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昌黎政权的“胡汉自治”

——慕容氏—汉士族政治联盟的形成

胡汉分治是五胡政权最普遍、最重要的政治形态，从陈寅恪开始直至当今史学界，凡涉及十六国史的研究，都给予很大的关注，研究者从原因、影响、形式等多方面论述了它在民族融合进程中的作用。但是，关于慕容氏的昌黎政权体制，关注者甚少。通过深入考证，我们发现，昌黎政权不仅实行胡汉分治，而且创建了十六国历史上最彻底的胡汉分治——即“胡汉自治”。它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胡汉分别组成自官吏至部众的两大互不错杂的系统；二，此处的“胡”专指慕容氏，其他少数民族被摒弃于外。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慕容氏—汉士族的政治联盟。试论之。

永康四年（300），慕容廆率部落入居棘城。永嘉之乱后，大量的中原流民投靠慕容廆，“廆乃立郡以统流人，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成周郡，青州人为营丘郡，并州人为唐国郡”。关于侨郡县的具体位置已无法考证，但通过现有史料记载可知这些侨郡县在地理上与棘城是相隔的。咸康四年（338）赵石虎率中军围攻棘城，同时“遣使四出，招诱民夷，燕成周内史崔焘……等皆应之，凡得三十六城。冀阳流寓之士共杀太守宋烛，营丘内史鲜于屈亦遣使降赵，武宁令广平孙兴晓喻吏民，数其罪而杀之，闭城拒守”。武宁为营丘郡下的侨县。可见成周、冀阳、营丘及武宁这些侨郡县皆独立为城，与棘城相隔，故一方面，石虎“率中军攻围棘城”；另一方面，“遣使四出，招诱诸城”。关于侨郡县的位置，《资治通鉴》胡注曰：“以五代志考之，乐浪、冀阳、营丘郡、朝鲜、武宁等县，当尽在隋辽西郡柳城县界。”隋尽并原昌黎郡诸县为柳城县，是则诸侨郡县当在昌黎县界。石虎退兵以后，燕王皝分兵讨诸叛城。

崔焘、常霸奔邺，封抽、宋晃、游泓奔高句丽。

这条材料为我们考察侨郡县的位置提供了一条线索。太兴二年（319），慕容廆击溃平州刺史崔毖，领土从昌黎扩至辽东全境，并承袭了辽东原有的郡县体制。东夷校尉、护军皆驻于辽东襄平，居就为辽东属县，位于棘城之东，毗邻高句丽，故封抽、宋晃、游泓奔高句丽；成周、武原为慕容氏侨置之郡县，当位于棘城之西，与石赵统治区相接，故崔焘、常霸奔邺。这样，在慕容氏的统治区域内形成了西部之侨置郡县、中部棘城之鲜卑部落、东部之辽东郡县的胡汉在空间上分居的格局。

此后，慕容氏的势力逐渐发展起来，兼并了许多其他的少数民族部落。

永嘉五年（311），击辽东附塞鲜卑素喜连、木丸津，二部悉降，“徙之棘城”。

咸康四年（338），段辽降燕，慕容恪“拥段辽及其部众”以归。

咸康八年（342），灭高句丽，“掠男女五万余口”而归。

建兴二年（344），灭宇文部，“徙其部人五万余落于昌黎”。

上引史料永嘉五年条明确指出慕容氏将兼并之辽东鲜卑迁于棘城，与本部杂居。建兴二年条言迁宇文部于昌黎，究竟为昌黎何地不明。其余二条更是语焉不详。那么，慕容氏到底将兼并之少数部族迁于何地？慕容皝时，封裕在上疏中谈及此问题，说：

句丽、百济及宇文、段部之人，皆兵势所徙，咸有思归之心。今户垂十万，狭凑都城，恐方将为国家深害，宜分其兄弟宗属，徙于西境诸城，使不得散在居人，知国之虚实。

时慕容氏都于龙城，封裕之疏反映的是诸部聚集龙城的情况。素喜连、木丸津及段部鲜卑之灭，皆在迁都龙城之前，至此却居于龙城，可见他们是随慕容部从棘城迁徙而来。宇文部被灭在344年，从原居住地直接徙于龙城，与来自棘城的慕容本部、段部等杂居，即所谓“狭凑都城”。可见，无论慕容氏都于何地，所兼并的其他少数民族部落皆与慕容本部同居于都城，与诸侨郡县的汉民分而居之。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看到，昌黎时期慕容鲜卑依然保持着原有的胡族部落。这一点也可以从官制系统中反映出来。日本学者田村実造从慕容氏的最高统治者兼有“大单于”及“将军”等胡汉双重官号认为昌黎时期仍实行胡汉二元体制。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补充。除其最高统治者兼大单于号外，单于之下设左贤王，也是自匈奴以来的胡族职官，一般皆以世子担任。慕容廆为辽东公，“以世子皝为冠军将军、左贤王”；慕容皝称燕王，“以世子儁为安北将军、左贤王、东夷校尉”；慕容儁即燕王位，其时诸子幼弱，“以弟交为左贤王”。关于其基层部落组织结构，史料缺乏，不能详细说明，但仍可窥其大致轮廓。永和六年（350），慕容儁南下中原首先攻占蓟城，“以中部俟釐慕舆句留统治事”。《资治通鉴》胡注曰：“俟釐，盖鲜卑部帅之称。”由“中部”可推知慕容鲜卑部落逐级构成。

综上所述，昌黎时期慕容鲜卑保持着完整的部落组织、与汉人郡县系统分治、实行胡汉分治可为定论。

十六国时期，最早在中原建立统治的胡族国家是前、后赵。这两个政权的胡汉分治制度较典型，为十六国胡汉分治的滥觞。我们以其制为例，来比较说明昌黎政权胡汉分治的特点。关于二赵政权的胡汉分治，前人已有详论，兹不赘述。下面，我们重点考察其“汉”系统的官吏构成。

永兴元年（304），刘元海即汉王位，“置百官，以刘宣为丞相，崔游为御史大夫，刘宏为太尉，其余拜授各有差”。据《资治通鉴》补，还有“范隆为大鸿胪，朱纪为太常，上党崔懿之、后部人陈元达皆为黄门郎，族子刘曜为建武将军”。

石勒之赵国，以刁膺为右长史，后黜为将军，擢张宾为右长史；同时，以桃豹、石虎为魏郡太守、镇邺。

试对上述史料中的人物族属进行分析。前赵中，刘宣、刘宏、陈元达为匈奴人，据《载记》刘宣为左贤王,《资治通鉴》记“左于陆王弘”，而陈元达为“后部人”，三人皆为匈奴无疑。刘渊曾“师事上党崔游”，则崔游、崔懿之为上党汉人。再看后赵，张宾为汉族，石虎族属自无须赘言，桃豹、刁膺为羯胡之族。

以上所举仅为较典型的二例。周伟洲曾对前赵汉式职官系统的任职做过较详细的列表，其中含有大量胡人。可见前后二赵的汉官系统中（包括中央政府及地方郡县）有大量的胡人任职。汉主刘渊以“刘聪为大司马、大单于、并录尚书事”，以刘曜为“征讨大都督、领单于左辅”，以廷尉乔智明领单于右辅。后赵主石弘以石虎为“丞相、大单于，总摄百揆”。这两条史料更是清楚地表明，二赵政权的“国人”除统治胡族部落外，还进入汉官系统，担任枢要之职，对汉人进行严密的控制。

这样，二赵胡汉分治体制中的“汉”系统，仅是指被统治对象为汉人、管理形式也因循汉式政府，但是官吏既有汉人也有胡人，而且以胡人任枢要。总之，胡人和汉人确实被“分治”，但却是“以胡统汉”。

再看慕容氏的昌黎政权。

昌黎政权下的汉人系统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慕容氏为永嘉之乱后归附的中原流民设置的侨郡县，已如上文所述；二是太兴二年兼并平州刺史崔毖所获之辽东郡县。这两部分构成慕容氏统治下的汉人部分。那么，慕容氏怎样管理这些汉人呢？

永嘉之乱后，慕容氏确立“拥晋”方针，浮海劝进，东晋元帝封慕容廆为“龙骧将军、大单于、昌黎公”，此后慕容氏成为东晋统下的地方政权。

我们看到，东晋对慕容氏的封授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胡官“大单于”；二是汉官部分，包括地方官号及爵号，这也说明了慕容氏实行胡汉分治，其最高统治者兼有双重身份。按魏晋以来的通例，地方官兼有都督、将军、刺史三种称号、两种官府（州官、府官）；再加之自慕容廆以来即僭置王国官，这样，慕容氏的昌黎政府由三个系统构成：府官、州官、王国官。

据表1-2，王献、刘明郡望不详，据汉族官员封裕之上疏：“王献、刘明，忠臣也，愿宥忤鳞之衍，收其药石之效。”从文化面貌来看，二人必为汉人。张英、赵磐族属不明，但从其姓名来看，似为汉人。余皆为中原及辽东汉人，郡望清晰，不容置疑。

再看地方郡县之任职。慕容氏所统郡县包括两个部分：侨郡县和辽东诸郡县。

上表所列郡县守令除鲜于屈外，皆为汉族土人。据姚薇元《北朝胡姓考》鲜于氏条：“鲜于氏，出自春秋狄国鲜虞之后，以国为氏，高车族也。”春秋后期鲜虞国为晋国所灭，其国人多融入汉人之中，征之史传，鲜于氏自汉以来，代有闻人。此鲜于屈被委任为汉人郡县守令，必为汉化已久的高车种人。

表1-2及表1-3显示，昌黎汉官系统之中央及地方皆由汉人任职。

那么，慕容氏贵族在这个政权中处于怎样的地位呢？为了说明问题，我们把见于史籍的昌黎政权的征战、镇戍情况逐年列表如下。

据表1-4，从永嘉五年（311）至永和六年（350），见于史载的战争记录共二十四次，参与战争的主要将领共四十人次，虽有汉人为偏师辅助者，但其将帅皆为鲜卑贵族。可以这样断言：昌黎时期慕容氏贵族皆带将军号率兵征战或为地方镇将。

陈寅恪先生曰：耕、战之分工实为胡汉分工。黄惠贤《中国政治制度通史·魏晋南北朝卷》曰：“兵民分治与胡汉分治是一致的，所谓胡人当兵、汉人种田是北朝多数少数族王国的基本、共同特征。”这个规律同样适用于昌黎政权。永嘉之乱后，大量的中原流民投靠慕容部，成为农业劳动的主要承担者，慕容氏采用“魏晋旧法”进行剥削，这在汉族官员封裕的上疏中有清晰的反映。上述战役的将领皆由鲜卑贵族担任也正是这个原因。那么，可以想见，鲜卑贵族平时担任各级部酋（如“中部俟釐”之类），战争时被冠以各种将军号、率领部落兵作战。

综上所述，昌黎政权的胡汉分治，不仅是鲜卑部落和汉人郡县的分治，而且是汉官系统与胡官系统的分治。所有的汉式职官皆委以汉人，而鲜卑贵族则任部酋，战时率领部落兵出征，最后总统于慕容氏的最高统治者。在这里，没有出现二赵政权中胡人渗入汉官系统的现象。汉人被委以很高的自治权治理汉人。这是汉人在昌黎政权中具有高度政治地位的表现。或许有人说，慕容氏不进入汉职系统是因为受文化水平的限制。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虽然慕容氏偏居昌黎一隅，可是从第一代君主慕容廆开始就已接触汉文化，至永嘉之乱后吸收中原士族，建立官学，“其世子皝率国胄束修受业焉。廆览政之暇，亲临听之”。所以，昌黎政权胡汉职官系统分治的原因，归根结底是汉人自治权的问题。永嘉之乱初期，东莱鞠彭“帅乡里千余家”投奔慕容部，338年棘城之战时任乐浪太守，微弱难以坚持，乃“选乡里壮士二百余人共还棘城”。可见流民领袖仍保留了原来的部众。

以上是一个方面，说明昌黎政权中的汉人完全实现了自治。同时，我们注意到，胡官系统皆由慕容氏担任领军及镇戍将领，而无段氏、宇文氏之类的其他胡族。这也与此前建立政权的十六国国家——前、后赵的胡官系统有很大不同。试论之。

陈寅恪先生曰：十六国的大单于台即本族（即国人）力量之所在，史界多持这一看法。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本族之外的“六夷”也被编入二赵的大单于系统下。刘渊置单于台于平阳西，后石勒进攻靳准于平阳，“巴帅及诸羌羯降者十余万落”，其中有巴及羌羯，可见“夷”部落是与“国人”共同编制在大单于台系统下。虽然大单于系统的核心职位如大单于、单于左右辅由“国人”担任，但是，其下的部酋却包括各种“夷”人。刘曜置单于台于渭城，“置左右贤王已下，皆以胡、羯、鲜卑、氐、羌豪桀为之”。可见，“夷”酋与“国人”贵族共同构成大单于系统——前赵的核心统治阶层。

由此“夷”成为“国人”之下的最重要的辅助力量。后赵太子石弘懦弱，石勒深恐石虎夺位，乃以“王阳专统六夷以辅之”。此前王阳“领门臣祭酒，专明胡人辞讼”。据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王阳为西域羯胡。王阳所统“六夷”，必包括“国人”之外的“夷”，此点毋庸置疑。其为国家重要的政治军事力量，故石勒用以加强石弘的势力。后赵冉闵之乱，“闵躬率赵人诛诸胡羯”，“国人”是冉闵对付的主要对象，除此之外，“六夷敢称兵仗者斩”，“夷”虽不是主要敌人，但是“国人”的重要辅佐力量，故有此禁令。前赵刘渊立氐酋单征女为后，生子刘乂，后被立为皇太弟，领大单于、大司徒。这也源于氐羌是前赵重要辅佐力量的政治背景。这是第一点。

第二，“六夷”在二赵政权中不仅是大单于之胡官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渗入汉官系统。前赵中的氐羌官员见于史载的有长水校尉尹车、解虎、河南太守尹平、洛阳镇将尹安。另有游子远其人，被赵主刘曜骂为“大荔奴”，胡注曰“大荔”为西戎（氐羌前身）种落，则游子远之族属亦为氐羌，故被派遣讨伐氐羌之叛，当是利用他的身份之便，后官至大司徒、录尚书事，成为政权的中枢人物。

总之，二赵政权重用“夷”来补充本族统治力量的不足、共同镇压统治广大的汉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二赵形成了这样一种政治体制。吕一飞《匈奴汉国的政治与氐羌》认为：

刘渊的民族政策简而言之，有三个层面：倚重南匈奴五部之众，作为核心力量；团结其他胡族，作为准核心力量；同时广泛吸引和团结晋人（汉族），争取他们支持汉国政权。

此段文字中“广泛吸引和团结晋人”云云，从大道理上来讲是不错的，任何一个统治者都想获得最广泛的支持与认可，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在十六国初期民族矛盾较激烈的情况下，广大汉人是被统治、被镇压的对象，《资治通鉴》穆帝永和二年（346）：“沙门吴进言于季龙曰：‘胡运将衰，晋当复兴，宜苦役晋人以厌其气。'”清楚地表明胡族政权以汉人为敌的态度，“国人”之外的“夷”之所以成为“准核心”力量，就是为这一目标服务的。

综上所述，前、后二赵政权形成了以“国人”和“六夷”构成的统治核心。那么，为什么昌黎政权却没有“六夷”的参与呢？慕容氏所兼并的宇文、段氏等强大的鲜卑势力哪里去了呢？汉族官员封裕之上疏曰：

句丽、百济及宇文、段部之人，皆兵势所徙，非如中国慕义而至，咸有思归之心。今户垂十万，狭凑都城，恐方将为国家深害，宜分其兄弟宗属，徙于西境诸城。

谷川道雄认为慕容氏对所征服的少数民族采用了强制徙民的政策，但双方究竟结成了怎样的关系并不明了，而据封裕上疏，不仅伴随着强制徙民，而且双方仍处于尖锐的对立中，这是他们长期敌对关系的必然结局。也是慕容氏摒弃诸胡不用，与汉人构成政权核心的原因，在这里，慕容氏之外的“六夷”反而成为被统治、被镇压的对象。小林聪认为被征服少数民族的一部分被慕容氏吸收进入政权中核，显然并不符合实际。

在十六国的胡族政权中，不仅前、后二赵重用“六夷”补充“国人”力量统治广大汉人，慕容氏之后的各政权也是同样，总之，慕容氏的昌黎政权摒弃诸胡与汉人共同组成统治核心的做法，创建了五胡十六国史上较独特的政治形态，这对于研究十六国的民族融合进程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