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TFP下降与资源配置低效率

接下来的叙述中，我们对增长阶段转换时期的低效率及人力资本错配问题提供必要的数据佐证，目的在于说明：第一，在增长阶段I面临结束时，中国经济效率问题在偏倚的投资方式下被明晰呈现出来；第二，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阶段I忽视了人力资本累积，分割性的劳动力资源开发方式扭曲了人力资本资源配置，并成为减速治理的主要障碍。基本认识也因此明确为：在经济减速主导城市化的态势下，在投资增长动力消失、劳动力增长动力消失和“干中学”效应递减的压力下，维持持续增长的核心途径是改善资源配置效率，释放人力资本潜力。

（一）资本错配与TFP下降

从人均资本存量来看，中国目前仍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约相当于韩国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张平、陆明涛，2013），而且存在较为突出的错配现象（鄢萍，2012），这种资本错配不仅表现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也表现在不同行业中。接下来，我们主要就以下几类行业投资状况给出比较，包括工业和其他行业、其他服务业、经济基础设施、社会基础设施和房地产行业。

首先给出经济、社会基础设施行业分类的一个说明。参照金戈（2012）的做法，我们对经济、社会基础设施行业给出如下设定：①采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16行业分类方法，1979—2002年的经济基础设施行业包括：“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三个行业；社会基础设施行业包括“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三个行业。②采用《中国统计年鉴》20行业分类方法，2003—2010年的经济基础设施行业包括：“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四个行业；社会基础设施行业包括“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四个行业。

同时，将除去水电燃气生产的工业部门——采掘业、制造业和建筑业加总，作为工业和其他部门；将房地产单列，并将房地产业和不包括在经济基础设施行业、社会基础设施行业之内的其他服务业加总，合并记为其他服务业。各年度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工业和其他行业、其他服务业、经济基础设施行业和社会基础设施行业比重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①1979—2002年工业（和其他行业）投资比例呈现持续下降趋势；2003年之后，重化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又促使这个比例不断上升，并导致其他服务业比例的下降。②2003—2012年，房地产业投资占全社会固定投资比例平均为24%，房地产业投资占服务业部门投资比例为50%。这一时期房地产业的特征是投资增长速度畸高，十余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发展的跃进；中国现阶段投资扭曲的根本问题，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这种投资的爆发式增长上。③相应地，经济基础设施投资有所下降，而社会基础设施投资一直在低位徘徊。

根据上文有关投资的分类，我们采用如下方式对中国总体资本存量增长趋势进行考察：①以1978年为基期，分别估算两大类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第一类是房地产、经济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投资；第二类是除去上述三项投资之外的工业及其他行业投资。②第一类固定资产投资折旧率采取2%，第二类折旧采取7%。③两大类行业初始资本存量的估算方法是：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用1978年GDP增长率分别加上两大类行业的折旧率，去除两大类行业1978年固定资产投资，得到第一大类行业初始资本存量为1451.3亿元、第二大类行业初始资本存量为3122.0亿元。对于名义固定资产投资的折实，这里采用本课题组（2013b）的数据。④两大类行业1978—2012年资本存量序列，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进而加总得到全社会资本存量序列。

劳动投入序列和GDP序列，同样来自本课题组（2013b）。TFP变化的估算过程中，我们采取了如下步骤：①资本弹性和劳动弹性采用各省劳动者报酬加总与各省GDP加总的比例——劳动报酬份额进行估算；②技术进步表示为GDP增长与要素弹性加权的资本存量增长、劳动投入增长的差值。

估计结果表明：1993—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进步出现了持续的下降，这种下降与资本增长速度的持续提高密切相关；尤其是2008年以来，畸高的资本存量增长速度（18%左右）导致了TFP的负增长。这种TFP负增长状况与近年来投资分布偏向于房地产业的状况有着很大关联。

因此，以下问题在中国经济中越来越突出：首先，中国投资驱动的态势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是投资的扭曲——尤其是投资过度依赖房地产的状况蕴含了经济过快减速的风险，因为跃进式的房地产投资不可能维持持续的高速度；其次，中国劳动力增长速度持续下降态势也非常明显；最后，技术进步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也正是立足于这些问题，前述的三重结构性冲击是中国经济过快减速的重大隐患。

（二）人力资本增速缓慢

一般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主要是通过教育来实现的，并把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测度，Barro和Lee（2010）提供了世界各国人口教育水平的详细数据。把中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及拉美等发展中国家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中国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不仅与发达国家相去甚远，而且与诸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也存在不小差距；再者，从人均教育年限的增长幅度看，1970—2010年，拉美9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印度、中国分别增长了1.1倍、1.7倍、1.5倍、0.8倍、2.2倍、2.9倍、1.1倍，中国人力资本增幅相对较低。

进一步，若把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与人均GDP进行比较，可以得到更有意义的启示。从Barro和Lee（2010）与世界发展指数中，抽取各国2010年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和人均GDP序列，制成散点：可以看出，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不仅低于大多数人均GDP较高的国家，而且低于很多人均GDP较低的国家。

上述国际比较在于说明，中国工业化结构性加速时期资本驱动的增长方式，一方面忽视了技术进步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忽视了人力资本培育。换句话说，对于内生增长至关重要的这两个因素，在中国长期增长过程中的作用是相对不显著的，这种局面如果不能予以调整，就很难抵消经济过快减速风险。

（三）人力资本错配

人力资本的有效配置对于经济增长也至为重要。为了比较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在人力资本的配置上的差异，我们基于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和国外社会调查数据进行比较。美国综合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 GSS）提供了被调查者的详细行业信息，为了增强可比性，我们选取2012年GSS调查数据。由于GSS 2012的行业分类采用2007版北美行业分类系统（NAICS 2007）的四位数编码，本书根据GB/T 4754—2011标准将其转换为与中国统计口径一致的20个行业分类。类似地，我们采用2012年第六轮欧洲社会调查（ESS Round 6），并将其转换为20个行业分类，用于中国和欧洲主要国家的对比。

首先，比较中国和其他国家各行业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中国各行业的劳动者受教育水平程度基本都低于俄罗斯、欧洲10国和美国，这与所指出的中国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相对较低的事实是一致的。但是，如果把产业市场化程度和产业人力资本差异大小联系起来进行国际比较，一些微妙的事实值得重视。如市场化程度性对较低的水利业、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中国与国外差距较小，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等行业的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甚至略高于其他国家；而市场化程度高的行业和部门，人力资本水平一般都低于其他国家。

问题的核心是：在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中国行业人力资本存在严重的错配。为了得到可比较的指标，我们采用调查设计的人口权重，对GSS和ESS调查样本进行加权，据此计算出各行业本科以上劳动者的人数及总人数，进而估算出本科以上劳动者在各行业的分布比重，并用以对中国各行业人力资本错配程度给出比较说明。如美国、欧洲10国和俄罗斯的本科及以上劳动者的行业分布比较类似，相对均匀地分布在制造业、批发零售、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公共管理等行业。相比而言，中国的分布曲线有着较大差异，本科以上学历比例最高的几个行业依次为：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卫生和社会工作、金融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这些行业在中国大都为市场化程度较低的政府管制行业，即便是金融业也是国有资本高度主导、政府干预较多的部门。同时，与其他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大学生较少配置到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而在其他国家，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吸引本科以上学历劳动者就业的能力较强。

进一步，把行业人力资本分布和行业增加值分布联系起来，定义行业人力资本强度为：各行业本科以上学历劳动力比例除以该行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人力资本强度越大，表明该行业的人力资本使用越密集。限于数据来源，我们只将中国与法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进行比较。如：①与其他国家比较起来，中国农林牧渔业、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人力资本强度过低，这些部门实际上缺乏提高效率所必要的人力资本。②无论是相对于国内其他行业还是国外同类行业，中国事业型单位或行业——特别是行政管制行业（典型如文化体育娱乐行业等），都有着极高的人力资本强度。上述比较进一步揭示了中国生产性、非生产性行业之间存在的人力资本错配现象。

中国经济赶超时期形成的政府干预模式，主要体现在“纵向”或自上而下的政府干预资源配置上，包括：①政府依据纵向一体化生产安排的生产组织体制，以职能部委为主导，纵向分割了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比如，单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各个开发区的隶属关系：高科技开发区隶属科技部；商务区隶属商务部，诸如此类。横向的协作被切割，大量的政府审批服务于这种纵向体制分割，市场竞争和资源的横向流动被严重抑制。②政府运用各类宏观政策对规模企业进行扶植——主要是产业与贸易政策、财政补贴以及所谓“选择性融资”（Shinohara, 1970），通过人为设定制度门槛和政策补贴，扶持政府认定的主导产业和企业。③政府为了工业化发展，仅仅把服务业看作工业分工的简单结果，不惜通过补贴来降低公共服务设施的使用成本，廉价甚至免费提供给某些工业部门（课题组，2013a）。④经济赶超过程中的技术进步，仅靠引进设备来实现“干中学”，而不是依靠本土自主研发和通过“教育与科学”实现知识创新。科教文卫体、大量公共服务部门、行业协会等都属于事业单位，不纳入市场，不作为创新要素加入到生产体系中去。这样的“纵向”资源分割配置格局，是赶超期间政府干预型体制的典型制度特征。

在这种生产组织模式下，增长与效率被置于分割的制度结构下：第一类是市场竞争部门，主要以生产性的中小企业形式存在。第二类是政府支持的部门，即政府产业政策和金融政策支持易于产生规模的部门。第三类是政府管制和补贴的部门，这些部门往往有着自然垄断性质，以提供社会化的普遍服务为宗旨，并具有准事业单位的性质，如公共基础设施服务，普遍化的教育与医疗等。第四类是事业单位，作为非市场化的参与主体，主要表现为社会服务体系中的“科教文卫体”部门，其性质是纯粹财政拨款，且在财政拨款不足时可从市场部门获取收益。尽管作为事业单位存在，但这类部门却汇聚了国家创新的全部要素——科研、人力资本、文化等。上述主体因其性质不同，目标函数也不相同。市场化部门的目标注重盈利，政策支持部门注重规模，准事业单位注重获取补贴，事业单位目标集中于成本最大化。正是由于非市场部门的广泛存在，导致了前文所述的内生增长动力缺失。其原因是，政策支持和政府管制的国企、事业、准事业单位以其高收入、高福利，成为人才集中地，但其低效率又导致人力资本的错配问题。

中国进入中高收入发展阶段，城市化比例超过55%以后，出现了与工业化时期不同的特征，并因为原有的动员体系与先前的需求不符产生“结构摩擦”。三个最为重要的摩擦已经显现出来：①“科教文卫”、信息服务、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等无法满足科技创新和人们日益高涨的精神和城市化的消费需求，上学难、看病难、占领主流频道的“神剧”、停车难，下雨后北京、上海、深圳淹死人等，充分体现出需求与供给的不匹配，而上述供给不足的部门都是三类或四类部门，更多的是事业单位占主要部分的部门。②严重的重化工产能过剩部门，重化工产能过剩来自工业化时期政府的政策支持，选择性融资、产业性政策、区域性产业链延伸战略等都是推动重工业发展的核心政策与理论，这与中国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激励模式又是相辅相成的，而当前严重的产能过剩企业在政府和银行的苦苦支撑下，仍然没有去产能，很多成为“僵尸”企业。③房价上涨与整体劳动生产率效率和全要生产率贡献率在下降，资源过度配置到了房地产部门，而由于管制和高的运行成本直接降低了企业的盈利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企业越来越难累积收入支持研发进行创新。

四类部门在动态竞争过程中的利益分配机制导致了必然创新动力不足。政策支持的企业在经济减速过程中，可以不断提高负债率而不被市场“清洁”掉，很多“僵尸”企业由此产生；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小型企业、私营部门则随时面临破产风险。财政补贴部门可以通过涨价弥补财政补贴不足，从而提高了社会的总体成本；事业单位依靠国家提高税收的方式来维持，旱涝保收，从而提高了市场的总成本，这些补贴或税收从根本上削弱了市场部门的竞争力。因此，低效率的非市场部门在减速过程中仍然可以很好地生存，减速后果全由市场部门来消化，迫使人力资本进一步向无效率部门集中，创新艰难。这种制度结构不利于经济减速对非效率部门的淘汰，更无法刺激创新、优化人力资源。

城市中企业空间聚集和创新活动赖以发展的“横向联系聚集—创新模式”，即所谓的“面对面交流”、“劳动力流动”、“企业家创业聚集”和“大学知识外溢”等的创新机制，与原有的工业化推动的“纵向一体化”聚集有着巨大的差异。只要能翻越制度分割篱笆，就能获得创新的利润，不论是政府干预的资源配置模式，还是金融企业、技术创新企业、互联网公司、职业培训机构、开发区甚至是医院等各类经济主体，都迫切需要体制变革打破分割，提高生产效率，推动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