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城市型社会的若干理论思考

2012年年末，中国城镇人口为7.12亿，人口城市化率达到52.6%，已经接近或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按照联合国发布的数据，2011年世界城市化率为52.1%，若按2001—2011年平均增速0.49个百分点推算（United Nations, 2012）, 2012年世界城市化率估计为52.6%左右。人口城市化率超过50%，城镇常住人口超过农村常住人口，这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变化。它意味着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结束了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开始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的城市时代。在这一新的城市时代，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和空间布局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并呈现出新的特点，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具有较大差异。因此，在新形势下，对城市型社会的界定、内涵、判别标准、基本特征、阶段划分和经济社会影响等进行全面深入探讨，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城市型社会的内涵及判别标准

随着世界和中国的城市化率相继越过50%的拐点，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当前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都在逐步向一个新的城市时代迈进（崔功豪，2000；潘家华、魏后凯，2012）。然而，对于与城市时代相对应的社会形态界定，学术界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有的采用“城市中国”概念（蔡建明，2011；罗理章、张一，2012），有的使用“城市型社会”（潘家华、魏后凯，2012；赵培红、孙久文，2011；赵培红，2012），而更多的则沿用“城市社会”这一术语。显然，“城市中国”概念虽然比较形象，但它并非是一个规范的学术名称，也难以较好地体现城市时代对应的社会形态的本质特征。“城市社会”概念则由于含义广泛，容易引起不同的理解和歧义。一般情况下，人们通常把“城市社会”理解为一种以城市为载体的具体社会形态，并与“乡村社会”相对应。自城市产生以来，“城市社会”就在不断形成和演变之中。因此，从与城市时代相对应的社会形态角度看，采用“城市型社会”概念更为确切一些。

城市型社会是相对乡村型社会而言的。乡村型社会是指以乡村人口为主体，人口和经济活动在乡村分散布局，乡村生活方式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形态；而城市型社会则是指以城镇人口为主体，人口和经济活动在城镇集中布局，城市生活方式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形态。从乡村型社会向城市型社会的转变，既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不断推进的结果，也是经济发达、社会进步和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从国际经验看，判断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是否已经进入城市型社会，主要有五个标准：一是城镇人口标准，即城镇常住人口超过乡村常住人口，人口城市化率超过了50%；二是空间形态标准，即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向城镇地区集聚，出现了城市群、都市圈、大都市连绵带等高级空间形态，城市经济占据支配性地位；三是生活方式标准，即城市现代观念、生活和消费方式占主导地位，并对乡村居民行为产生深刻影响；四是社会文化标准，即城镇特色和文化更加凸显，城市品质不断提升，进城农民实现市民化；五是城乡协调标准，即城乡二元结构不断弱化，城乡差距逐步缩小，日益向城乡融合共享和一体化方向转变。

在以上五个判别标准中，城镇人口标准是最为重要的核心标准。尤其是当人口城市化率超过50%，表明城镇常住人口已经超过农村常住人口，这是由乡村型社会向城市型社会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当然，要完全实现这种转变，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他四个方面的变化，大都是伴随人口城市化而产生的。城市化的本质是人的城市化。虽然城市化最初主要是由工业化驱动的，但大量人口向城镇聚集，将产生就业和投资机会，由此促进产业集聚和城市空间扩张，诱致居民观念、生活和消费方式变革，并推动城市文化的形成。纵观世界各国城市化漫长的历程，可以发现，其他四个方面大都是围绕人口城市化率的提高而同步或协调推进的。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方面的变化也可以看成是人口城市化的结果。

二 城市型社会的基本特征

城市型社会是城市化的产物。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人口、要素和产业在城镇地区大规模集聚，城市经济继而城市生活和消费方式都将占据主导甚至支配地位，乡村型社会的主体地位将逐步被城市型社会所取代。根据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总体上看，城市型社会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一是城市经济占支配性地位。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不断向城镇地区高度集聚，促使城市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并占据支配性地位。受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城市作为非农产业的集聚地，城市经济的这种支配性地位通常在城市化率达到50%之前就已经实现。而当进入城市型社会后，随着城镇人口规模的持续扩大，现代服务业发展将进一步加速，经济服务化和高端化趋势加快，现代制造业与服务业日趋融合，新兴产业和新的业态将不断涌现，由此推动城市经济加快转型升级。城市化的驱动力也由过去的工业驱动转变为工业和服务业驱动，最后转变为服务业驱动。

二是城市生活方式占主导地位。在乡村型社会，农村居民占大多数，农民是社会的主体人群，农村生活方式占据着主导地位。当城市化率超过50%之后，城市居民占大多数，市民将成为社会的主体人群。特别是随着城市化的深入推进，大量进城农民将逐步融入城市，并在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生活和消费方式等方面全面实现市民化，城市现代生活方式将成为主流，并占据着主导地位。更重要的是，进入城市型社会之后，受城市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消费、闲暇生活方式也将逐步城市化。

三是城市品质受到高度重视。从国际经验看，50%的城市化率是城市化由加速推进转变为减速推进的一个重要拐点（魏后凯，2011）。一旦越过这一拐点，随着城市化速度的逐步减缓，提高城市品质和城市化质量将成为其核心问题。因为城市化会产生收入效应，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和中等收入阶层的形成；反过来，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又将对城市品质提出更高的要求，需要做到使“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因此，当进入城市型社会，人们需要的不再仅仅是一个能增加收入的生产和工作场所，更需要的是一个舒适、宜居、方便、安全的美丽生活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城市的特色、文化和品质将愈显重要，日益成为彰显城市个性的核心元素。

四是城市发展趋向集群化。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大城市空间不断扩展并向四周蔓延，出现了城市郊区化和逆城市化的趋势。城市空间的迅速扩张使邻近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相互连接起来，形成了诸如都市圈、城市群、大都市连绵带、城市网络等高级空间形态。这种城市集群化趋势是城市型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城市群开始成为城市化的主体形态。随着城市群的不断发展壮大，过去单个城市之间的个体竞争，将逐步被城市群之间的群体竞争所取代（魏后凯，2008）。在各城市群内部，城乡和区域一体化已成为一种时代潮流。

五是绿色休闲空间备受关注。在城市型社会，大量人口和产业活动高度集聚在城镇空间，既产生了集聚规模效应，有利于资源、能源和土地的集约节约利用，但也带来了交通拥挤、房价高昂、生态环境恶化等“城市病”。为克服“城市病”，各国在进入城市型社会后，除对一些大都市进行控制和疏散外，更重要的是加强绿色生态空间和休闲空间的规划建设，促进生产、生活和生态的协调发展。更多的城市生态和休闲空间，也反映了人们对更高生活质量的需求。

三 城市型社会的阶段划分

如前所述，根据城镇人口、空间形态、生活方式、社会文化和城乡协调等标准，可以判别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已经进入了城市型社会。从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这些标准通常是相互联系的，且具有一定的协调性。为此，我们大致可以人口城市化率作为核心标准，把城市型社会划分为四个阶段。即人口城市化率在51%—60%，为初级城市型社会；城市化率在61%—75%，为中级城市型社会；城市化率在76%—90%，为高级城市型社会；城市化率大于90%，为完全城市型社会。

按照这一标准，英国在1850年、美国在1920年、法国在1931年、巴西在1970年、韩国在1975年就已经进入初级城市型社会。世界主要国家的情况如表1所示。从表1中可以看出，新加坡、比利时、冰岛等城市国家或小国已经进入完全城市型社会，美国、英国、法国、韩国等已进入高级城市型社会，德国、意大利、日本、俄罗斯等也进入了中级城市型社会，而处于初级城市型社会的大多为亚非发展中国家。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只是采用人口城市化率单一指标进行的初步划分。在一些发达国家，由于郊区化和逆城市化的推进，大城市中心区居民开始向郊区和乡村地区分散，城乡高度融合和一体化，这样单纯按人口城市化率进行阶段划分会有些低估；在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快速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集聚，而空间形态发育滞后，市民化程度较低，城乡差距较大，这样单纯按人口城市化率划分会有些高估。特别是一些拉美国家如阿根廷、乌拉圭、委内瑞拉、巴西、智利等，由于存在“过度城市化”，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郑秉文，2011），虽然其城市化率很高，但其他标准却远不能适应相应阶段城市型社会的要求。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曾经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6年以来，中国城市化呈现出不断加速的趋势。根据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的幅度，1965—1982年为0.15个百分点，1983—1990年为0.69个百分点，1991—2000年为0.98个百分点，2001—2010年则达到1.37个百分点（见图1）。2001—2010年中国城市化的推进速度是1983—1990年的近2倍，是1965—1982年的9.1倍。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城镇人口由45844万人增加到66978万人，这期间平均每年净增2113万人，远高于1983—1990年的1111万人和1991—2000年的1587万人，更高于1965—1982年的465万人。2012年，中国城市化率又提高到52.57%，比2010年提高2.62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31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新增城镇人口2102万人。

如果单纯从城镇人口标准看，目前中国已开始进入初级城市型社会。分省区看，目前大多数省份已经或即将进入城市型社会。2000年，中国城市化率超过50%的省份只有6个，到2005年增加到9个，2011年则进一步上升到15个（见表2），还有7个省区（包括山西、宁夏、陕西、青海、江西、河北、湖南）城市化率处于45%—50%，预计在“十二五”期末将顺利越过或接近50%的城市化率门槛。这意味着到“十二五”期末，中国大部分省份都将进入城市型社会，城镇居民均将超过乡村居民，城市经济和生活方式将占主导甚至支配性地位。

当然，中国城市社会转型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特征。目前，大多数城市化率超过50%的省市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而中西部省市区城市化率明显偏低，其中，甘肃、云南、贵州、西藏等省市区城市化率不到40%。2011年，在15个城市化率超过50%的省市区中，北京、上海、天津3个直辖市已进入高级城市型社会，广东、辽宁、浙江、江苏已进入中级城市型社会，而其他8个省市区则刚刚迈入初级城市型社会。从四大区域看，2011年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地区城市化率分别为60.8%、58.7%、45.5%和43.0%，表明目前东部地区已经迈入中级城市型社会门槛，东北地区已经进入初级城市型社会，而中西部地区仍处于乡村型社会。

以上是单纯从城镇人口标准来进行判别的。事实上，与欧美发达国家不同，在中国，判别城市型社会的5个标准存在不协调性或不一致性。从空间形态标准看，近年来各地产业园区化快速推进，不同规模的城市群和都市圈不断涌现，城市经济已经成为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核心力量，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着支配性地位。2010年，仅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56.3%，其中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占全国的55.1%和66.7%。如果加上县级市区和建制镇区，这一比重将更高，远高于城镇人口和就业的比重。

然而，从生活方式、社会文化和城乡协调标准看，目前中国离城市型社会的要求还具有较大的差距。从生活方式标准看，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工、郊区就地转化的农转非居民以及县改区中存在的大量农民，虽然已被统计为城镇居民，但这类群体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其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仍保留着农民的习惯和特征，市民化程度很低。2011年，中国按户籍人口计算的城市化率仅有35%，低于常住人口城市率16.3个百分点（魏后凯，2013）。从社会文化标准看，中国的城市还是建制镇，大都缺乏特色，城市文化缺失，城市品质较低，千城一面现象严重（郭叶波等，2013）。从城乡协调标准看，目前中国的城乡差距仍然过大，促进城乡融合共享和一体化仍然任重道远。2012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456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7917元，城乡居民收入比高达3.10。这一比例虽然比前两年略有下降，但仍然比1997年高25%，比1985年高66.7%（见图2），更远高于绝大部分国家的水平。考虑到农村居民纯收入中有相当部分是实物收入，并且需要购买化肥、农药、种子等生产资料，如果扣除这部分支出，从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可比的角度看，目前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差距将会更大。

综上所述，从城镇人口和空间形态标准看，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城市型社会。但是，从生活方式、社会文化和城乡协调标准看，离城市型社会仍具有较大的差距。可以认为，目前中国还处于初级的准城市型社会阶段。未来5—10年，将是中国实现由乡村型社会向城市型社会转变的关键时期，而推动农民市民化、提升城市品质、促进城乡融合共享，着力提高城市化质量，将是实现这种社会转型的关键和核心所在。

四 社会转型对城市发展的要求

从乡村型社会向城市型社会转型是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到202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到61.0%, 2045年将达到75.4%（United Nations, 2012）。这意味着，到2020年中国将整体迈入中级城市型社会，2045年之后中国将迈入高级城市型社会。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城镇居民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等都将随之发生深刻变化。显然，中国进入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城市时代，这种社会转型将会对城市发展提出新的要求。具体体现为“五化”，即进城农民市民化、城乡经济一体化、城市建设特色化、城市管理现代化和城镇空间生态化。

一是进城农民的市民化。在2030年前，中国将有2亿多农民需要转移到城镇就业和居住，再加上近年来已经进入城镇但还没有完全市民化的农民，未来全国将有大约3.8亿进城农民需要实现市民化。按市民化成本平均每人10万元计算，要将这些进城农民全部实现市民化，需要支付近40万亿元的成本（魏后凯，2013）。为此，需要建立政府、企业、社会等共同参与的多元化农民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全面加快推进进城农民的市民化进程，使进城农民尽快转变为真正的市民。

二是城乡经济的一体化。随着城乡统筹发展的深入推进，城乡规划、基础设施、产业布局、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生态环境治理等一体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二元分割的传统城乡关系将逐步向新型的城乡共享融合关系转变。同时，乡村居民将逐步向新型的农村社区集聚，享受一体化的社会管理和等值化的公共服务。在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城市群地区，区域一体化和同城化将进一步加快。城乡人口的自由迁移也将成为必然趋势。

三是城市建设的特色化。随着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的消费需求层次不断升级，城市文化、生活品质和建设特色日益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由此将推动城市建设向特色化、个性化的方向发展，注重弘扬城市文化、凸显城市特色、彰显城市个性，将成为城市时代推进城市建设、提升城市品质的一个主旋律。

四是城市管理的现代化。在城市化加速推进阶段，各地大都把主要精力放在开展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上，而对城市管理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随着城市型社会的来临，中国城市化推进将由加速转变为减速，由此将推动城市建设管理由重建轻管向建管结合，再向以管理为主转变。因此，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提升城市管理的现代化水平将日益迫切。同时，进入城市型社会以后，城市群将成为主体形态，公众参与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传统的政府主导型城市管理将逐步向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公众等共同参与的多元化城市治理转型，进而向多城市合作和协同推进的区域治理转型。

五是城镇空间的生态化。进入城市型社会后，城镇居民将更加强调生活质量，注重改善城镇人居环境，这样就需要在城镇地区创造更多更好的休闲空间、公共空间、绿色空间。因此，强化城镇绿色规划，建设可持续宜居的生态城镇、生态社区、生态园区、生态建筑，推动城镇空间的生态化、宜居化，将成为未来中国城市发展的方向。更重要的是，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人们将放弃那种片面追求单一功能分区，人为建造功能单一、规模庞大的卧城和工业园区的做法，强调产业混合用地和功能融合，建设生产、生活和生态协调发展的有机城市、有机城区和有机园区。在这种情况下，城市的生产空间和工业用地比重需要减少，而生活空间、生态空间以及居住和绿化用地比重需要进一步提高。

五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中国由乡村型社会向城市型社会的转变，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居民生活和空间结构等诸多方面都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城市居民将取代农村居民成为社会的主体人群，城市经济将继续占据支配性地位，城市生活和消费方式将占主导地位，并对农村居民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实现这种社会转型，需要改变观念，并采取积极有效的行动。需要指出的是，城市型社会并非只有城市、没有农村，它是一个城乡协调、差异发展的社会，因而需要科学合理地界定城乡的边界，防止城市空间无序蔓延。应该看到，城市化是一个过程，它是工业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城市化率并不是越高越好，它有一个饱和度和“天花板”。这个“天花板”估计在85%左右。预计到205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有可能超过80%，接近这个“天花板”。此后，中国城市化将进入成熟稳定阶段。目前，一些地方片面追求高城市化率目标，忽视城市发展和城市化质量，有的地方甚至提出要消灭农村、消灭农业，搞“全域城市化”，模糊城乡的边界，显然这是一种误导，是错误而有害的。城市型社会的形成不能以牺牲农业和粮食为代价，城市的繁荣更不能建立在农村的衰落之基础上。在城市型社会，我们不仅需要美丽的城市，更需要美丽的乡村。要通过城乡差异化发展，最终形成“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的城乡发展格局。

参考文献

UNDP:《2011年人类发展报告——可持续性与平等：共享美好未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1年。

蔡建明：《前言：城市中国之青春期》,《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2011年第3期。

崔功豪：《迎接城市时代》,《城市规划》2000年第1期。

郭叶波、魏后凯、袁晓勐：《中国进入城市型社会面临的十大挑战》,《中州学刊》2013年第1期。

罗理章、张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与城市中国》,《城市问题》2012年第9期。

潘家华、魏后凯：《中国城市发展报告：迈向城市时代的绿色繁荣（No.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魏后凯：《我国产业园区发展趋势与展望》,《湖南财政》2008年第1期。

魏后凯：《我国城镇化战略调整思路》,《中国经贸导刊》2011年第7期。

魏后凯：《构建多元化的农民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3月1日。

赵培红：《城市型社会：挑战与应对》,《城市发展研究》2012年第6期。

赵培红、孙久文：《城市型社会背景下的城镇化：他国的经验与中国的选择》,《城市发展研究》2011年第9期。

郑秉文：《拉美“过度城市化”与中国“浅度城市化”的比较》,《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1年第7期。

United Nations,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11 Revision. New York: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United Nations,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