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情境与认知:涉身认知及其哲学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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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涉身认知在中国

我国学者很早就开展了认知科学的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关注对传统认知科学研究的反思,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学者才开始关注作为一种理论范式的涉身认知,21世纪以来,对于涉身认知的研究开始引起语言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和科学哲学领域学者的广泛讨论和研究。时至今日,涉身认知的研究已经成为我国认知科学以及哲学研究领域的焦点话题。在认知科学领域,知觉、语义、意识、人工智能等问题的研究已经开始关注身体与情境的因素,诸如汪云九、唐孝威等院士也开始关注涉身认知。国内学者在哲学领域对于涉身认知的进展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于涉身认知的认识和解释的问题,二是对于涉身认知所涉及心灵哲学诸问题的研究。

一 涉身认知的哲学解释

如何看待涉身认知,这是涉身认知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关于涉身认知的哲学解释问题,国内研究主要集中于涉身性、涉身认知的不同进路以及涉身认知的定位等问题的研究上。

(一)关于涉身性的翻译与理解

涉身性(Embodiment)和涉身认知是涉身认知研究领域最为核心的两个概念。国内对于涉身性概念的翻译与理解目前还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一是将embodiment概念翻译成涉身性。朱志方:《认知科学与涉身实在论》, 《哲学研究》2002年第2期;刘晓力:《交互隐喻与涉身哲学——认知科学新进路的哲学基础》, 《哲学研究》2005年第10期。这一译名体现在对于涉身认知的理解上强调了身体作为认知主体、认知的情境性内涵以及身体与情境间存在着一种“互涉”或者交互关系的思想。孟伟:《交互心灵的建构:现象学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二是将embodiment概念译为具身化,相应将embodied cognition译为具身认知。李恒威、肖家燕:《认知的具身观》, 《自然辩证法通讯》2006年第1期;李恒威、盛晓明:《认知的具身化》, 《科学学研究》2006年第2期。其基本思想是:立足涉身心灵和涉身认知所强调的一般观点,即涉身的(embodied)意指心智和认知与具体的身体密切相关,从发生和起源的观点看,心智和认知必然以一个在环境中的具体的身体结构和身体活动为基础,心智始终是具(体)身(体)的心智,而最初的认知则始终与具(体)身(体)结构和活动图式内在关联。三是将涉身性译为“体验”。王寅:《体验哲学:一种新的哲学理论》, 《哲学动态》2003年第7期;王寅:《认知语言学与两代认知科学》, 《外语学刊》2002年第1期。相关学者接受了拉科夫关于两代认知科学的提法,并且指出第二代认知科学的核心观点是“基于身体经验”,因此“涉身”一词可译为体验,涉身哲学则指基于身体经验的哲学,可译为体验哲学。四是将涉身性译为“体塑化”。冯晓虎:《论莱柯夫术语“Embodiment”译名》, 《同济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相关学者认为,涉身性是认知语言学中非常重要的基本概念,它派生出涉身心灵、涉身认知、涉身实在论和涉身哲学等概念,目前众多译名从整体看都略感言已尽而意犹未止,他认为拉科夫使用涉身性概念的重点在于强调“我们的身体塑形(shape)我们的精神”,强调人类概念并不只是对外在实际的反映,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由我们的身体和大脑,尤其是我们的觉动系统塑形的。正是因为涉身性概念的要义在于指出身体赋予精神一个框架,在于强调身体“塑形”精神,所以把“embodied”译为“体塑”,而把“embodiment”译成“体塑化”可能相对比较准确。

总体来看,国内对涉身性一词的翻译存在差异,但是这些译名都强调了认知活动与身体活动的关联,在这一点上它们都没有大的缺失,不过,涉身认知的理解显然不能简单停留在对身体活动或者身体体验的认识上,如何结合情境因素而提出更为合理的译名,这是一个挑战。

(二)涉身认知的研究进路

由于国外学术界在涉身认知的研究上体现出不同的进路,国内学术界在介绍和梳理国外关于涉身认知的研究上也体现了这一特点,在对涉身认知的本质上也相应展现了不同的认识。

1.涉身认知的身体体验说。国外关于涉身认知的理解一直非常重视身体体验对于认知以及心智的重要性。国内学者基于拉科夫等人的认知语义学研究,也非常重视同意义与身体体验的关联,以此诠释涉身认知。国内相关学者认为,在认知科学中存在一个与第一代的认知主义不同的认知科学的具身认知运动。第一代认知主义是一个基于客观主义意义的认知观,而客观主义的意义理论认为,认知过程和结果独立于进行认知活动的人的身体结构和认知发生于其中的认知情境。与之相反,基于梅洛-庞蒂、杜威、海德格尔、皮亚杰和维果茨基等人的开创性工作而产生的认知具身观则认为,认知是身体—主体在实时的环境中的相互作用活动,具身认知不赞同客观主义意义观,它主张意义是与我们以身体和想象的方式理解世界相关。李恒威、肖家燕:《认知的具身观》, 《自然辩证法通讯》2006年第1期。基于这种对涉身认知的理解,相关学者主张将涉身认知视为“第二代认知科学”的一部分。具体而言,认知科学的经验研究经历了两次革命性的转变,形成了基于表征计算范式的“第一代认知科学”研究和“第二代认知科学”。后者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其中具身性、情境性、认知发展和动力系统四者共同构成第二代认知科学的观念基础。这四个观念基础的内涵分别是:具身的(embodied),即人的心智本质上是具身的生物神经现象,机体的认知能力是在身体—脑活动的基础上实现的;情境的(situated),即认知是情境的,具身心智嵌入在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约束中;发展的(developmental),即认知不是一开始就处于高级的认知水平,认知经历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动力系统的(dynamic system),即认知不是一个孤立在头脑中的事件,而是一个系统事件。李恒威、黄华新:《“第二代认知科学”的认知观》, 《哲学研究》2006年第6期。这样一来,涉身认知就成为与第一代认知科学相对的第二代认知科学研究的一个构成部分。

2.涉身认知的进化动力学解释。国外许多学者重视通过动力学来研究认知,主张将涉身认知理解为一种认知的动力学理论。国内相关学者也介绍了这一主张,认为涉身认知的一个更全面的表达应当包括进化的因素,即认知是根植于自然中的有机体适应自然环境而发展起来的一种能力,它经历了一个连续的复杂进化发展过程。这一形成过程最初则是在具有神经系统(脑)的身体和环境相互作用的动力过程中生成的,并最终发展为高级的、基于语义符号的认知能力。如何考虑情境的因素,人类认知就可以看作一个系统的事件,而不是一个个体的独立事件。就此,涉身认知具有两个维度:连续的进化和暧昧的身体,前者尤其涉及一种动力学方法。李恒威、盛晓明:《认知的具身化》, 《科学学研究》2006年第2期。还有学者提出,涉身认知只有将认知活动与其对神经系统、身体和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所涉及的动力学的、依赖时间的和关系的正确评价紧密联系起来,涉身认知才能对认知活动做出正确的理解。具体而言,涉身认知的基本立场应当具有神经科学动力学的考量,涉身认知理解的身体应当具有历史进化身体的维度,涉身认知研究方法上应当将动力学研究方法视为主要工具。陈波、陈巍、丁峻:《具身认知观:认知科学研究的身体主题回归》, 《心理研究》2010年第4期。

3.涉身认知的表征解释争议。国外学者在涉身认知是否承认表征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大体来说有三种看法:第一种是认为涉身认知坚持表征—计算的研究纲领,第二种是主张涉身认知持有无表征的激进立场,第三种是认为涉身认知主张基于行动的表征这一革新立场。国内相关学者也非常关注国外关于涉身认知在表征问题上的争议。国内有学者就此概括阐述了涉身认知的不同进路,即一种是温和的具身认知观,它与传统的表征计算基本假设相容;另一种是激进的具身认知观,它挑战表征计算的基本假设,认为心智的表征计算观是错误的。温和的具身认知进路的论题是:承认身体及其知觉运动在认知中发挥的作用;主张通过对局部、行动—导向的表征和认识行动的运用,从而降低问题解决中计算的复杂性。而激进的具身认知进路的论题则是:要理解人脑、身体和世界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需要诉诸新的分析方法和工具,如动力系统理论(Dynamical Systems Theory, DST),传统认知观中的内部表征和计算等概念是不充分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应当予以抛弃。不过,在其看来,温和的具身认知进路运用计算来定义认知观并且致力于将新旧两种方法结合,所以温和的具身认知观仍是对认知观传统的继承发展;相反,激进的认知进路尽管更加新颖和更具启示,但是目前还没有成为成熟的进路。何静:《具身认知的两种进路》, 《自然辩证法通讯》2007年第3期。有学者侧重于认知动力学理论研究了涉身认知对传统表征观念的挑战。他们指出,20世纪90年代前后,继符号主义和联结主义之后产生发展起来的一个从动力系统的观点看待认知和心智的认知动力系统理论,将认知视为一个系统事件,主张认知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动力系统中的变化,它是诸多分散的和局部的相互作用涌现的结果。他们指出,在动力主义和符号主义之间的一个基本争论就是关于表征在认知中的作用,即“符号表征对于认知是否必要和充分的问题”。基于认知动力主义对符号主义中表征和计算基本观念提出的质疑,他们认为语言符号的表征能力对于认知并不是充分的,因为存在非语言的认知活动;同时,由于基于动力取向的表征观主张智能体和环境无法完全去耦,因此内部世界对环境的完全表征是不可能的。总之,符号表征对认知虽不是充分的,但还是有必要的,特别是对人类的高级认知活动而言,而动力主义对符号主义的挑战也表明,没有完全的表征而只有不完全的表征。李恒威、黄华新:《表征与认知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4.涉身认知的“生成”说与“延展”说。国外学者瓦雷拉倡导一种区别于认知主义和联结主义的生成认知说,国内学者也非常关注生成认知并对此进行了剖析。有学者指出,瓦雷拉的生成认知思想是整个“第二代认知科学”的一部分,它与具身的、情境的、发展的和动力系统的认知研究具有相似和彼此融合的观念和主题。这表明,涉身认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为生成认知。相关学者对瓦雷拉的“生成认知”观念做了如下解释,即我们认知到和经验到的世界是通过我们的具身结构(特有的身体系统)与环境的结构耦合历史地生成的;结构耦合是通过感觉—刺激环路、知觉—行动环路和理论—实践环路完成的;个体和环境是共涌现的。李恒威:《生成认知:基本观念和主题》, 《自然辩证法通讯》2009年第2期。可见,在身体与情境两大认知因素的重视程度上,生成认知与涉身认知没有差别。

“延展认知”(extended cognition)是国外研究者对涉身认知研究的又一个新进展,国内学者对涉身认知的“延展”解说进行了跟踪研究。安迪·克拉克和戴维·查尔默斯(A. Clark & D. Chalmers)二人最早引入“延展心灵”的概念,阐述了一种对认知和心灵本质的新说明,主张外部物理的和社会的环境也是人类认知主体和心灵的构成要素,并以“认知不局限在头脑中”和“心灵可延展到世界”两个论题来强调应取消心灵与世界的根本界限。克拉克等人提出的这种“延展认知研究纲领”主张,在当下的认知情境中人类有机体与外部物理的和社会环境共同构建了一个动态的耦合系统,认知就存在于这个耦合系统中,心灵不被局限在头脑中而是可以延展到世界,甚至当下参与认知过程的辞典、笔记本、计算机等环境因素都成功地与大脑联结而成为我的一部分,这一纲领可以实现认知科学中的涉身认知和嵌入式认知的新综合。国内相关学者认为,与以往的认知理解上的外部论相比,延展认知论不仅关注心理内容与外部世界的历史关联,更注重实时地与大脑联结的外部认知资源对认知加工发生的积极作用,因此对认知与环境的交互作用机制的确作出了独特的整体性说明,但是,我们不能将延展认知论题等同于延展心灵论题,因为后者将外部的物理环境和社会因素看作延展心灵的构成部分,这一思想过分激进。刘晓力:《延展认知与延展心灵论辨析》, 《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5.涉身的社会认知的研究。国外神经生理学领域中镜像神经元以及儿童发展心理学中的一些成果推动了涉身的社会认知的研究,国内学者也对这一新的发展领域进行了介绍和探讨。

基于当前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成果,国内学者也介绍了镜像神经元系统在从动作和意图理解到语言进化等社会认知许多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并且主张这一神经科学的重大发现可以认为是具身认知的根源之一。他们介绍了加莱塞与福加西(L. Fogassi)等人在2005年左右提出的具身模仿理论(embodied simulation theroy),指出该理论的核心假设是:各种各样的镜像神经元匹配系统在我们所持有的关于自我和他人身体的体验性知识中起协调作用,这种与身体紧密联系的体验性知识使我们能直接理解他人动作的意义。丁峻、陈巍:《具身认知之根:从镜像神经元到具身模仿论》,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相关学者进一步分析了这种镜像神经元系统可以充当人际沟通的“表征”,从而在涉身认知的理论框架中解释人际沟通的发生这一社会认知根本问题。他们认为,当前,自我与他人经验的匹配论主张自我与他人经验的匹配离不开两者间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促进了关于“我们”的认识,促进了诸如内在感受、情感和感受、公开表达等共同体验的认识,促进了成人和婴儿之间的“主体间性”、“镜像”或“共享性”,这较好地解决了发展心理学与心灵哲学的“难问题”,即人类心智阅读的起源。不过,自我与他人的经验匹配观由于缺乏核心机制而陷入困境,而当代具身认知科学的兴起和镜像神经元的发现,使这种匹配论的假设可以在具身认知视角下加以检验,即镜像系统可以视作人类心智阅读能力发生、发展的核心机制,镜像系统通过“共享身体表征”(sharing bodily representations)将自我与他人的经验匹配起来并最终实现自我与他人的同一性。陈巍、丁峻、陈熙:《共享身体表征:心智阅读起源的具身匹配论》,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0年第5期。此外,他们还提出,涉身认知还可以用于解释儿童早期的社会认知的产生与发展问题。例如,学前儿童社会认知产生与发展问题上长期存在理论论(Theory-theory, TT)与模仿论(Simulation Theory, ST)的主张,其中,理论论认为个体通过对自己和他人心理状态(如感知、知识、需要、意图、愿望、信念等)的认识来对相应社会行为作出因果性的预测和解释;而模仿论作为儿童心理理论解释模型中最具代表性的范式之一,主张儿童通过把他人与自身相“类比”而获得有关他人心理状态的知识。后者与理论论相比更加符合日常生活经验,但是也存在陷入笛卡尔主义“第一人称权威”困境的危险,因此模仿论需要一种自下而上的机制来支撑其理论设想,而涉身认知科学研究的兴起为这种设想找到了新的证据。研究者认为镜像神经元的发现为心理理论提供了一个关于人类如何从他们观察到的他人的动作中推测其意图的神经科学模型,即不同的镜像神经元匹配系统在我们特有的关于自身多模块经验知识和了解他人之间起协调作用,这种镜像神经元机制可以在功能层面描述为具身模仿(embodied simulation),即通过我们的大脑/身体系统与世界相互作用的方式来理解他人的心理状态的机制。这种具身模仿认为,儿童基于早期婴儿阶段大脑和神经系统发育的限制不能实施心理模仿,而涉身模仿通过镜像神经元系统很好地替代了心理模仿的功能,以一种生物性的方式帮助婴儿不断地与他人之间建构信息的互动模式,最终形成直通他人心理状态(意图、愿望、信念)的心理理论能力。但是,这一理论存在的问题在于:具身模仿是如何通过镜像神经元过渡到心理模仿?4岁作为儿童心理理论能力的分水岭,这一过程是否也伴随着镜像神经元发育、完善进程?以镜像神经元为基础的具身模仿是怎样在复杂的社会认知情境中与理论建构互动并共同促进儿童心理理论发展与成熟的?这些问题还都需要进一步的科学证据。丁峻、陈巍:《儿童心理理论解释模型的新范式——具身模仿论述评》, 《心理研究》2008年第4期。

二 涉身认知相关的哲学问题研究

涉身认知与心灵哲学、语言哲学中的许多论题息息相关,国外学者对涉身认知的研究往往源于对知觉、语言等个别心灵哲学与语言哲学问题的研究,同时,这些经验的研究又推动了对心灵哲学问题的进一步理解。国内学者对国外研究的这些发展动态进行了介绍,同时也提出了自身的一些独特理解,在此我们择取了一些主题加以介绍。

(一)涉身认知与意向性问题

在涉身认知的讨论中,国内学者触及了对意向性问题的思考。相关学者指出,意向性问题是当代心智哲学、认知科学和生命科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成为人们考察意识经验的一般结构乃至生命的同一性、“我”、意义等问题的枢纽。不过,意向性的传统形而上的、语言分析的乃至心理学的探索很大程度上局限于有意识的经验可觉知到的层面、语言分析可达及的层面以及可观察到的行为层面,而没有触及使上述层面的意向性现象得以涌现的、常常是不可见的、无意识的心智过程乃至更深层的生命系统的结构形式和动力。当代涉身认知科学研究基于“心智是具身的”和“心智和生命之间存在深刻连续性”两个观点,告诉我们可以不再单纯从人类有意识的符号活动水平来考察意向性,而是可以转向一般的生命活动中的起源来解释意向性现象。结合涉身认知的生物科学研究进路,即这一研究通过自创生理论对生命本质的刻画,可以看到意向性内在于生命自治地构造和维持其同一性的自创生过程中,它表现为外探以求内摄的形式,即一种“为我”的自主开放性,同时通过这种“为我”的自主开放性也创造了生命与其相耦合的环境之间的意义关系。李恒威:《意向性的起源:同一性,自创生和意义》, 《哲学研究》2007年第10期。

(二)涉身认知与心灵观

在心灵哲学中最为根本的问题是对心灵本质的刻画问题以及对于心身关系的解释问题。涉身认知的研究在国外引发了关于心灵问题的众多思考,其中主要的观点在于将身体—主体取代原有的内在心灵观念,延伸的观点则主张将情境互动也视为心灵本质的重要方面。国内学者也对此进行了相应的介绍和研究,提出了涉身心灵、涉身—嵌入心灵等观念。

在涉身认知的发展过程中,延展认知的拓展提出了延展心灵的观念。国内学者也讨论了克拉克和查尔默斯提出的延展心灵观,指出了其外在主义的鲜明路向及其存在的问题。相关学者指出,克拉克和查尔默斯在1998年提出延展心灵论题,这推进了心灵和认知哲学领域的外在主义研究。近年来,克拉克又逐步把延展认知与延展心灵假说发展为一个关于心灵和认知的统一理论框架。这一理论主张人类是与其所处的环境以及环境中的外在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些环境和外在物在我们面向世界的认知活动中起到了积极作用。由此,心灵不再仅仅束缚于人的颅骨和体肤等身体界限,而是延展至外在环境中。可以说,克拉克在持续20多年的外在主义哲学运动中建构的延展心灵论是一种更加激进的外在主义。但是,这种延展心灵论对推进外在主义虽具有积极意义,其理论建构所诉诸的许多辩护策略却值得商榷,例如延展心灵论强调认知载体的延展,但从载体的延展是否能必然推出内容的延展,关于这一点延展心灵论表示得模糊不清;延展心灵论认为,心灵是可以在大脑、大脑和外在物的联结系统甚至外在环境中多重实现,这种观点需要客服与传统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同样的困难;如果接受克拉克对延展心灵的论证,那么作为核心的倾向性信念(dispositional belief)未必能独立于心灵或意向性的本质。郁锋:《环境、载体和认知——作为一种积极外在主义的延展心灵论》, 《哲学研究》2010年第1期。

更有国内研究者不仅指出了克拉克延展心灵的问题,而且主张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对大脑、时间性和思维本性的理解可以有效地填补克拉克所缺乏的背景假设。研究者指出,克拉克提出的延展心灵立场,将身体、行动、环境、技术工具等都纳入整体性的认知实现系统之中。其基本观点有:一是“改变表征的地位”,即具身认知的范式并不完全否定表征系统的有效作用,而是试图将知识与行动这两个系统重新关联、整合在一起,实现一种“动态计算主义”(dynamical computationalism)转向,也就是肯定计算—表征系统在认知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为其增加一个时间性的、动态的具身向度,从而将其纳入一个更为开放的内在—外在的整合系统之中。二是“智能化的身体,支架化的环境,模糊的边界”。“延展”包含心灵与身体的双重向度,即心灵的拓展瓦解了将认知过程局限于大脑内部的封闭界限,而与之紧密相关的身体的拓展也突破了单纯的空间定位的局限,进一步敞开了身体与环境之间的丰富关联。三是“交互性解释,动态系统”。克拉克提出了“神经的、身体的以及环境的要素所构成的异质聚合体(heterogeneousmixes)”概念,这种“异质聚合”意味着整体的认知系统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动态网络,也就是说,各种异质性要素各自在动态的认知过程之中发挥功能,其中没有哪个要素或部分有特权成为掌控其他要素或部分的中心。研究者提出,克拉克对心灵的这种新解释存在一些艰深的哲学难题有待澄清,因此可以将法国当代哲学家德勒兹的有关讨论引入对涉身认知的哲学讨论中。例如,德勒兹将大脑的创造性机制描绘为时空片段的多重交织过程所形成的凸显效果,通过对电影中时间问题的思考,阐述了这样的哲学假说,即任何身体维度(经由环境—技术等等“外部因素”的中介作用)的拓展归根结底都是人类心智的一种拓展,是大脑本身向着世界的无限拓展,在此“存在着大脑与世界的统一”。德勒兹对哲学与电影的沉思将我们引向了脑与时间性的难题,从这个方向上我们可以探寻进一步拓展克拉克的具身认知理论的途径。姜宇辉:《“具身化”:知识、行动与时间性——从安迪·克拉克到吉尔·德勒兹》,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三)涉身认知与心身关系问题

与心灵本质的理解相关的是心身关系的问题,这是涉身认知需要直面的一个根本哲学问题。涉身认知研究中有主张通过身体主体的体验来理解人类认知与心灵,因此这就为重构心身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科学证明。由于信息加工认知理论受到笛卡尔主义心身二元论的影响,即将人类身体归属于外部世界,从而与思维完全独立开来,因此往往表达了对笛卡尔主义心身观的强烈批判。国内学者对此进行了初步探讨,指出心身关系是关于精神与物质、心理与大脑等心物之间的关系,而基于认知科学研究的心身关系理论主要体现为离身认知和具身认知两类观点。依据拉科夫等人的具身认知观,即心智是具身的、隐喻是思维的核心以及认知是无意识的等三个概括,其主张丰富和深化了对心身关系的认识和理解,代表了心身关系上的一种新取向。在这种新认知观的框架中,心智活动可以被归结为大脑、身体和身体经验的相互作用,认知活动取决于身体本身和个体在社会文化中获得的经验。麻彦坤、赵娟:《具身认知:心身关系的新思考》,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相关学者还从西方哲学史的角度指出了涉身认知对心身观的改变。在其看来,在西方哲学的主流思想中,理性是心灵实体的功能,是普遍的、非历史的、非社会的并且是与情感相分离的,所有这些关于理性的观点都是脱离身体来说明理性。诸如实用主义等现代哲学从哲学上批判了脱离身体和情感的理性概念,并阐述了理性的集体性或社会性,体现了哲学史上的一种新变化。而涉身认知等当代认知科学的种种新发现更是表明理性是涉身的,即理性是身体的一个属性。西方传统哲学归属给心灵结构的那些先天的和先验的东西,其实只不过是人的身体的生理—物理结构而已。朱志方:《理性是身体的一个属性》, 《云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可见,涉身认知在心身关系问题上至少站在了笛卡尔主义心身二元论的对立面,总体主张心灵与身体存在着原初的统一性,即使思维也存在着与身体体验的连续性。

(四)涉身认知与认识论研究

涉身认知的研究也启发了当代认识论的研究,拉科夫等国外学者也讨论了涉身实在论和涉身认识论的问题。国内学者也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基于涉身认知对自然化认识论进路的新启发,国内有研究者指出,理性自然化问题是传统认识论和自然化认识论的争论焦点,但是二者对理性的理解普遍都建基于笛卡尔主义的二元论。而当代涉身认知科学研究为解决理性自然化的争论提供了一条新出路。涉身认知立足理性概念的重构,主张理性不是脱离认知主体身体的先验和纯粹的,而是处于生活世界中基于生物有机体的进化并含蕴于社会实践的涉身理性,这种新的理性观为认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李淑英:《涉身理性:自然化认识论的发展契机》, 《自然辩证法通讯》2009年第4期。还有研究者指出了涉身认知对于科学技术认识论的推动,尤其解释了伊德立足身体理论对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思想所作的新诠释。唐·伊德(Don Ihde)在区分“身体一”(感知的身体,体验的身体)和“身体二”(文化建构的身体)的基础上,指出了身体的第三个维度,即“技术的身体”。“技术的身体”是对“身体一”和“身体二”的综合,其主要特征是工具的涉身性,而这正是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的分界面。通过对声音、视觉等知觉的现象学研究,唐·伊德逐步认识到涉身关系的重要性,进而提出了相关的身体理论,并运用“整体身体知觉”来重新架构科学的视觉主义解释,从一个新的视角对情境化知识进行了辩护,为科学观的解释提供了另一个全新视角。在人与技术的涉身关系中,伊德用“技术的身体”对笛卡尔的现代性主体进行了解构,指出在涉身活动中人与技术的相互作用指向了一种新的技术认识论。在这种批判的反思的知识论和技术现象学的目标实现中有两个向度不容忽视,一是关注行动,二是重视现象学—解释学方法。周丽昀:《唐·伊德的身体理论探析:涉身、知觉与行动》,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0年第5期。

(五)涉身认知的哲学基础研究

国外学者非常关注涉身认知的哲学基础问题,尤其涉及了杜威、梅洛-庞蒂、海德格尔等哲学家的思想。国内学者也对此进行了介绍,在许多文献中指出了基于身体的现象学思想对涉身认知的影响。除此之外,国内有研究者还关注了涉身的社会认知的现象学哲学背景,尤其是介绍了当代现象学家扎哈维(Dan Zahavi)关于涉身社会认知与现象学哲学之间关联的论述。在扎哈维看来,当代心灵哲学中的模仿理论和理论—理论实际上都包含许多关键的但却可疑的假设,这些理论都否认了体会他人心灵的可能性,都预设了他人心灵的完全不透明性和不可见性。这样一来,社会认知的理论就将面临一个重要挑战,即我们如何以及为何将这些隐藏的心理状态或过程归附为大家可以观察到的特定身体。现象学家的相关论述为此提供了一种哲学上的解释,诸如胡塞尔和马克思·舍勒(Max Scheler)等现象学传统中的许多核心人物所提供的关于同感(empathy)的阐释,不应简单地划为一种模仿理论,他们都将同感理解为一种基本的不可还原的意向性形式,这种意向性指向他人的体验。在舍勒看来,表达现象,特别是面部表情和手势以及言语表达,能够为我们提供一条直接、非推论的朝向他人体验生活的通道。而舒茨(Alfred Schutz)则指出,简单地将身体作为一个表达场所来讨论太不精确,舒茨区分了表达动作(没有任何沟通意图)和表达行为(包含表达意图)两种类型的表达,而舍勒在向我们提供(有关)直接通达他人体验的例子时仅仅关注表达动作。舒茨则认为,人际理解包含对他人行为的理解,对他们的所为、意义以及动机的理解。为了揭示这些方面,简单地观察表达动作和表达行为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诉诸高度结构化的意义背景。扎哈维高度重视舒茨对舍勒思想的反思,尤其分析了舒茨观点对于当代涉身的社会认知科学的意义。具体而言,舒茨充分阐明了人际理解具有多种样态和形式,单一的模型不能恰当地处理所有多样性;舒茨主张人际理解的最基本形式,即我们在面对面的相遇中发现的人际理解,是一种无须理论中介的类感知能力,该能力直接将其他生物识别为有灵魂的生物,而且这意味着一种不可还原的独特的意向性;当涉及理解他人行为之所为时,舒茨主张,在那些他人和我们在身体方面共现的情况下,我们完全无须依赖想象、记忆或者理论(虽然三者都可能偶尔参与);鉴于我们在一个共有的世界里彼此相遇,更为富有成效的是关注共有的动机背景和情境。[丹]扎哈维:《同感、具身和人际理解:从里普斯到舒茨》,陈文凯译,《世界哲学》2010年第1期。

(六)小结

总的来看,目前国内学者对于涉身认知的研究基本上处于介绍和初步研究阶段,在涉身认知及其哲学问题的研究上有待进一步的深入。在涉身认知的研究上,国内学者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即信息加工认知主义和联结主义等研究进路存在问题,因此在这种批判反思的背景中产生的涉身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的认知研究进路的缺陷,其立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此同时,国内学者的各种观点虽然都强调了身体、情境、动态进化机制等要素的作用,但是在对这些因素的认识和理解上存在一些不协调之处,例如,在表征问题的理解上存在着与国外近乎相同的一些争议。此外,国内学界在统合身体、情境等因素的问题上也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如果我们将涉身认知置于第二代认知科学之下,这种统摄将涉身认知与情境认知等区别开来,但是也具有走向分化的缺陷,尤其是国外学者在理解涉身认知的问题上的确也包含了社会情境性、进化动力学等内涵。此外,国内学界在涉身认知的哲学背景和科学背景上也有待梳理,例如从西方哲学史的角度看,涉身认知反映了怎样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诉求,从科学史的角度看,涉身认知又与整个科学史具有一种怎样的因缘关系。笔者认为这些问题也是未来关于涉身认知的哲学与科学研究所要深入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