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研究对象

1894年，爱迪生在改进活动转盘的基础上发明了“电影视镜”（kineto-scope peephole）。1895年12月28日，法国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卡普辛路14号咖啡馆的地下室放映了《火车到站》、《水浇园丁》等12部电影，每部只有一分钟，这标志着世界电影的诞生。这种新奇的影像记录捕获了人们的好奇心，但此时，电影不过是记录现实的工具罢了，它的地位近似于杂耍娱乐，难以跻身于西方艺术高贵的殿堂。第二年，电影便从欧洲传入了我国的上海和香港。最初的电影没有声音，我国一般称为“西洋影戏”或“奇巧洋画”。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它其实是一部戏曲纪录片，记录了京剧名家谭鑫培表演的京剧《定军山》中“舞刀”等几个片段。中国早期电影，俨然是一种市民文艺和都市娱乐。

电影自诞生之日起，已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电影的发展难以挣脱20世纪的历史，它不仅是对炽烈缤纷而又苦痛焦灼的20世纪的记录和再现，它本身也构成20世纪的一部分，它在一段不断毁灭和重建的历史中焕发着自己的光芒。这个原本仅仅是工业革命的一个小小发明，却凭借着技术的奇迹，带着遍体的钢铁和机油，闯入了人们的生活，挑战着艺术的底线。电影，从卑微的杂耍场破茧而出，让人始料不及地介入日常生活、建构着历史空间、改写着文化观念。“电影是低微的，因为它是所有艺术中最年轻的，它出身于一种不显眼的、足以再现现实的机械化技术；因为极大部分观众都只把它视为一种娱乐，参加时无须任何礼仪，检查机关、制片人、发行商、放映商可以随心所欲地删减影片。”“电影是廉价的，因为它在许多情况下都带闹剧、色情与暴力的表现，在大部分影片中，胡诌占了优势，并且它掌握在大资本家手中，受他们支配。它是使人卑下的工具。”电影曾经饱受“低微”和“廉价”的歧视，然而，我们必须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了。电影即便起于机械化的技术，终于娱乐般的观赏，即便被无情地删减，被浅近地表达，它却在复现着人类的生活，拯救着单调的表达。电影以光影流动的梦幻吸引着大众的眼光，制造出影院的迷狂氛围。“一如短暂的20世纪浓缩了人类文明史的主要场景，实现并碎裂着人类曾拥有的全部乌托邦梦想，电影在其短短百年之间成长为人类最迷人的艺术种类之一，拥有了自己的历史，自己的语言，自己的经典，自己的大师，自己的学科，并已隐隐显露出夕阳的色彩。”伴随着科技的发展，电影成为工业时代的典型艺术形式，它表现人类复杂的精神与活动。电影，是艺术创作，是创作群体的文化的产物，更是艺术生产，是规模宏大的企业的产物。电影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它涉及多方面的问题，如经济与财力问题、政治与权力问题、消费与文化问题。

电影不是一个孤立的文本，它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现象。“电影既包括一套‘实体’（资本、制作、发行、消费的过程），又包括一套‘关系’（政治、经济、法律、历史诸方面的制约因素），同时也包括各种认知活动（各类电影研究）。”时至今日，电影走上了产业化的发展道路，在这条漫漫路途之中，涉及影片本身的生产与消费，电影市场的开拓与营销，院线的建设与扩张，政治力量的管理与干涉等。电影管理机制、市场营销策略、资本组合方式都在影响着一部电影的产出。从景框画面到段落构成，从底片、镜头的种类到整套电影制作的流程，从故事构想到完成放映的生产体系，一部电影从无到有的生产过程已经超越了纯粹的艺术创作，其运作方式是一个集体化、社会化的过程。电影产业不仅需要艺术的灵感、个体的才华和技术的辅助，也需要企业的资金、集体的协作和市场的推动。

21世纪我国电影产量迅速增长，票房收入逐年上升，院线和影院的建设日见规模。去电影院看电影成为现代都市人一种重要的消遣方式乃至生活方式，这种方式内化着观众自身的情感体验，又奠定着电影发展的社会基础。2000年，中国共产党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第一次在中央正式文件中使用了“文化产业”这一概念，提出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2002年，中共中央在“十六大”报告中对“文化产业”概念做出了正面的阐释，提出要积极发展我国的文化产业。“文化产业”作为概念和话语得以推广，国家明确指出了要发展“文化产业”，于是，作为文化产业的支柱产业——电影产业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2003年，国家广电总局根据“十六大”精神推出了《关于加快我国电影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把电影行业作为一个可以经营的文化产业来界定。自此，“电影产业”这个概念获得了合法性的地位并被不断提及，中国电影的产业化发展道路也变得更加明晰和确定。2002年之后，中国电影进入重要的战略转型期，电影产业成为国家文化事业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影产业不仅持续推动以商品为核心的经济发展，而且推进以文化为本的人类发展战略。寻求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已然成为一个重要且急迫的问题。

本书以2002—2014年中国电影产业为研究对象，从宏观上描述和分析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状况，从微观上关注在电影市场中票房较高、影响较广的影片。如今，影片不局限于影院的放映，电视、电脑、手机等终端也成为影片的重要播映渠道。但是，进入院线播映的影片是电影产业的主力，它们产生大部分电影产值。院线电影构成了我国当下电影产业中最为重要的力量，其中高票房影片更是为影片的生产者积累了一定的声誉与资本。票房只是一种经济表现，穿透经济的表象，洞察何种力量驱使着这种经济表现，是值得探索的问题。本书面对中国电影产业的事实现状，从文化资本的角度对中国电影产业进行研究，分析电影场域中文化资本的积累与扩展，结合电影场域中的具体案例讨论文化资本的生成结构，以及电影生产中的艺术自主和资本转换问题。文化资本在内部通过电影生产者的实践、影片的文本表达得以积累，在外部凭借电影奖项、教育体制和观众评价等社会体制的认可而得以扩展。文化资本潜在地促成了电影产业的面貌，电影生产者在中国电影场域中积累起自身的文化资本，这种文化资本也可以表现出物质的形式，让其生产者获得相关的利润和名誉，并占据电影场域中特定的位置。

二 研究现状

1．国内研究现状

当下我国电影研究形成了学科化、专业化和规模化的特点，其中关于中国电影产业的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描述和总结性质的产业报告类书籍，如《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崔保国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中国电影家协会产业研究中心编，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年版）、《中国广播影视发展报告》（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发展改革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张晓明、胡惠林、章建刚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电影产业研究之影院发展卷》（中国电影家协会产业研究中心编，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年版）等，它们多以实证的数据和调研对电影产业的现状进行概括、对电影政策进行归纳、对电影产业的前景有所展望。

第二，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对电影产业进行探讨，关注经济资本的实务运营。如金冠军的《电影创意产业》（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此书包括电影创意产业的基本问题、当今世界电影创意产业的发展格局、电影创意产业的生产经营模式、电影创意产业的完善与协作发展、电影创意产业的跨领域整合应用等内容。詹成大的《民营资本与中国影视文化产业发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0年版）以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视角，运用案例分析和定量分析的方法，分别从民营影视文化产业发展轨迹、民营资本进入影视文化产业的必然性等方面进行阐述，全面论述了民营资本进入我国影视文化产业的主要历程、现状、发展特点以及面临的生存环境。刘藩的《电影产业经济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用经济学理论对电影产业进行解剖，指出了电影产业不同于一般产业的艺术经济学特点；从艺术与传媒经济领域进行探索，揭示了电影作为经济产品运行的规律。它指出电影的意识形态属性、商品属性和文化艺术属性，重点论述电影产品的文化经济属性，说明电影的准公共产品、外部性、版权产品、文化折扣和文化增益等文化经济属性对电影企业的经营管理的重要影响。于丽、刘扬、王煊等人编著的《电影产业经济学研究》（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年版）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从产品市场到消费者市场，从基础的产品供求关系到最终的成本控制和定价，对电影产业的经济学基本知识进行系统的阐述。此书研究了电影产业经济规律、电影产业消费者行为、电影产业成本、电影产业定价、电影产业组织理论与市场结构、电影产业劳动力市场、电影产业收益风险与管理决策、电影企业发展理论与策略等。对电影产业进行产业经济学角度的研究往往将电影视为一个产品，纳入市场流通中进行考察，讨论电影的生产和消费问题，用案例分析、数据处理和经济学原理相结合的方法对电影产业的经济规律作出解释。

第三，从电影学的角度对电影产业展开研究，侧重于分析电影本体的产业发展。沈芸的《中国电影产业史》（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对中国百年来电影产业链条循环的构成和发展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为推进中国产业化进程提供了一些历史思考和决策性依据。刘浩东主编的《中国电影产业研究（2010卷）》（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年版）阐述了2010年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整体面貌和特征。从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战略的分析入手，指出了中国电影产业投融资体系面临的问题，全面分析了中国电影制片业、发行放映业、电影相关产业的发展、新媒体对电影产业的影响，以及中国民营影视企业深化发展战略等，将2010年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状况全方位地呈现出来。蓝爱国、马薇薇合著的《文化传承与文化消费：电影产业的文化道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针对中国电影产业文化格局，论述了电影产业的文化路线与文化逻辑、发展语境、传承格局、传承策略、消费意蕴、消费版图、竞争路径等方面，探讨了电影产业的文化身份、边际扩张、市场与艺术的关系等问题。作者从学术层面对电影产业的内在文化机制和文化逻辑进行了考察，对中国电影产业的文化竞争策略进行了探索，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对电影产业展开电影学角度的研究专著多以宏观视角阐述中国电影产业的面貌，事实陈列较多、理论探析较少，作品格局宏大、深度挖掘不足。

此外，中国电影家协会编著了关于电影产业的论文集，如《影视产业与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年版）、《电影产业研究之影院发展卷：2008》（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年版）、《电影产业研究之主流文化与中国主流大片卷：2009》（中国电影出版社2010年版）。它们是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中国电影论坛的论文集，分别关注影视产业与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中国影院建设、中国主流大片等议题，既有宏观战略探讨，也有微观个案剖析，既有理论思辨，也有数据解读，对中国电影的创作、推介、营销作出了全面的探讨。但是，这些论文集多是学者就某些特定方面作出阐述，然后编者将多种不同的侧面整合在一起。关于电影产业还远远没有形成知识性、学理化的系统研究。

国内关于文化资本的专著主要有：薛晓源、曹荣湘主编的《全球化与文化资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李沛新的《文化资本运营理论与实务》（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王雪野的《国际文化资本运营》（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皇甫晓涛的《文化资本论》（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它们分别论述文化资本的多种表现形式和流通方式、文化资本在国际文化贸易中的运营等问题。现已出版的关于文化资本的著作停留于对布尔迪厄“文化资本”概念的重述或者借用，其中有些研究将“文化资本”作为一种实务进行应用性的拓展，将之与其他各要素进行宏大的融合。他们对文化资本的分类、运营情况的介绍有其意义，但是对“文化资本”的挪用是一张华丽的面孔，掩盖着理论的空洞。他们并没有挖掘“文化资本”的深度阐释力量，尚缺乏深层的理论探索。

目前对于电影产业的研究，多数作者的注意力集中于经济领域而较少涉及文化逻辑。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的道路日渐明晰。市场化不是简单地对市场的赞同，而是将整个社会运行的法则接入市场的轨道，包括文化问题、政治问题和日常生活等问题。因而，市场化不是一个经济学范畴，而同时是政治、文化、社会的范畴。电影产业非常明显走的是市场化的发展路径，这种路径也呈现为一种文化面貌。市场关系已经渗透到文化的运作中，文化领域中包含着各种资本关系。但是，目前没有专著对当代中国电影产业中资本的活动作出分析。研究者只注重从经济角度来看电影产业的收益，却甚少从文化角度梳理电影产业发展的内在逻辑。

21世纪是中国电影产业迅速发展的时期，此时面临着深化电影产业改革的时代重任。学界对此的研究主要是产业报告或现状描述，在此基础上也提出了相应的改革建议，但对中国电影产业的研究尚需系统地理论深入和现实观照。电影产业作为商品的市场维度和作为艺术的文化维度，两者的交融与矛盾不断被提及，文化资本实则是审视和处理这两者关系的一个重要切口。至今的研究尚未从文化资本的角度来深思中国电影产业改革的方向和路径，本书将对此展开讨论。

2．国外研究现状

首先，是国外关于中国电影的研究，资料相当丰富，更不乏华人学者的著作。这些著作呈现了中国电影的历史状况和当代情况，如《情感虚构，当代中国电影：在全球化视野的时代下》（Rey Chow,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中国影片：在当代中国电影的参照框架下》（Jerome Silbergeld, London: Reaktion,1999）、《中国电影：自1949年以来的文化和政治》（Paul Clark,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中国电影透视》（edited by Chris Berry,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1997—1991）、《中国电影百年：一个世代的对话》（edited by Haili Kong and John A. Lent, Norwalk, CT: East Bridge, 2006）、《全球化的中国电影：英雄的文化和政治》（edited by Gary D. Rawnsley and Ming-Yeh T. Rawnsley, London: Routledge, 2010）、《新中国电影：挑战性的再现》（Sheila Cornelius、Ian Haydn Smith, London: Wallflower Press, 2001）。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张英进教授的著作《影像中国：当代中国电影的批评重构及跨国想象》（Ann Arbor,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2）、《中国民族电影》（New York, London: Routledge, 2004）、《城市的一代人：二十一世纪之交的中国电影和社会》（edited by Zhang Zhe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介绍和传播了中国电影文化，并将西方视域中的中国电影做了解读。《中国电影中的意识形态和性别表现》（Yee-man Yvonne Leung, Hong Kong：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2）、《镜头中的妇女：一个世纪的中国电影中的性别和民族》（Shuqin Cui,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2003）、《中国武术电影：武侠传统》（Stephen Teo,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9）、《冯小刚电影：1989年以来中国电影的商业化走势和审查机制》（Rui Zha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8）则从意识形态、女性主义、商业倾向等特定的角度对中国电影做了介绍和研究。

其中与本书较有关联的是《中国电影的艺术、政治和商业》和《后社会主义现代性：市场化时代的中国电影、文学和批评》。《中国电影的艺术、政治和商业》（edited by Ying Zhu and Stanley Rose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London: Eurospan, 2010）是一部跨学科的研究著作，它对中国电影做出了全面的评价，呈现了中国电影的独特面貌。此书介绍了中国大陆电影的生产和消费的演变，指出电影是艺术、政治和商业相互关系的产物。《后社会主义现代性：市场化时代的中国电影、文学和批评》（Jason McGrath,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考察了自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处于市场经济时代的中国文化。随着中国深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文学、电影等领域在市场的作用下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迁。新的文化自治形式开始凸显，包括先锋派和商业性文学、独立电影和新型娱乐电影。中国人在各种新的文化形式与批判性的争论中发现了后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独特经验。此书对这些问题做了有意思的探索。

其次，是国外关于电影产业的研究，欧美国家的电影产业发展较为成熟，相应的，其研究成果也较多，其中美国好莱坞电影产业的研究具有较高参考价值。如《美国电影工业》（edited by Tino Balio,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6）、《好莱坞电影产业》（edited by Paul Kerr,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6）、《美国电影产业的新历史字典》（Anthony Slide, Chicago: Fitzroy Dearborn, 1998）、《当代好莱坞电影产业》（edited by Paul McDonald and Janet Wasko, Malden, MA;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8）、《欧洲电影产业》（Anne Jäckel,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2003）、《亚洲电影产业》（John A. Lent, London: Christopher Helm, 1990）、《国际电影产业：一本历史字典》（Anthony Slide,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9）。《当代好莱坞电影产业》（edited by Paul McDonald and Janet Wasko, Malden, MA,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8）收集了重要的学者论文，他们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美国电影产业已成为一种国际性的现象。当代好莱坞电影产业既显示了持续稳定的特征，又呈现了一些变化，诸多受人赞誉的好莱坞工作室继续操控着电影商业，在过去二十年中电影产业面临了不同的挑战。此书探讨了好莱坞电影面临的挑战，讨论了电影产业中劳动力和明星机制，以及知识产权和国家关系，研究了好莱坞产品的全球市场、企业的变迁、新兴的媒体窗口等议题。《电影：产业电影和媒体的生产力》（edited by Vinzenz Hediger and Patrick Vonderau, Amsterdam: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09）一书分析了产业化电影的特征并回顾了产业电影的非凡历史。它指出，20世纪的电影主要来自政府生产和产业化赞助，这种方式使得电影所追寻的目标淡忘了创造性艺术所涵盖的意蕴，而在电影的文化话语方面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在高度工业化的电影产业中产生了数以千计的贸易策略，同时也产生了天才的演员和导演。作者对产业电影的潜力进行了探索，其研究涵盖了媒体研究中新兴的以及未探索的领域。《大电影产业》一书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系统地探讨了美国电影产业的商业历程、现有的产业结构、产业行为和业绩、市场竞争与反垄断、各种播映渠道、大电影市场的扩展。它以好莱坞电影为例分析了电影内容与经济因素的关系，深入研究了企业合并与整合、消费者的观影行为、决定电影经济成败的预测等电影产业问题，提供了电影产业研究的微观经济学方法、产业组织模型理论，为中国电影的发展与整合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

再次，是国外对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的运用，它们从政治学、管理学、教育学、城市发展等多种角度对“文化资本”展开应用型的研究。比如对教育不公正问题做出解释、从社会学角度对城市公共空间做出评析等，它们贴近布尔迪尔对“文化资本”的原初设想与界定。《亚裔美国研究的文化资本》（Mark Chiang,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9）将美国学术圈内的亚裔美国研究作为一个特定的例子，对之进行批判性的分析。探讨了文学再现的制度化状况和危机、文化政治到文化资本的转折、种族研究所显现的矛盾、亚裔美国研究的政治认同、少数民族文学的政治经济学以及亚裔美国的文化资本和合法化危机，书中涉及了深度的伦理分析和文学分析，辨析了学术研究中呈现出的文化资本分配。

《文化资本：重估艺术，重制城市空间》（Louise C. Johnson, Farnham, Surrey: Ashgate Publishing, 2009）一书对文化产业和文化资本进行了概念化论述，指出了文化资本的危机，继而从文化资本的角度对一些有代表性的城市进行了描述与论证。如从文化旅游和设计的角度介绍了英国城市格拉斯哥，探讨了西班牙北部港口城市毕尔巴鄂的后现代的城市景观，论述了作为文化继承与表演的后殖民城市新加坡，最后总述了文化资本，并指出要重估艺术以及重新合理利用城市空间。

《资本文化：城市工作中的性别》（Linda McDowell, Oxford, UK: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7）、《文化资本管理》（[Japan] Yoshiharu Fukuhara:Shiseldo, Co. , 2000）,《华人的教育、移民和文化资本：香港和加拿大之间的跨国学生》（Johanna L. Waters, Amherst, N. Y. : Cambria Press, 2008）、《黑人妇女、本科生、文化资本和大学的成功》（Cerri A. Banks, New York:Peter Lang, 2009）、《文化资本和黑人教育：1865年至今美国黑人社区和黑人教育的经费》（edited by V. P. Franklin and Carter Julian Savage, Greenwich, Conn. : 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2004）、《文化资本：早期的现代伦敦和巴黎》（Karen Newm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人类资本抑或文化资本？城市学区的种族特点和贫困团体》（George Farkas, New York: A. de Gruyter, 1996）、《资本的文化：近代早期英国的财产、城市和知识》（edited by Henry S. Turn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2），这些著作借用“文化资本”的概念，并对之展开创造性的应用，涉及城市、教育、移民、种族等方方面面的社会问题。

与文学关系较为紧密的有《文化资本——论文学经典的建构》一书。作者借用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的概念，对文学作品的经典之争作出社会学的解读，并从社会学的角度复归到美学的论证中来。此书研究了英语作品中“俗语经典”的出现，20世纪上半叶“文学语言”在高等教育课程中的地位，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专家和技师对文化资本管理的重要作用等个案，帮助我们理解教育系统如何在分配文化资本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经典所代表的特定社会利益群体，而经典的建构是一种文化资本的形成与规范问题。

国外对中国电影的研究渐成规模，对电影产业与文化资本也有各自成熟的探讨，但是，直接将电影产业与文化资本结合起来论述的著作尚未出现。其中有少数几篇将文化资本与电影结合起来研究的论文：《英国电影政策、文化资本和社会排外》，此文首先简要讨论了布尔迪厄关于电影的研究，以及电影如何在布尔迪厄的文化体系中占据着矛盾性的文化地位。文章主要讨论了围绕在英国电影政策周围的产业链竞争、工业、社会和文化问题。此外，概述了英国电影协会的相关政策，特别关注这些政策在哪些方面寻求解决社会排外问题，以及如何看出这些政策与文化资本的概念相联系。该文对英国国家电影产业的解读可以对中国电影产业的研究起到比较和参照的作用。《电影偏好表：电影消费行为中的偏好影响与文化资本》一文对电影的观众类型进行陈述，从文化资本、感官寻求、交往行为等方面对观众群体进行定量分析，将他们分为独立的、混合的、主流的以及不看电影四种类型。而文化资本的方法则被用来阐述在电影中存在的一种等级体系，它影射着传统艺术世界中关于高雅艺术和流行艺术之间的二分法。文章还阐述了独立电影作为高雅艺术与主流电影作为大众艺术的区别。此文并没有论述文化资本在电影中的作用，只是对电影的类型和观众进行了简要描述。《迷狂小说：迷狂电影，亚文化资本和文化区隔的产生》，文章从观众的角度，研究了迷狂小说如何产生了亚文化的认同，以及它们通过不真实的建构来获得认同，并且探讨了主流电影、商业电影的概念，它们的矛盾性以及问题的实质。

三 研究视角与思路

20世纪初，意大利电影先驱乔托·卜努杜发表《第七艺术宣言》，宣称电影是一门艺术：电影把建筑、音乐、绘画、雕塑、诗和舞蹈这六种艺术加以综合，形成运动中的造型艺术；电影是第七艺术，它把静的艺术和动的艺术、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都包括在内。电影与戏剧、绘画、舞蹈等艺术共享的许多艺术手法，并以自身独特的方式表现出来。当代电影置身于轰轰烈烈的市场竞争与利益追逐之中，影片的经济收益成为一项重要的衡量指标。电影作为一种商品进入文化产业的市场之中，有其商品交换的属性，但同时，电影始终需要艺术上的诗意追求与美感再现，故当今的电影是一种艺术商品。

电影还是一种文化产业。意大利电影理论家路易吉·契亚里尼在20世纪中期所作的《关于电影的五章》一书中就指出：“影片是艺术，电影是产业。”契亚里尼把电影分成三个基本方面：第一，完全技术方面，它的媒体就是制片厂、设施、从业人员以及专家们，也就是制作影片所必需的整体。“这些设施的出现、作用及其应用，完全属于产业的现象，只有产业上的组织化十分彻底，才能给电影制作带来妥善的媒体。”第二，纯艺术方面，它主要是就影片的艺术创作而言，而不是从电影的企业生产方面来讲的。只有艺术法则才能成为在创作上起约束作用的法则。这个问题如果不认识清楚，艺术水平一定降低，也必然蒙受产业上的反击。第三，主要属于商业和产业方面，一方面因为电影是商品性质的作品，因而就和推销有了关系；另一方面也和称为发行的娱乐产业产生关系。这个方面的两端就是制片厂和电影院。契亚里尼认为，艺术创作和产业生产有着截然不同的法则。艺术是个体存在，是个性，是差异。产业则要求一致性、规格化、类型化。“艺术的原则是这一作品必须和别的作品不同，而产业的原则却与此相反，也就是这些作品必须朝一个方向流通。”电影这三个方面基本特征的混合，使得人们把产业原则和艺术创造等量齐观，艺术创造则容易遭受压抑。契亚里尼认为，由于电影和实践、商业、产业、机构、技术等问题关系很多，因此，真正艺术上的问题被忽略。而使艺术和产业彻底分离，才能保护艺术的存在和产业的权利。他提出的“影片是艺术，电影是产业”，是为了替代艺术和产业这一双项公式，将艺术和产业这两种方式加以分离，从而保护受到“压抑”和“破坏”的艺术。契亚里尼认识到电影中产业因素和艺术因素之间的交互关系，以及产业对艺术的威慑。然而，将两者进行分离并不是最好的办法，这种分离只是显示了艺术在产业面前的弱势地位，艺术似乎需要理论家的捍卫才能继续生存。

国内电影理论家邵牧君似乎有着相近的分离观念，但他的排列顺序不一样。他强调，“电影首先是一门工业，其次才是一门艺术。”他指出，电影首先是一件工业产品，这就决定了它的商品属性是根本的，是第一性的，拍电影是一种商业行为。电影其次是一门艺术，电影需要的艺术就必须要服从商业的需要，电影是世俗化的艺术，它为着巨大的文化消费群体的需要。“电影的艺术是为商业服务的艺术，是使一件工业产品更乐于为群众所接受的艺术。电影与商业的关系一旦被切断，电影便无法生存，也就不存在什么艺术了。”他们都在艺术和工业之间划定了一条界线。我们希望重新建构一种观念，即电影既是一门艺术，又是一种产业，而艺术与产业之间存在的不是裂缝，而是交融成为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文化资本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种新的思路。本书试图在当前的电影产业中建立文化资本论。

文化资本最初由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提出，这个概念被广泛地运用到经济学、社会学领域。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新形态的探讨，除了物质化的生产要素和货币的流通要素之外，它关注到生产者的教育、知识、技能等方面在文化生产中的重要作用。本书从文化资本的角度审视当代中国电影产业，总体而言，文化资本指的是电影场域之中生产者及其公司团体的文化素养、文化资质、文化能力等方面的无形资产，它们已经成为当下文化生产的关键因素。具体而言，文化资本在电影场域中分为三个层面：第一，是导演、编剧、演员、制片人等行为主体的文化资本。这种文化资本来自家庭传承、学校教育、文化实践三个方面。由于近十年我国电影生产还是遵循“导演中心制”，本书主要对导演的文化资本作出分析。第二，生产者的文化资本以对象化、客观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即文化能力通过一系列行为在影片中呈现出来。影片就成为文化资本的客体存在，可以获得物质性的传承，影片的叙事逻辑、审美意象、影像表达等因素是生产者文化能力的体现。第三，是使文化资本的拥有得以合法化的机制力量，在电影场域中它体现为电影评奖机制的认可、学校教育体制的接纳（如教材对于影片及其导演的范例性介绍）、电影观众良好的评分评价等方面。以上三个层面就构成了电影产业中的文化资本。自中国电影走上产业化的发展道路，人们特别倾心于经济资本这一种形式的资本，计算电影的票房、电影的观众人次、电影所获取的产值等，在经济导向的电影产业中，往往没能充分意识到文化资本作为一种资本形式在文化生产中的关键作用。

本书对2002—2014年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作出整体把握。收集期间国产电影票房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对它们的相互关系作出统计分析。随着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人们更愿意去消费文化产品，电影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近年中国电影产业快速发展，作为电影产业收益的票房日益得到重视，对票房的重视是对商品价值回馈的重视。本书通过对票房的分析进入电影场的理论探讨中来，电影产业是一个资本运作的过程，从电影投资、制作、发行到播映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同时，中国电影产业受到国家引导，不仅有来自国家电影产业政策的规划和指导，而且受到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全方位的管理，这种干涉和管理有自身的合法化进程。当下中国电影产业已形成了一个新的场域。

本书列出2002—2014年每年票房排名前十位的影片，票房排名是当今电影市场中主导性的排名方式。从排行榜中可以看到某些导演拍摄的影片多次进入这个榜单，这些导演在电影场域中占据了一定地位，也是文化资本的占有者。导演是目前我国电影产业中占支配地位的生产者，文化资本首先体现为生产者在文化实践中所体现的专业素养、艺术能力、文化创意。在渗透着经济逻辑的电影产业中，电影生产者的艺术创作才能依然非常重要。另外，文化资本在影片中获得客观化的存在，针对近十年在电影市场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影片，本书从正面、反面、特殊三个方面对影片进行文本分析，对电影本身的文本特性、艺术价值作出阐释，重点研究这些影片如何承载了文化资本，使文化资本得以增值。

文化资本还通过社会体制的认可得以强化。在电影产业中，中国电影的评奖机制、教育认可和观众反应等方面在体制上保证了文化资本的实施，使得文化资本加以深化。评奖机制、教育认可和观众反应不是各自孤立的问题，它们共同保证了电影产业中文化资本的拓展。本书列出近十年来华表奖、金鸡奖、百花奖中的最佳故事片奖，将它们与票房较好的影片做一些比照，从而见出市场与奖项的契合与分离。教育体制认可主要体现为教材与教育机构对影片的筛选和评判。评奖机制和教育体制是对电影及其生产者的制度化认可，是一种体制化形式的文化资本。另外，影片在观众评分和评价中所得到的价值认可，也保障了生产者的文化资本。电影产业中经典文本的建构则是文化资本的一种选择和分配。

根据近年中国电影市场的票房分布，可以发现，电影产业中生产者的文化资本生成主要有四种类型：第一，商业大片生产者的文化资本；第二，国营电影集团及其生产者的文化资本；第三，香港导演的文化资本；第四，新晋导演的文化资本。结合具体案例，本书对冯小刚、张艺谋等票房大腕的资本累积，对韩三平及其中国电影集团的资本扩张，香港导演文化资本的进入，以及新晋导演文化资本的生成或转移展开个案阐述。

最后，本书探讨在文化与资本的夹击之下，电影产业中的艺术自主和文化资本转换问题。一方面，电影产业面临着文化价值失落的危机，在充斥着商业逻辑和经济利益的产业环境中，电影场域内部产生艺术的萎缩，许多卖座的影片事实上在电影意义上是低俗不堪的；另一方面，许多有着艺术追求的导演在电影市场的残酷竞争中不得不放弃个人化的电影风格，或者在电影票房的极大利益驱动下有意向市场献媚。电影生产者们拥有不同程度的创作自由，生产者越是具有丰厚的文化资本，越能在电影产业中获取更多的创作自主性。在电影产业中，不只有经济资本的操作或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虚拟化的文化资本拥有强大的支配力量，它在一定条件下转换成经济资本。

四 研究方法

统计分析：对2002—2014年中国电影产业进行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当下对社会现象的研究往往采取定性研究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常见的定量分析方法是先采集数据，然后通过一些统计学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本书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对电影票房、国内生产总值、观众评分等数据进行分析，并讨论票房与诸多因素的复杂关系。采集和分析数据并不是迎合对数据的实证主义拜物教，数据研究有其朴素的、具备实践性的内容，它们所能带给我们的认知并不比其他的逻辑活动更缺乏智性。“采用主要的文化行政体制所做的和被迫做的统计预算的形式，来非常直接地和切中要害地干预政治就是至关重要的。在这方面，能够从事复杂统计和经济工作的人在文化研究/政策方面所做的工作就会有巨大的贡献，可能远远超过那些单单从事文化批评的人。”将统计学原理和方法运用到人文科学领域的研究中来，是一种有效的认知手段。统计方法并不仅仅是关于数目和度量这等狭义的理解，从内在逻辑推理上，它是基于数的收集、演绎和推断；从外在表现方式上，它是运用软件对大量数据采取多种方式的处理。在当代文化产业的研究中，数据的统计为我们客观地认识现状提供了参照，统计方法凸显了重要作用。用数据来反映当下电影产业的现状，简明扼要且客观中立。这种统计分析为我们认识当代电影产业提供了直观的感受，并且，用回归分析等数据分析方法来对电影市场这种和金融资本市场紧密相连的领域进行研究，是有适用性的。

实证研究：我们对过去的阅读主要取决于我们对目前的经验，尤其取决于我们所身处的社会的结构特征，而我们对当下的阅读则取决于过去的经历以及目前的变迁。狂傲的思想家总是不知不觉地将某一种单一经验确立为适合于任何审美感知的超历史性标准，这种经验成为一种制度强加在后人的身上。我们需要打破这种霸权式的制度，将文本和分析过程向不同的历史趋势和现实状况开放。在这个浸透着各种信息和审美体验的当代社会里，老式哲学和美学的那些问题本身就需要从根本上历史化，普遍性真理也需要重新审视和反思。经验带有多个层面，其价值源于独特的体验，关于电影的经验也不是超历史的、普遍永恒的，它总是与一定的社会条件相关联。我们无法回避复杂变动的现实而直接给经验一个恒定的指数。面对中国当代电影这个具体对象，本书放弃一种臆想式的、普遍化的生搬硬套的本质界定，而将中国的电影状况放置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考虑，放弃形而上的哲学猜想与逻辑演绎，采取社会分析、历史分析以及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实证的考察，最终从哲学的思辨推论走向经验社会学的分析。布尔迪厄说：“只有深入一个经验的具有历史处境的现实的特殊性中，才能理解社会世界最深刻的逻辑。”我们需要进入一个经验性的考察状态，立足事实，将思想从形而上的限制中解放出来，着眼于当代中国电影产业的真实状况，关注电影文本和其他多种因素的关系。

审美观照：对电影产业及其中某些典型的影片进行美学审视，对影片的故事叙述、画面效果、场面效应等本体因素加以分析。按照艺术所要求的方式来纯粹凝视（the pure gaze），从文本自身而不是从外部力量的角度对影片进行分析。纯粹凝视打破艺术与经济、艺术与道德、艺术与政治的关联，它需要一种冷淡的、不在乎的、疏离的，甚至是愤世嫉俗的态度，与社会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捕捉艺术作品的特征，即内在于它自身而不是为了它自身的特征，作为形式而不是作为功能的特征。在宏阔的实证研究之外，对于文本，我们仍然需要纯粹的美学审视，继而将这种审视再纳入社会关系之中。借鉴一种受纯然艺术目的所驱使的艺术表现和艺术判断，我们试图提高对电影作品和美学经验的理性认识，一方面承认艺术经验那些难以言传的美好，另一方面开拓对艺术经验的科学分析。通过科学分析，对作品的感性之爱能够和理性之思达到完美结合，这种理性之思是将客体融合在主体之中，将主体感化到客体之中，是对艺术对象的特殊性的积极探索。这些分析的目的是重建一种认知科学，通过对日常生活中具体可见的事物进行把握，从而摒弃既定的、模式化的观念，开拓新的审美观照。

五 选题意义

电影在电子媒介时期迅速发展起来，它强化了艺术消费的听觉模式和视觉模式，使得艺术的表意方式更为直观、立体和多元。在纸质文本传播的时期，相当一部分人并不具备识字读书的能力。文字阅读的传统产生垄断的文学成分，由此产生精英意识。而电子媒介将识字能力、阅读能力推至文化的边缘，观看占据了文化作出的中心地位。书籍的读者扩大为荧幕的观众，不同的人们具备同等的资格来感受电影所提供的一切。从这个意义上讲，电影是平等的传播媒介，胜过口头传播和文字传播。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电影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它的兴起乃是人类普遍的文化需求。

中国电影产业，不仅为文化产业创造产值，而且通过产业化的发展途径振兴作为艺术门类的电影，为国家的文化繁荣做出贡献。本书直面当代中国电影产业，对之进行实证分析和理论探讨。当代中国电影市场特别注重电影票房等带来显在经济效益的事件，而在文化的深度研究方面非常不足。电影产业显然是能带来经济效益的，这种经济效益使得行为主体趋之若鹜。但是，电影产业作为一种文化产业，必然有其文化的逻辑。掌握经济资本的主体未必能在文化生产中获得经济利益，他们需要与文化资本的占有者协同合作。文化资本不仅是一个概念，更是一种行为，它驱使着电影产业形成一定的面貌，决定着电影产业主要由哪些导演、哪些影视公司所支配。一般人们认为，资本只是一种经济行为。事实上，文化也在构成着资本，在文化产业内部，资本的累积不仅是经济层面上的，更是文化层面上的。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中，探讨文化资本如何在深处构造着文化产业的面貌，是有理论意义和现实必要的。本书始终紧扣文化资本，对电影产业中文化资本的形成、影响作出分析。

本书对文化资本的研究并不是纯粹逻辑的演绎，而是始终向着现实境况和历史趋势开放。本书对2002—2014年我国电影的产量、总票房、国产票房、国内生产总值等数据，展开定量分析，对数据之间的关系作出文化阐释。这些数值在电影市场中是如此受人追捧，它关系到切实的利益，但是这些数值如何反映了文化资本的形成、分配和积累却鲜受关注，而文化资本正是这些数据演变的内在根源。本书就是要将一种深刻驱使电影产业发展却受人忽略的内在根源彰显出来，采取客观中立的分析态度，以建设性的眼光来探讨现状。

本书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对电影产业中文化资本这个论题的探讨，而且在于对不同研究方法的组合运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不仅需要形而上的思索，而且需要深入现实的实证考察。对可靠数据的定量分析可以客观地展现真实状况。本书收集中国电影产业中的重要数据，并以统计学的方法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根据处理结果，对相关现状进行文化阐释。产业的规模化发展需要数字的证明，而数字的膨胀或许只是一时的惊艳，在繁荣的数字背后特别需要警惕美学的失落。因此，在电影产业的研究中，将定量分析和文化阐释结合起来便显得较为贴切和适宜。全书从宏观上进行数据分析，从微观上对影片进行文本解读，而某些影片的缺场也就表明着作者对它的含蓄批评。

文化是否具有经济价值，文化产品如何在统计数据上体现其价值，目前国内生产总值的计算中又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文化产业的价值，这些都是有待推进的问题。关于中国电影产业文化资本的研究事实上也是在透视文化产业的内在文化逻辑的生成，倡导文化生产中文化逻辑、市场规律和审美建构的统一，并不断提升生产者的文化资质、艺术素养和专业能力。希望本书能对电影产业的学理化研究起到推进作用，为中国电影产业改革的探索起到借鉴作用，为促进中国电影产业健康有序地发展、为繁荣社会主义电影事业、为建设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文化市场体系提供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