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旧国学传人

1917年夏，范文澜从北京大学毕业后，继续留在北京大学从事国学研究，成为北大第一批研究生。北京大学创办许多研究所，聘请专家担任研究导师，并规劝本科毕业生入研究所做研究生。三、四年级学生有志深造者，也可以报名入所。经常开会讨论学术问题。研究所分为三门：国学门、社会科学门和自然科学门。国学门主要研究经学、史学和文字学，并有《国学季刊》发表研究成果。1917年11月16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有志研究国文哲学者”通告，国文哲学门研究所已建立，“凡有志愿入本所为研究员者，望于本月二十日下午四时至校长室会议一切进行事宜及指定所愿研究之科目。”这则招生启事不仅是北京大学也是中国国立大学研究生教育的开端。《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北京大学研究所简章》，推举出3个科共9个研究所主任，相继开始招收和培养研究生，这些研究生称为研究员，开创了中国国立大学研究生教育的先河。

范文澜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国文门（后改称国学门），继续进行研究。北大文科研究所由本校文科毕业生自愿入所担任研究员。在校的本校本科高年级学生由主任教员介绍，也可入所做研究员。范文澜本科毕业前就已入所从事研究工作。“毕业后和他同时在文研所的本科生，有三年级的冯友兰，二年级的傅斯年、俞平伯等。担任文研所国文门各研究科目的教员，音韵是钱玄同，训诂是陈伯弢，文字孳乳是黄季刚，文学史是刘师培、吴梅（瞿安）等人。”1917年底至1918年初，《北京大学日刊》陆续刊登出各研究所教员担任的研究所科目及研究员认定的科目。各研究科目通常每月进行1—4次的演讲和讨论，由选该科的研究员及相关教员参加。研究员可自行选择1—4门感兴趣的科目，未毕业的本科高年级学生则被要求选修1—2门科目。此外还设立特别研究科，确定具体课题或论文题目，研究员进行独立研究工作，并发表研究成果。

范文澜的研究成绩得到“文选派”的认可，被作为“乾嘉学派”的接班人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范文澜如是说：“我在大学里，被 ‘当代大师’们 ‘谬奖’，认为颇堪传授 ‘衣钵’，鼓舞我 ‘好自为之，勉求成立。’我那严肃可怕的父亲，看我写的什么 ‘考’，什么 ‘篇’，也颇改变态度宽加辞色。我那和蔼可亲的叔父，更是奖勉有加，教我努力上进。我似乎有了自信力了，‘追踪乾嘉老辈’，成为全部生活的唯一目标。”范文澜在文科研究所继续得到北大黄侃、陈汉章和刘师培等诸位名师的教诲。

刚毕业的范文澜由叔父范寿铭介绍，被北大校长蔡元培聘为私人秘书。蔡元培也器重范文澜，十分赏识这位品学兼优的小同乡。两人既是师生，又有乡谊，关系融洽。“但范文澜一向专心治学，性格孤僻，缺少应对社会事务的经验；加以蔡元培要的是语体文，他却习惯于写文言文，所以不久就辞去了这份差事。”秘书职业要求具备一定的社交经验，熟练的行文以及草拟文稿书信，但范文澜却苦不堪言，疲于应付，旋即辞职。

蔡元培乃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家、教育家和思想家。1868年生于浙江山阴，与范文澜同乡。1892年，殿试中第二甲第三十四名进士，还点了翰林，做了翰林院编修。1902年，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出任会长，教育会创建爱国学社，被举为总理。1903年，发动爱国学社师生在张园集会，开展拒俄运动，组织义勇队开展军事训练，被清政府通缉，被迫避往青岛。事情平息后，返回上海组织对俄同志会，创刊《俄事警闻》，担任主编，假报道俄事为名，倡言革命。1904年，组织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光复会，出任第一任光复会会长，主张种族革命。1905年，又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积极开展反清活动。1907年，赴德国留学，主张教育救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应临时大总统之邀，出任第一任教育总长，反对清末学部奏定教育宗旨，改其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项宗旨为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世界观以及美育五项。参加了北京大学的开学典礼，并发表演说，强调“大学为研究高深学问之地”。由于袁世凯野心毕露，企图实行专制统治，乃愤而辞职赴德。袁世凯八十三天皇帝梦破灭后，蔡元培应黎元洪政府教育总长范源廉的邀请，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范文澜敬仰这位翰林革命家兼教育家，受其直接影响颇深。范文澜很早就参加革命，一生从事学术研究，并未弃文从政，这与蔡元培的教诲有密切关系。范文澜后来在南开大学和北京大学讲授《诸子略义》中的《伪列子杨朱篇》时，采用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清谈家之人生观全篇。

蔡元培到北大后，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新学很快得到发展。范文澜后来给予高度评价：“蔡先生做北大校长的时候，首先组织学术界的统一战线，从极右到极左，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他毫无成见地聘请那些人到北大讲学，后来五四运动的爆发，蔡先生奖励培养的功劳实在不小。”然而，正潜心汉学，以乾嘉学派继承人身份自居的范文澜，对新学却颇有微词。北大校内分成新旧两派，新派人物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为主，包括刘半农、吴虞、易白沙、沈尹默、胡适、周作人等，以《新青年》作为主要阵地，对封建文化进行猛烈的抨击，陈独秀乃首倡新文化的人物，在上海创刊《新青年》，在创刊号发表《敬告青年》，揭起“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揭开新文化运动序幕。陈独秀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搬到北京，新文化的队伍进一步扩大，北大反封建思想的斗争继续向前发展，除了继续批判封建礼教、封建伦理思想和伦理制度以外，又揭起文学革命大旗。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不主义”：一、言之有物；二、不模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呻吟；五、务去滥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揭起“三大主义”，一、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二、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鲜明的立诚的写实文学；三、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文学革命不仅包括其内容，也包括形式，即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钱玄同和刘半农撰写倡导白话文的文章，激进的钱玄同痛骂桐城派和文选派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甚至主张废除汉字。范文澜尽管也“常读《新青年》等期刊”, 但并不认同“新学”乃“新学说”，也对提倡白话文不以为然。1949年纪念五四运动三十周年时，范文澜发表演讲，以自责的心情谈到当时自己的想法。

 

我在五四运动前后，硬抱着几本经书、汉书、说文、文选、诵习师说，孜孜不倦，自以为这是学术正统，文学嫡传，看不起那时流行的白话文、新学说，把自己抛弃在大时代之外。后来，才知道错了！错了！剑及履及般急起直追，感谢时代不抛弃任何一个愿意前进的人，我算是跟上时代了。想起那时候耳不闻雷霆之声，目不睹泰山之形，自安于蚯蚓窍里的微吟，如何不后悔呢！

 

相反，范文澜却站在旧派一边，为古文经学派“摇旗”，为“选学妖孽”呐喊。北大与新派营垒相对立的乃是旧派，以刘师培、辜鸿铭、梁漱溟、黄侃、陈汉章等人为首。刘师培、黄侃、陈汉章等人发起成立国故月刊社，声称以“倡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作为宗旨。创刊原委乃是“慨然于国学沦夷，欲发起学报，以图挽救”。旧派攻击资产阶级新文化的输入，反对“科学”与“民主”，声言“功利倡而廉耻丧，科学尊而仁义亡，以放荡为自由，以攘夺为责任，斥道德为虚伪，诋圣贤为国愿，滔滔者皆是”，为封建礼教地位的动摇而喊冤叫屈，哀鸣不已。罗家伦、傅斯年和徐颜之则创建《新潮》社，与之针锋相对。北大新旧两派同在一个学校，甚至两派成员同在一个系中，如《国民》、《新潮》的主要编辑人员与《国故》月刊的主要编辑人员同在中文系，《新潮》社址与《国故》社址同在红楼，双方成员接触时常常唇舌相讥，笔锋相对。冤家相见，分外眼红，势不两立，斗争异常激烈。

不仅新旧派之争激烈，旧派之间也产生了分化。北大章太炎的弟子分成三派，一为守旧派，以黄侃为首，凡旧皆以为然；二为开新派，代表人物为钱玄同、沈尹默，又称疑古派；三为中间派，以马裕藻为首，依违以二派之间，皆以为然。朱希祖也是章太炎弟子，1913年范文澜入学时被聘为北大预科教师，后来出任北大中国文学系主任和史学系主任，讲授中国史学概要、断代史以及文学史。朱希祖乃浙江海盐人，浙江口音太重，北方学生难以听懂，但浙江学生没有困难。据牟润孙回忆，范文澜在河南大学任教时提及向朱希祖“挑错”一事。范文澜提及：“他在北大做学生时，某君教中国文学史，仲沄有不同意之处，便私下告诉班上的同学孙君。孙君据之向某君发问，连续的质疑，某君将事件报告了学校当局，孙君竟因此而退学。中国的传统是尊师重道，学生不能在课堂上与老师辩论，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此事若在欧美可说是家常便饭。我们的大学之中，学术气氛不甚浓厚，应当说与此传统有极大关系。”另据周作人回忆，有“姓范的”鼓动同籍同学“刁难”朱希祖，周作人如是说：

 

朱希祖是章太炎先生的弟子，在北大主讲中国文学史，但是他的海盐话很不好懂。在江苏浙江的学生还不妨事，有些北方人听到毕业，还是不明白。有一个同学说，他听讲文学史到了周朝，教师反复地说孔子是“厌世思想”的，心里很是奇怪，又看黑板上所写引用孔子的话，都是积极的，一点看不出厌世的痕迹，尤其觉得纳闷；如是过了好久，后来不知因了什么机会，忽然省悟教师所说的“厌世思想”，实在乃是说“现世思想”，因为朱先生读“现”字不照国语发音“线”，仍用方音读若“艳”，与厌字音便很相近似了。但是北方学生很是老实，虽然听不懂他的说话，却很安分，不曾表示反对，那些出来和他为难的反而是南方尤其是浙江的学生，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在同班的学生中有一位姓范的，他捣乱得顶厉害，可是外面一点都看不出来，大家还觉得他是用功安分的好学生。在他毕业了过了几时，才自己告诉我们说，凡遇上讲义上有什么漏洞上可指的时候，他自己并不出头开口，只写一小纸条搓团，丢给别的学生，让他起来说话，于是每星期几乎总有人对先生质问指摘。这已经闹得教员很窘了，末了不知怎么又有什么匿名信出现，作恶毒的人身攻击，也不清楚这是什么人的主动。学校方面终于弄得不能付之不问了，于是把一位向来出头反对他们的学生，在将要毕业的之前除了名，而那位姓范的仁兄安然毕业，成了文学士。这位姓范的是区区的同乡，而那顶了缸的姓孙的则是朱老夫子自己的同乡，都是浙江人，可以说是颇有意思的一段因缘。

 

周作人文章所述“范君”，就是范文澜，周作人在文末点明：“范君是历史大家，又关于《文心雕龙》得到黄季刚的传授，有特别的造诣。孙世旸是章太炎家的家庭教师还是秘书，也是黄季刚的高足弟子，大概是由他的关系而进去的。这样看来，事情虽是在林琴南的信发表以前，这正是新旧学派之争的一种表现，黄季刚与朱希祖虽然同是章门，可是他排除异己，却是毫不留情的。”在新文化运动中，章门弟子也发生分化，朱希祖在新文化运动中，也提倡白话文学，鼓吹民主与科学等革命思潮，经常为《新青年》和《晨报》副刊写稿。朱希祖倒戈，黄侃进行排斥。

平心而论，资产阶级新学，与中国封建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斗争，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毋庸置疑。然而，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资产阶级，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具有软弱性，而且在文化上也是软弱的。其思想武器，也不过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甚至包括一些腐朽的帝国主义思想家的破烂。资产阶级新学家所采用的方法，一般也是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封建文化，连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也全盘否定，他们肯定西方资产阶级文明，连西方帝国主义思想家的反动说教也不加选择地一同输入。或许这是在历史转折关头特有的现象，然而，如果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不予继承，实行全盘西化，将使中国文化成为无根文化，也就没有了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发展，正是建立在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上，失去了它，也就不存在中国文化，这正是范文澜及其老师黄侃、陈汉章等人所忧虑不已的。诚然，将提倡白话文，视成亡国，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有过之而无不及，且言过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