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国家战略与中国地区差距

一 中国地区经济的不平衡发展

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主要体现为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内地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从动态的角度看，这种不平衡主要表现为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不平衡，即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增长速度较快，而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增长速度较慢。由此导致中国东西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全国生产力和经济活动不断向经济繁荣的东部沿海地区集中。从某种程度上讲，近年来中国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主要是依靠东部沿海地区来推动的，而中西部一些落后地区并没有更多地享受这种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有的甚至有“边缘化”的危险。

自1999年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了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势头。1999—2003年，中国GDP年均增长速度达到8.0%，若按照各地区汇总数计算，则达到9.96%。其中，东部11省市为10.69%，中部8省为9.05%，西部12省区市为8.93%。这说明，在全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宏观背景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不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更远低于东部沿海地区（见表1）。从各年份的情况看，尽管西部地区GDP增长速度在不断加快，但均远低于东部地区。除2003年外，其他年份各地区GDP增长都呈现出“东高、中中、西低”的格局。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东部地区能够享受经济全球化的好处，而西部地区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受益，因此，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开始呈现出“东高、中低、西中”的格局，中部地区在全球化和国家战略的双重影响下正在“塌陷”下去。

很明显，这种不平衡的增长格局，势必导致全国经济总量进一步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集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所占比重将趋于下降，东西部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1999年，西部12省区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占各地区总额的比重为17.5%, 2003年降为17.0%，比1999年降低了0.5个百分点，比1995年降低了1.2个百分点（见表2）。中部地区GDP份额下降的幅度更为明显，由1999年的25.8%下降到24.6%，降低了1.2个百分点。从人均GDP相对差距来看，自“九五”时期以来，西部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一直在趋于扩大。2003年，西部与东部地区间人均GDP相对差距为61.8%，与各地区平均水平之间的相对差距为41.1%，分别各比1999年扩大1.9个百分点（见表3）。若以各地区人均GDP平均水平为100, 1995年西部12省区市人均GDP相对水平为63.5, 1999年为60.8, 2003年又下降到58.9。

二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地区发展

全球化反映了国际上分散的经济活动功能一体化的程度，它是国际化的高级形式。国际生产和功能一体化是全球化的两个最基本特征（Dicken, 1992）。当前，世界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主要表现为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跨国公司不断向海外扩张、海外生产与销售比例稳步提高。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跨国公司尤其是著名跨国公司纷纷进入中国，中国实际利用外资和对外贸易出口稳步增长。目前，以外商投资和出口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到2002年，在华外商投资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达33.37%，而1990年该比重只有2.28%；中国外贸出口依存度已由1990年的16.1%提高到2003年的31.1%；在华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已由1992年的20.4%，迅速提高到2003年的54.8%；以外商投资税收为主的涉外税收占全国工商税收总额的比重，也由1992年的4.25%上升到2002年的20.52%（见图1）。

需要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主要是依靠东部沿海地区来推动的。无论是外商在华直接投资还是外贸出口都高度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广大中西部地区只占很少的份额。从外商直接投资来看，截至2003年累计，中国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有86.0%集中在东部11省市，而中部8省只占9.1%，西部12省区市只有4.9%（见表4）。更重要的是，实施西部大开发和中国加入WTO以来，外商在华直接投资进一步向沿海地区集中，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不仅总量规模很小，而且所占比重在不断下降。再从外贸出口来看，在2003年全国出口总额中，东部11省市占91.3%，而中部8省和西部12省区市分别只有5.0%和3.7%（见表5）。目前，东部11省市出口依存度已高达42.0%，而中西部地区则不到6%。很明显，中国外贸出口的这不平衡分布格局与外商在华投资的高度集中分布密切相关。2003年，东部11省市外商投资企业对出口的贡献率高达58.7%，而中部8省和西部12省区市分别只有16.0%和11.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工业化的迅速推进。然而，应该看到，中国各地区工业化的推进呈现出严重的不平衡性特点。这种不平衡性特点与外商在华投资的集中分布和全球化的“梯度”式地域推进密切相关。在东部沿海地区，外商投资的大规模进入有力地推动了地区工业化的进程，而中西部地区这种作用并不明显。2002年，“三资”工业企业实现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的比重，东部11省市已达到34.9%，而中部8省和西部12省区市分别只有9.7%和7.8%。从工业增长来源看，2002年外商投资和港澳台投资企业对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总产值增长的贡献，东部11省市高达44.7%，而中部8省和西部12省区市分别只有21.5%和12.7%（见表6）。大量研究表明，各地区工业发展的不平衡已经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魏后凯，1997；魏后凯等，1997；范剑勇、朱国林，2002）。

因此，可以认为，中国各地区经济全球化推进的严重不平衡，在较大程度上加剧了中国地区经济的不平衡增长。实证研究表明，外商投资对东部发达地区GDP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而对西部落后地区的影响缺乏显著性。在1985—1999年间，外商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东部发达地区为18.11%，西部落后地区为1.15%。据此推算，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之间的GDP估计增长率差异，大约有90%是由外商投资分布的差异引起的（魏后凯，2002）。Sun（1998）的研究也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是导致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和西部地区间经济增长差异和收入不平等的最重要的因素。在1985—1995年间，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28.5%，而西部地区只有12.5%。另据陈建勋（1992）的研究，在中国三大经济地带中，只有东部地区的出口对地区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影响。

三 国家战略与中国地区差距变迁

为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差距，1999年中国政府做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决策。目前，中国西部大开发正在按照国家的计划部署稳步地推进，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这就为今后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推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到2003年底，国家共在西部地区新开工建设了50个重点工程，包括“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水利枢纽、交通干线、机场建设等，投资总规模达7300多亿元。其中，基础设施建设重点项目完成投资2000多亿元。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用于西部开发约3600多亿元，其中，长期建设国债资金2200多亿元。西部地区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增加9500多亿元。在国家政策的有力支持下，西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已经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自1999年以来，西部12省区市连续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也高于东部11省市。2000—2002年，西部12省区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6.80%，既高于全国13.11%的平均水平，也高于东部11省市12.47%和中部8省15.93%的水平（Wang & Wei, 2004）。2003年，西部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30.7%，仍高于中部地区。

目前，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已逐年加快，日益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这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逐年加快。从1999年到2003年，西部地区GDP增长速度已连续5年逐年加快，1999年为7.3%, 2000年为8.5%, 2001年为8.7%, 2002年为9.0%, 2003年已达到11.3%。二是西部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增长速度差距在逐步缩小。1999年，西部与东部地区间GDP增长速度差距为2.49个百分点，与各地区平均增长速度之间的差距为1.54个百分点，到2003年这一差距分别缩小到1.62个百分点和0.72个百分点。三是东西差距急剧扩大的势头得到一定遏止。在“九五”前4年（1996—1999年），西部与东部间人均GDP相对差距年均扩大0.65个百分点，与各地区平均水平间差距年均扩大0.68个百分点；而在2000—2003年，这两个差距分别年均扩大0.48个百分点。这说明，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尽管西部与东部和各地区平均水平间人均GDP差距仍在趋于扩大，但其年均扩大的幅度已出现下降的趋势。特别是自2001年以来，西部与中部间差距已开始趋于逐步缩小。

应该看到，作为一个地区差距极大的发展中大国，当前中国正面临着同时缩小国际差距和国内地区差距两大任务。毫无疑问，要尽快缩小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就必须更多地依靠东部沿海地区，进一步加快其经济发展；要尽快缩小国内地区之间的差距，就必须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积极扶持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显然，这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为缩小国内地区差距，1999年中国政府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这表明中国的区域开发战略和政策已由过去的更多地注重效率和增长目标逐步转移到注重公平目标，由过去的“锦上添花”转变为“雪中送炭”。然而，迫于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压力，目前中国政府仍然对东部沿海地区给予较多的支持。现行国家对外商投资、扩大出口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诸多刺激措施，都使沿海地区从中享受到更多的好处。香港地区与内地更紧密的经济安排（CEPA）也使珠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区获得更多的实惠。这些因素都不利于中国国内地区差距的缩小，有的甚至起到了扩大地区差距的作用。

总之，作为一项国家战略，中国西部大开发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至今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虽然国家财政在西部地区投资明显增加，但国内民间资金和外商投资并没有相应地大规模跟进。从2000年到2003年，西部12省区市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比重由4.55%下降到3.22%，而西部10省区市所占比重则由3.00% 下降到2.27%。不仅如此，近两年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绝对额也出现了下降的趋势；相反，沿海地区外商投资却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这说明，近年来中国的西部大开发还主要是依靠政府投资来推动的。更重要的是，目前各地均把开发投资的重点放在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等领域，而对特色产业特别是加工制造业的发展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由此导致西部工业化推进缓慢，工业竞争力和市场份额下降，使西部经济的长期发展缺乏必要的产业支撑（Wang & Wei,2004）。从国家财政政策来看，目前西部地区的平均税负仍然较重，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由于税收返还比重较大，而过渡期转移支付所占比重较小且采取“撒胡椒面”的办法，反而起到了扩大地区差距的作用，这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根本目标背道而驰（马栓友，2003）。看来，中国要逐步缩小国内地区之间的差距，今后仍需要做出长期的艰辛努力。

四 总结

综上所述，目前中国经济的全球化还主要是沿海少数地区的全球化，而中西部广大地区在这种全球化推进中所享受的好处并不多。无论是外商投资还是外贸出口都高度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所占比重很小，而且近年来呈下降的趋势。在东部沿海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大规模进入，将通过增加资本形成、扩大出口和创造就业等途径，推动地区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反过来，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又将提高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扩大市场的容量，并有利于改善外部条件，产生集聚经济效益，从而进一步扩大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这样，就在外商直接投资和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形成一种区域循环累积因果效应。这种由出口和外资共同作用所形成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不同于传统的那种单纯由出口导向型增长所产生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正是由于这种经济全球化的“梯度”式地域推进，从而通过外商投资和出口所产生的区域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加剧了中国地区间差距扩大的趋势。

1999年以来，中国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尽管有力地推动了西部地区的发展，但由于实施时间较短，至今并没有从根本上遏制东西差距继续扩大的趋势。而且，迫于尽快缩小国际差距的压力，国家在外商投资、扩大出口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等方面，仍然对沿海地区给予较大的支持，以促进沿海地区加快发展。显然，沿海地区的加快发展是保证全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从而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关键，但同时也会进一步加剧国内地区之间的差距。从长远发展看，为统筹区域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差距，中国在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应积极鼓励外商投资和民间资本参与西部开发，努力扩大中西部地区的出口，大力推进中西部工业化和国际化进程。这样，通过工业化和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将可以有效地刺激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打破过去长期形成的“沿海外向、中西部内向”发展的封闭循环，从而使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工业化迅速推进所带来的好处能够更多地传递扩散到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实现逐步缩小地区差距的长远目标，促进各地区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陈建勋：《中国大陆区域出口和经济成长之分析》,《经济专论》（141），台北中华经济研究院，1992年。

范剑勇、朱国林：《中国地区差距演变及其结构分解》,《管理世界》2002年第7期。

马栓友：《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与地区经济收敛》，载王洛林、魏后凯主编《中国西部大开发政策》，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版。

魏后凯：《中国乡镇企业发展与区域差异》,《中国农村经济》1997年第5期。

魏后凯：《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研究》2002年第4期。

魏后凯、刘楷、周民良、杨大利、胡武贤：《中国地区发展：经济增长、制度变迁与地区差异》，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

Dicken, P., Global Shift: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92.

Sun, H.,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1979—1996, London: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1998.

Wang, L. &H. Wei, Progress of Western China Development Drive, and Evaluation of the Results, China and World Economy,2004, 12（2）:20-33.