直坚持到抗战爆发。尽管受到战火影响，其寿命不长，出版的书也不多，但其出版的书质量较高，就此而言，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朴社可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媲美。

范文澜参加朴社后，与疑古派联系密切，双方也有学术讨论。1931年，范文澜在燕京大学《史学年报》第3期发表《与顾颉刚论五行说的起源》，由朴社于1935年出版的《古史辨》予以收录。范文澜阅读宣传新思潮的书籍，听取五四运动以后大学毕业的青年同事的谈话，“开始改写语体文，用些新名词，不再非古体文不写，非旧东西不谈了”。1929年端午节，钱玄同给住在东黄城根翠花胡同的魏建功写信，商量邀请擅长古文的范文澜给顾颉刚父亲写寿序。“顾封翁之寿礼，我想最好的确还是以送寿屏为宜，而且最好还是请仲沄撰文，弟当尽写字之责。请与仲沄商之。送的人，则范、魏、马（廉）、钱四人为已知者。此外如有欲加入者，当然更好。”钱玄同与顾颉刚同倡“疑古思潮”，自号“疑古”，信中改署“疑言”，取“疑古人之言”之意。信末题“他们的端午”，作为新人物，不愿过旧历节，“他们”乃特指“守旧派”。范文澜作了寿序，称赞了顾颉刚古史辨伪的成就。

范文澜致钱玄同信

书不可尽言，孟子于《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秦氏燔书，旧典零落，两汉经师蔚起，捃摭焚余，笃守残缺，缀茸不遑。黠诈者谄隙作伪，苟便私意，淆乱弥甚。自是以来，沿为风习，烟瘴蔽塞，不可清梳。顾君颉刚，专精国学，辩正古史，推压偶像，剽剥神哲。非立异以鸣高，将求理之安切。故好之者，比之执锐陷阵，学林之骁将；而墨守之士，则相视骇愕，大以为怪。顾其人实恂恂懿雅，不以锋棱震物。凡与之游者，见其心意诚挚，久而益亲，知其必有世德积善，所以涵泳陶铸之甚厚。与夫器小易盈，衒奇哗众者，殆不可同日语也。今年春，颉刚自粤北来，友好留居旧都者，闻其至，皆欣欣然走访无虚日。高谈今古，备及身世。得备闻其尊人子虬先生硕德美行，而后知曩之恃度果信。

寿序末尾署名有马裕藻、马衡、马廉、董作宾、刘复、钱玄同、钱稻孙、徐炳昶、周作人、陈垣、沈兼士、吴肇麟、魏建功。署名祝寿者大都是北大国文系学生，大半也是新文化运动的活跃分子。其中，钱玄同、周作人和刘半农还是《新青年》的撰稿人。钱玄同乃提倡语体文的急先锋，却建议由范文澜用古文撰写寿序，此乃应酬文字。曾为“选学妖孽”呐喊的范文澜捐弃前嫌，不再认为“新思潮”属于“没有多大道理”，也不再“疏远”那些“所谓新人物”，相反，还与之“同流合污”。

1933年由朴社再版的《群经概论》

范文澜在南开撰写的第二部学术著作《群经概论》，由朴社出版发行。“《群经概论》，范文澜著，1926年出版。”《范文澜同志生平年表》载：1926年“所撰《群经概论》，由朴社出版”。1933年10月，朴社再版了《群经概论》。范文澜在北京求学时，文科教师黄侃、陈汉章和刘师培等人讲授经学课程，得到诸位名师教导，受益匪浅。范文澜应聘到南开讲授《国学要略》，分为三个部分，即《群经概论》、 《正史考略》和《诸子经》。《群经概论》乃其授课讲义，并在此基础上编纂成书。《群经概论》系统地整理中国经学的知识，囊括了全部儒家经典十三经，即《周易》、《尚书》、《诗》、《周礼》、《仪注》、《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论述经的起源、经籍的成书和定本、经的传授、经典注疏、今古文家法，以及历代经师注疏、考证所涉及的主要问题。“书名 ‘概论’，但并不是概括的评论，而是对诸经的性质、内容、篇目、存逸、真伪及相关诸问题，分别作深入而具体的评述。编纂方法遵依述而不作的宗旨，以汉学家注释经书的体例，旁征博引，解释群经。”中国的经学乃儒家学说的核心，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的政治指导思想，也是历史上各时期的学术指导思想，有关经学的论著汗牛充栋。范文澜对诸经的有关问题，条分缕析，吸收前人的精粹论述，彼此贯通。既有传统学术根底深厚，考证严密和材料详备的特色，又有学习西方新学理，颇具批判精神的时代气息。该书是一部内容丰富，具有重要价值的经学入门著作。

范老的经学著作主要有三部：第一是1926年北平景山书社出版的《群经概论》。第二是延安时期讲的《中国经学史的演变》。范老在延安新哲学年会作演讲时，毛主席也去听了，听后对他评价很高，写信鼓励，认为他是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经学的人。第三是1963年在《红旗》杂志社作的演讲，我们都去听了，印象很深，共讲了四次，一星期一次。陈伯达也去听了。范老经学最熟，但每次讲演前，都准备得非常认真。以后根据当时的演讲记录整理出来，印成一本书，书名就叫《经学》，收入《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题为《经学讲演录》。通过这三本书，可以研究范老经学思想的发展。《群经概论》是范老接受马列主义之前作的，《中国经学史的演变》和《经学讲演录》都是接受马列主义以后作的，这中间的变化要仔细研究。范老有一个重要的观点：“‘五四’运动以前二千多年里面，所谓学问，几乎专指经学而言。”他认为，不懂得中国的经学就不可能真正懂得中国的历史和古人的思想。过去的经学，相当于现在的马列主义，每个人都是从小念它，考它，是治国、平天下的理论根据。如果不懂得中国的经学，就不能懂得中国的全部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