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生育的影响因素

可见，伴随生产力的提高而来的是大资本的统治加强，叫做工人的机器愈来愈简单化，由于扩大分工的范围和采用机器的规模，由于公开规定奖励生育，由于资产阶级的破产的各阶层的竞争等等，工人之间的直接竞争也日益加剧。

马克思：《工资》（1847年12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8月第1版，第652页。

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而劳动，要当做尺度来用，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例如在现在所讲的这个场合，把他们只当做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做别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了。其次，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因此，在提供的劳动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基金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4月底—5月7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35页。

狄奥多鲁斯谈到古代埃及人时就这样说过：

“他们抚养子女所花的力气和费用少得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他们给孩子随便煮一点最简单的食物；甚至纸草的下端，只要能用火烤一烤，也拿来给孩子们吃。此外也给孩子们吃沼泽植物的根和茎，有的生吃，有的煮一煮或烧一烧再吃。因为气候非常温暖，大多数孩子不穿鞋和衣服。因此父母养大一个子女的费用总共不超过20德拉马。埃及有那么多的人口并有可能兴建那么多宏伟的建筑，主要可由此得到说明。”

但是古代埃及能兴建这些宏伟建筑，与其说是由于埃及人口众多，还不如说是由于有很大一部分人口可供支配。单个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越少，他能提供的剩余劳动就越多；同样，工人人口中为生产必要生活资料所需要的部分越小，可以用于其他事情的部分就越大。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6—587页。

同时，另一些因素也会起作用。生产的停滞会使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闲置下来，由此使就业的部分处于这样一种境地：他们只好让工资下降，甚至下降到平均水平以下。这种情况对资本所发生的影响，就好像在工资保持平均水平而相对剩余价值或绝对剩余价值已经提高时一样。繁荣时期会使更多的工人结婚，并会减少他们子女的死亡；这种情形——不管它使人口实际增加多少——并没有使实际劳动的人口增加，但是会对工人和资本的关系发生这样的影响，好像实际从事劳动的工人人数增加了。另一方面，价格下降和竞争斗争也会刺激每个资本家通过采用新的机器、新的改良的劳动方法、新的结合，使他的总产品的个别价值下降到它的一般价值以下，就是说，提高既定量劳动的生产力，降低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率，从而把工人游离出来，总之，就是造成人为的过剩人口。其次，不变资本要素的贬值，本身就是一个会使利润率提高的要素。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量同可变资本相比相对增加，但是这个量的价值可能下降。已经发生的生产停滞，为生产在资本主义界限内以后的扩大准备好了条件。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83—284页。

节制需要，这个国民经济学的原则在它的人口论中最鲜明地表现出来。人太多了。甚至连人的存在都是十足的奢侈，而如果工人是“道德的”（穆勒曾建议公开赞扬那些在两性关系上表现节制的人，并公开谴责那些违背这一结婚不生育原则的人……难道这不是禁欲主义的道德、学说吗？）那么他就会在生育方面实行节约。人的生产表现为公众的不幸。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29页。

人口理论中唯一正确的东西是，资本的发展把大量人口置于这样一种条件下，在这种条件下人口的再生产也像动物和植物一样，除阻碍它的因素外没有其他界限。贫苦人的再生产比劳动者在其自然条件下要快，因为它的再生产条件是无限小的。赤贫的人们生殖得很快，完全像在动物界一样：种类越小，它再生产的量就越大。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1861年8月—1863年7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第1版，第490页。

……人口过剩或劳动力过剩是始终与财富过剩、资本过剩和地产过剩联系着的。只有在整个生产力过大的地方，人口才会过多。

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1843年9月底或10月初—1844年1月中），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0页。

资产阶级的这种令人厌恶的贪婪造成了这样一大串疾病！妇女不能生育，孩子畸形发育，男人虚弱无力，四肢残缺不全，整代整代的人都毁灭了，他们疲倦而且衰弱，——而所有这些都不过是为了要填满资产阶级的钱袋！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9月—1845年3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第1版，第453页。

农民在农忙时苦于劳动力不足，但他只能雇少量的工人。因此他不得不尽量利用自己子女的劳动。结果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就德国整个农业来说，童工在本户工人中的百分比比在雇佣工人中的百分比几乎高出一半。童工在本户工人中占4.4%，而在雇佣工人中则占3%。

列宁：《农民经济中的童工》（1913年6月8日 [21日]）, 《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4月第2版，第298—299页。

其次，人口的增长，人口密度的大小，无疑也包括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这一概念中，因为人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必要因素，没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人口，就不可能有任何社会物质生活。人口的增长是不是决定人们社会制度的主要力量呢？

历史唯物主义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否定的。

当然，人口的增长对于社会的发展有影响，它促进或者延缓社会的发展，但是它不可能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它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不可能是决定的影响，因为人口的增长本身并不能说明为什么某种社会制度恰恰被一定的新制度所代替，而不是被其他某种制度所代替；为什么原始公社制度恰恰被奴隶占有制度所代替，奴隶占有制度被封建制度所代替，封建制度被资产阶级制度所代替，而不是被其他某种制度所代替。

如果人口的增长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那么较高的人口密度就必定会产生出相应的较高类型的社会制度。可是，事实上没有这样的情形。中国的人口密度比美国高3倍，但是从社会发展来看，美国高于中国，因为在中国仍然是半封建制度占统治地位，而美国早已达到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比利时的人口密度比美国高18倍，比苏联高25倍，但是从社会发展来看，美国高于比利时，同苏联相比，比利时更是落后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因为在比利时占统治地位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而苏联已经消灭了资本主义，在国内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人口的增长不是而且不可能是决定社会制度性质、决定社会面貌的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9月），摘自《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第217—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