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宋代的礼图学
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谱系中，图与书常常相配，所谓“左图右史”就是关于中国古代历史记载的传说。与书相配的图包罗万象，如地图、宗教祭祀中所用的各种图像等，这些图在今天分属不同的学科门类，如地理学、美术史、科技史、宗教学等，并且都有专门的研究。与本课题研究相关的礼图，在传统学术体系中属于经图的一类。
以图解经，本是经学研究中的一种方法。经学史家马宗霍说，汉代经学体例在传、注、章句等之外，“别有谱学图学（如郑玄《诗谱》《三礼图》之类），纲举目张，力鲜思寡，盖亦与经说相发明者也”。
据《隋书·经籍志》，郑玄以及东汉阮谌等曾撰有《三礼图》九卷。据此，从郑玄就开始就用图谱来注解三《礼》及其他经典了。
除《三礼图》之外，《隋书·经籍志》还著录了其他一些解经的谱图，如礼类的有《周官礼图》十四卷，注中提及梁时有《郊祀图》二卷；祁谌撰《周室王城明堂宗庙图》一卷，注中还提到《冠服图》一卷，《五宗图》一卷，《月令图》一卷；王俭撰《丧服图》一卷；贺游撰《丧服图》一卷；崔逸《丧服图》一卷，注里又提到《戴氏丧服五家要记图谱》五卷，《丧服君臣图仪》一卷；还有不署作者名的《五服图》《五服图仪》《丧服礼图》等。此外还有乐类的《乐悬图》，《尔雅》类的《尔雅图》等。这些著作主要以丧服图为主，且大多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作品，说明魏晋南朝丧服礼学兴盛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一批以图解经的作品。《通志·艺文略》在经类的《易》《书》《诗》《春秋》《尔雅》下面，礼类的《周官》、“丧服”“会礼”等诸小类下面，都专门列了“图”类，汇集了一些以图解经的著作，不过这些著作大多也都是宋代以前的作品。到了宋代，以图解经的方法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图谱成为经学研究当中的一个重要的门类。《宋史·艺文志》礼类收录了宋代重要的礼图学著作，如聂崇义《三礼图集注》二十卷、龚原《礼图》十卷、郑景炎《周礼开方图说》一卷、项安世《周礼丘乘图说》、杨复《仪礼图解》十七卷等，经解类收录了杨甲《六经图》六卷、叶仲堪《六经图》七卷、俞言《六经图说》十二卷等。与过去相比，宋代的礼图学著作不但在数量上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而且每部分的分量也明显变重了，这也说明宋代的礼图学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
从中国现代学术发展演进的角度来看，图谱学在宋代有了很大的发展，郑樵《通志》二十略中有《图谱略》，正式将图谱学作为一门独立的专学。郑樵在《图谱略》的《索象》篇中，首先回顾了图谱学的发展历史。在郑樵看来，本来，河出图，洛出书，图书在上古三代的学术发展中是并存的。即使秦代废儒学，也没有完全废弃图书，这是因为“诚以为国之具，不可一日无图”。郑樵对刘向歆父子批评很多，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整理古籍的时候“只收书，不收图，艺文之目，递相因习，故天禄、兰台，三馆四库，内外之藏，但闻有书而已”。只有南朝的王俭作《七志》，其中开创了《图谱志》。这在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发展历史上是一创举。但后来的阮孝绪《七录》并没有继承这一传统，《七录》“散图而归部录，杂谱而归记注”，将图谱散落在其他部类当中，而没有当作一个独立的门类进行收录、研究。图谱学的真正兴起是从宋代开始的。在经学研究当中，重视图谱也是宋代经学的一大特色，同时礼图学也成为宋代礼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
郑樵指出：
今总天下之书，古今之学术，而条其所以为图谱之用者十有六：一曰天文，二曰地理，三曰宫室，四曰器用，五曰车旂，六曰衣裳，七曰坛兆，八曰都邑，九曰城筑，十曰田里，十一曰会计，十二曰法制，十三曰班爵，十四曰古今，十五曰名物，十六曰书。凡此十六类，有书无图，不可用也。
郑樵指出的治学需要图谱的这十六个方面中，宫室、器用、车旂、衣裳、坛兆、都邑、城筑、班爵、名物等，显然都属于礼学研究的内容，即使在其他领域，也有一些内容涉及到礼。郑樵《图谱略》还有“记有”和“记无”两篇，其中“记无”篇包括地理图、会要图、纪运图、百宫图、易图、诗图、礼图、乐图、春秋图、孝经图、论语图、经学图、小学图、刑法图、天文图、时令图、算数图、阴阳图、道家图、释氏图、符瑞图、兵家图、艺术图、食货图、医药图、世系图等。在这些图类当中，除了专门的礼图之外，其他门类当中（如诗图、春秋图、经学图等）也都与礼有一定的关联。因此，从郑樵的总结来看，礼学研究与图谱的关系最为密切。郑樵的《图谱略》也可以作为宋代礼图学的一篇纲领性文献。
一 宋代礼图学的兴起及主要内容
北宋时期图书学的兴起与发展，不但是宋代学术史上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对于当时的哲学思想与学术的发展，也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朱伯崑先生指出：“北宋时期，图书学派十分流行，成为学术界的一大思潮。宋中期的道学家周敦颐和邵雍都是从图书学派中分化出来的哲学家。宋明的哲学史也可以说是从图书学派开始的。”这样的评价，对于图书学派在宋代思想学术界以及整个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地位，是非常精确恰当的，可谓一目了然。
图书学起源于易学。易学在发展演变中逐渐形成象数与义理两大派。前人总结说：
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机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为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
这是从汉代至宋代易学发展的基本形态。宋人解《易》，从传统的象数学中又分化出图书学一派。《四库总目提要》说：“汉儒言易多主象数，至宋而象数之中复歧出图书一派。”按照朱伯崑先生的说法，图书学派“来源于道教的解易系统。魏伯阳《参同契》的易学，被唐朝和五代的道教继承下来，并以种种图式，表示其炼丹的理论。此种解易的学风，到宋代演变为图书学派。此派推崇河图和洛书，并以此解释《周易》的原理”。
在现存先秦典籍当中，《尚书·顾命》篇最早出现“河图”一词。《论语·子罕》篇记孔子之言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从孔子的感慨来推测，他所谓的“河图”大约相当于祥瑞一类的事物。《周易·系辞》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一语，河图洛书至此与易学发生了关系。孔安国以及王肃都说《尚书·顾命》篇说的“河图”是“八卦”。图书学就是依照《系辞》中的这句话来构造不同的图解与易学体系。但是，《尚书》以及孔子都没有明确说明河图（以及洛书）的具体所指，汉唐时期的易学家也没有具体的说明。宋初的象数学派在道教的影响下，将《系辞》中的大衍之数、天地之数同河洛联系起来，并为河图洛书制定了不同的图式，用来解释《周易》的原理。这样，就形成了易学当中的图书学派。
北宋易学的图书派始于陈抟。前文引述过朱震所叙述的宋代易学的传承，就是始于陈抟的《先天图》（见《宋史》卷四三五《儒林传五·朱震传》）。陈抟是宋初的炼丹家。朱熹就曾说：“《先天图》传自希夷，希夷又自有所传。盖方士技术用以修炼，《参同契》所言是也。”自唐五代以来，就出现了用《周易》的卦象解释炼丹术的各种图式，如五代彭晓注《参同契》，有《明镜图》《水火匡廓图》《三五至精图》等，这已形成一种风气。陈抟继承了这种解《易》的风气，他研究《周易》，以图式代替文字，用《周易》中的卦爻象和阴阳之数来解释道教《参同契》中的炼丹术。因此，以图式解《易》是陈抟易学的一大特征。
据朱震所叙述的宋代易学传授系统，陈抟的图书学经传种放、李溉、许坚、范谔昌，至刘牧。刘牧是北宋中期图书学的代表人物，他继承了陈抟的龙图，并将它发展至五十五图。刘牧著《易数钩隐图》，《郡斋读书志》著录为三卷。《四库总目提要》说：“其学盛行于仁宗时，黄黎献作《略例》、《隐诀》，吴秘作《通神》，程大昌作《易原》，皆发明牧说。而叶昌龄则作《图义》以驳之。宋咸则作《王刘易辨》以攻之，李觏复有《删定易图论》。”
黄黎献受学于刘牧，作《略例》一卷、《隐诀》一卷。吴秘受学于黄黎献，作《通神》三十四篇，用以解释《易数钩隐图》。另外，还有常豫撰《易源》，石汝砺撰《乾生归一图》二卷，徐庸撰《易蕴》一卷，鲜于侁撰《周易圣断》七卷，皆为发挥刘牧图书学的著作。南宋时期，朱震《汉上易传》附《卦图》三卷，程大昌《易原》八卷，亦多发挥刘牧之说。
对于刘牧的图学，也有学者持批评态度。李觏撰《删定易图序论》，认为刘牧的图书学“穿凿以从傀异，考之破碎，鲜可信用。大惧诖误学子，坏堕世教”，将其图删去五十二图，只保留了《河图》《洛书》与《八卦》三图。宋咸作《王刘易辨》二卷，指责刘牧象数学穿凿附会之处。叶昌龄又撰《周易图义》二卷（见《中兴馆阁书目》），列举出四十五条材料，对刘牧《钩隐图》作了系统的批驳。
陈抟以图解《易》，他提出的图主要有《先天太极图》《龙图》和《无极图》。他提出的这些图式虽然与道教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但通过传授，直接影响了周敦颐与邵雍，而他们又从儒家的立场继承并发展了这些图式，成为理学的开创者。
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黄百家说：“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故安定、徂徕卓乎有儒者之规矩，然仅可谓有开之必先。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从今日学术史研究的角度而论，周敦颐与二程、张载未必有如此密切的学脉承接关系，但从道学内部的立场来看，周敦颐确实是道学的开山。由于他的“崛起”，打破了儒学自孔孟以后千年的幽暗历史，从此心性义理之学彰显，成为儒学发展的源头活水。周敦颐有首创之功，之后二程、张载辈兴起，由此促成了道学的兴盛。
周敦颐的理学著作中重要的一篇是《太极图说》。经清代学者的考证，周敦颐的《太极图》来源于道教系统，与陈抟的《无极图》有渊源关系，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道教用此图来说明宇宙的形成，其目的是讲炼丹术。而周敦颐则从儒家的立场解释《太极图》，说明了宇宙的产生、仁义道德的基础以及圣人的内在依据。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的框架是理学的，而且对首句“无极而太极”或“自无极而为太极”的争论，成为理学内部争论的重要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促使道学分化、推动道学发展的内部动因。
邵雍是北宋著名的易学家。他的以图解《易》的方式也来源于陈抟，并且进一步发展了陈抟易学的数学特色。邵雍的易学也称作先天学，因为他认为《周易》的八卦中，以乾坤坎离为正四卦的图式是伏羲所画，这类图式为先天图，其学为先天学；汉易中以坎离震兑为正四卦的图式是文王易，是对伏羲易的推演，为后天学。朱熹曾说：“据邵氏说，先天者，伏羲所画之易也；后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无文字，只有一图以寓其象数，而天地万物之理，阴阳终始之变具焉。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为作传者是也。”朱熹的概括基本符合邵雍的思想。邵雍易学的重点是对先天易学图式的推演与研究。据后来学者推测，邵雍的先天图共有十四图，朱熹的《周易本义》中将《伏羲先天图》归结为《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与《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四种。朱子归纳的伏羲四图是邵雍易学的基本内容，对后来易学与理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钱穆先生指出：“朱子治《易》既重象数，乃亦深信邵康节之《先天图》。”
由以上叙述可知，宋代易学继承了传统象数学的图式以及道教为炼丹而改造的各种《易》图，提出了各种图式，宋代著名的易学家陈抟、刘牧、李之才、周敦颐、邵雍等都用各种图式来解释易学思想。在朱子的《周易本义》中依然保留了九幅易图。
在宋代的思想学术界，由于易图的兴盛，图书学的流行成为学界的一大思潮。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之下，再加上礼学本来就有以图解经的传统，因而在宋代出现了大量礼图学的著作，礼图学也成为宋代图书学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代的易图多有道教的渊源，除了对八卦、六十四卦的次序、方位的排比、推演之外，重点用图式说明《易传》当中“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天地之数五十五”等比较抽象的宇宙生化过程，以及河图洛书、易与阴阳二气的变化、五行的生成等问题。与此相比较，礼图则通常用具体、形象的图形、图式，来说明繁复的礼器、礼制以及礼仪操演的过程。
有宋一代经图、礼图著作不断出现，礼图学成为礼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除了受到易学图书学的影响之外，统治者制礼作乐的礼制建设的需求，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宋代的儒家学者与帝王相互配合，相互鼓励，以实现三代理想为最高目标，因此，制礼作乐也成为宋代政治活动中的重要内容。《玉海·艺文》除了收录《三礼图》，还著录了其他近五十种图谱，如《淳化大射图》《咸平龙图阁五经图》《景德崇和殿尚书礼记图》《中庸图》《祥符尚书图》《景德礼记图》《祥符释奠祭器图》《祥符四图》《天禧大礼称庆合班图》《皇祐迩英阁无逸图》《孝经图》《至和周礼器图》《嘉祐周礼乐图》《仁宗御制洛书五事图》《治平八庙图》《元祐无逸图》《绍兴讲殿御书无逸图》《绍兴资善堂孝经图》《乾道御制敬天图》《嘉熙敬天图》等。从这些经图、礼图的名称就可以知道，这些礼图的内容都是有关礼制、礼器的，这在当时的现实政治中是非常实用的。从整体上来看，宋代礼图学当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以下几部著作。
（一）聂崇义《三礼图》
据《宋史》卷四三一《儒林传》，聂崇义为河南洛阳人。“少举《三礼》，善礼学，通经旨。”后汉乾祐中，累官至国子《礼记》博士。后周显德中，累迁国子司业兼太常博士。北宋建隆中，聂崇义根据世传六种旧礼图，参校考定，撰成《新定三礼图》。
聂崇义编纂的《三礼图》共二十卷，依次为：冕服图、后服图、冠冕图、宫室图、投壶图、射侯图上、射侯图下、弓矢图、旌旗图、玉瑞图、祭玉图、匏爵图、鼎俎图、尊彝图、丧服图上、丧服图下、袭敛图、丧器图上、丧器图下和目录，总共三百八十一图。聂崇义《三礼图》是在综合前人礼图的基础上删定而成的。他所参考的六种旧礼图，《郡斋读书志》说“以郑康成、阮谌等六家图刊定”。《直斋书录解题》又说：“盖用旧图六本参定，故题集注。”《四库提要》对六家说得更加明确：
考礼图始于后汉侍中阮谌，其后有梁正者，题谌图云：“陈留阮士信，受学于颍川綦母君，取其说为图三卷，多不案礼文而引汉事，与郑君之文违错正称。”《隋书·经籍志》列郑玄及阮谌等《三礼图》九卷，《唐书·艺文志》有夏侯伏朗《三礼图》十二卷，张镒《三礼图》九卷。《崇文总目》有梁正《三礼图》九卷。《宋史》载吏部尚书张昭等奏云：“《四部书目》内有《三礼图》十二卷，是开皇中敕礼部修撰。其图第一、第二题云‘梁氏’，第十后题云‘郑氏’，今书府有《三礼图》，亦题梁氏、郑氏。”则所谓六本者，郑玄一，阮谌二，夏侯伏朗三，张镒四，梁正五，开皇所撰六也。然勘验郑志，玄实未尝为图，殆习郑氏学者作图，归之郑氏欤？
这里对聂崇义所参考的六种旧礼图讲得非常明确。聂崇义就是在这些旧图的基础之上，考定参校出新的《三礼图》。《三礼图》颁行后广为流传，成为当时制礼的重要参考标准。但其错误也在所难免。如哲宗时太常博士陈祥道专于礼乐，作《礼书》一百五十卷，“比之聂崇义图，尤为精密”，因此范祖禹建议“请付太常寺，与聂崇义图参用”。《四库提要》也说：
沈括《梦溪笔谈》讥其牺象尊、黄目尊之误，欧阳修《集古录》讥其簋图与刘原甫所得真古簋不同，赵彦卫《云麓漫钞》讥其爵为雀背承一器，牺象尊作一器绘牛象，林光朝亦讥之曰：“聂氏《三礼图》全无来历，榖璧则画榖，蒲璧则画蒲，皆以意为之，不知榖璧止如今腰带銙上粟文耳。”是宋代诸儒亦不以所图为然。然其书钞撮诸家，亦颇承旧式，不尽出于杜撰。
《四库提要》虽然也引用了宋人的一些批评，但总体上还是肯定了聂崇义《三礼图》抄撮诸家的贡献。当代也有学者还在陆续指出《三礼图》的一些错误。但不可否认的是，聂崇义的《三礼图》是汉唐以来以图的形式研究三《礼》的一部集大成之作，在礼图学以及礼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正如钱玄先生所指出的：“这是一部继往开来的书，清人戴震、程瑶田的《考工记》图，黄以周《礼书通故》中的名物图，都是从聂图发展而来的。”
（二）杨甲《六经图》六卷
杨甲《六经图》成于南宋绍兴（1131—1162）中。毛邦翰补杨甲本，成于乾道元年（1165），此书或称程森汇刻大本。继杨毛本之后，又有叶仲堪重编毛邦翰之本，以及杨复《仪礼图》十七卷。
《四库提要》说：
宋杨甲撰，毛邦翰补。甲，字鼎卿，昌州人。乾道二年进士。成都《文类》载其数诗，而不详其仕履。其书成于绍兴中。邦翰不知何许人，尝官抚州教授。其书成于乾道中。据王象之《舆地纪胜》碑目，甲图尝勒碑昌州郡学，今未见拓本，无由考其原目。陈振孙《书录解题》引《馆阁书目》，载邦翰所补之本，《易》七十图，《书》五十有五图，《诗》四十有七图，《周礼》六十有五图，《礼记》四十有三图，《春秋》二十有九图，合为三百有九图。此本惟《易》、《书》二经图与《馆阁书目》数相合。《诗》则四十有五，《礼记》四十有一，皆较原数少二。《周礼》六十有八，较原数多三。《春秋》四十有三，较原数多十四。不知何人所更定。考《书录解题》载有东嘉叶仲堪字思文，重编毛氏之书，定为《易》图一百三十，《书》图六十三、《周礼》图六十一、《礼记》图六十三、《春秋图》七十二，惟《诗》图无所增损。其卷则增为七，亦与此本不符。然则亦非仲堪书。盖明人刊刻旧本，无不臆为窜乱者。其损益之源委，无从究诘。以其本出杨毛二家，姑从始事之例，题甲及邦翰名云尔。
由《四库提要》的叙述可知，由于此书历代均有增补，所以《六经图》中每一经图的具体数字也有多种说法。据通行的四库本，《六经图》中《周礼》图《周礼文物大全图》依次为：
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秋官司寇、冬官考工记、王宫制图、营国制图、经九轨图、朝位寝庙社稷图、宗庙图、社稷图、治朝图、燕朝图、外朝图、夏世室、商重屋、周明堂、宫寝制图、次扆制图、几筵制图、王畿千里图、王畿乡遂采地图、井田之法图、四井为邑图、四邑为丘图、四丘为甸图、四甸为县图、四县为都图、四都为同图、六乡图、六遂图、五等采地图、六乡乡地图、职方氏九服图、职方氏九州图、行人六服朝贡图、王公侯卿士冕服图、后服制图、圭璧璋瓒缫藉制图、圆丘乐图、方丘乐图、宗庙乐图、分舞乐图、筍簴钟罄制图、凫氏图、木铎金铎、鼓人四金图、舞师乐师舞制图、鼓制图、乐器制图、祭器制图、六尊制图、六彝制图、掌客器图、鬯人制图、金车玉辂制图、墨车制度图、厌翟车制图、轮人为盖图、九旗制图、射侯制图、冯相太岁图、龟人图、筮人图、土圭测日图、水地法图、传授图。
《礼记》图为《礼记制度示掌图》，依次为：
四十九篇数、二十四气图、七十二候图、月令中星图、月令明堂图、十二律还相为宫图、月令十二律管候气图、月令所属图、月令仲春昏星图、月令仲夏昏星图、月令仲秋昏星图、月令仲冬昏星图、五社制度图、五帝坐位图、王制商建国图、王制周建国图、王制公卿大夫图、天子县内图、周公明堂图、武舞表位图、冠冕制图、器用制图、七庙制图、祫庙制图、五庙三庙图、别子祖宗图、郊褅宗祖图、堂上昭穆图、室中昭穆图、燕礼图、投壶礼图、乡饮礼图、养老礼图、冠礼器图、昏礼器图、习射礼图、飨礼图、内外用事之日图、祭祀用樽之数图、礼记名数图、礼记传授图。
从这些名目来看，《六经图》书中的礼图的范围是很广的。礼书中的重要制度，如井田、乡遂、明堂等，以及礼仪形式、名物，用图可以非常直观明了地把握与理解。此外，礼经的传授、礼经的主体结构也可以用图表示，对礼学研究也可以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正如南宋苗昌言《六经图序》说：“盖尝论之，自汉儒章句传注之学行，而士之道学益不明，逮本朝以经术取士，大儒继出，讲解一新，而后天下之士皆知渊源之归。今是图之作，凡六籍之制度、名数，桀然可一二数，使学者因是求其全书而读之，则造微诣远，兹实其指南也。”这正说明了用图解经的作用与意义。
除了礼图之外，《尚书轨范撮要图》中的“十二章服图”“尧制五服图”“弼成五服图”“商七庙图”等，《毛诗正变指南图》中的“我将明堂图”“清庙宫图”“辟雍泮宫图”等，也都与礼图相关。
另外，《宋史·艺文志》还有俞言《六经图说》十二卷、赵元辅《六经图》五卷、叶仲堪《六经图》七卷。《千顷堂书目》还收录了赵元辅《大易象数钩深图》三卷，有学者认为可能就是《六经图》的《易》图部分。此外，《直斋书录解题》有唐仲友《帝王经世图谱》（亦称《六经图谱》）十卷，一百二十二篇。周必大《题辞》云：“凡天文、地理、礼乐、刑政、阴阳、度数、兵农、王霸，皆本之经典，兼采传注，类聚群分，旁通午贯，使事时相参，形声相配，或推消长之象，或列休咎之证，而于郊庙、学校、畿疆、井野，尤致详焉。各为总说附其后，始终条理，如指诸掌。”
（三）南宋杨复《仪礼图》十七卷
其序曰：
学者多苦《仪礼》难读……虽然，莫难明于《易》，可以象而求；莫难读于《礼仪》，可以图而见。图亦象也。复曩从先师朱文公读《仪礼》，求其辞而不可得，则拟为图以象之，图成而易显。凡依位之先后秩序，物之轻重权衡，礼之恭逊文明，仁之忠厚恳至，义之时措从宜，智之文理密察，精粗本末，昭然可见。……赵彦肃尝作特牲、少牢二礼图，质诸先师，先师喜曰：“更得冠昏礼及堂室制度并考之，乃为佳耳。”盖《仪礼》原未有图，故先师欲学者考订以成之也。
据此，《仪礼图》是按照朱熹的意见而作的，因此在义例上亦本于《仪礼经传通解》。全书共分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礼、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丧服礼、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十七门，共二百零五图。书末又附《仪礼旁通图》一卷，分宫庙、冕弁、牲鼎礼器三门，共有二十五图。正文部分先录《仪礼经传通解》原文，然后绘图，再加详细考证说明。
（四）《周礼》的礼图
在宋代的礼图学当中，《周礼》的礼图是比较专门的一类。其实，《周礼》一书本身就是由三百多个职官按照六官的体系构筑而成的，其中有很多内容涉及上古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制度。如果就文字来看，缠绕复杂，但如果把这些内容用图表的形式直观地表现出来，则一目了然，易于理解和把握。《六经图》当中关于《周礼》的礼图，就是这样的。因此，在宋代的礼图学当中还有一些有关《周礼》名物制度的专门的礼图。如《宋史·艺文志》收录有龚原《周礼图》十卷、郑景炎《周礼开方图说》一卷、项安世《周礼丘乘图说》一卷等，其中后二书应该是有关《周礼》的专题礼图。在《周礼》的各种礼图中，南宋夏休的《周礼井田谱》二十卷，是具有代表性的一部著作。《四库提要》指出：
其书因井田之法，别以己意推演，创立规制。于乡遂之官联，沟遂之纵横，王侯之畿疆，田莱之差数，兵农之相因，颁禄之多寡，门子游倅之法，兆域昭穆之制，郊社宗庙之位，城郭内外之分，以及次舍庐室、市廛次叙、三鼓四金、五常九旗、五路五车、和门八节，皆摹绘为图，若真可坐言起行者。其考订旧文，亦多出新意。
南宋陈傅良对此书评价颇高。他在《夏休井田谱序》中说：“苟得如《井田谱》与近时所传林勋《本证书》者数十家，各致其说，取其通如此者，去其泥不通如彼者，则周制可得而考矣。周制可得而考，则天下亦几于理矣。”陈序多有溢美之辞，但他的真实意图其实还是很明确的。用图谱可以非常直观地表达井田之法，这对于破解这个聚讼千年的难题大有益处，同时也可以由此探究三代先王政治之美意，而这正是宋代礼学以及儒学所要达到的目的。
另外，还有余希文《井田王制图》一卷三十二图。林希逸《考工记解》二卷，是有关《周礼·考工记》的专著，其中也有几十幅附图。在这些图谱中，井田图应当是《周礼》礼图当中比较突出的一类。
二 金石学与礼图学的发展
金石学也是宋代形成的一门新兴的学问。王国维曾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从先秦直至隋唐时期，对古代青铜器以及铭文的搜集、考释，仅有一些零星的、不成系统的记载。宋代儒学复兴，士大夫普遍有超越汉唐而直达三代的豪迈志愿，对三代遗存自然有着特殊的爱好与兴趣，对古代器物的收集、研究蔚然成风，由此在传统学术体系当中形成了一门相对独立的学问。宋代金石学主要包括搜集古器物及其拓本，鉴定古器物与考释金石文字，以及由古器物及金石文字的考订而考订三代历史以及典章制度。刘敞《先秦古器图》是宋代著录、考释、研究古器的较早的一部比较成型的著作，他在序言中说：
先秦古器，十有一物，制作精巧，有款识，皆科斗书，为古学者莫能尽通，以它书参之，乃十得五六。就其可知者校其世，或出周文、武时，于今盖二千有余岁矣。嗟乎！三王之事，万不存一，《诗》《书》所记，圣王所立，有可长太息者矣。独器也乎哉？兑之戈，和之弓，离磬崇鼎，三代传以为宝，非赖其用也，亦云上古而已矣。孔子曰：“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众不可盖，安知天下无能尽辨之者哉？使工模其文，刻于石，又并图其象，以俟好古博雅之君子焉。终此意者，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乃为能尽之。
刘敞是宋初儒学复兴过程中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南宋吴曾引《国史》云：“庆历以前，学者尚文辞，多守章句注疏之学。至刘原父为《七经小传》，始异诸儒之说。王荆公修经义，盖本于原父。”《四库总目》也说：“盖好以已意改经，变先儒淳实之风者，实自敞始。”这都说明，刘敞在《七经小传》中对儒家经典提出的诸多质疑刺激并推动了宋代儒学的发展，这是刘敞在宋代儒学史上的贡献。同时，刘敞也是宋代金石学的首倡者之一，他说的明制度、正文字、次世系，正是当时人们热衷于金石学的主要学术兴趣。因此，宋人的金石学并非仅仅是出于博古的雅好，而是通过研究古代器物、考释古代文字，最终达到通晓古代历史与礼制，进而认识三代理想的目的。
宋代金石学家主要研究的是古代器物的形制以及文字的考释，这样的学问在今天属于考古学、历史学以及古文字学的范畴，但由于古代器物多为礼器，其形制大多属于礼制的范围，因此古铜器图多与礼器图并列，一同著录，而且与现实中的实用礼器也有关系。这样，宋代金石学所搜集、描摹的古代器物图也属于礼图的范围，因此《玉海·艺文》将宋代重要的古器物图录都汇拢到《建隆重集三礼图》和《至道国子监三礼图》条下，说明这些古器图也属于礼图，同时也是礼学研究的一个分支。
对宋代金石学的发展，当时人已经有了相当自觉的认识。时人蔡絛曾说：
虞夏而降，制器尚象，著焉后世。……独国朝来寖乃珍重，始则有刘原父侍读公为之倡，而成于欧阳文忠公。又后而和之者，则若伯父君谟（蔡襄）、东坡数公云尔。初，原父号博雅，有盛名，曩时出守长安。长安号多古簋、敦、镜、甗、尊、彝之属，因自著一书，号《先秦古器记》。而文忠公喜集往古石刻，遂又著书名《集古录》，咸载原父所得古器铭款。由是学士大夫雅多好之，此风遂一煽矣。元丰后，又有文士李公麟者出。公麟字伯时，实善画，性希古，则又取平生所得暨其闻睹者，作为图状，说其所以，而名之曰《考古图》，传流至元符间，太上皇帝即位，宪章古始，眇然追唐、虞之思，因大宗尚。及大观初，乃效公麟之《考古》，作《宣和殿博古图》。凡所藏者，为大小礼器，则已五百有几。世既知其所以贵爱，故有得一器，其直为钱数十万，后动至百万不翅者。于是天下塚墓，破伐殆尽矣。独政和间为最盛，尚方所贮至六千余数，百器遂尽。见三代典礼文章，而读先儒所讲说，殆有可哂者。……于是圣朝郊庙礼乐，一旦遂复古，跨越先代。
叶梦得也指出：
宣和间，内府尚古器。士大夫家所藏三代秦汉遗物无敢隐者，悉献于上。而好事者复争寻求，不较重价，一器有直千缗者。利之所趋，人竞搜剔山泽，发掘冢墓，无所不至。往往数千载之藏，一旦皆见，不可胜数矣。吴珏为光州固始令，光，申伯之国，而楚之故封也，间有异物，而以僻远，人未之知。乃令民有罪，皆入古器自赎。既而罢官，几得五六十器，与余遇汴上，出以相示。其间数十器尚三代物。后余中表继为守，闻之，微用其法，亦得十余器，乃知此类在世间未见者尚多也。范之才为湖北访察，有绐言泽中有鼎，不知其大小，而耳见于外，其间可过六七岁小儿。亟以上闻，诏本部使者发民掘之。凡境内陂泽悉干之，掘数十丈，讫无有。之才寻见谪。
从以上两段记述可知，上有所好，下必趋之，由于皇帝喜爱古器物，致使当时社会从上到下兴起了一股收藏、发掘、倒卖古器物的风气。这虽是帝王文人的雅好，但其实也间接地刺激了金石学的发展。据当代学者的研究，北宋时期兴起的金石学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仁宗嘉祐到神宗熙宁年间的兴起阶段，其代表著作是刘敞的《先秦古器图记》和欧阳修的《集古录》；第二阶段是从神宗元丰到哲宗元符年间的发展阶段，其代表著作是李公麟和吕大临的两种《考古图》；第三阶段是徽宗在位时的全盛阶段，代表著作是官修的《宣和博古图》和赵明诚的《金石录》。这一时期，北宋在社会政治方面危机四伏，摇摇欲坠，但金石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问却在帝王与士大夫的共同推动下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宋代金石学研究的成果，以这六七十年间所得最为集中”。
南宋绍兴年间翟耆年撰《籀史》，收录了当时所能见到的古器物图录与考释之书三十四种，大致反映了宋代金石学研究的状况。此书共上下两卷。下卷已佚，今只存上卷。清王士禛《居易录》保存了《籀史》原书的目录，倪涛《六艺之一录》所收《籀史》也存下卷目录。
上卷
《宣和博古图》三十卷 题宋徽宗御撰
《祀圜丘方泽太庙明堂礼器款识》三卷 题宋徽宗御撰
《政和四年夏祭方泽礼器款识》一卷 题宋徽宗御撰
《比干墓铜槃记》
《周穆王东巡题名》一卷
《周宣王吉日碑》一卷（按：“宣”当作“穆”）
《石鼓碑》一卷
《先圣篆延陵季子墓碑》一卷
《古钲铭碑》一卷 徐铉释文，国子监摹版
《皇祐三馆古器图》杨元明序释
《古器图》一卷 知和州胡俛刻于熙宁元年，据皇祐初仁宗观书太清楼时所赐摹本上石，不载王洙释文
《考古图》五卷 李公麟撰
《周鉴图》一卷 李公麟撰
《考古图》二十卷 吕大临撰
《先秦古器图碑》一卷 刘敞撰
《周秦古器铭碑》一卷 天禧元年僧湛洤立碑
《米氏史章训古》一卷 米芾以钟鼎字篆书宋徽宗文
《古器物铭碑》十五卷 赵明诚撰
《晏氏鼎彝谱》一卷 晏溥撰
下卷
《安州古器图》一卷
《吕氏考古图释》不分卷 赵九成撰
《维扬燕衎堂古器铭》一卷 石公弼撰
《黄氏古器款字》一卷
《广川董氏古文集类》十卷 董逌撰
《赵氏获古庵记》一卷
《洛阳安氏牧敦图》一卷
《越州刻漏铭》一卷
《梓州蜼彝记》一卷
《青州古器古玉图》一卷
《严真观古器图》一卷
《蔡氏古器款识》三卷（按：原未录撰人，当为蔡肇撰）
《荣氏考古录》十五卷（按：原未录撰人，当为荣咨道撰）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二十卷 薛尚功撰
《翟氏三代钟鼎款识》三卷（按：未详撰人，疑当为耆年自编之书）
这些著作大多以收录先秦古器物为主，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吕大临《考古图》与《宣和博古图》。
（一）吕大临《考古图》十卷
吕大临是北宋时期“躬行礼教”的关学传人，在张载去世之后又转学二程，他在受到二程理学影响的同时依然保持了重礼的思想特征。吕大临的《考古图》是他考索三代礼制的一部作品。《郡斋读书志》说，此书“裒诸家所藏三代、秦、汉尊彝鼎敦之属，绘之于幅而辨论形制文字”。《直斋书录解题》记载：“其书作于元祐七年，所纪自御府之外凡三十六家所藏古器物，皆图而录之。”书中所收共古铜器二百二十四件、玉器十三件。
吕大临认为，古代流传下来的器物，“制度法象之所寓，圣人之精义存焉，有古今之所同然，百代所不得变者”。吕大临多方搜访，“于士大夫之家所阅多矣，每得传摹图写，寝盈卷轴，尚病窽启，未能深考，暇日论次成书，非敢以器为玩也”。吕大临对于每件器物皆确定其名称，然后摹绘图形、款识，记录大小尺寸，考释铭文。由于吕大临创作此书的指导思想是“探其制作之原，以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因此他在摹绘每件器物之后，又根据文献资料讨论器物的时代、用途以及相关礼制。因此，《考古图》也属于研究三代礼制的一部礼图学专著。
在吕大临之前，李公麟也著有《考古图》一卷。据《宋史》记载，李公麟“好古博学，长于诗，多识奇字，自夏商以来钟鼎尊彝，皆能考定世次，辨测款识”。（《宋史》卷四四四《文苑传六·李公麟传》）《籀史》也说：
李公麟，字伯时，舒城人也。著《考古图》，每卷每器各为图，叙其释制作、镂文、款字、义训及所用，复总为前序后赞，天下传之。士大夫知留意三代鼎彝之学，实始于伯时。（《六艺之一录》卷一百九十四）
李公麟还是当时著名的大画家，因此他所摹绘的《考古图》形制更加准确，为后人所称赞。吕大临《考古图》中不但收录了李公麟的许多藏器，而且书中按语多次称引“李氏《录》”。有学者指出，作为吕大临重要参考资料之一的“李氏《录》”其实就是李公麟的《考古图》。因此，吕大临的《考古图》“实以李氏之书为基础，又广搜众本汇聚而成，既非出于家藏器物，亦非尽由个人传摹图写”。李公麟的《考古图》一书后来佚失了，但其主体内容大多保留在吕大临的书中。
今本吕大临《考古图》后还附有《续考古图》五卷、《释文》一卷。旧题皆为吕大临所作，但《四库提要》则认为“盖南宋人续大临之书而佚其名氏”。其实，这种说法未必准确。《续考古图》与《考古图释文》也当为吕氏遗著，后由赵九成整理成书。
宋代金石学是后世古器物学的基础。吕大临的《考古图》与《续考古图》是现存最早、最为详尽的古器物图录。从礼图学发展的角度来说，《考古图》以最为直观的形式展示了三代礼器的原貌，充实、完善了礼图，从而也是对三《礼》学以及礼学研究的一个有力补充。从制图技法的角度来看，吕大临的《考古图》在宋代金石学中也是最有成就的。从总体上来说，正如当代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先生所指出的：“就很多方面说，这部书的出现，不但在中国历史上，并且在世界文化史上，是一件了不得的事件。在这部书内，我们可以看见，还在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史学家就能用最准确的方法，最简单的文字，以最客观的态度，处理一批最容易动人感情的材料。他们开始，并且很成功地，用图像摹绘代替文字描写；所测量的，不但是每一器物的高度、宽度、长度，连容量与重量都记录下来了；注意的范围，已由器物的本身扩大到它们的流传经过及原在地位；考订的方面，除款识外，兼及器物的形制与纹饰。”李济先生从考古学的角度高度评价了这部书的意义与价值，并且指出了它对此后出现的《宣和博古图》的影响。正因为《考古图》在古器物的测绘方面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因此它同样也推动了宋代礼图学的发展，成为宋代礼图学发展过程中的一部重要著作。
（二）王黼《宣和博古图》
此书由王黼奉敕编撰，又名《博古图录》，成书于北宋大观年间。据《宋史》本传，王黼“为人美风姿，目睛如金，有口辩，才疏隽而寡学术，然多智善佞。中崇宁进士第，调相州司理参军，编修《九域图志》”。（《宋史》卷四七〇《佞幸传·王黼传》）王黼在徽宗、钦宗朝为官贪腐，入《佞幸传》，在政治、人品各方面均无所取，但他编撰的这部《博古图》在宋代的礼图学史上却占有一定的地位。
据文献记载：
（大观二年）十一月辛酉，兵部尚书、议礼局详议官薛昂奏：“有司所用礼器，如尊爵簠簋之类，与士大夫家所藏古器不同。盖古器多出于墟墓之间（原作‘问’），无虑千数百年，其制作必有所受，非伪为也。传曰：礼失则求之野。今朝廷欲讨正礼文，则苟可以备稽考者，宜博访而取质焉。欲乞下州县，委守令访问士大夫，或民间有蓄藏古礼器者，遣人即其家，图其形制，送议礼局。”从之。（《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三，中国基本古籍库收“清嘉庆宛委别藏本”）
政和三年七月己亥，诏：……比裒集三代鼎彝、簠簋、盘匜、爵豆之类，凡五百余器，载之于图，考其制而尚其象，与今荐天地、飨宗庙之器无一有合，去古既远，礼失其传矣。……诏有司悉从改造。宫室车服冠冕之度，昏冠丧葬之节，多寡之数，等衰之别，虽尝考定，未能如古。秦汉之弊未革也。（《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三十四）
又注文中说：
崇宁以来，稽古殿多聚三代礼器，若鼎彝、簠簋、牺象、尊罍、祭（原作“登”）豆、爵斝、玷洗，凡古制器悉出，因得见商周之旧，始验先儒所传太讹。若谓罍山尊但为器画山雷而已，虽王氏亦曰如是，此殆非也。制度今已传，故不详录。政和既置礼制局，乃请御府所藏悉加讨论，尽改以从古，荐之郊庙，焕然大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三十四）
从这些记载可见，北宋从大观年间开始，政府由于制礼的需求，开始从民间搜集古器物，并重设议礼局，后又置礼制局，以制造、改造礼器。北宋崇礼、制礼的风气是非常浓厚的。《宣和博古图》就是在这种风气之下而产生的。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载《博古图》二十卷，“皇朝王楚集三代秦汉彝器，绘其形范，辨其款识，增多于吕氏《考古》十倍矣”。又据《玉海》引《中兴馆阁书目》：“《博古图》三十卷。宣和殿所藏彝鼎古器，图其形，辨其款识，推原制器之意而订正同异。”
《四库总目提要》指出：
案晁公武《读书志》称《宣和博古图》为王楚撰，而钱曾《读书敏求记》称元至大中重刻《博古图》，凡臣王黼撰云云，都为削去，殆以人废书。则是书实王黼撰，楚字为传写之伪矣。曾又称《博古图》成于宣和年间，而谓之重修者，盖以采取黄长睿《博古图说》在前也。考陈振孙《书录解题》曰，《博古图说》十卷，秘书郎昭武黄伯思长睿撰，凡诸器五十九品，其数五百二十七，印章十七品，其数四十五。长睿没于政和八年，其后修《博古图》颇采用之，而亦有删改云云。钱曾所说，良信。然考蔡絛《铁围山丛谈》曰：李公麟字伯时，最善画，性喜古，取生平所得及其闻睹者作为图状，而名之曰《考古图》。及大观初，乃仿公麟之《考古》，作《宣和殿博古图》。则此书踵李公麟而作，非踵黄伯思而作，且作于大观初，不作于宣和中。绦，蔡京之子，所说皆其目睹，当必不误，陈氏盖考之未审。其时未有宣和年号，而曰《宣和博古图》者，盖徽宗禁中有宣和殿以藏古器书画。后政和八年改元重和，右丞范致虚言犯辽国年号，徽宗不乐，遂以常所处殿名其年，且自号曰宣和人。亦见《铁围山丛谈》。则是书实以殿名，不以年号明。自洪迈《容斋随笔》始误称政和、宣和间朝廷置书局以数十计，其荒陋而可笑莫若《博古图》云云。钱曾遂沿以立说，亦失考也。绦又称尚方所贮至六千余数百器，遂尽见三代典礼文章，而读先儒所讲说，殆有可哂者。而洪迈则摘其父癸匜、周义母匜、汉注水匜、楚姬盘、汉梁山鋗及州吁高克诸条，以为诟厉，皆确中其病。知绦说乃回护时局，不为定评。然其书考证虽疏，而形模未失，音释虽谬，而字画俱存，读者尚可因其所绘，以识三代鼎彝之制，款识之文，以重为之核订。当时裒集之功，亦不可没。其支离悠谬之说，不足以当驳诘，置之不论不议可矣。
《四库总目提要》对历来的各种说法作了较为详尽的考订。第一，《宣和博古图》的作者为王黼。这一点是正确的。第二，据蔡絛《铁围山丛谈》，王黼此书是续李公麟的《考古图》。李公麟的《考古图》已经佚失。第三，《宣和博古图》之“宣和”源于殿名，而非年号。第四，《宣和博古图》虽然有很多缺陷，如“附会古人，动成舛谬”，但总体上说它的“裒集之功，亦不可没”。《四库提要》的这几点结论基本是准确的。
今存《重修宣和博古图》为三十卷，二十大类，收录古器物五十九种，五百三十九器（壶类的上卷少计一器，故全书实收五百四十器），其中相当一部分为礼器，如书中数量最多的为鼎类，共计一百二十六器。
《宣和博古图》在器物的考订、文字的考释以及器物的鉴定等方面都有一些纰漏，南宋人洪迈还专门列举出书中许多“荒陋而可笑”之处，但它与吕大临的《考古图》一样，在宋代金石学发展历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否认的。同样，由于书中的图大多为礼器图，因此这部书也是宋代礼图学当中的一部重要著作。
由以上叙述可见，各种器物图样是宋代金石学著作当中十分珍贵且有价值的部分。仅吕大临的《考古图》和《续考古图》以及《宣和博古图》这三部著作就有图一千二百五十张，“可谓规模宏大，其图绘之精，体例之严，阅之有‘时代虽遥，犹足动人’之感”。从科学制图的角度来看，“这些金石学著作用图样摹绘代替文字描写是十分成功的，这些古器物图样，全面而科学地记录了古代器物的实况和形制，体现了古人制器尚象的图学传统”。正因为它全面科学地记录了古器物的实况，从而为当时的制礼提供了实物依据，也为后世了解宋代所收藏的三代器物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王国维在《宋代之金石学》一文中专门谈到金石学的运用，其中主要内容还是宋代的礼图在宋代制礼作乐中的实际用途。文中说：
更就应用一方面言之，则宋初郊庙礼器皆用聂崇义《三礼图》之说。聂图虽本汉人旧图，然三代礼器自汉已失其制，及宋时古器大出，于是陆农师（佃）作《礼象》十五卷，以改旧图之失。其尊、爵、彝、舟，皆取公卿家及秘府所藏古彝器，与聂图大异。逮徽宗政和中，圜丘、方泽、太庙、明堂，皆别铸新器，一以古礼器为式。后或铸以赐大臣，讫于近世，犹有存者。元明以后各省文庙礼器，皆承用之。然其改革，实自宋人始。又仁宗景祐间李照修雅乐，所铸钟皆圆，与古制颇异。会官帑中获宝稣钟，其形如铃，而不圆，于是倣之作新钟。……可见宋人金石之学并运用于实际，非徒空言考订而已。
由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知道，古器物的绘图、研究，是中国古代礼制研究与礼学研究的一部分。由礼器实物及其图像可以“尽见三代典礼文章”，这也是宋代学者倾注大量热情心血去收集、摹写、研究古代器物的重要原因。
三 宋代礼图学的意义
郑樵的《图谱略》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梁启超曾指出，中国古代最值得肯定的三位史学家是唐代的刘知几、宋代的郑樵和清代的章学诚，其中郑樵的“学说在《通志·总序》及《艺文略》、《校雠略》、《图谱略》”。梁启超对于中国古代史学的评价当然仅是一家之言，但郑樵作为中国古代最有识见的史学家之一，《通志》的“二十略”是《通志》全书的精华，而《图谱略》与《艺文略》《校雠略》又是“二十略”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同时也是最能体现郑樵史识和史学创见的内容，这一点应该是准确的。不仅如此，正如前文曾经指出的，郑樵的《图谱略》还是宋代礼图学发展过程中的一篇纲领性文献。宋代不仅出现了大量官修、私修的以著录古器物图像为主要内容的《博古图》一类的礼图学著作，而且还出现了像郑樵的《图谱略》这种从理论上总结图谱学的发展、作用与意义的著作，由此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确认，礼图学已成为宋代礼学发展过程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支。
郑樵曾经批评司马迁、班固以及刘向等以往的史学家不重视图谱在史学著作和图书分类中的作用，其实这种现象在礼学研究中也同样存在。即使在现代的礼学研究中，礼图学同样没有受到相应的重视。一般来说，在文献学的研究中会涉及到图谱学，如张富祥著《宋代文献学研究》一书中以图谱学作为宋代文献学的一个分支，其中有一些关于经图和礼图著作的叙述与介绍。另外，科技史的研究中从绘图技术发展的角度对中国古代的经图和礼图也有一些专题研究。但是，在经学尤其礼学的研究领域，学者们普遍忽视礼图的研究与整理，更没有将礼图学作为礼学当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派别而给予应有的重视。宋代由于易学图书学的发达而带动了其他领域图书学的兴盛，使图书学成为宋代学术发展过程中一项重要的内容与特色，在这一过程中同样也涌现出大量礼图学的著作。另外，宋人好古，金石学成为宋代新兴的一门学问，在宋人收集、著录上古三代古器物的金石学著作中，也涉及大量的礼器和礼图，这样就更增加了礼图学的内容与分量，也使得礼图学成为礼学研究当中的一个独立的分支。本书将宋代的礼图学作为宋代礼学发展中的一个相对独立且又专门的派别，就是针对学术界的这种状况而发的，同时也希望能够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从多角度对宋代的礼图学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郑樵的《图谱略》是《通志》“二十略”中非常有价值的一篇，在这篇文章中，郑樵对于图谱的功能、价值及其在史学与其他领域的学术发展中的意义有非常深入的认识。郑樵所说的“图谱”之“谱”，相当于《史记》中的“表”，即历史年表。郑樵认为，“表”对于认识、研究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提纲挈领的作用。他说：“《史记》一书，功在十表，犹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在郑樵看来，谱表可以用简明扼要的形式来表述复杂的历史。郑樵还说：“图载象，谱载系，为图所以周知远近，为谱所谓洞察古今。”虽然郑樵一再强调图谱相辅相成，但总的来说，与“谱”相比，“图”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郑樵曾经指出，天文、地理、宫室、器用、车旂、衣裳、坛兆、都邑、城筑、田里、会计、法制、班爵、古今、名物、书（即音韵文字）等十六个方面都需要有图的配合，其实，从实际内容来看，这些大多都与礼图相关，有些甚至完全就是礼制的内容（如器用、车旂、衣裳、坛兆、名物等），因此郑樵对图谱的功能、价值与意义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也可以将它看作是对礼图的功能、价值与意义的评论。因此之故，我们将郑樵的《图谱略》作为宋代礼图学的一篇理论总结。
郑樵指出：
河出图，天地有自然之象。洛出书，天地有自然之理。天地出此二物以示圣人，使百代宪章必本于此而不可偏废者也。图，经也。书，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图，植物也。书，动物也。一动一植，相须而成变化。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图至约也，书至博也，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故人亦易为学，学亦易为功，举而措之，如执左契。后之学者离图即书，尚辞务说，故人亦难为学，学亦难为功，虽平日胸中有千章万卷，及寘之行事之间，则茫茫然不知所尚。
郑樵在这里重点强调的是图的重要性。郑樵说图经书纬，这是针对传统学术体系中重书而轻图的倾向而言的。学者如离图而即书，则学问无头绪；如图与书互相配合，“索象于图，索理于书”，则学问会事半而功倍。就礼学来说更是如此，绘图是前人在研究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研究礼学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用图像来表示礼制、礼器等礼学当中复杂的问题，可以达到以简驭繁、纲举目张的目的与效果。郑樵又说：
人生覆载之间，而不知天文、地里，此学者之大患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星辰之次舍，日月之往来，非图无以见天之象。山川之纪，夷夏之分，非图无以见地之形。天官有书，书不可以仰观，地里有志，志不可以俯察。故曰天文地里，无图有书，不可用也。稽之人事，有宫室之制，有宗庙之制，有明堂辟雍之制，有居庐垩室之制，有台省府寺之制，有庭霤户牖之制。凡宫室之属，非图无以作室。有尊彝爵斝之制，有簠簋俎豆之制，有弓矢鈇钺之制，有圭璋璧琮之制，有玺节之制，有金鼓之制，有棺椁之制，有重主之制，有明器祭器之制，有钩盾之制。凡器用之属，非图无以制器。为车旗者，则有车舆之制，有骖服之制，有旟旐之制，有仪卫卤簿之制，非图何以明章程？为衣服者，则有弁冕之制，有之制衣裳，有履舄之制，有笄总之制，有襚含之制，有杖绖之制，非图何以明制度？为坛域者，则有坛墠之制，有丘泽之制，有社稷之制，有兆域之制，大小高深之形，非图不有辨。为都邑者，则有京辅之制，有郡国之制，有闾井之制，有市朝之制，有蕃服之制，内外重轻之势，非图不能纪。为城筑者，则有郛郭之制，有苑囿之制，有台门魏阙之制，有营垒斥候之制，非图无以明关要。为田里者，则有夫家之制，有沟洫之制，有原隰之制，非图无以别经界。为会计者，则有货泉之制，有贡赋之制，有户口之制，非图无以知本末。法有制，非图无以定其制。爵有班，非图无以正其班。有五刑，有五服，五刑之属有适轻重者，五服之别有大宗小宗。权量所以同四海，规矩所以正百工，五声、八音、十二律有节，三歌、六舞有序，昭夏、肆夏，宫陈、轩陈，皆法制之目也，非图不能举。内而公卿大夫，外而州牧侯伯，贵而妃嫔、贱而妾媵，官有品，命有数，禄秩有多寡，考课有殿最，缫籍有数，玉帛有等，上下异仪，尊卑异事，皆班爵之序也，非图不能举要。通古今者，不可以不识三统、五运，而三统之数，五运之纪，非图无以通要。别名物者，不可以不识虫鱼草木，而虫鱼之形，草木之状，非图无以别要。明书者，不可以不识文字、音韵，而音韵之清浊，文字之子母，非图无以明。凡此十六种，可以类举，为学者而不知此，则章句无所用，为治者而不知此，则纲纪文物无所施。
郑樵在这里详细地说明了图在为学的十六个方面所具有的作用与功能。由于这些图大多属于礼图或与礼图相关，“非图无以作室”, “非图无以制器”, “非图何以明章程”, “非图何以明制度”，因此，郑樵的这段文字详细地说明了礼图在研究古代礼制以及现实社会制礼中的作用。后明人李维桢在郑樵此说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升，将礼图的作用更加抽象地概括为“载道之器”。他说：“《礼》有之：礼器，是故大备。大备，盛德也。图者，载道之器也。无图则无器，无器则道何以形，礼何以备，而盛德何以见乎？”按，“礼器，是故大备。大备，盛德也”出自《礼记·礼器》篇的首句。此篇名《礼器》，如孙希旦所言，“以其在简端耳”，即以此篇的前两个字来名篇，这本是先秦古籍取名的一个通例，并没有其他特殊的含义。但是，宋人则从道器的角度来解释，如《礼记集解》引宋人方悫言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运而无名，器运而有迹。《礼运》言道之运，《礼器》言器之用。”认为礼有道和器两个方面，这是典型的宋儒的看法。礼器是三代礼乐盛世以及儒家三代理想的物质载体，而礼图则是对礼器的真实摹写，这样，礼图与儒家的政治理想之间，道与器之间，就发生了必然的有机联系，从而也显示了礼器以及礼图在儒学当中的重要地位。
郑樵的《图谱略》中还有《原学》一篇，专门论述古代学术。郑樵认为，后代学术不及三代之学，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者义理之学，二者辞章之学。义理之学尚攻击，辞章之学务雕搜。耽义理者则以辞章之士为不达渊源，玩辞章者则以义理之士为无文彩。要之，辞章虽富，如朝霞晚照，徒焜耀人耳目，义理虽深，如空谷寻声，糜所底止。二者殊途而同归，是皆从事于语言之末，而非为实学也。
郑樵是历史学家，他在这里所说的是否对义理之学和辞章之学有偏见，可以暂且不论，但有必要指出的是，第一，他将图谱学定性为“实学”，并说“图谱之学不传，则实学尽化为虚文矣”。郑樵所说的“实学”含义比较广泛，除了包括图谱学之外，还包括史学中的典章制度，天文地理、草木鱼虫等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以及理解儒家经籍的手段文字音韵等。第二，郑樵将图谱学与义理学、辞章学并列，并说“图谱之学，学术之大者”，由此大大提升了图谱在传统学术门类中地地位与价值。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由于时代思潮的影响，帝王的雅好，文人的兴趣以及制礼作乐的现实需求，在这些不同因素的影响之下，北宋时期的礼图学极为兴盛，有理论，有实践，成为宋代礼学中极具特色的一个独立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