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际主导产业研究

“主导产业”概念的提出与引起重视，是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赫希曼 (A. Hirschman,1958) 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提出，在资源相对有限的发展中国家，采取非均衡的发展方式才能较好地实现均衡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他认为供给和需求的“失衡”正是经济发展的促进剂和推动剂。由“平衡”到“失衡”，这就意味着需要对特定产业进行重点投资，必然造成该产业产品需求不发生较大变化时，市场供应过剩。市场的失衡形成对关联产业的压力，从而促进其加速发展；市场“平衡—失衡—平衡”的压力形成与释放过程通过关联产业发展，终将使产业整体逐渐趋于均衡，主导产业随此过程应时而生。主导产业在赫希曼的理论中本质是打破，或者说是激发非均衡式经济发展的起点。通过对主导产业进行非均衡的投资方式，激发整个产业链从非均衡到均衡的链式发展过程，最终实现整体经济发展。赫希曼用简单的原理解释复杂的理论，正如凯恩斯 (Keynes) 所强调的“国家干预”一样，这一思想被众多的发展中国家采用并实施，成为主导产业选择与推进的重要理论基础。与赫希曼的视角不同，创新理论的创始人、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J. A. Schumpter) 并没有直接对主导产业进行研究，而是以“创新”为切入点对固有经济均衡状态变化，即“稳定—打破—均衡”这一过程解释经济发展，为主导部门的形成、演变和发展提供了另一种理论研究基础。

罗斯托 (W. Rostow) 是真正意义上开始系统研究主导产业问题的经济学家。他在《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书中对经济发展理论以及主导产业理论进行系统研究，强调主导产业发展对于不同发展阶段宏观经济的突出作用，并用以解释现代经济增长。他将现代经济发展分为六个阶段，即传统经济阶段、起飞前准备阶段、经济起飞阶段、推进成熟阶段、大众稳定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论既具有探索意义，也具有现实价值，为各国在经济发展战略选择过程中实现经济现状的阶段定位、发展方向和技术策略提供一个清晰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框架，也为国家之间发展状态的相互比较提供可参考的尺度和维度，从而使较为混沌的发展观点成为直观的发展目标。其各经济成长阶段特征如下：在传统经济阶段，由于生产技术的落后，农业是其主导产业，可以统称为农业社会；而在起飞前准备阶段，农业的发展状态以及为经济起飞所做的各种积累具有非常重要意义，在此阶段，手工业和轻工业，如食品、饮料、烟草等是这一阶段主导产业；在经济起飞阶段，农业发展通常能够积累较为稳定的基础生活物资资料，同时也具有相当规模的农业劳动力存量，从而为经济起飞提供稳定、廉价而有保障的劳动力供给；同时，技术的积累、投资的增加使生产在不断扩大，普通社会民众的生活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稳步扩大的消费需求拉动供给不断增长，市场容量逐渐增加，产业形态也不断丰富。在这一经济阶段中，非耐用消费品生产行业和铁路运输业成为主导产业；在推进成熟阶段，随着产业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也由于投入增加获得长足进步，由此，科技和产业结合使工业进一步加强，制造业和重化工业成为这一经济阶段的主导产业；在大众稳定消费阶段中，工业较之前阶段已经非常发达，主导产业从前期的重工业制造为主转向耐用消费品行业，如汽车大件消费等产业；在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中，人们在经济上具有相对自由，开始关注个体生活质量。现代服务业成为该阶段主导产业，尤其是在人均收入水平达到相应高度之后，生活质量的要求与形式必然多样化，因而对服务业的规模、数量和质量提出更多样、更细化的要求。在这若干经济阶段中，经济起飞阶段是关键，是整个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化社会的质的突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诚然，由于社会生活和消费行为的历史阶段性，罗斯托对主导产业类型以及部门预测亦有一定局限。以汽车消费为例，在21世纪的今天，后发经济对于汽车工业的偏好将因为交通工具多样性、世界分工的格局以及产业自身特性等因素，其重要性远不如工业化进程中的欧美发达国家。同样的理由，诸多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如基因、生物和制药等产业，其产业性质在几十年前不受重视，今天无疑是科技、工业和商业的多方位深入结合。因此，表2-1是一种仅具参考性的产业发展阶段划分。

表2-1 罗斯托经济发展阶段与主导产业发展匹配

注：人均GNP是平减至1970年美元购买力的数值。

罗斯托认为，主导产业是通过“回顾效应”、“前向效应”、“旁侧效应”三种形式的扩散效应来达到带动产业系统，进而促进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罗斯托虽强调主导产业对经济发展阶段促进和推动的意义，却未提出主导产业选择标准。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认为的，主导产业的识别和延续需要明确条件和相应证据。因此从这一角度评价，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论及主导产业观点，理论价值大于实践意义。

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 (Kaname Akamatsu) 结合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通过对日本棉纺工业发展史实的剖析，提出产业发展的“雁行产业发展形态”(Flying Geese Paradigm) 理论。他在观察日本的产业发展过程中发现，产业发展通常经历“进口→当地生产→开拓出口→出口增长”四个阶段并呈现周期循环状态，尤其是产品净出口变量在时间轴上表现为类似大雁飞行的状态，即出口产品从低到高，再从高到低的过程。当某一产业随着进口的不断增加，国内生产能力和出口数量逐渐形成和发展，将此四阶段变化绘制成图表，如大雁展翅翱翔，因而称为“雁行产业发展形态”。

“雁行产业发展形态”本质是关于通过“国外引进—国内生产—产品出口”的循环路径，如何使后发国家实现产业结构工业化、重工业化和高加工化理论。这一理论的意义在于，后发国家可先采取进口方式，利用和消化先行国家的资本和技术，同时结合自身较低劳动成本优势将产品返回先行国家市场。这种由后发国家引进先行国家资本，并通过劳动力禀赋和技术吸收等途径扩张生产能力，使先行国家已有产业受到后发国家竞争威胁的现象，叫作“反回头效应”。基于这个观点，若后发国家能契合国际分工优势并且把握国际市场机遇，就能在“进口—国内生产—出口”的循环中缩短工业化乃至重工业化、高加工度化的发展过程。

“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说”具有相应实践基础，并经过总结、提炼上升到理论高度。其实践基础是日本的工业成长历程与发展模式，但又不局限于日本产业发展过程。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从废墟中转型成功并跨入高收入国家，产业政策无疑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事实使其理论学说具有较大的影响。赤松要认为，实现产业体系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基础是本国产业与国际市场相契合，整体产业结构具有国际化标准形态。这一思想启发了很多后发经济国家，在其产业发展构思中，“雁行产业发展形态”按照不同的发展阶段，先在低附加值消费品产业出现，随后是生产资料产业，继而在传统或现代制造业结构调整中，逐渐形成雁行变化。山泽逸平(Ippei Yamazawa)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引进→进口替代→出口成长→成熟→逆进口”五阶段思想，提出后发国家可以通过进口先进国家产品和引进技术并进行投入生产，从而逐渐替代国内的产品需求，而后发展出口业务，产业成熟，再后来居上，取代“领头雁”地位，最终实现经济起飞。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东亚经济出现快速发展，空间上承接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通过对东亚地区的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等处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国际贸易中商品与资金流通方向呈现一个基本事实：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发展轨迹是“开发新产品—出口—技术输出”或者“投资输出—国外生产—进口”；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轨迹则与此不同，主要是“进口—技术输入—进口替代”或“本国生产—出口”。这个事实一定程度上契合“雁行产业发展形态”理论。

筱原三代平立足日本产业结构特点及当时经济长周期，根据主导产业的形成机理和作用机制，在解决日本实际产业问题过程中，提出基于收入弹性基准和生产率基准的“两基准法则”。显然，收入弹性基准无疑是从市场需求角度考虑，而生产率基准则是基于市场供给角度的考察。之后日本继续对这一主导产业选择方法进行扩展和深化，但其选择核心来源于筱原三代平的“两基准法则”。1971年日本产业结构审议会在筱原三代平“收入弹性基准”和“生产率基准”基础上增加“环境标准”与“劳动内容”两条基准，从而将“两基准法则”扩展至“四基准法则”。

筱原三代平所提出的主导产业选择基准，及日本产业结构审议会扩展补充的“四基准法则”，迅速应用于日本的产业政策制定与评价，对日本产业发展产生较大影响。学术界对于筱原三代平所提出的主导产业选择基准的科学性及其实际影响，也存在不一致观点。小宫隆太郎在《日本的产业政策》一书指出，日本在实际产业发展过程中，通过政府产业政策所扶植和发展的产业，基本是政府之前就想要在日本建立和发展的产业，而制定的主导产业选择基准也不过是附和的理论而已。对于筱原主导产业选择基准在产业选择方面存在的问题，也可大致归类为若干原因：第一，两基准原则只能反映主导产业部分特征；第二，政府偏好多元化产业目标，政府扶持很难保持持续性。多元化产业目标和经济目标以及一些非经济目标极可能使政府决策行为偏离目标而陷入误区。例如，选票因素可能导致政府迫于压力，采取经济或者税收等手段援助经营困难的企业，其中就包括部分需要淘汰的产业，这便可能使本该在市场竞争中淘汰的企业获得比资助的主导产业更多的援助，因此选择出来的主导产业并未获得更多的扶持。当然，虽然存在类似的怀疑，但实践中从国家到地区，诸多通过积极、主动采取主导产业选择的地区，获得切实的经济增长，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进行主动选择的地区，其经济发展速度显著超出经济自然演化的区域。当然，主导产业选择并不是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但其积极作用，尤其是主动契合世界分工潮流以及客观定位区域经济层级基础上进行的产业选择，已为学界所广泛认可。

此后，波特提出主导产业选择的钻石理论，引起学界重视。1989—1994年，波特先后对新西兰、加拿大、葡萄牙、韩国、挪威、芬兰、荷兰、瑞典、丹麦、瑞士、德国、中国香港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产业调查与研究，提出钻石理论 ( diamond theory)，又称钻石模型 ( diamond model)，试图建立一个结合主导产业研究理论与实务的新工具。波特认为，在国家经济中具有产业集群 (industrial cluster)，即在一国产业体系内，具有生产优势和市场优势的产业能够以多样化方式组群，而并非平均分散于经济体。产业组群过程的多样化联系构成具有层级结构的“钻石模型”。波特认为，钻石模型包括生产要素、需求条件、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相关及支持性产业四个基本要素和机会、政府两个辅助要素。其要素及相互关系见图2-1。

图2-1 钻石模型六要素关系

国外主导产业研究的实践应用领域也存在多样化的尝试。里昂惕夫(Leontief) 的投入产出矩阵为主导产业研究提供了一个具有很强可操作性的技术甄选工具，其部门选择和识别的研究最早是由Chenery和Watanab (1958) 开始，他们采用拉斯马森—赫希曼 (Rasmussen-Hirschman) 分析方法，认为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都大于1的部门是关键部门，这为产业关联分析迈出第一步。但是，McGilvray (1977) 认为，在里昂惕夫架构下相互联系的生产结构之中，产业间具有明确投入产出关系，产业都是生产链中的一个环节，显然具有很大的识别难度。此外，前向关联测算方式必然导致各产业部门最终产品的规模测算偏差较大，边际增量的经济意义难以确定。E. Dietzenbacher (1997) 又通过大量数据证明“Ghosh价格模型”具有较好的选择效果，尤其是相比拉斯马森—赫希曼等前向关联的研究。

主导产业分析的工具性探索一直呈现多样化的趋势。比如以DEA和SFA为基础的产业技术效率评价方法、EG指数的产业集聚方法以及偏离—份额分析法 (Shift-Share Method, SSM) 等，都是目前应用较广的针对产业规模和经济效率的测度评价方法，目前这些方法已广泛应用在主导产业选择的实证研究当中。尤其是偏离—份额分析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区域与城市产业结构的动态变化特征及产业未来发展方向进行综合评价；EG指数则对产业与就业的集中和分散趋势有较好的测度效果。这些实证方法大都由西方的经济学家率先应用于产业分析、效率比较以及主导产业确定等方面，一定程度拓宽了主导产业选择的实证技术和工具选择，为主导产业分析的拓宽和深化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