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基本概念、研究对象和方法论

一 研究对象和基本概念

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江苏人口损失研究的范围大致可以从时间、空间和内容等几个方面予以界定。这就需要确立如下的基本概念。

（1）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广义的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是指包括太平天国和各地各族人民反清起义在内的一个较长的战乱时期，其时间范围，是从1850年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爆发直至1878年年初白彦虎所率领的最后一支回民起义队伍被迫从天山逃出中国境外为止，前后达28年之久。但具体到本书所涉及的江苏时，则系指1852—1864年，也即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前夕直至其首都被湘军攻克、太平军余部退出江苏全境的这一时间段。

（2）江苏。本书的江苏系指清代的江苏省。有清一代，江苏所辖范围曾有过数次变更：清顺治二年（1645年）将明代的南京（南直隶）改为江南省，其首府应天府改为江宁府，为两江总督（辖江南、江西）驻地。顺治十八年（1661年）从江南省分出9府（安庆、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庐州、凤阳、淮安、扬州）4直隶州（徐、滁、和、广德）设安徽省，由江南左布政使领之。康熙五年（1666年），将划归安徽的扬州、淮安、徐州重新划归江南。六年（1667年），江南省改名为江苏省。同年，改左布政使司为安徽布政使司，驻江宁；改右布政使司为江苏布政使司，治苏州，统七府一州（江宁、苏州、常州、松江、镇江、扬州、淮安、徐州直隶州）。雍正二年（1724年），升太仓、邳、海、通四州为直隶州。十一年（1733年），徐州升府，邳降为州，隶属徐州府。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安徽布政使司移治安庆，江苏乃增设江宁布政使司，辖江宁、淮安、徐州、扬州四府和通、海二直隶州（乾隆三十二年即1767年，增设海门直隶厅）；江苏布政使司辖苏州、常州、松江、镇江四府和太仓直隶州，直至咸丰、同治年间并无变更。虽然，太平天国曾设立天浦、苏福等省，但仍沿袭清朝府、县的行政区划和府治所在地，并未超出清代江苏省的范围，且为时短，所以本书研究的地理范围即以清代政区为准，具体所辖府州县如表0-1。需要注意的是，上海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虽仅是松江府属下的一个普通县城，但因城郊租界的设立，城区除被小刀会起义军占领了较短时间外，在整个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得以免遭战祸，情况较为特殊。所以本书将对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的上海单独进行探讨。

（3）人口损失。在已有的人口史研究成果中，对人口损失有着不同的理解。姜涛先生和卞修跃博士对人口损失有明确的定义，这在卞修跃的博士论文《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损失问题研究》中有全面、准确的阐述，即：

人口损失指社会在演进过程中，因受若干因素影响，某一特定区域在一定时段内人口保有量相对其正常发展所应达水准之减损。在正常状态下，人类的生老病死同样会导致人口保有量的有规律的发展变化。但在非常状态下，疾病、灾害和战争以及大量人口外迁等因素会造成重大的社会人口的减损，从而扭曲人口发展的正常轨道。这种以非常因素造成的社会人口保有量的减损正是我们所指的人口损失，它并不包括社会常态下人口的自然死亡而导致的人口保有量的减少。所以，我们也可以认为，人口损失指的是特定区域内在具体时段的社会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数以及由于非常因素影响导致的人口相对于按常规发展水准而减损的增长量。

该定义既包括了因为战争行为而直接死亡的人数，也包括了这一时期中其他非正常因素诸如灾荒饥馑、疾病瘟疫等而导致的非正常死亡的中国人口，同时也含战争期间所发生的出生率亏缺的人数。可见，该定义内涵丰富，涵盖了人口损失的全部内容。根据人口损失的定义，卞修跃在研究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损失时采用一个简化的公式来求取，即用按常轨发展在抗日战争结束之际中国人口所应达到的数量水准减去抗日战争结束之际中国人口的实际数量，其差额部分即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的损失数。卞修跃这种研究人口损失的方法与苏联人口学家∏. ∏．雷巴科夫斯基在《苏联人口七十年》中的研究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如《苏联人口七十年》在统计1914—1918年俄国的人口损失中时认为：

在战前的几年（1910—1914年）中，每年自然增长率平均为240万人。如果认为战争第一个前4年（1914—1918年）的情况是这样的话，那么俄国人口在表1.1（表1.1指原书中的表格）所指出的范围内（1914年俄国的人口数为139.9百万——引者按），到1918年年初应达到1.49亿—1.5亿人，可是它却少了800万—900万人。这个数目也是战争损失（被击毙的、因伤致死的和被俘没有回来的人），以及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所发生的出生率亏缺的人数。

但我们也可以注意到，∏. ∏．雷巴科夫斯基对人口损失的计算方法和卞修跃的计算方法略为不同，即卞修跃的公式中未含人口流失。这是因为，卞修跃研究对象的地域范围是全国，人口迁徙基本表现为本土境内的跨区域流动，因外迁出境所构成的人口流失的数量较小可忽略不计；而∏. ∏．雷巴科夫斯基在计算苏联人口损失时由于被俘归来的人多于离开苏联的人，所以他的“被俘没有回来的人”即那些流失人口。可见，卞修跃与∏. ∏．雷巴科夫斯基对人口的计算方法实质上是相同的。因而本书对人口损失的理解同于卞修跃对人口损失的定义。

（4）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江苏人口损失。具体到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江苏人口损失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直接人口损失。首先是战争死亡人口。凡是在江苏死亡的均可算为战争死亡人口，包括外省籍迁徙到江苏死亡的人口。在战争时期，由于外省籍平民迁徙到江苏的人口很少，所以死亡的外省籍人主要是军人，可统计的死亡军人主要是太平军。其次是流失人口。从理论上说，流失人口是应该讨论的，但因资料所限，在实际操作中很难把握，本书将根据资料情况对其进行探讨。第二，间接人口损失。社会救助能力的下降或人自身抵御能力的下降等导致的超过正常状态下人口的死亡水平而导致的人口损失和战争导致的育龄妇女和婴儿死亡、结婚率降低等导致人口增长率的降低则构成了人口间接损失。人口损失、直接人口损失和间接人口损失存在如下的关系：

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江苏人口损失=直接人口损失+间接人口损失=战争结束之际江苏人口按常规发展水平应达到的数量-战争结束之际江苏的实际人口数量。

应该说直接人口损失和间接人口损失均应是本书必须考察的内容，但限于目前笔者的识力，更主要的是相关资料的缺失，所以本书主要是对战争时期直接的人口损失进行研究。

二 相关研究之方法论问题

与近代史上后两次大的人口损失的研究相比，太平天国战争时期人口损失的研究存在诸多的不利因素。首先是离现时距离太远，资料很难搜集。进一步说，20世纪以前中国的人丁、户口等统计主要和赋税、徭役或者社会治安联系在一起，并不具备真正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人口普查数字。太平天国战争前，乾隆六年（1741年）确立的民数（大小男妇）的统计，至道光末年已严重失实；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一些省份人口缺报现象严重，而江苏、安徽等省因处于战区，人口根本没有上报，甚至已有的关于人口数据的资料一些亦被毁于战火；战后的人口统计学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何炳棣认为：

1851年至1902年这个时期，各省县的人口总数虽然错误百出，可是内中有一种数据还是对人口研究多少有些参考价值。那些由于战争、饥荒、疾疫造成人口锐减和财产大量损失的地区，地方官员奉命挨户清查，以确定尚能负担赋税幸存者的数量。在战争创伤最严重的安徽的大部、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地方官统计人口，估计原有耕地的范围，以便给予临时豁免，有时能得到幸存的当地学人的协助。被吸引到受战祸地区来安家的移民的数量对赋税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因而随后也作了仔细的检核。当地的幸存者一般都由官府给予某种形式的资助，大致按每一家庭的人口和需要分配。地方官和百姓在进行这些事务时，互相依赖和协同精神使人口登记得以顺利进行。

姜涛则认为：

造成人口统计失实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何氏所谓保甲人口登记的短缺。苏南地区，即江苏布政使所属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等4府1州，在太平天国战后就一直未将所属人口上报。保甲册籍中妇女、儿童人数的偏低，也并非太平天国战争以后所特有。户部《清册》中民数统计的失实，是因为有关省份的数据，根本就没有建立在州县人口清查和册报的基础上。

战后江苏方志所记载的人口数据表明，姜涛的观点符合实际情况。宣统年间具有近代人口统计意义的户口调查，因局势动荡和基层执行的不力，数字并不准确；更糟糕的是，尚存的方志中也多是名不副实的人丁的记载，不能直接利用。这些不利因素决定了我在研究过程中必须首先运用历史学的考证方法对原始资料爬梳剔抉，并结合政区地理方面的知识，分析战争状态下影响江苏人口发展的诸种因素，进而探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江苏各区域人口损失的历史事实，展现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江苏人口损失的大致脉络。

由于本课题是围绕着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江苏人口损失为中心而展开的，这就决定了我在研究过程中以历史学方法为主的同时，也要用到人口学的方法。因为还存在着可资利用的相关条件。

首先，中国近代以来虽然人口统计资料严重缺失，但仍有三个可资利用的时点：第一个时点是《大清重修一统志》中的人口资料截止期——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这一时点提供了省、府（含直隶州、直隶厅）两级政区人口统计的数字，有利于把握战前人口发展的全局，为估算太平天国战前江苏全省以及到府、直隶州、直隶厅一级的人口奠定了基础。当然，这一人口统计也有其先天不足（比如，江苏一省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册报系统，无法直接加以利用），但毕竟为学者提供了研究的基本条件。第二个时点是清末进行全国户口调查的宣统年间（1910年前后）。这次户口调查和方法与现代人口调查的方法已很相近。虽存在人口数缺失或不准确的缺点，但户数资料相对齐全，也比较准确，为学者估算太平天国战后的人口数奠定了基础。第三个时点是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的1953年。该次人口普查已是现代意义上的人口普查，资料比1820年和1910年远为翔实可靠，也便于人口学方法的应用，缺点是时间离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太远。

其次，江苏由于经济文化的发达，迄今仍留有大量可资利用的方志。这些方志存在局限。因为方志大多是官修的，即使是少数私人修的，基本也都是根据官方的档案或资料；尤其是地方志所记录的户口数字，除了民国方志中有一些当时人口的实际调查结果外，其余几乎全部是采取的官方户口数字，有些还存在人为编造的弊端。但方志也有自身的优势。方志不仅可以提供到县一级的人口统计数，有的还有县以下单位的统计数，如里、乡、坊、图、都、保、村等的分区统计数；而且在方志户口数中还可以找到很多男、女、儿童的分类统计数以及分职业的户口统计，这对我们研究当时人口分布、职业构成以及当时的社会生活均有帮助。虽然方志的缺陷使笔者在利用方志时必须慎之又慎，但方志独特的优势也使笔者能有所获。此外，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搜集的太平天国资料涉及私人著述、清方文献、太平天国文献等各方的记载，尤其是第一历史档案馆所编的《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虽然这些档案史料大量充斥着对战争过程的渲染，关于人口损失的可用资料不是很多，但可印证或纠正方志的相关记载，也可提供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各地人口变迁的大致情况，特别是战争直接造成的人口损失情况。

最后，存在可利用的人口学条件。人口发展有其规律性，而清代对全体民数的统计中，已有男丁、女口（妇女）、幼童、幼女等分项指标；某些城市，也有对城市人口的统计数，如常州城和杭州城等。尽管现在保存下来的资料已很不齐全，但并非不可利用。因此，一些人口学的指标，如人口增长率、人口性别比、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城乡结构等，还是有可能通过人口学方法计算出结果的。

总之，研究对象的特点和资料的情况决定了笔者在研究过程中以历史学方法为主，同时略涉人口学的方法。

在以上两种方法的指导下，本书大致以时间为经，以地区为纬，探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江苏的人口损失。其章节安排为：第一章，以《大清一统志》、方志所载人口数字为主要依据，对太平天国战前江苏人口概况进行探讨；第二章，先考察了太平天国奠都时南京之人数，然后对战争期间南京人口的变动进行考察，以明平民和南京战场军人的损失状况；第三章，探讨了江宁布政使司太平军涉及之区和捻军涉及之区的人口状况；第四章，本部分不仅对军人和平民在战争期间的损失数进行了分析研究，而且对导致人口损失的因素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第五章，太平天国战争时期，上海因其特殊的地位，人口得以剧增，该章对其人口变动的情况进行了回顾；第六章，根据战后江苏的人口数据并结合第一章的结论对战争期间江苏人口损失进行了粗略探讨；结论部分对前面几章进行总结，并对文中的一些矛盾现象进行了分析。就逻辑而言，第一章是后几章的基础，它和第六章均是从数据上进行探讨的；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章是根据其他各种史料进行研究的，是对第六章研究的佐证或补充；第六章与第二章至第五章结合才能从总体上把握战争期间江苏人口的损失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