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慕容氏的南进政策与中原侨族

无论怎样评价五胡乱华的性质，我们都无法否认这个时期存在激烈的民族矛盾、民族隔阂。关于其他胡族政权的情况，前人多有论述，兹不复举。那么，慕义而至、成为昌黎政权重要统治阶层的中原侨族与慕容氏的关系是否有所不同？

《慕容廆载记》：慕容廆灭平州刺史崔毖，获渤海大族高瞻，“廆署为将军，瞻称疾不起。廆敬其姿器，数临候之，抚其心曰：‘……奈何以华夷之异，有怀介然……'”这虽是慕容廆劝导高瞻的话，但是可见他也意识到“华夷”是不同的。三十年后，慕容儁在中原即帝位，曰：“吾本幽漠射猎之乡，被发左衽之俗，历数之录宁有分邪！”与当年赵主石勒所曰“自古诚胡人而为名臣者实有之，帝王则未之有”的话如出一辙。可见历经长期的合作，甚至曾结为唇齿相依的政治联盟，但慕容氏仍无法泯灭族类的隔阂及由此而产生的自卑感。

慕容氏之所以有这样的思想，不仅是历史传统的影响，与他在现实的政治中遭受到挫折有关。中原侨族本为躲避刘石之异族统治、避难投靠慕容部，多数对晋室怀有深切的感情。慕容氏的南进政策遭到他们的抵制。

慕容廆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永嘉之乱后虽奉行“拥晋”政策，但是目睹当时各种胡族势力逐鹿中原的情况，也产生了建立帝业的想法。琅琊王登基后，“遣使授慕容廆龙骧将军、大单于、昌黎公，廆辞公爵不受”。这段材料颇值得玩味。慕容廆听从汉族谋士的建议、诣建康劝进，实出于“勤王以令诸侯”的政治目的，东晋方面的封爵越大越有利于“以令诸侯”，慕容廆为什么辞去“昌黎公”之爵呢？这是其一。其二，在数个封号之中，慕容廆为什么单单辞去“昌黎公”？胡注给出了精彩的答案：“外为谦谦，其志不肯郁郁于昌黎也。”可见慕容廆之志不在小。《晋书·慕容廆载记》：“初，慕容廆常言‘吾积福累仁，子孙当有中原。’既而生儁，廆曰：‘此儿骨相不恒，吾家得之矣。'”则慕容廆时已有南下之意。

咸和六年（331），慕容廆向东晋乞封燕王，这是他迈向帝制的重要一步，遭到了中原侨族的激烈反对。安平韩恒曰：“夫立功者患信义不著，不患名位不高，故桓文有宁复一匡之功，亦不先求礼命以令诸侯。宜缮甲兵，候机会，除群凶，靖四海，功成之后，九锡自至。且要君以求宠爵者，非为臣之义也。”明确表现出维护晋室的态度。“廆不平之，出为新昌令。”但是终未能称王。这是慕容氏在与晋室的抗衡中遭受的第一次失败。

慕容皝嗣立后，继承了先君的事业。337年，慕容皝未获晋命，公然称燕王。

于是备置群司，以封奕为国相，韩寿为司马，裴开为奉常，阳骛为司隶，王寓为太仆，李洪为大理，杜群为纳言令，宋该、刘睦、石琮为常伯，皇甫真、阳协为冗骑常侍，宋晃、平熙、张泓为将军，封裕为记事监。

翌年，赵石虎攻棘城，慕容皝“严兵设备，罢六卿、纳言、常伯、冗骑常侍官”。显然国相、司马、奉常、司隶、太仆、大理构成了燕王国的“六卿”。但是，其名称虽然采用中国，但制度本身十分混杂，试析于下。

《周礼》天子六卿：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诸侯三卿。

汉初王国官比于中央，有九卿：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卿。后又削损至六卿。

晋中央之九卿同于汉，王国三卿：郎中令、大农、中尉。

综上所述，中原王朝的“六卿”之制绝无燕国的这种形式，那么，慕容氏到底依据什么建立了这套制度？我们看到，奉常、太仆、大理是汉九卿的一部分，国相亦为汉王国官之一，此暂置之不论。最令人不解的是司马、司隶缘何进入“六卿”？司马，汉晋南北朝为三公、将军之属官，王国官亦设司马，但为六品之下级官吏。但在燕王国官制中，司马位列第二，品秩甚高，可见此非循汉制而立。西周制度中，司马是掌管军政、军赋、马政的高级官员，《周礼》列为六卿之一。这是一种考虑。西汉哀帝时改太尉为司马，此后两职或并立或独置，但司马已成为最重要、标志最高身份的职官之一。这是第二种考虑。可能基于上述原因，司马被慕容氏纳入六卿。再看司隶，为《周礼》秋官司寇之属官，汉武帝征和四年始置司隶校尉，掌督京畿之官，至魏晋已为司州行政长官，职权甚重。笔者想慕容皝把司隶列为“六卿”之一，可能更基于司隶在汉魏晋以来的重要性。

此外，这套王国官制中还有纳言令、常伯、冗骑常侍之职，胡注曰：“纳言令，晋之尚书令；常伯，晋之侍中；冗骑常侍，晋之散骑常侍”，这也是汉晋的王国官中所没有的职官。东汉献帝时曹操建魏国，其王国官包括六卿、尚书令、侍中等中外朝官，史载慕容皝称燕王，“如魏武、晋文辅政故事”，可见慕容皝的王国官制确实曾受到汉魏禅代之际制度的影响。纳言令、常伯等职的设立当缘于此。但是，其职的名称又采用西周或此前。纳言令，相当于“侍中”之职，相传舜时有此官，掌出纳君命，两晋南北朝皆称侍中。常伯，周制，从诸伯中选拔，故名。《尚书·立政》：“王左右常伯、常任。”关于“冗骑常侍”之称，在典籍中没有找到依据，似为慕容氏的创举，大概仿汉晋以来的“散骑常侍”而设，并稍改其名。

综上所述，慕容皝的王国官制极其混杂，杂糅了周、汉、魏、晋诸种制度。那么，慕容皝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呢？司隶乃诸种“六卿”、王国官制所无有，但是为汉晋以来管理司州的重要职官，慕容皝即设之；司马、国相虽可以在先前的六卿及王国官制中找到依据，但是属于不同的系统，慕容皝也把它们糅合在一起。此外，又效仿曹操魏国制度设立纳言令诸职而名称采用周制。研究者认为“魏与汉的关系，已非汉制朝廷与郡国的君臣主从关系，而为主宾、联邦之制”，这与西周分封制下周天子与诸侯国的关系是一致的。总之，这套独具匠心的王国官的设立就是要显示燕的“自立”倾向。魏武晋文辅政称王，是其登基的过渡程序，而慕容皝称燕王“如魏武、晋文辅政故事”，充分显示了这是他迈向帝制的一个中间环节。

那么，中原侨族对于这次更张扬的称王之举采取了什么态度呢？慕容皝僭称燕王的第二年，赵石虎伐棘城，很多担任郡守县令的汉士族叛变，凡“三十六城”。日本人小林聪认为这是慕容廆违背汉人意愿僭称燕王的结果。考证颇为精辟。击退赵兵后，慕容皩遣使“献捷建康，兼言假借之意”，可见遭受到挫折的慕容氏仍需借助东晋的名义笼络汉人之心。这条史料可作为小林聪结论的旁证。

此后，慕容氏又迁都龙城、废晋年号，一步步走向帝业。从永嘉之乱后的形势来看，慕容氏南进称帝是必然的趋势，汉士人终究无法阻挡。但这并不等于他们已经改变了民族情感。《北堂书钞》引《三十国春秋》：燕黄门郎明岌将死，诫其子曰：“吾所以在此朝者，直是避祸全身耳。葬可埋一圆石于吾墓前，首引之云：晋有微臣明岌之冢，以遂吾本志也。”从明岌任黄门侍郎之职来看，这已是燕进入中原称帝以后的事了，某些汉族士人对晋室怀有强烈的感情。这与永嘉之乱后渤海大族高瞻以“华夷之别”拒不出仕慕容氏的情况何其相似。可见，虽历经三十余年的合作，汉士族和慕容氏之间仍存芥蒂，并没有泯灭“华裔有别、正朔相承”的影响。虽然他们无力改变慕容氏走向中原建立帝业的趋势，但一定程度上在现实的政治中表现出自己的态度，如他们反对慕容氏称王、建立帝业的举措。

那么，慕容氏怎样对待中原侨人的这种政治倾向呢？渤海高瞻、安平韩恒，皆是崔毖失败后归降慕容氏。高瞻在永嘉之乱后率宗族投奔崔毖，所以在崔毖失败后，是举宗入于慕容部的。从当时皆率宗族迁徙避难的情况来看，韩恒可能也是率宗族投奔崔毖、最后进入慕容氏。二者的家族在昌黎时期一直没有发展起来。高氏见于史载的有高瞻之子高开、高商。高开为慕容恪参军，高商为郡太守。兄弟二人皆为中级官吏，未能进入昌黎政权之上层，影响微弱。韩恒家族更是湮没无闻。也许与本族人才的匮乏有关。但同为渤海大族的封氏，却仕宦不绝，有封悛、封裕、封抽、封奕等，皆为显要。慕容儁初入冀州，“渤海人逄约以赵乱，拥众数千家附于魏，魏以之为渤海太守。故太守刘准，刘隗之兄子也；土豪封放，弈之从弟也；别聚众自守”。慕容儁分别遣将讨平之，以封放为渤海太守，官至吏部尚书。而以逄约参军事。不久，逄约复叛，“逄约亡归渤海，召集旧众以叛燕”，失败后南奔东晋。封放与逄约的不同结局不单是个人的才能问题，而是出于家族的背景。笔者想对于渤海高氏和安平韩氏在昌黎时期的发展情况，并不能简单地视为家族人才的匮乏，而与家族整体在政权中地位的高下有密切联系。他们拥护晋室的做法为慕容氏的统治者反感，直接影响了整个家族的仕宦。可作为旁证的还有清河崔氏。崔毖失败后，“毖与数十骑弃家奔于高句丽，廆悉降其众，徙（崔）焘及高瞻等于棘城”。崔焘（崔毖之侄）仕慕容氏为成周内史，赵石虎围棘城，遂降于赵，石虎退兵后，奔高句丽。崔毖本与慕容氏有深仇大恨，崔焘之举加重了这种成见，此后，再也不见清河崔氏出仕昌黎政权。

高瞻、韩恒、崔毖因拥晋而遭到慕容氏的报复、家族被禁锢的情况说明，慕容氏对“华裔有别、正朔相承”的观念十分敏感。他在称帝的过程中遭受到的挫折，加强了他对这一观念的切身体会。看来慕容儁在称帝时所曰“吾本幽漠射猎之乡，被发左衽之俗，历录之数宁有分邪”并不仅仅是谦词，而是他对现实政治的表白。以往的研究者认为“在十六国时期，慕容鲜卑已接受了汉族正统思想，在文化的深层部分完成了重要转变”的观点，并不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