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第一讲 非常之人与他的智慧杰作——司马迁散论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内容丰富的通史著作，是一部私史。它记录了上起轩辕、下迄汉武帝三千余年的历史事件。

据说，这部私史完成之后，被汉武帝知晓，御览了他和汉景帝的两篇“本纪”，“大怒，削而投之”（《太史公自序集解》引《汉旧仪》）。直到汉宣帝时“其书稍出”（《汉书·司马迁传》）。《史记》成书后，传播并不顺利，正是因为统治者对《史记》有偏见，而限制流传。汉明帝说：“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文选》卷四十八）甚至魏明帝也说：“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三国志·魏志王肃传》）一直到南北朝、唐宋时期才流传渐广。

然而，是金子总要发光，就在《史记》被列为禁书的汉朝，一些史学家和文学家开始研究它，并给予高度评价。东汉班固奉诏作史，在评价司马迁的《史记》时，就借刘向和扬雄之口称《史记》“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后世历代更有溢美之词。鲁迅先生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

这些研究者大致都是从史和文两个方面进行评价，两千年来对其褒扬和肯定就奠定了《史记》在中国史学和文学史上的地位。

然而，这部不朽之作竟出于一个形同竖宦的司马迁之手。呜呼！司马迁何许人也？能在刀余之下留下千年不朽之作，巍巍呼！

我们不需要用更多漂亮的词汇去包装、打扮这位史学家，一切过分的赞美都是徒劳无功的，甚至是对司马迁本人的亵渎。我们还是对他的自我评价进行诠释吧。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以古圣贤为喻，婉转地作了个自我评价：“俶傥非常之人、忼慨之士。”什么是俶傥，什么是忼慨，这两个词都很抽象。查了《辞海》《辞源》等工具书，解释大体相同：俶傥，同倜傥，是说才气卓异不凡，洒脱不羁。而忼慨，同慷慨，是说胸有大志，刚直不阿。考究“俶傥”“忼慨”两种类型的人物，都是不同凡俗，通俗点说就是非常之人。

读《史记》《汉书》及其他有关史料，字里行间能看出司马迁的“俶傥”与“忼慨”，的确是一个非常之人。

一 司马迁自高、自傲，自命不凡

说他自高，他自认为，一是才高，二是品高。“材怀随和，行若由夷。”

自认“才高”，那么究竟有多高，我们无法度量，就连他更具体地说“材怀随和”，我们也很难看出他才华卓异之处。“随和”讲的是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见于《说苑》，说的是春秋时，有位随侯出行，遇一大蛇断了两截，怀疑其很灵验，使人以药封之，蛇乃能去，因号其处为断蛇丘。岁余，蛇衔明珠径寸，绝白而有光，号曰随珠来报答他。第二个故事讲的是和氏璧的故事。春秋时楚人卞和在楚山中得亚玉，献厉王，王以为诳，刖左足。武王即位复献之，又以为诳，刖其右足。楚文王立，卞和抱亚玉哭于荆山下，王使问其故，令人琢磨，果得美玉，称和氏璧。

我们单从字面上看，很难读出随侯和卞和的“才”。随侯心很善，尤其是“疑其灵”。是不是看问题看得很透彻，我们也只能假以附会，最终得到了回报。和氏才在哪里？最多说他执着，最终也达到了他的目的。

司马迁以“随和”自比，也实难看出司马迁才有多高。

《韩非子·解老》这样说：“和氏璧，不饰以五彩；随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这个解释给我们以启发：司马迁大概想说自己才华卓异，但不外露，无人识才吧。

司马迁之所以认为自己才高，有以下三个原因；其一，他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尤其是父亲司马谈对他的教育和家庭文化氛围的熏陶，这是得天独厚的。其二，两次游历，见多识广。第一次漫游是在公元前128年，即武帝元朔元年，司马迁大约20岁（一说17岁）。“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太史公自序》）第二次漫游是在元鼎六年奉诏随征西南夷，“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太史公自序》）司马迁两次游历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其三，作为两代史官，得以占有大量的历史资料。加上固有的天赋，十岁即能诵古文，从师大儒董仲舒等原因，这些条件足以使司马迁自认为才高。

自认品高，何以比拟？“行若由夷！”

许由和伯夷都是史料记载的所谓高洁之士。

《史记正义》引晋皇甫谧的《高士传》云：“尧闻致天下而让焉，（许由）乃退而遁于中岳颍水之阳，箕山之下隐。尧又召为九州长，由不欲闻之，洗耳于颍水滨。时有巢父牵犊欲饮之，见由洗耳，问其故。对曰：‘尧欲召我为九州长，恶闻其声，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处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谁能见子？子故浮游，欲闻求其名誉，污吾犊口！’牵犊上流饮之。”

伯夷的故事在《史记·伯夷列传》里记载得很详细：伯夷和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想把王位传给叔齐，但父亲死后，叔齐却不肯接位，而把王位让给了伯夷。伯夷说：“让你接替王位是父亲之命。”于是就离家逃跑了。叔齐不愿继承王位，也离家逃跑了。国人只好立孤竹君的另外一个儿子为王。弟兄俩听说西伯昌贤，就投奔姬昌。等他们到达时姬昌已死了，路逢武王载着父亲灵位向东讨伐纣王，伯夷、叔齐一起来到武王马前叩头谏道：“父亲死了不埋葬，却去发动战争，这能称为孝吗？身为臣子，却去攻杀国君，这能称为仁吗？”左右想杀了他们，太公说放了他们。等到武王灭了殷商，建立了周朝，伯夷、叔齐以为是耻辱，发誓不吃周朝的粮食，结果隐于首阳山而饿死。

这两则故事中主人公的行为难道就是几千年来我国古代社会高士的统一标准吗？其实，司马迁虽以许由自喻，然而，他对许由其人、其事都持怀疑态度。《史记·伯夷列传》开篇就说：“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闲，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这段文字起码记录了司马迁对这一事件认识的几个反复：其一，历史典籍中记载尧让位于虞舜，虞舜又让位于禹，整个让位过程记载得非常详细，显得那样慎重、严肃，而史籍中没有尧让位于许由的记载，这不能不引起对这件事的质疑；其二，既然史籍不载，哪来的这一说辞？“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这是传说，并非史实，司马迁继而对尧让许由之事否定；其三，如果说尧让许由这件事是虚构的，那么，为什么箕山还有许由的墓冢呢？这不由将前边两次否定的态度又打了个问号；其四，如果真有其人、其事，那么孔子在论列古代圣贤时，都很详细，怎么不曾提及许由此人呢？由此可见，司马迁对尧让许由之事始终都持怀疑的态度。

既然如此，那司马迁为什么还要以由、夷自喻呢？笔者想主要还是基于基本的概念，大家都说他们是当之无愧的高士，那司马迁既然认为自己品高行端，那他还能拿谁去自比呢？

其实，司马迁与许由、伯夷之流根本就不能同日而语，他受时代思潮及父亲司马谈思想的影响，有其根深蒂固的黄老思想，又以董仲舒为师，受儒家入世思想教育，在汉武帝不遗余力地施展他的雄才大略的时代，他想当官做事，想为国家出力，没有想逃避现实的痕迹。查阅有关司马迁的史料，发现司马迁直接说出他最佩服的人就是晏子。“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钦慕焉。”（《史记·管晏列传》）那简直是五体投地，那么他到底欣赏佩服晏子的什么呢？“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史记·管晏列传》）这岂是许由、伯夷所为，这是儒家高士的标准，而司马迁为说自己品高，以由、夷作喻，实取其名而不取其实。

司马迁自认为才高、品高，我们不可否认，但高的程度是否还可以挤出一些水分来，有待大家继续探讨。

说司马迁自傲，我们说不过分。

首先，我们读他的《史记》有一种感觉，字里行间都充斥着一股傲气，这股傲气也是司马迁品格里固有的一种骨气和正气。身为罪臣，敢当续史大任；身为罪臣，敢于撰写当朝历史，尤其是敢写叱咤风云、皇权在握、俯视天下的汉武帝，且“不虚美，不隐恶”。那是一种史学家的担当和品格，没有一种傲视权贵、正视历史的气度，很难有那样的作为。

其次，李陵事件也充分显现出司马迁固有的那种傲骨。李陵是汉代名将李广的孙子，提五千部卒深入匈奴，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兵败被俘投降匈奴。武帝大怒，而大臣们却不问曲直原委，迎合武帝“媒孽其短”，宣传发酵，说长道短。“仆诚私心痛。”（《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想力排众议，与李陵说情，没有机会。文武大臣都一个声调，怎么也挨不到司马迁说话。恰好武帝召问，司马迁为“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慷慨为李陵辩诬。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政治氛围下，多少比他官大数级的文臣武将们都不敢替李陵说话，而一个小小的太史令，在平时和李陵没有什么关系的情况下，敢在武帝面前直面相谏，没有骨子里的正气和傲气，他能做到吗？

最后，他有一个算不得辉煌，但是可以值得司马迁一生自傲和自豪的家世。

《太史公自序》里记载，早在黄帝时，他的祖先就掌天官事，到周朝，“司马氏世典周史”，仍做史官。战国时，他的八世祖司马错和六世祖司马靳都曾为秦国武将，高祖司马昌秦始皇时期为铁官，曾祖司马无泽为汉高祖时市长，祖父司马喜汉文帝时为五大夫爵位，父亲司马谈为太史令，这个家世是司马迁自傲的资本。在先秦，史官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王国维在《观堂林集卷六·释史》篇中说：“史为掌书之官，自为要职。殷商以前，其官尊卑虽不可知，然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由史出，则史之位尊地要可知矣。”无怪乎司马迁那样的自傲而又自豪。

司马迁在他的《自序》和给任安的信中，多次提及他的先人，好像这个家世就是笼罩在司马迁头上的一片彩云，字里行间流露着自豪和骄傲，更不允许任何人为这个家世抹黑。司马迁心里暗藏着一本始终不敢出口的神秘账，账的这一页记载的是司马氏绵延数百年，甚至几千年，世代仕宦长盛不衰的荣耀；而账的另一页也记载着汉朝显赫一时的许多重臣们的家世。诸如萧何、曹参，小吏而已，周勃、樊哙更是鼓吹、屠夫，张良国破家亡，败落至此，陈平一介平民，就连汉武帝上溯三代至刘邦的出身也不能不让司马迁撇嘴傲视。且多数大臣有始无终，官不过三代，夺侯除国，与司马迁的家世相比，怎能不让司马迁以蔑视的眼光俯瞰社会，傲视世界。

二 司马迁极为自信、自负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临终时嘱咐司马迁：他死后“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哭着对父亲承诺：“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不敢阙。”其后他的一段表白让后来所有读《太史公自序》的人都无法忘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周公何许人也？他辅政年幼的成王，忠心不二，鞠躬尽瘁，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那是万世称颂、世代敬仰的贤相。周公之后五百年有圣人出，那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二者可以相提并论。孔子之后到汉武帝时代又五百年了，圣人又该出现了，他大声发问：有人能够继承清明之世，整理《易传》，接续《春秋》，研究《诗》《书》《礼》《乐》之精义吗？没有！没有！用意就在这里，用意就在这里！如果一定要出现这样一个人，那他怎么敢推让呢？非他莫属了。

短短五十多个字，流露出司马迁骨子里的几分傲气，几分霸气，几分狂气，还有无限的自信与自负。从内容上来说岂止是“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周公是伟大的政治家，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那么司马迁作为史学家，何尝不在实现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愿景呢？就表达形式而言，司马迁表述尽可能委婉，先是托“先人”之口，后是局限于某一领域，但貌似委婉之中难以掩盖他的直白，一千年内能与周公、孔子并列者，唯他司马迁！

这一方面我们似乎感觉司马迁有点大言不惭，不知天高地厚；另一方面，我们也领略了司马迁那种敢于担当的意识和勇气，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毅力和精神。

司马迁总以“大材”“智者”自誉，对“中材”之人不屑一顾，就连沟通也“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就在他受到李陵事件打击之后，还发了一通自我安慰的感慨，那就是后人皆能朗朗上口，烂熟于心的一段：“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司马迁这段话暗含着三比：其一是所谈之人都非等闲之辈，堪称“大材”，就才能的档次上可与自己相比；其二是这些人都有不幸的遭遇，或者说都有令世人不平的遭遇，这与自己遭李陵之祸可比；其三是这些人遭横祸之后，奋发著述，得以流芳千载，这与自己遭极刑而无愠色，实现自己宏大的理想可比。我们不禁要问：一个刑余之人，未获罪时，官不显，位不赫，怎么能与前代圣贤相提并论？一个只是有理想还未付诸更大行动的人，怎么能与所述垂千古、昭日月，为后世之法则之人同日而语呢？况且，前代圣贤所遭不测各有其因，而李陵之祸则正是主上闻李陵兵败而投降，正在“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惨凄怛悼”，文武大臣皆不敢言，而自己却不知“卑贱”为李陵辩解，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获罪之由可悲可笑，又怎可与圣贤相比呢？

司马迁这段话饱含着自己无奈的自我安慰，无力的自我辩解和无形的著述动力。同时，虽然在语调上、情绪上都显得那样的低沉，甚至有些哀伤，但仍然能够闻到他骨子里的那种自高、自傲、自信、自负的气息，以及封建文人的几分酸涩之味。司马迁总是以非凡大材自许，他的性格也确实充满着傲气、霸气，其人本身也应是才气横溢，如果我们把人分成大、中、小材，那么司马迁该属于哪个档次呢？综合评价，我们只能认为他是一个中材之人。怎样理解“大材”呢，我们认为，就公而论，上可报效国家，中可修身全身，下可抚慰黎民；就私而论，上可事亲孝，中可立身扬名以示后，下可育子孙以续世统。就司马迁而言，上不能报效国家，中不能全身保命，更谈不上安抚百姓；就私而言，上不能光宗耀祖以尽大孝，中不能全身而受辱，下不能续司马香火（据说司马迁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长子司马临，次子司马观，后来都改姓冯姓），所以我们综合评价司马迁，能说是“大材”吗？

尽管如此，这位自称“大材”的“非常之人”，以其崇高的担当精神和令人钦佩的毅力，留下了光耀千秋的杰作——《史记》，仍然不失他伟大史学家的风范、精神和才华。

那么这样一位“俶傥非常之人”说起来好像与著书立说的学者不相干，然而，历史却奇妙地将二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三 司马迁的理想是播远名，行大孝

什么是大孝？司马迁有他的定义。他说：“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太史公自序》）他把孝分为三个层次，最原始、最基础的是对父母的孝顺，其次是事君、忠君，为国家出力也是行孝，而且是上升了一个层次的孝道，最终还是自己能否立身于世，为国家、为社会做一番事业，光宗耀祖，扬名后世，这才是大孝，是孝的最高境界。

我们分析他这种阐释虽有偏颇，但也不无道理。他把立身作为孝的终极与核心。那自然是孝的基础，也是孝的升华。试想一个连自己生活都顾不住的人，他无法谈孝。从哲学的观点来看，这是物质和意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笔者觉得这种观点朴素而实在，且具有寻求意义、确立价值的哲学原义。

司马迁毕竟是司马迁。他在“早失二亲”，事亲不能，遭李陵之祸，事君无路的情况下选择了播远名、行大孝的孝道，最终实现了他人生最宏远的理想。

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他播远名、行大孝的理想呢？换句话说，怎样立身才能达到在时间和空间上美名远播、行大孝的目的呢？——著书立说。

其实，早在公元前112年即武帝元鼎四年，汉武帝要封泰山，因司马谈病重未能从行，被留在洛阳，而司马迁随征西南、四川、云南等地而还，父子相见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拉着儿子司马迁的手哭着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司马谈临终带有几分哀求的叮咛和嘱托，强调了三点：第一，是要司马迁勿忘家世祖业，延续司马氏家族的声誉荣光；第二，强调司马迁作为史官的责任；第三，强调了论史的重点——“汉兴”以来。（无怪乎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尖锐地指出：“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这一极其哀楚的场面与氛围，深深地触动了司马迁的内心，那“俯首流涕”的承诺，一方面表现了他对家庭责任、史官责任的担当，另一方面则饱含着他行大孝的内涵，是其开启大孝之行的开端。司马迁认为：“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自己作为一个史官，如果“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谈死三年后，约在元封二年，司马迁为太史令。他不忘父训，雄心勃勃，勇敢地担起了一位史官的历史职责，开始撰写他的传世之作——《史记》。

突如其来的李陵之祸，给了他致命的打击，他度过了四年欲生不能，欲死不忍，人不人鬼不鬼的牢狱生活。后来在给任安的信中对这段生活作了痛苦的回忆：“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囚于园墙之内，获刑受辱，没有自由，没有人格，更谈不上尊严，谈不上尊贵。无怪乎周勃从监狱里出来后大发感慨：他曾经指挥千军万马，驰骋沙场，斩将搴旗。哪里还知道小小的狱吏那么厉害。司马迁虽然出狱后仍为郎中，跟随武帝，但“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司马迁世代为宦，荣耀数百年。家世的光环让他把面子看得尤为重要，他把羞辱分为十等：“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鬄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司马迁把他的家世看得是那样的荣耀，把自己当作“非常之人”，而恰恰这位“非常之人”受的又是非常之辱——极刑。怎么能不让他颜面失尽，怎不让他撕心裂肺，痛不欲生呢？

古代有刑不上大夫之说，爵位越高，官位越显，受辱后声誉受损越大，心理落差越大，这时候如果不能引决自裁，仍然苟活于世“所谓强颜耳”！

司马迁有一段自白：贪生恶死是人之常情，他也不例外。但该不该自裁，该不该没皮没脸苟活于世，“亦颇识去就之分矣”。“臧获婢妾犹能引决，次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这段表白逐层递进，入情入理，最后吐出苟活于世的原因。是为颜面而引决，或是兑现对父亲的承诺，完成父亲未竟事业，尽到自己的职责，名播于后世？这是义理和情感的冲突，司马迁选择了后者，因为这一选择要比轻于鸿毛的死更有价值，更能达到他要行大孝的目的。

至此，司马迁以其非凡的勇气、非凡的毅力、非凡的心理承受能力，下决心继续撰写他的著作。司马迁写史从内容上来说，他要尽到一位史学家的职责，对得起一位史学家的良心，所以“不隐恶，不虚美”，而又以当朝事件为主要描写对象。对于这种政治风险他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司马迁写《史记》就没准备显于当世，而是打算“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传说不小心被武帝知道他要写私史，武帝索要景帝和自己的《纪》，看后大怒，幸亏没有被毁掉。即使被焚毁，那只是副本，正本早已藏之名山了。果然不出司马迁所料，尽管西汉前期《史记》作为禁书，但后来流传越来越广。这部“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囊括十二帝纪，三十世家，十表，八书，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的宏伟巨著得以流传千载，成为一部伟大的史学巨著，成就了司马迁伟大的史学家的声誉，同时也实现了司马迁“扬名后世，以显父母”行大孝的目的。此可谓“能忍天下之所不能忍，能不忍天下之所不得不忍”的真丈夫。

我们应该感谢这位非常之人给我们留下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粮仓。

《史记》的体例，后世作史者很少有人逾越。《史记》中所彰显的实录精神也被后世所敬仰。《史记》以其创新的形式和永恒的精神，奠定了它在史学上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我们不从史学的角度去研究它，因为作为一般读者各有各的体会。笔者读《史记》，虽然理解不太深刻，但总觉得越品越有味，总觉得这位非常之人，也可以说具有一定智慧之人，留下的是一部充满智慧之书。作者述事件、写人物，上至帝王将相，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山林隐士，后宫嫔妃，或上智，或中智，或下智，都能表现得淋漓尽致。一部历史就是一部斗争史，智慧与智慧的碰撞，总能推动历史前进；智慧与智慧的碰撞，也总能让我们这些普通的读者看到绚丽夺目的火花。有大智若愚，有小聪小慧，有大智慧战胜小智慧；有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的智慧，比如，一定条件下，一定程度的忍让表现出来的大智慧，舍名利而全身的大智慧，高调做事低调做人蕴藏的智慧等。《史记》所蕴藏的智慧是琳琅满目的，是令人目不暇接的。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精粹，这是先人留下的精神财富，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分享。

读《史记》说智慧，读《史记》也学智慧，长智慧。

当然，《史记》中也描写了不少阴谋。智慧和阴谋都是说的“谋”，所谓阴谋是指暗地里谋划，然而能够体现智慧的“谋”也不完全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谋，因此我们理解的“谋”，就是为历史发展、社会进步输入正能量的谋，称之为智慧；反之称阴谋。换言之，为好事之谋为智慧，为坏事之谋则为阴谋。

我们读《史记》需要吸纳的是前者，需要摒弃并引以为戒的是后者。那么司马迁在《史记》中怎样去描写大智大慧，怎样用这些不同层次的智慧去塑造地位不同、身份不同、阅历不同、背景不同的人物呢？请听下文慢慢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