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应聘南开中学

1917年11月，范文澜前往河南卫辉时任河北道尹的叔父范寿铭处，与戴冠芳结婚。戴冠芳为浙江宁波人，生于1892年，年长范文澜一岁。戴冠芳父亲在河南任过县官，年少时在河南生活，会说北方话。“她和范老是结发夫妻，十七八岁就结婚了，比范老还年长一两岁。戴老的父亲曾在河南当过县官，戴老年幼曾在河南住过，因此会说北方话，而范老的浙江话，却原封不动。”戴冠芳后来感慨地说：“范老是大学教授，而我却是一个字也不识的文盲。”范文澜与戴冠芳乃结发夫妻，范文澜后来成为大学教授，戴冠芳却是一个文盲，尽管双方文化程度差异太大，但夫妻俩相濡以沫，恩爱一生，成为革命夫妻的楷模。

1918年初，经许寿裳介绍，范文澜到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半年。因绍兴方言太重，北方学生听不懂，下半年转到叔父任职所在地河南卫辉。汲县县城乃古卫辉府治所在地，濒临卫河。《卫辉府志》云：“东接齐鲁，西控三晋，南襟汴洛，北拱京畿。”乃“两河之要地，中土之名区”。清代鼎盛时期，漕运集于卫河，物资云集，商业繁荣，成为豫北政治、经济和文化重镇。汲县中学乃豫北著名学府，位于太行山东麓，秀丽的卫水河畔。1902年，卫辉知府于沧澜改府属“淇泉书院”为卫辉府官立中学堂。1913年，更名为河南省立汲县中学。范文澜在汲县中学教授古文和历史等课程，任教达三年之久。18岁的豫北滑县人于安澜于1920年考入汲县中学，由于其旧学根底深厚，作文写得很好，深得国文教师范文澜的赏识，其作文常被作为范文，装进镜框悬挂在教室。范文澜“讲解 ‘风暴’的 ‘暴’字，分析说 ‘日出共米’，是一个人用双手把米捧出来放在太阳底下，合四字会为一个意思：晒。”范文澜的讲解为于安澜打开了一个全新视野，了解了每个字都有其构造方法，由此启发其对文字学的兴趣。于安澜回忆：“范师的教导，使我走向文字音韵之路。”于安澜因此对古代音韵产生浓厚的兴趣，潜心研究汉魏六朝音韵，并出版专著《汉魏六朝韵谱》。获得语言学界一致好评，钱玄同给予高度评价。

许寿裳像

范文澜走向社会时，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列宁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随后，又爆发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开端。“这时，范文澜基于对辛亥革命后军阀专权和政治昏暗，一度对俄国革命怀有好感。他愤世嫉俗，洁身自爱，不愿与旧社会同流合污，但对共产党及其革命主张也没有表示鲜明的态度。”范文澜之所以没有参加五四运动，是因为他觉得有些人过于浮躁，而他反对这种浮躁。“当时范文澜同志在家里搞汉学，后来他思想通了，这些旧学问就都有用了。当时范老不用白话文写作，他对白话文的接受，有一个过程。这说明范老是崇信真理的，他没有想通的事情，是不随声附和的。他当时认为白话文能表达的，文言文都能表达，为什么非要做白话文？范老原先擅长做骈文，范老的《中国通史简编》，是白话文写的，但好多地方是四、六句，不少地方读起来朗朗上口，就像有一位专家所讲的，写得精彩的地方简直像散文诗，特别是范老写孔子的部分，是带着强烈感情的，文字非常美。他后来接受白话文跟接受马列主义也有关系，因为马列主义有一个根本的口号是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话就不是文言文所能表达的。”范文澜一如既往地埋首书案，除专心致志于教学外，还潜心学术研究，编释古籍，致力于训诂、辨伪和校勘，深信有助于改变祖国千疮百孔的面貌。对于范文澜潜心汉学，周恩来有过客观的评价：

毛主席常说，他也是读古书的人。读古书看你会读不会读。毛主席开始很喜欢读古书，现在做文章、讲话常常运用历史经验教训，运用得最熟练。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五四那天我看到范文澜同志写的一篇文章，说五四运动前后他就专门研究汉学，学习旧的东西。但是当他脑子一旦通了，对编写中国历史就有帮助，就可以运用自如。所以在我们青年中，也不要因为有一部分人喜欢读古书、研究旧东西就认为他们不可以进步，不要因为他有旧观念就不去团结他教育他，不要因为他落后一点就不理他。只要他愿意进步，就有改造的可能。毛主席说，他自己就是这样改造过来的。

1921年，叔父范寿铭又介绍他到上海兴业银行担任统计员，尽管薪俸比贫寒的教师优厚，工作条件也比贫瘠的豫北优越，但对于潜心学问的范文澜而言，并不满意这个工作，旋即辞职。1922年下半年，范文澜应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的邀请，出任南开学校国文教师。张伯苓，名寿春，天津人。1891年考入北洋水师驾驶班，于1895年毕业，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惨败，深受震动，“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张伯苓愤而离开海军，立志终身从事教育救国事业。1904年，严修偕张伯苓考察日本教育回国，创建天津私立敬业中学堂，张伯苓任监督，负责学校全面工作。1905年，更名为私立第一中学堂。1907年，迁入南开新校舍，正式改名为私立南开中学堂。中华民国成立后，按照南京临时政府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南开中学堂改名为南开中学，张伯苓由监督改称校长。南开学校的教育目标就是“育才救国”。张伯苓认为旧中国有“病”、“愚”、“弱”、“贫”、“散”五病，创办南开消极目标就是医治民族“五病”，积极目标就是培养救国建国人才，以雪国耻，以图自强。南开教学有着自身特点，强调学生掌握扎实的基础知识，不读死书，注意培养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力，重视教育环境建设和优秀教师队伍的培养。

南开中学吸引各大学不少优秀毕业生前来任教，教师队伍年轻，平均三十多岁，中青年教师占70%以上，整个队伍充满活力。“范文澜也是辞退浙江上海兴业银行统计员职务后来南开任中文教员的。”1922年9月第二学期，范文澜到南开中学任教，年仅29岁，担任国文教师，还是教务会议成员，被学校国文委员会举为“中学六年国文计划书”起草员，负责高三国文教学任务，并当选为中学部师生校务研究会代表。南开聘任教师实行“多职化”原则，每个教师不仅要完成满负荷的教学任务，还要担任一定的学生辅导工作。有的担任辅导员，有的在师生合组的一些课外团体中负责指导。范文澜曾任初三（6）班辅导员和高三（1）班辅导员。舒舍予（老舍）与范文澜同时到南开负责国文教学，并任初二（7）班辅导员，与范文澜一起出任学校出版部委员。南开重视提高教学质量，范文澜经常参加教学会议，讨论教学法问题。南开召开两种教学会议。一种是教务会议，每月举行一次，讨论全校教务问题。另一种是分科会议，分国文、英文、算学、理化、生物、社会科学和艺术学科等七科，每周开会一次，讨论各学科的进行和改良事宜。学校还经常组织全体教师交流教学心得，组织教师观摩教案，及时了解西方教育趋向。范文澜的教学任务很重，南开重视基础知识教育，国文、英文、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每周都安排20学时，时间都是上午。

张伯苓创办的私立第一中学堂（后来改名南开学校）

南开中学教师的待遇虽比不上公立学校，但照顾周详，范文澜比较满意。张伯苓认为欲用其才，必先稳住其心，使其安心而无后顾之忧。教师工资每月有50—80银圆，准时发薪，从不拖欠，比公立学校更有保障。而且管吃管住，仅此一项，在天津这样的大城市，按当时生活标准，就相当于教师工资的三分之一。范文澜在南开中学教书也心情愉快，除了上课以外，学校从不对教师过多干预，自由空气浓厚，研究环境也较为优越。南开有专门的教员宿舍，分布在学校礼堂后边、花园旁和西楼，空气通畅，阳光充足。住房也较宽裕，大房间住两人，小房间住一人。东楼有教员游艺室，教师下班后，常到游艺室看报和下棋。南开实行“一校二制”，教师不实行八小时坐班制，仅职员严格实行坐班制。每逢过年过节都有聚餐，张伯苓亲自主持招待全校教员。凡有新教员入校、教师结婚或生子添喜，张伯苓也另有祝贺。张伯苓夫妇还邀请教师夫人们举行茶点聚谈，以联络感情。

1924年秋范文澜（后排左二）参加南开学校教务会议留影

南开中学虽是私立中学，但学生刻苦学习。南开学生录取门槛很高，新生入学必须考试国文、英文、数学三门。国文要求作二百字以上的论说文，清顺明白；英语必须熟读一册浅近文法和浅近读本，而数学要学过加减乘除、大公约、小公倍、小数、比例、叠分等方法。南开教学严格，注重作业练习；考试也多，而且严肃不苟。考试有临时测试、期末考试和各科特试。临时测试由各科教员平日举行，历次得分平均数，作为学期应得分数的一半；期末考试则在暑假、年假前举行。学生成绩太差，学校要发《致成绩过劣学生家长书》。这对差生促进很大。各科特试由学校酌定日期分科举行。全校学生不分班次必须报名，凡考试成绩最优者，由学校发布公告，赠送奖品。对于品学兼优学生，学校给予特别爱护和奖掖，甚至免去其学杂费。因此，南开学生均能勤奋学习，范文澜作为教师，对此特别满意。“予任南开学校教职，殆将两载，见其生徒好学若饥渴，孜孜无怠意，心焉乐之。亟谋所以厌其欲望者。”南开毕业生质量较高，绝大部分升学，不升学直接就业者，也颇受社会欢迎，不愁找不到工作。历届南开毕业生出现一大批著名学者，也有不少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走上革命道路，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或革命烈士。一部分南开学生也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中身居要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