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选题与思路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溯其渊源，肇始于“五胡乱华”。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先后建立赵、燕、秦、凉等几大政权，慕容鲜卑及诸燕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前燕承前赵、后赵之后，民族矛盾进入相对缓和的时期，十六国历史由此步入一个新的阶段；作为十六国史的终结者，北魏又直接承自后燕。可以说，慕容氏及诸燕在十六国历史上充当了承上启下的角色，是十六国、魏晋南北朝民族融合进程中的重要一环，应当成为国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虽然目前学术界对华夏族的形成及内容仍存有争议，但是至迟在春秋以后，“中国”“华夏”的概念已经产生，此后历经秦汉三百余年的大一统，“华夷”的观念进一步得到深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五胡乱华”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传统。有的研究者指出，观宋及明人对满蒙之抵抗异常激烈，非晋及南朝人所及，以此认为当时的民族观尚处于蒙昧。那么，十六国时期的民族矛盾到底处于一种怎样的状态？中原民族怎样对待少数民族之建统？五胡又是怎样融入中原民族？本书作为个案研究，将有助于考察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形成的轨迹。

慕容氏及诸燕发展史在十六国中具有独特性。它先后建立五个政权，前后延绵近半个世纪、与十六国相始终；其间经历了亡而复兴的过程，这在五胡政权中是唯一的。在慕容氏之前的五胡政权前赵和后赵，皆不同程度上表现出激烈的民族矛盾，而慕容氏自昌黎时期就和中原士人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而且前燕是唯一取消大单于制的五胡国家。那么，慕容鲜卑及诸燕政权是否走过了一条与其他的胡族国家不同的汉化道路？是否由此而形成了历史上汉化融合的一种独特的途径？本书将有助于深化对历史上胡汉民族融合的认识。

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包括两个方面，即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关系、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研究者多注重前者而忽视后者。作为十六国史的终结，并非意味着五胡民族各自简单划一地进入北魏及拓跋鲜卑之民族，在此之前，五胡民族及政权已进行过不同程度的融合及整合。那么，这些少数民族之间的融合及整合，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的？本书对东部鲜卑（慕容、宇文、段部）融合过程的研究，对研究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将有参考价值。

作为十六国史的终结者，北魏亦是一个由拓跋鲜卑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同样走过了一条艰苦的、漫长的汉化道路。那么，进入北魏统治下的五胡，又处于怎样的位置？是否与拓跋鲜卑同步融入汉民族？魏晋南北朝作为一个大的民族融合时期，又分为不同的阶段，十六国、北魏等各作为其中的一环，是怎样完成与实现转换的？本书作为个案研究，将完整地显现这一过程。

少数民族的政权建制与其民族的发展汉化程度有重要关系。慕容氏先后建立五个政权，表现出鲜明的阶段性与不同特点。本书把着眼点主要放在政权上，通过考察五燕政权的变迁来把握慕容鲜卑的汉化轨迹，其中又是以对统治阶层、政治制度的考述来反映政权的变迁。因此，本书的研究视角主要是以政治变迁史来显现民族发展历程，这是需要说明的。

研究史的回顾

民族史本身就是国史研究中很冷僻的领域，尤其十六国又处于割据衰乱的时代，较少为人注意。20世纪初期，国史研究曾涌现过对边疆史地的研究热潮，但并未波及十六国史，更遑论慕容鲜卑及诸燕政权。新中国成立后，十六国史的研究专著陆续出版：蒋福亚《前秦史》、周伟洲《汉赵国史》《南凉与西秦》、齐陈骏《五凉史略》、洪涛《五凉史略》、祖桓《仇池国志》，覆盖面很广，几乎囊括了十六国的所有国家，但却缺乏关于慕容鲜卑及诸燕政权的研究专著。

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两部对慕容鲜卑及诸燕政权进行专题研究的博士论文：郑小容《慕容鲜卑汉化问题初探》及金成淑《慕容鲜卑文化研究》。二文皆把关注的重点放在“文化”的视角上。郑文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考察了慕容鲜卑及其政权的发展史，指出汉士族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最后得出慕容鲜卑在意识形态领域已完全汉化的结论，其中不乏新颖的角度。金文则通过饮食居住、婚姻丧葬等物质文化的具体考察，描述了慕容氏渐进汉化的过程，使用了大量的考古材料，其研究方法颇值得借鉴。但同时也都存在许多问题。郑文大多只是材料的简单排比、缺乏深入分析、结论流于表面化。而金文则存在材料使用上的问题，考古方面可精确判断为诸燕政权及东部鲜卑的墓葬极少，金文未加甄别，许多犹疑为拓跋鲜卑的墓葬材料径作慕容氏的而加以使用，致使其结论难以信服。而且，二文皆未出版（郑文仅以提要的形式在《文献》1990年第2期上发表），影响甚微。

在相关的研究中附及对慕容氏及诸燕进行综论的专著，最早的是马长寿的《乌桓与鲜卑》，对慕容鲜卑的起源、疆域、强盛的原因、诸燕之兴衰过程做了较全面的描述，可以说是开山之作。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继之，在讲述十六国史时，对诸燕皆有论及。金毓黼《东北通史》是其后对慕容鲜卑的研究较深入的著作，主要集中在对慕容氏昌黎时期历史的描述。限于篇幅，上述诸作皆未展开进行深入论述，仍属概述性质。

对慕容氏各政权进行专题研究，邸富生《前燕初探》分析了慕容氏在昌黎时期兼并诸胡、走向强盛的原因；李森《南燕史考论》概述了南燕政权之兴衰；张金龙《北燕史四题》是其中较为深入的，分析了北燕统治集团的构成，注意到其鲜卑化倾向。

在鲜卑语言方面，我国受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的影响较大。继白鸟氏之后，中国学者方壮猷、缪钺亦仿其法对鲜卑语言进行研究。方壮猷《鲜卑语言考》基本重复白鸟氏的观点，无甚价值；缪钺《北朝之鲜卑语》（氏著《读史存稿》）纠正了白鸟氏在史料方面的错误，但对结论本身并没有推进。近年美籍华人朱学渊的《鲜卑民族及其语言》解读了不少新的鲜卑语词。聂鸿音《鲜卑语言解读述论》在概述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亦解读了一些鲜卑语词，值得注意。

历史地理方面，关于南燕广固城李森有系列文章，揭示了古城风貌；张国庆《慕容皝迁都龙城的前因及目的》从地理及政治关系相结合的角度，指出扼龙城之辽西古道南下争夺中原是慕容皝迁都的重要原因，颇有新意。

政治制度方面，岑仲勉《佟寿墓志铭之试行分析》，考证了佟寿墓志铭中的官职授予时间，揭示了昌黎政权之慕容仁叛乱的重大政治背景，富于启发。姚宏杰《君位传承与前燕、后燕政治》揭示了部落制传统对此后诸燕政治的影响。何宁生《论后燕的法制》指出后燕退据龙城后，法制有严厉化的趋向。高敏《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论及前燕、后燕军户制度。

考古学方面，朱泓《人种学上的匈奴、鲜卑与契丹》以考古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方法，指出东部鲜卑与拓跋鲜卑存在较大的遗传差距，这是一个重要结论，为我们考证二者的历史关系及民族融合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关于族源及民族的发展演变，金成淑《试论慕容鲜卑的形成》认为慕容鲜卑是由鲜卑与匈奴融合而成；王金鈩《慕容鲜卑去向探考》认为慕容鲜卑主要分流为两支，慕容支及吐谷浑支，慕容支在诸燕灭亡后大多融入华北社会。余静《唐代慕容氏的发展》及姜波《豆卢氏世系及其汉化》引用了大量墓志材料，对慕容氏进入隋唐后的情况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证。

民族关系方面，蒋福亚《刘渊的“汉”旗号与慕容廆的“晋”旗号》指出这种变化是二赵以后民族矛盾激剧化的表现。刘宇《论晋灭南燕之战》认为这是晋王朝丢失中原以后第一次消灭的非汉族的北方政权，强调南燕的民族性。

论述最多的是汉士族与慕容氏的汉化关系。邹礼洪、刘国石、要瑞芬、李交发等的文章皆认为汉士族对慕容氏发挥了重大影响，使其迅速走上汉化的道路并具有较高的汉化水平。罗新《五燕政权下的华北士族》在同类文章中别具一格，对入仕五燕政权的华北士族做了系统的整理，使用了大量的墓志材料，不仅在方法上值得借鉴，而且提出华北士族社会之成熟性与北魏宗主督护制的承接关系，极富启发性。唐长孺《北魏的青齐土民》深入考证了河北士族在南燕的培育下发展成为当地豪族的历史，是一篇经典之作。

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韩国和日本。韩国池培善是专门从事慕容鲜卑研究的学者，已出版了两部专著：《中世东北亚史研究——慕容王国史》（1986年）及《中世中国史研究——慕容燕与北燕史》（1998年），惜未有中文译本。但得见二篇译文，《南燕与慕容德》概述了慕容德的成长经历及建立南燕的过程，认为慕容德从小就已受到很深的儒家文化教育；《就封裕上书论前燕慕容皝时期的经济政策》认为慕容皝吞并高句丽和宇文部后，政策重点转向国内，在经济、制度等各个方面全面推行汉制。总体来说，对史料的分析仍存在问题，很多观点值得商榷，如认为“从描写慕容皝的成长过程来看，甚至我们也怀疑他并不是游牧民族而是汉族的可能性”，已完全脱离了史实。

相比之下，日本学者表现出较高的研究水平。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通过解读鲜卑语言的方式，揭示了东胡系民族的渊源关系，迄今仍是这个领域的经典之作。田村実造《ぼよぅ王国の成立と性格》论述了前燕从昌黎到中原完成了经济及官制由胡汉二元向一元体制的转型。小林聪《慕容政权の支配构造の特质》考察了不同时期慕容氏政权与东晋、东夷诸族的关系及内部统治集团的构成，考证十分细致。谷川道雄《慕容国家的君权和部族制》（《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第2章）探讨了慕容国家的君权和部族制的关系，认为其国家的性质是渊源于部落体制下的军事封建制，同时，提出许多重要问题，虽限于篇幅、未做深入研究，但给予我们极大的启发。

从上文的概述可以看到，慕容氏及诸燕问题正逐渐引起学界的注意，探讨的范围和程度也逐步扩大和深入，已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总体来说，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多把着眼点放在昌黎至邺城时期、缺乏对诸燕整体的纵向考察。慕容氏是五胡中唯一在原根据地就已建立汉式政权、由此发展壮大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边疆和中原的民族形势很不相同，慕容氏必然会调整统治政策适应这一新的形势。是否由此引起了政治格局的改变？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前燕，缺少对此后诸燕政权的深入研究，因此未能揭示慕容氏及诸燕政权发展的脉络。

其次，慕容氏在昌黎时期吸纳了大批汉士族、给予极高的政治地位，这在十六国史上是一个很突出的现象，这是以往的研究论述最多的问题，但是，慕容氏虽偏处昌黎、没有介入中原激烈的民族纠纷，可历史上也与西晋发生过矛盾、对“华夷有别”的观念有清醒的认识，这注定双方的结合需要历经复杂的磨合。那么，慕容氏最初是以一种怎样的心态接纳中原士族？此后又是否真正地融合？双方的关系是否经过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以往的研究皆忽视了这一纵向考察，仅对双方的友好关系及慕容氏在汉士族的影响下迅速汉化的问题津津乐道、乐此不疲，使研究流于表面化。

再次，对其政治制度的研究很不够。胡汉分治是少数民族政权中极其重要的政治制度。前燕没有设立大单于制，这在五胡中是唯一的，是十六国史上非常独特的政治现象。但是，在淝水之战后的复国运动及后燕政权中却复现了，这种变化值得深思。后期的大单于制是对自身历史传统的因袭还是属于新的创制？昌黎时期又实施何种体制？这种内在制度的变化，必然涉及政权统治的重大问题。惜以往的研究多未涉及，或寥寥数语、附带论及，未能进行深入剖析，以揭示制度演变的政治背景，以更好地把握慕容氏及诸燕之发展史。

最后，慕容鲜卑最后怎样融入中原民族，这是我们研究的最终目的，也是魏晋南北朝史的重大课题。魏晋南北朝作为民族融合的一个大的时期，分成几个重要的阶段，慕容鲜卑在十六国结束后，去向哪里？最终通过怎样的方式融入中原民族？这是慕容鲜卑史研究者必须做出的回答。但以往的研究少有涉及，或只限定在某个时期，难以清晰地把握整个轨迹，也就难以作出恰当的结论。

此外，少数民族政权中本民族与其他胡族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二者的关系往往折射出其统治政策、政治体制，对研究此民族及政权与汉人的关系，以及汉化程度有重要参考价值。慕容氏在昌黎时期吞并了宇文、段氏这两个强大的鲜卑部族，把东部鲜卑囊为一体，那么，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慕容氏和他们结成一种怎样的关系？他们在政权中处于什么地位？这将促进我们更好地把握慕容氏及诸燕政权的汉化发展之路，但迄今未见相关的研究。总之，目前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同时有许多空白，尚有继续开拓的余地。

本书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本书主要通过考察五燕的政治变迁史揭示慕容鲜卑民族的发展历程，为研究魏晋南北朝乃至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提供个案参考。共分为五章，主要就以下问题进行探讨。

十六国初期，中原处于激剧的民族矛盾之中，而昌黎地区的慕容氏却大量吸收汉人参与政权建设，胡汉关系较为融洽，成为这个时期民族关系中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为治史者所重。那么，双方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实现了合作？形成了一种怎样的政治形态？慕容氏、汉人及其他少数民族在政权结构中各处于什么地位？慕容氏的汉化是否如史籍所反映的那样达到了较高的程度？本书的第一章将对慕容氏进入中原前的昌黎政权进行深入研究，对以上问题逐一做出回答。

冉闵之乱后，慕容氏挺进中原建立前燕。从昌黎到中原，统治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面临新的形势，慕容氏和汉人的关系是否发生改变？如果变化，将沿着怎样的轨迹行进？同时，慕容氏从一边疆少数民族政权成为统治中原的王朝，将怎样调整原有的制度及政策适应这种变化？其新的建制对十六国历史及民族融合进程有怎样的影响？本书第二章将对慕容氏进入中原后建立的前燕进行全面考察。

在对中原的统治巩固之后，怎样处理本民族的集权问题？这是任何一个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都必须解决的。那么，慕容氏怎样对待这一问题？是开创了新的途径，还是走上了与其他五胡政权相同的老路？对其统治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本书第三章通过论述诸燕的宗王之乱，来揭示这一问题。

淝水之战后慕容氏的历史，与昌黎时期及前燕表现出很大的不同，涌现出一股鲜卑化的高潮，这是慕容氏的发展历程中很重要的现象。那么，它有哪些表现形式？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与昌黎及前燕的政局有何内在的联系及不同？本书第四章将对淝水之战后的慕容氏历史进行深入考察。

后燕灭亡后，慕容鲜卑的主体进入北魏。北魏的前期呈现出浓重的鲜卑色彩，那么，当本族统治结束再进入另一个鲜卑政权后，慕容氏处于怎样的位置？和拓跋鲜卑发生怎样的关系？走过了一条怎样的汉化道路？最后怎样融入中原民族？本书第五章将考察慕容氏进入北魏隋唐后的情况，展现慕容氏最后的融合之路。

以上是本书论述的主要内容。由于相关的史料及前人研究成果都不是很多，这使叙述不免显得单薄。因此，尽量对现有的史料进行深入发掘，以期弥补这一缺陷。但由于功力所限，做得很不够，这是今后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