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永嘉之乱与慕容氏的崛起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慕容、宇文、段部尽管有不同的起源和种族成分，但他们都曾与檀石槐—力微联盟有一定的关联，而且东迁的时间大致都在公元3世纪以后，与两次联盟的瓦解有直接关系，是他们在大乱的形势下开辟新的生存区域的举措。

三部东迁的地点皆集中于辽西地区。慕容部为檀石槐中部大人，则初在上谷至右北平一带，魏初“入居辽西”；段部始祖日陆眷曾为渔阳乌桓大人库傉官家奴，“诣辽西招诱亡叛”形成段部；宇文部更是远“自阴山南徙，始居辽西”。这是因为辽西是当时的“真空地带”。第一，据《魏书·序纪》，拓跋禄官时分国为三部，“上谷之北，濡源之西”为东部，此前的拓跋诸主争夺君位时常常往诣其地避难，所以拓跋部可能很早就已控制了濡源以西的地区。第二，辽西乌桓蹋顿曾为东北最强大的乌桓势力，207年柳城之役，被曹操一举歼灭，余部被迁往中原，辽西乌桓势力所余殆尽，由此腾出了较大的空间，这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慕容部始居于棘城，段部最初建牙于阳乐，宇文部则在柳城，皆集中于辽西之地，尤其棘城和柳城，相距不过数十里，故慕容、宇文两部争夺尤剧。慕容廆父涉归一度东迁，马长寿先生认为出于晋的侵逼，其说如下：“唯《晋书·武帝纪》记太康二年（281）涉归叛晋，寇昌黎、辽西二郡，平州刺史鲜于婴讨破之。翌年，安北将军严询破鲜卑于昌黎，杀伤数万人。涉归东迁可能与此战事有关。”另在注文中说：“涉归迁辽东北的年代，《资治通鉴》系之于太康二年，寇辽东亦在同年十月，二者有无联系，史籍无明文可考。”考《资治通鉴》太康二年曰：“莫护跋生木延、木延生涉归，迁于辽东之北，世附中国，数从征讨有功，拜大单于。冬，十月，涉归始寇昌黎。”玩味字意，涉归北迁在寇略昌黎之前，显然不是由于晋的侵逼而北徙。涉归在迁邑于辽东北以后，亦“附中国”；涉归卒，慕容廆嗣立，“初，涉归有憾于宇文鲜卑，廆将修先君之怨，表请讨之”，可见慕容氏一直与西晋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冯家昇《慕容氏建国始末》认为，涉归北迁殆出于宇文氏的侵逼，包括涉归之死亦与宇文氏有关，故慕容廆嗣立后立即请求西晋的援助攻打宇文氏，较为可信。

涉归死后，慕容廆又率部迁回辽西，可能是由于辽东自然条件的恶劣。初居于徒河之青山，数年即北徙棘城，时为元康四年（294）。而《资治通鉴》建兴四年（313）载：“廆遣慕容翰攻段氏，取徒河、新城……翰因留镇徒河，壁青山。”可见自294年慕容廆迁出，徒河为段氏所据。至此再为慕容廆夺回。从双方激烈争夺的情况来看，当时慕容廆之迁出，可能是出于段氏的侵逼。再联系当时“宇文氏、段氏方强，数侵略廆，廆卑辞厚币以事之”的情况，慕容廆此举必出于躲避段氏之扩张。《载记》所言“廆以大棘城即帝颛顼之墟也，元康四年乃移居之”的理由，充满了后世史家的虚饰之词，实不可信。

《慕容廆载记》曰：

时东胡宇文鲜卑段部以廆威德日广，惧有并吞之计，因为寇掠，往来不绝。廆卑辞厚币以抚之。

《资治通鉴》曰：

时鲜卑宇文氏、段氏方强，数侵略廆，廆卑辞厚币以抚之。

据上引文，关于三方的关系，《晋书》和《资治通鉴》有截然不同的记载：《晋书》言“廆威德日广”，宇文、段部“惧有并吞之计”，其言慕容强甚明；《资治通鉴》则直言“时宇文、段氏方强”。那么，当时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

《晋书·吐谷浑传》言涉归分部落与二子慕容廆及吐谷浑立国，吐谷浑分得“一千七百户”，可以想见涉归时期部落人口是比较少的，慕容廆所得也不会太多。

再看宇文部和段部的情况。宇文部为匈奴和鲜卑混血而成之部族。在阴山时即统“鲜卑十二部落”，其中包括匈奴和鲜卑两种族源，故种众繁炽。与慕容部战，“率众十万围棘城，（慕容部）众咸惧，人无距志”。据《资治通鉴》，此“十万之众”仅仅是宇文帅战败之余、怒而复发之兵，并不包括此前投入战斗的军队。再如，当段部、宇文等合兵欲灭慕容分其国，“宇文士卒数十万，连营四十里”，宇文帅大言曰“吾当独兼其国”。可见宇文部众之盛、战斗力之强。

段部为日陆眷在辽西召集亡叛而形成。辛迪《段部鲜卑研究》谓段部是“段氏家族召集多种少数部族形成的地域集团”，此说值得商榷。段部虽包含了多种部族成分，但很可能已融合形成了一个新的“部”的实体，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时人曰“鲜卑之种，段氏最为勇悍”可以说明这一点。段部既是“招诱亡叛”形成，本部人口可能也不是很多，但势力很强。史曰：

段部自务勿尘以来，日益强盛，其地西接渔阳，东界辽水，所统胡晋三万余户，控弦四五万骑。

务勿尘是段氏入辽西后的第三代部酋，可见势力很早就发展起来了。永嘉之乱后，幽州沦陷，蓟城以西的部分尽皆入于段氏。所言疆域“西接渔阳”虽有夸大之处，但确实已囊括了辽西、右北平二郡及燕国之大部分，是三部中唯一控制郡县实土的。其国力之强盛和部族发育之成熟是宇文、慕容无法比拟的。

从三部与晋室的关系亦可看出三部之强弱。因段部、宇文强大，晋室及东北的地方势力皆与之结好，而不重视慕容氏。《晋书·王浚传》：“寻徙宁朔将军、都督幽州诸军事。于时朝廷昏乱，盗贼蜂起，浚为自安计，结好夷狄，以女妻鲜卑务勿尘，又以一女妻苏恕延。”按《资治通鉴》太安元年有宇文国别帅素怒延。是则王浚以女妻段部鲜卑务勿尘、宇文鲜卑素怒延，唯不及慕容氏。

三部之中，慕容东迁最早，在曹魏初年，而段部、宇文之入辽西却在公元3世纪中叶以后。但慕容部在二部的压迫下，一直没有发展起来。宇文部据有辽西塞外西拉木伦河及老哈河流域的游牧区，段部则控制着塞内辽西等缘边诸郡。慕容部则被压迫在昌黎棘城之一角。慕容部为了夺取生存空间，也曾与二部做过艰难的斗争。涉归时远迁辽东，慕容廆早期被赶出徒河，反映了在这种艰苦的斗争中失败的历程。

永嘉之乱前夕，诸部对辽西地区的瓜分已完成。宇文部和段部各据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唯慕容部还在为生存空间斗争，他的任何扩张举动都会侵害二部的利益。慕容廆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领袖人物，嗣位后，实行了一系列振兴本部的措施，永嘉之乱后，颇有建立霸业之志。他的扩张之势，引起了段部和宇文部的恐慌，二者结成联盟共同对付慕容氏。

平州刺史崔毖与宇文、段部相结，“谋灭廆分其地”。此为一例。

慕容皝初嗣位，母弟慕容仁于辽东发动政变，“宇文归、段辽及鲜卑诸部并为之援”。宇文、段部并非真正援助慕容仁，而是趁机发难、瓦解慕容部，“段兰拥众数万屯于曲水亭，将攻柳城，宇文归入寇安晋，为兰声援”。此为第二例。此时，慕容皝的政治理想是建立霸业，扩张之势直接指向辽西郡县，与段氏的冲突最为激烈，所以，在段部、宇文之结盟中，段氏攻势尤剧，《资治通鉴》：

段辽遣兵袭徒河，不克；复遣其弟兰与慕容翰公攻柳城，柳城都尉石琮、城大慕舆泥并力据守，兰等不克而退。辽怒，切责兰等，必令拔之。休息二旬，复益兵来攻。士皆重袍蒙楯，作飞梯，四面俱进，昼夜不息。

其势必欲灭慕容。

综上所述，慕容、宇文、段部为控制辽西的生存区域激烈地斗争着，其中，宇文、段部为保住既得利益结成同盟、共同对付慕容氏，使慕容氏的处境尤为险恶。

长期以来，慕容氏一直与宇文、段部处于激烈的对峙中，向西发展之势遭到遏制，于是试图向东扩张。《载记》记慕容廆率众东伐夫余，“驱万余人而归”；同时，汉族官员封裕的上疏表明，都城棘城之中还居住着掳掠来的高句丽、百济族众，都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慕容氏向东方的扩张有很大的局限性，慕容氏攻灭高句丽丸都城，汉族官员韩寿曰：

“高句丽之地，不可戍守。今其主亡民散，潜伏山谷；大军既去，必复鸠聚，收其余烬，犹足为患。请载其父尸，囚其生母而归，俟其束身自归，然后返之，抚以恩信，策之上也。”皩从之。发钊父乙弗利之墓，载其尸，收其府库累世之资，虏男女五万余口，烧其宫室，毁丸都城而还。

按《三国志》《魏书》等的《东夷传》，高句丽、夫余生活区域乃多山地带，慕容氏以一东胡民族，长期游牧于平阔的草原地带，很难适应对这种地形的统治、实现军事征服。故慕容氏对东方部族的一贯政策是掳掠人口而不实行领土占有。285年初灭夫余，“夷其国城，驱万余人而归”;346年再灭夫余，“虏其王及部众五万余口以还”。

这种掠夺性的扩张同样造成了双方严重的敌对，平州刺史崔毖发动灭慕容部之战，除宇文、段部之外，高句丽也是主要的参与者。同时，王小甫指出高句丽立国荒陬，中原王朝的边疆是其最合适的发展方向，历代王朝皆奉行向外政策，永嘉之乱同时也为其提供了这种机遇，从更广阔的视野揭示了双方对立的政治背景。慕容欲发动灭宇文之役，以“高句丽去国密迩，常有窥觎之计……此心腹之患也，宜先除之”，可见双方的矛盾已非一般性的边境冲突。为屏御高句丽，慕容氏的辽东镇将之选极为严格，史言“自慕容翰、慕容仁之后，诸将无能继者”，故立国于昌黎的整个时期，辽东镇将唯慕容翰、慕容仁、慕容恪三人，不仅血统族属必为慕容皇族，而且武略才能亦为宗室翘楚。

综上所述，慕容氏在昌黎时期实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本部人口又少，要想生存发展，必须寻求外来的合作力量。慕容廆早期曾一度与西晋发生冲突，深刻自我反省曰：“吾先公以来世奉中国，且华裔理殊，岂能与晋竞乎？”为对付段氏鲜卑，“称藩于石季龙，请师讨（段）辽”。皆反映了慕容氏向外寻求合作力量的迫切愿望。

永嘉之乱成为慕容氏崛起之重大转折。大量的中原汉人避难拥向平州，构成了一支重要的政治势力。东北地区的各种胡晋势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幽州刺史王浚辟召广平大族游畅，游畅谓弟游邃曰：“今手书殷勤，我稽留不往，将累及卿。且乱世宗族宜分，以冀遗种”，可见王浚的召辟带有强制性。在这种争夺中，慕容氏明显处于劣势。论晋室正统不如王浚、崔毖；论势力强弱，不如宇文、段部。在这种情况下，慕容廆树起“拥晋”旗号，晋元帝登基前即“遣其长史王济浮海劝进”；晋元帝即位后，被封为龙骧将军、大单于、昌黎公，日本学者小林聪认为从此慕容氏政权成为晋朝统下的州镇。考古发现证实了小林聪的这一结论。锦州前燕李廆墓表曰“永昌三年”。永昌为晋元帝年号，“永昌三年”实不存在，东晋元帝永昌元年后，已改元为“太宁”年号，所言“永昌三年”当为“太宁二年”，即公元324年，正是慕容廆时期。墓葬清理者认为“这种误记现象产生的原因，应是前燕与东晋在信息传递方面障碍所致”，但却“如实地反映了前燕的社会性质和状况，即慕容鲜卑所建立的地方政权，名义上仍属晋”。

虽不能过分夸大“勤王”旗帜的作用，但对于亡国流离的中原流民而言，无疑具有强烈的号召力。《王浚传》：

浚……谋将僭号。胡矩谏浚，盛陈其不可。浚怒之，出矩为魏郡太守。前渤海太守刘亮、从子北海太守博、司空掾高柔并切谏，浚怒，诛之。……时燕国霍原，北海名贤，浚以僭位事示之，原不答，浚遂害之。由是士人愤怨，内外无亲。

可见王浚的僭逆行为是他失败的关键因素。而忠于晋室的段氏匹部很快被石勒所灭，段末柸部则“专心归附（石勒）”，幽平之拥晋势力唯余慕容氏。《太平御览》引范亨《燕书》：“高翊说高祖（廆）曰‘自王公政错，士人失望，襁负归公者动有万数。'”封裕上疏谈及这个问题时亦曰：“中国（之民）慕义而至。”韩国人李椿浩认为“勤王”之举是慕容氏胜利的关键性举措，应该说是一个妥当的结论。这一切反映了慕容氏为获取流民势力进行的艰苦努力。

大量的中原流民拥入慕容部，改变了慕容氏的孤弱处境。关于其人数，慕容皝时汉族官员封裕在上疏中谈到这个问题说“流人之多旧土十倍有余”。由于史籍缺乏，无法考证旧土人口。分国时吐谷浑得一千七百户，慕容廆所得不会少于此数，我们以此为基准，则“多旧土十倍有余”的中原流人的数目大致在二万户，成为昌黎政权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大多数汉族流民成为慕容氏控制下的编户农民，是税收的主要承担者。《载记》保存了封裕的上疏，全面记载了慕容氏在昌黎时期的农业政策，是研究魏晋经济史的重要文献。疏曰：“魏晋虽道消之世，犹削百姓不至于七八”，这是针对慕容氏对流民之政策而言，可见剥削很重。高敏《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则认为所实施的是军屯制。不论怎样，这些数目庞大的汉族流民的劳动成果无疑是昌黎政权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为其政治军事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而流民领袖则表现出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为慕容部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前人多有论述，这里做一简要分析。太兴二年（319），击败平州刺史崔毖与宇文、段部的联合进攻，获取辽东之地；咸和八年（333）平定慕容仁的叛乱，确保政权内部的稳定；咸康四年（338）打破后赵对棘城的围剿，使政权得以延续并为开拓中原奠定了基础，是慕容氏在昌黎时期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举措。通过史籍对这些过程的记述，可以看到汉士族在其中发挥着核心作用。

319年获取辽东郡后，辽东当地的大族又纳入慕容氏统治下，进一步加强了昌黎政权中汉人的势力。在这种情况下，慕容氏给予汉士族极高的地位，造成了不同于一般胡族的政权结构。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对立是造成慕容氏与汉士族结盟的重要原因。谷川道雄指出：慕容氏国家的建立是从与敌国的抗争开始的，非常敏锐地注意到慕容氏的建国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