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化资本的生成与积累

第一节 资本与文化资本

一 资本

资本的概念经过了长久的历史生成过程，人们对其的解释也较有差异。

19世纪，马克思的《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发展规律，其中对资本有着深刻的界定。在他看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资本成立的历史前提，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货币是资本最初的现象形态。商品流通的形态分为两种：一种是“商品—货币—商品”，是为要买入而卖出，这种形态强调商品的使用价值；另一种是“货币—商品—货币”，是为要卖出而买入，这种形态强调商品的交换价值。依第二种方法流通的货币则能成为资本。买者支出货币购买商品，是为了成为卖者把货币再次收入。开始支出的货币只是垫支，而垫支的价值在流通中取得了剩余价值，它实现了增值。因此，资本是能够产生利润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它通过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产生；资本以货币自身为目的，为了实现价值的增值。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资本是一种可以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体现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马克思在商品流通中发现了剩余价值，并从商品和货币的交换关系中挖掘资本的意义。

奥地利经济学家庞巴维克在《资本实证论》一书中罗列了关于资本的十多种定义，诸如“财货的存货”、“获利手段的集合体”、“耐用的财货”等，梳理了资本概念的历史沿革之后，他将资本理解为产品的集合体，“这种产品不是准备用于直接消费或使用，而是用作获利的手段的”。又如美国社会学家林南指出：“资本是在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行动中被投资和动员的资源。因而，资本是经过两次处理的资源。在第一个过程中，资源作为投资得以生产或改变；在第二个过程中，将生产或改变后的资源投放市场从而实现利润。一方面，资本是生产过程的结果（对资源进行生产或追加价值）。另一方面，它又是生产的因子（为了获取利润而进行资源交换）。”也就是说，资本是期望在市场中获得回报的投资资源。

虽然对“资本”的定义各有差异，但都强调资本能产生利润、实现增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要义在于促使资本投入以后，在经济运行中增加国家和国民财富。在文化产业中，资本的运作是关键一环。资本投入以后如何能更加有效地产生经济效益、文化效益和社会效益，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如今，资本的意义在渐次扩大，比如金融资本、人力资本、产业资本、文化资本等一切有形无形的被纳入再生产过程的元素都被称为“资本”。资本是逐步花时间积累的，它也是一种潜在的能力，它以扩张的形式获取生产利润、以扩大的形式进行自身再生产。电影产业化生产中必须有资本的合理化运行。

二 文化资本

“文化资本”的概念出自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著作。布尔迪厄在《资本的形式》一本中将资本划分为三种类型：“（1）经济资本，这种资本可以立即并且直接转换成金钱，它是以财产权的形式被制度化的；（2）文化资本，这种资本在某些条件下能转换成经济资本，它是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的；（3）社会资本，它是以社会义务（‘联系’）组成的，这种资本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变成经济资本，它是以某种高贵头衔的形式被制度化的。”不同类型资本的分布结果体现了社会的内在结构，而这个结构由现实世界的一套强制性因素（如排他性的力量、统治阶级的力量等）所决定，这些因素掌控了资本所产生的影响。

布尔迪厄认为，文化资本可以以三种形式存在：“（1）具体的形式，即以精神或肉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存在；（2）客观的形式，即以文化产品的形式（如图片、图书、词典、工具、机械等）存在，这些产品是理论的实现或客体化，也可以是某些理论、问题的批判，等等；（3）体制的形式，即以一种客观化的、必须加以区别对待的形式存在（如我们在教育资质当中观察到的那样），之所以要区别对待，是因为这种形式使得文化资本披上了一层完全原始性的财富面纱。”第一，文化资本的具体形式是与个人身体相关的，它以文化、教育、修养的形式得到积累，涉及人本身的自我发展。它内在于人本身，无法进行转让、馈赠或买卖。诸如文化、教育、修养的获得需要时间的投入，比如长期的家庭熏陶、学校教育、自我思考等，而这种内在于人本身的文化、教育、修养等可以转换成外来财富，构成一种文化资本。这种形式的文化资本有其生物向度，它的积累是有一定限度的，它附着于个体的身体和精神之中，随着其拥有者的衰落而衰落。第二，文化资本在物质和信息中被客观化，它落实到文学、绘画、影视等艺术作品中，同时也体现为对艺术工具的占有和操控能力。文学、绘画、影视等文化产品既表现出物质性的一面，也表现出符号性的一面。在物质性方面，文化产品假定了一种经济资本，比如可以转让、购买、继承其所有权；在符号性方面，文化产品假定了文化资本。布尔迪厄将对机器、设备的操控能力也纳入文化资本的客观形式中来，他认为获得生产工具的使用能力或者占有生产工具的那类人是具有统治力量的，融合在生产工具中的文化资本能使得文化资本的拥有者积累自身的力量。第三，文化资本的体制形式是指得到合法保障、获得学术认可的一种形式。比如学术资格、证书、认证等，它是一种社会公认的体制性权力所赋予的。

布尔迪厄解释道，“文化资本”的概念最初是在研究过程中作为一种理论假设提出的，这一假设试图通过学术上的成就来解释出生于不同社会阶级的孩子所取得的学术成就的差别。也就是说，“文化资本”尚未形成一种成熟的理论，它最初只是作为一种“假设”得以提出，并形成一个概念。“文化资本”的假设有两种好处：一是避免了一种固有假设，即认为学术上的成功和失败是天赋能力的结果；二是避免了经济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往往只考虑金钱方面的投资与收益，或者只考虑那些能直接转换成金钱的东西。“文化资本”最开始是布尔迪厄用来解释家庭教育、教育体制在构建社会体制和社会再生产方面所起的作用，解释不同阶级与他们所获得的利益是如何相对应的。但是，“文化资本”这个概念具有很强的张力，它超越了最初使用它的意图。自它提出以后，它被广泛地用于经济领域、教育领域、艺术领域等，在这种运用过程中，“文化资本”的含义随之扩大或者有所转移。

美国学者约翰·杰洛瑞将“文化资本”运用于文学研究领域，借此来探讨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在关于文学经典的争论中，许多势力都认为作者直接地代表着某一社会群体，认为经典作品就代表着它所对应的社会群体，或者代表着社会精英的真实形象，或者代表着下层社会的真实形象。而杰洛瑞认为经典的建构是文化资本分配的结果，文学经典与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不是直接对应的，而是由大学体制进行调节。杰洛瑞把文学知识归类为某种“文化资本”的形式，“文学知识指的是对文学经典的熟悉程度，即构成文学经典的文本有哪些，以及文学经典的典型内容有哪些”。文学知识或者文化技能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为财富或权力，并更多地占有社会资源时，它就表现为一种文化资本，这种文学知识是值得追求和奋斗的。文化资本通过社会中的统治阶级来获得，是无意识获得的，如统治阶级将自己的思想合法化、普及为普遍性的思想强加于整个社会。杰洛瑞从“阶级”的角度来运用“文化资本”，他在经典之争中探寻相对缺场的“阶级”，并使之成为清晰明确的分析范畴。杰洛瑞认为，从经济上解说各个阶级是不够的，他另外从文化的角度来解释阶级如何形成，阶级如何制约了经典的分配。他指出，如果认可有某种形式的资本是可以被具体地称为符号的、文化的，即认可文化资本的存在，那么文化资本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环节都是可以视为对存在阶级的划分。

这些作者（如马克思、布尔迪厄等）垒起了理论空间的一块块里程碑，垒起了感知这片空间的里程碑。面对过去的理论知识，一方面，是里程碑式的启迪，它建构了我们的知识框架与思考方式；另一方面，这些理论知识又专断地阻挡你的去路，强制性地威慑你，你必须懂得他们，才能获得学术的话语资格。这种理论知识在某些程度上或许也是牵绊了思维、禁锢了想象，所以我们仍然需要同这些理论或概念的未完成性、不完整性作斗争。本书在此引用和解释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的概念，以及杰洛瑞对“文化资本”的运用，并不在于认可布尔迪厄“文化资本”这个所谓“假说”的理论完整性，也不在于膜拜杰洛瑞对“文化资本”的运用的深刻性，而在于细读和理解“文化资本”的原初意义，在于开启这个概念所能给予我们的理论视野和现实启示。

马克思从商品流通的关系中界定资本，布尔迪厄的资本概念超出了马克思的经济范畴，将资本与经济利益的观念主动扩大到符号、文化以及各种非物质性的活动领域。资本除了能直接转换成金钱的经济形式之外，还能以文化的形式存在。资本能在不同的社会等级制度中决定社会主体在该社会中的地位。最初人们或许并不承认文化资本是一种资本，而只是承认它是一种受到认可的权威、是一种合法的能力。布尔迪厄将此推进了一步，指出这种权威和能力是可以转换成其他资本的，文化资本其实表现为一种符号资本，它可以落实到文化作品等具体的形式中，可以被个人或创作团体所占有，它可以爆发出实在的能量。

过去人们把直接转换成金钱的商品交换视为经济活动，把在这个过程中能产生更多利润的金钱视为资本。这种方式将其余的部分视为非经济活动，由此忽略了符号活动的利益趋向和经济属性，掩盖了符号活动所能生成的资本。布尔迪厄将资本的概念运用到文化分析中来，从资本的角度切入和看待文化问题，在文化领域中发掘资本的力量。布尔迪厄的资本概念从原有的物质状态扩展到文化符号领域，他将文化视为一种资本，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日益加深的资本统治。

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的概念起于这样一种关注：他发现不同个体在学术场表现出的能力和取得的成果与他们的出身状况是相对应的。出身于贵族家庭和平民家庭的孩子，在最初的文化获得上就是不平等的。出身不同的孩子在学术场上所取得的成就对应于他们不同的家庭背景，有赖于他们所继承的不均等的文化资本。在这个过程中，隐藏着一些难以被发现的特殊利益。出生高贵的孩子容易传承更多的文化资本，而这种由家庭所获得的不平等的文化资本在学校教育中进一步被强化。学校制度再生产着现存社会的等级，由家庭所继承而来的不平等的文化资本在学校教育中得到了制度化的保障。文化资本的分布是通过家庭社会化的不同模式而进行再生产的，后来则通过不同的学校教育而得以确认。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是一种符号资本，将个人在家庭和教育中所获得文化的统治权象征为文化资本。

布尔迪厄最初从家庭出身和学校教育来探讨文化资本，我们可以将此再推进一步，推衍到文化实践领域。资本是不断积累的，获取文化资本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而文化资本并非在个体长大成人或从学校毕业之后就停止积累。相反，文化资本在个体的社会行动中得到进一步积累和扩张。就如电影导演从电影学院毕业之后，开始导演的职业生涯之时，他们执导影片的社会行动就在积累文化资本，文化资本在实践活动中得到进一步积累。正如布尔迪厄所指出的，当行为者在个体性也就是排他性的基础上占有资本这种积累的劳动时，他们也能够以具体的形式占有社会资源。资本是一种镶嵌在主体结构之中的力量，它凸显着社会内在的运作规律，所以，占有资本不同于简单的碰运气。行动者在文化场域中逐渐形成他自身的特质，与其他参与者争夺和占据更有权威性的文化资本。在电影产业中，我们可以看到，电影的制作团体、导演依靠他们所生产的影片而积累起自身的文化资本，并参与竞争。

在电影产业中，文化资本以多种方式得以积累和扩展。电影场域中的行为者诸如电影公司、导演、明星、制片人以不同的方式获取文化资本，比如作为个人的导演凭借自己的家庭出身和教育获取了最初的文化资本，又在电影生产的实践中再度积累文化资本。电影生产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每位行为者依靠不同的机遇、凭借不同的创作才能，获取相应的文化资本。文化资本以客观的形式在作品中得以呈现，那么影片文本就成为文化资本的承载客体，影片本身的质量及其所获得的认可度就为其生产者积累着文化资本。从外部体制来看，电影的评奖、教育体系对电影的评介、观众对影片的反应，都在构成文化资本，以社会体制的力量强化了文化资本。

文化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有效而又隐蔽地将社会中支配与被支配的力量转变成自然而然的状态，让社会成员心甘情愿地接受现有的观念和情况。这种力量不同于武力的强制镇压，也不同于重复的文化灌输，它使得自身合法化。文化资本在文化产业中的作用，并不仅仅是停止于符号活动领域，而是与真金白银的经济资本结合，这成为文化产业的资本积累、扩张的一种手段。在当今文化产业的发展历程中，人们关注经济效益的获得，只看到显在经济利益，却没有发现文化资本是如何制约着文化产业中各种利益的分配，是如何调配文化产品的质量，是如何成就某些影片及生产者的巨大成功。挖掘文化资本的形成和积累过程，通过文化资本的提升来增强文化产业实际资本的质量，是当今电影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